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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刚刚官复原职，马上修书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
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教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1929年11月28日于汀州
信中提及的“布报”，亦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
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敏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亦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走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撒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10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拨几支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开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
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竞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新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
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进入红四军，没有及时进行教育，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
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
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由他起草的部分决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历数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一）单纯军事观点；（二）关于极端民主化；（三）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关于绝对平均主义；（五）关于主观主义；（六）关于个人主义；（七）关于流寇思想；（八）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这一次改选前敌委员会委员，选出正式委员十一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选候补委员三人，即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内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即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和罗荣桓，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这时的红四军，已有四个纵队。第四纵队便是邓子恢、张鼎丞那支闽西部队，在1929年8月成立。
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教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1929年11月28日于汀州
信中提及的“布报”，亦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
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敏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亦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走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撒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10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拨几支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开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
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竞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新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
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进入红四军，没有及时进行教育，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
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
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由他起草的部分决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历数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一）单纯军事观点；（二）关于极端民主化；（三）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关于绝对平均主义；（五）关于主观主义；（六）关于个人主义；（七）关于流寇思想；（八）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这一次改选前敌委员会委员，选出正式委员十一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选候补委员三人，即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内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即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和罗荣桓，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这时的红四军，已有四个纵队。第四纵队便是邓子恢、张鼎丞那支闽西部队，在1929年8月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