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 第六节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第六节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入主张再打。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以下简称《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这么一来，毛泽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迸发。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
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日“随军行动”。这时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
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
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三十五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日“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成了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日：“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是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七十万银元，向国外购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侦察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竟挂在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
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便告捷，歼敌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
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一百五十多里。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人红军之手，这一仗俘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两千三百多支。
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
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入主张再打。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以下简称《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这么一来，毛泽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迸发。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
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日“随军行动”。这时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
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
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三十五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日“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成了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日：“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是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七十万银元，向国外购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侦察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竟挂在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
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便告捷，歼敌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
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一百五十多里。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人红军之手，这一仗俘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两千三百多支。
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
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