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
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条件。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来沪，除了与鲁迅、沈钧儒等建立联系外，还建立了一个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
与冯雪峰同行，一起离开陕北的，是张子华。
张子华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张子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条件，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
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一进去，便见陈立夫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条意见，由谌小岑抄录后，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覃振在长沙密谋起义，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光复长沙后出狱。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同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林伯渠则加人中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友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
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这一同，他已是熟门熟路了。他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共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当面作了汇报。
这时，正值周恩来赴肤施天主教堂跟张学良会谈不久，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于是，5月15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封信，托张子华（即“黄君”）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
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责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
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
这封信表明，在“别了十五六年”之后，周恩来又与谌小岑恢复了直接联系。信中又向“养甫先生”，表示欢迎“惠临苏土”。
周恩来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他与张学良的“同师”张伯苓先生的。周恩来写道：
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干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
周恩来在信中，希望老校长张伯苓也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
林伯渠也给老朋友覃振写了复函。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返回南京。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书信往返。
张子华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之后，突然失踪了！
张子华到哪里去了呢？他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
如此重要的密使，怎么会身陷囹圆？关于张子华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近来渐渐显露出其中真实的原因：蒋介石通过曾养甫一张子华这一途径，与毛泽东、周恩来暗中来往，在国民党内是极端机密的，就连陈布雷这样的贴身秘书也不知道。张子华当时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宣传抗日。蒋介石闻讯，连忙下令把他抓进狱中，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
一周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让他由南京前往上海。
曾养甫让张子华去上海，为的是避开南京众多的耳目。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因为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的秘密会谈张子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电，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养甫交给他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送往陕北。
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
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
于是，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
就在这时，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于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蒋介石讲话的调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虽说他还只是讲“有人”，尚未鲜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了公开反应。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指出：
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责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印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亚比西尼亚（引者注：亚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旧称）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
信中，中共明确谈及开展国共谈判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
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决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么，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罢！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亚比西尼亚！
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8月27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红都”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
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来出面联络。8月31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
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而且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
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即张子华）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与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
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己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周恩来在信中还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
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郡言为河汉。
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周恩来的信，称之“宗南同学”，却又写道；
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9月20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了谌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谌小岑。
9月23日，陈立夫回到广州，见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
9月27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确实打算与共产党谈判。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用密电发来的消息。10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
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诚如国民党内，也只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
毛泽东的电报写及了张子华的情况：“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即张子华）9月20日到广州，28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
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10月14日赶到西安，在那里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10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作了通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指张子华）14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
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16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
只是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条件。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来沪，除了与鲁迅、沈钧儒等建立联系外，还建立了一个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
与冯雪峰同行，一起离开陕北的，是张子华。
张子华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张子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条件，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
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一进去，便见陈立夫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条意见，由谌小岑抄录后，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覃振在长沙密谋起义，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光复长沙后出狱。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同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林伯渠则加人中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友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
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这一同，他已是熟门熟路了。他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共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当面作了汇报。
这时，正值周恩来赴肤施天主教堂跟张学良会谈不久，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于是，5月15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封信，托张子华（即“黄君”）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
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责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
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
这封信表明，在“别了十五六年”之后，周恩来又与谌小岑恢复了直接联系。信中又向“养甫先生”，表示欢迎“惠临苏土”。
周恩来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他与张学良的“同师”张伯苓先生的。周恩来写道：
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干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
周恩来在信中，希望老校长张伯苓也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
林伯渠也给老朋友覃振写了复函。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返回南京。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书信往返。
张子华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之后，突然失踪了！
张子华到哪里去了呢？他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
如此重要的密使，怎么会身陷囹圆？关于张子华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近来渐渐显露出其中真实的原因：蒋介石通过曾养甫一张子华这一途径，与毛泽东、周恩来暗中来往，在国民党内是极端机密的，就连陈布雷这样的贴身秘书也不知道。张子华当时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宣传抗日。蒋介石闻讯，连忙下令把他抓进狱中，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
一周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让他由南京前往上海。
曾养甫让张子华去上海，为的是避开南京众多的耳目。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因为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的秘密会谈张子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电，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养甫交给他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送往陕北。
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
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
于是，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
就在这时，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于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蒋介石讲话的调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虽说他还只是讲“有人”，尚未鲜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了公开反应。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指出：
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责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印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亚比西尼亚（引者注：亚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旧称）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
信中，中共明确谈及开展国共谈判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
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决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么，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罢！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亚比西尼亚！
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8月27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红都”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
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来出面联络。8月31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
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而且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
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即张子华）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与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
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己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周恩来在信中还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
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郡言为河汉。
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周恩来的信，称之“宗南同学”，却又写道；
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9月20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了谌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谌小岑。
9月23日，陈立夫回到广州，见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
9月27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确实打算与共产党谈判。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用密电发来的消息。10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
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诚如国民党内，也只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
毛泽东的电报写及了张子华的情况：“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即张子华）9月20日到广州，28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
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10月14日赶到西安，在那里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10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作了通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指张子华）14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
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16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
只是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