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面颇为看重“小开”,因为他们知道:
第一,他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指定他为国共谈判联系人;
第二,他去了陕北,见了毛泽东,又受毛泽东委派,指定他为国共谈判联系代表。
这么一来,南京方面对潘汉年的重视,自然超过了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这些秘密联络渠道往往彼此并不知晓,以求严格保密,彼此平行不交叉。即使是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张不知杨与中共有联系,杨亦不知张与中共有联系,而张、杨又不知蒋与中共有联系。这一切,都在幕后极端秘密地进行。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如张子华知董健吾,潘汉年知张子华。
潘汉年到了西安,由于要帮助叶剑英做东北军的工作,没有马上去南京。他怕南京方面着急,给张冲拍发了一份密电,告知他已抵西安。
由于南京方面看重潘汉年,张冲接到电报,竟直奔西安。此人也很神通,他通过潘汉年的姐夫路宝宗,找到了潜藏在西安城里的潘汉年。张冲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谈判的意向,向潘汉年探听口气。听了潘汉年的介绍,张冲随即赶回南京。
不久,叶剑英接到毛泽东10月14日电报,询问:“年何日去沪?”潘汉年得知,料理了工作,便去上海。
10月19日,潘汉年乘火车抵达南京对岸的浦口。那时,旅客们要下车,一节节车厢被推上渡轮,渡过长江,才能抵达南岸的南京,然后乘客再从那里上火车。摆渡要花费两三个钟头。
选择了摆渡那乱糟糟的时刻,趁别人不注意,两位神秘的人物找到了潘汉年,跟他低声交谈着。这两人便是从对岸南京赶来的张冲及其助手杜桐荪。张冲对潘汉年说了到达上海之后的联络途径。就在渡船上,潘汉年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悄然交给了张冲。
潘汉年到了上海,一副“小开”打扮。他本来是要跟陈果夫会谈的。
陈果夫患肺病多年。他的衣服口袋里,总是放着一个特制的小痰盂。当他发表演说时,那小痰盂便放在讲台上;讲毕,往衣袋里一放,随身带着。那时,他的肺病加重了,日夜咳嗽,便让弟弟陈立夫出面,跟潘汉年会谈。
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国共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和潘汉年,一个是国民党“CC”首脑,一个是中共特科要员,终于在上海晤面了。潘汉年向陈立夫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正式表明他是中共中央指派的联络代表。初次会谈,双方各自阐述立场,互通情报。张冲也参加了会谈。
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首先是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收编兰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蒋介石也深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他开列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解决中共的军队。他的这一条件,理所当然被潘汉年所拒绝。
潘汉年回答道:“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
潘汉年又道:“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接着,潘汉年介绍了中共的立场:两党应合作抗日,建立全国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停止内战;建立两党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双方保持政治上、组织上之独立性。
陈立夫听罢,仍强调首先要解决中共的军队,然后再谈别的条件。
这么一来,双方僵持着。首次会谈,便很难谈得拢。
陈立夫建议,请周恩来出来谈判,以使国共双方会谈升级——由周恩来和蒋介石直接会谈。陈立夫道:“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
潘汉年则以为,像这样“收编”式的会谈,周恩来是不会出马的。
潘汉年说:“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
第一轮会谈,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不过,不论怎么说,国共双方的代表能够坐下来谈判,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进步。
潘汉年把会谈的简况,用密电发往“红都”保安。11月12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甲)真电(引者注:当时流行以韵月代日,“真”即11日)悉,张子华亦到。
(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果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丙)据张子华说,曾养甫云:
(一)党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为一致对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五)你在南京谈判地待命。
子任
文亥
电末所署“子任”,是毛泽东的笔名。1925年至1926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时,用过“子任”这一笔名。这一回用于电报署名,显然是为了保密。
至于“文亥”,“文”即12日,“亥”即亥时,“文亥”指12日21时至2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