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下一步就是直取遵义了。
1月4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的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刚刚率全团渡过水急浪高的乌江时,总参谋长刘伯承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向遵义急行军。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六团就推进到团溪镇。这个镇,离遵义只有九十里路。1月5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
6日清早,红六团在一片黧黑中起床。就在这时,刘伯承一夜骑马躜行,赶抵红六团团部。
刘伯承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他的这番话,开导了红六团指挥员们的脑筋,在“智取”上下工夫。
在红六团中,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和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他们的身边,走着一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家住团溪镇。昨夜,唐振旁在镇上找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原先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形。他说,离遵义城三十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什么是“九响团”呢?原来,侯之担的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支能够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号称那山口“连鸟也飞不过去”!唐振旁请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
贵州果真“天无三日晴”,一路走,一路下起冷雨来了。红六团在泥泞的山道上疾行。下午3时光景,来到那“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山口。一看,两面的山头各蹲着一座碉堡,形势的确险恶。
红六团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九响团”还以为红军远在乌江呢!一阵枪响,慌作一团,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了死的以外,二百多名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
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十几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准备去遵义诈取城门。这时,刘伯承又冒雨骑马赶到。刘伯承对第一营作了战前讲话:“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军心在动摇。你们以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动脑筋,多用一点智慧,”
雨,越下越大。生怕打“九响团”时的枪声会走漏消息,红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
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知是南门已近在眼前。
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保堂、唐振旁便带着穿了“九响团”的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南门城墙之下。
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
“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
“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
“九响团不去守山口,来干什么?”
“共军打过来啦!”
“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
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简往下照,见一群水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
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
开门的士兵问:“共军来了?”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一下子抓了几百名“侯家军”。
红军冲进了“侯家军”的军部,不见侯之担。一问,才知道侯之担在1月4日夜里,带着家眷往老家桐梓逃了。连“城防司令”侯汉佑,也从北门逃掉了。
眼看着红六团已经占领了遵义,忽地又响起枪声。原来,遵义分新城和老城。红六团所占领的只是新城,枪声从老城响起。老城还驻守着一个团的“侯家军”。
再接再厉,红六团攻入老城,依然如人无人之境。“侯家军”不经打,举手投降了。这样,在1935年1月7日凌晨,遵义全城都落入红军之手,侯之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几天之内把黔北都丢了。一万多“侯家军”,损失了五六千人。蒋介石发电报,痛斥侯之担。原先想效忠于蒋委员长的他,此刻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丢下“侯家军”,只身逃往重庆。1月18日,蒋介石命令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之担“先行看管,听候查办”!
王家烈既为侯之担的崩溃感到庆幸,从此贵州境内少一异己,但也未免兔死狐悲,震慑于侯之担前车之鉴。侯之担在重庆被拘当日,王家烈给黔军发出如下通电:
奉电前因,查侯副军长,前此贻误戎机,经委座电令申斥,勉以戴罪立功,殊值匪患方殷之日,不图奋勉,竞自私赴渝城,乖方失职,看管允宜。务望我袍泽,因之惕励,奋勇努力,以复我黔军过去之光荣声誉,勿稍瞻误,致蹈覆辙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