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2.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一步登天把持了中共中央大权，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也让毛泽东失去了发言权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这座不起眼的房子里，37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的与会者坐在一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会场上弥漫着紧张的对立气氛，王明和罗章龙相互指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然而他们的共同前提是全力攻击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由他们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结果是：有着共产国际强硬背景的王明夺取了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导权。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金家寨。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在中国招收进步青年入校学习，1 1 月，王明被保送入校。王明聪明，也很用功，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能说会读，而且熟记列宁主义课的名词术语，讲起来头头是道，常向老师请教，因此认识了教这门课的老师——该校副校长米夫，并在中山大学紧靠米夫，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在各种场合以理论家面貌出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

　　为了获得实际工作经验，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他不愿接受中共中央让他去苏区锻炼的安排，先在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和采访员，4个月后在中共沪东区委做宣传干事，又过3个月调往中央宣传部，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编辑。就在“理论家”深感怀才不遇时，他于1930年1月12日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由于违反地下工作的纪律，四处写信，花钱托巡捕送信，2月1 8日，王明虽然在米夫委托的“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营救下获释，但他不顾党的机关安全的行为受到严肃批评，并予以党内警告处分。

　　在中宣部做秘书的王明自视甚高，既瞧不起中共中央主席向忠发，也认为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目空一切的王明曾找机会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为首的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3 个月的处分，其他人给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紧接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主持会议和工作的瞿秋白不满意王明小宗派活动，没有褒奖王明反李立三的“英雄”行为，甚至对他的处分都没有撤销。

　　然而，沮丧中的王明又得到了好消息：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路线斗争”，瞿秋白所作所为成了调和主义。这即是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的内容。打倒李立三和瞿秋白，谁来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呢？王明将是被扶助的“后起之秀”。

　　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讨论中得到反映：“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

　　有了尚方宝剑，王明和博古等在中共中央还未收到十月来信消息时便先声夺人，联名于11月13日、17日先后向中共中央写信。第二封信提出了三条要求：

　　（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不仅如此，为造舆论，王明以未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自命，赶写他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但这个政治纲领从头至尾贯穿着斗争精神，不显大气，没有领袖风范，倒像是在发泄私愤。他花近3 万字的篇幅批判“维它”即瞿秋白。他说是到了“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的时候了。明确表示要瞿秋白下台：“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尽管有十月来信做后盾，王明在党内的影响仍然有限，不足以保证其心愿实现。

　　于是，米夫再一次亲自出马，从莫斯科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前来助阵。12月10日，米夫来到上海，采取一系列行动，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扶王明上马：

　　12月14日，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 日，让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为王明平反；

　　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米夫的压力下，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与会人员是米夫亲自圈定的代表37人，其中有包括王明、博古在内的15人不是中央委员。会上通过米夫拟定的包括陈绍禹在内的9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 月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王明虽然不是常委，但将掌握中共中央实权；

　　1月13日，米夫为让大家服从王明，给大家交代说：王明是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就这样，时年27岁的普通干部王明，一跃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人物。由如此经历、如此背景的王明掌控中共中央大权，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可以预见。

　　就在王明踌躇满志发号施令的时候，党中央机关出了大事。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连续遭到国民党破坏。蒋介石悬赏500元大洋捉拿王明，王明已进过一次监狱，吓得不敢在国内待下去，决定远走高飞。但是，他对刚刚到手的权力又不甘心就此罢手，于是，亲自出面物色了接班人选。

　　他选定了另一个小伙子博古，让他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博古，原名秦邦宪，比王明还小3 岁。24 岁的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4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同样是“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博古担任了团中央书记，显示了一定的组织与鼓动才能，受到了少共国际的表扬，但仅此成绩不足以让他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他被推上了中共领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

　　博古跟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瞿秋白……同学之情加“战斗友谊”，博古已经成了王明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由他掌舵，王明基本上可以放心。

　　历史的机缘就是这样不可捉摸。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博古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

　　但王明并没有让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因为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显然不孚众望。王明最后决定让总书记一职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王明临走时，反复叮嘱：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要擅自行动。

　　可见，博古受命于危难之际，自身缺乏经验，又听从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其情形可想而知。

　　同样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一下子跃居中共主要领导人位置的还有张闻天。

　　1931年9月，王明走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6人在上海组成临时中央。其中常委3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

　　张闻天是因为其在理论上的成就被王明一伙看中，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比王明、博古年龄稍长，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五四运动时期就发表过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久，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以他原有的学识和名望，再加上勤奋、坦诚，虽然生性内向，并不是个活动家，很快就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突出人物，为师生所瞩目。他曾卷入了中山大学发生的教务派和支部局之争，和沈泽民、王稼祥是支持支部局的。1928 年，他在中山大学毕业后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苏联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被旅莫中国学生戏称为“四大红色教授”之一。在莫斯科5年的学习和工作为张闻天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也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极大信任。

　　1931年2月17日，他受共产国际委托启程回国，和杨尚昆一道，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

　　此时，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已经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在王明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正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并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出一批干部。因此博古一见到张闻天，就十分高兴地说道：“欢迎，欢迎！”因为目前王明“中央”很需要“理论干部”，也很需要“斗争干部”。王明、博古等人在国内并没有扎实的群众基础，的确需要张闻天这样的深得共产国际信任又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的留苏同学来壮大他们的队伍，于是极力拉拢他。因此，尽管张闻天不是中央委员，王明还是亳不犹豫地将张闻天划进了自己的班子，把他补选为中央委员，把他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委以中央宣传部长的重任。接着，又委任他兼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张闻天上任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撰写文章，指导党的工作。张闻天工作勤奋，文思敏捷，一时也觉得游刃有余。但由于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张闻天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领袖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情况错综复杂，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显然不是这帮20多岁、30岁的小伙子所能胜任的。但他们没有自知之明，想控制大局。因为这批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镀过金、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的“嘴上没毛”的小伙子，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一步登天把持了中共中央大权，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王明很清楚，以他自己的资历和经验，以及拥护他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中山大学学生，在众多的出生入死的中国革命领导人面前，显得那样单薄。因此，他在执掌中央政治局之后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派出一个个中央代表团到苏区指导工作，推行他的路线，改造各级领导班子，以使他的主张能够在全国实行。由于这一变化，中国革命的进程在此后的4年中迭遭挫折。也由于这一变化，毛泽东本人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从发展上升的势头转而逐步跌入了低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这以后的4 年中，他失去了在中央的发言权。

　　4 月，去中央苏区的“钦差”是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高举“国际路线”旗帜的中央代表团开始还是没有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一到苏区就把毛泽东“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在他们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虽受到一些指责，但会后不久便接替项英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并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在最初对毛泽东还是寄予了希望，期望毛泽东能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因为从历史的渊源来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在根据地，没有介入中央决策圈内的争论，如果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与支持，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另外，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和中央苏区是全国革命势力最强的一股力量，起用毛泽东，实际上是对苏区与红军的重视。

　　然而，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是格格不入的。如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王明照搬苏联“城市中心论”；在军事路线上，朱毛有一套“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央希望实行的则是全面的“进攻路线”……。这些原则问题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被批判不可避免。于是，在1931年11月1 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村召开的中共赣南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动了对他的第一场批判会。

　　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显得有理论水平，加上是以贯彻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代表身份出现，表现得毋容置疑和不能抗拒。“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与他们主张相悖的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排斥手段。而毛泽东素以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著称，他“不信邪”的强硬态度使之与中央代表交锋更显激烈。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出现，一定程度缓冲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