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4.毛泽东掉入政治生涯低谷，自嘲说当时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职务虽然得到恢复，但他与“左”倾冒险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并未消除，围绕着红军某些重大军事方针，仍会发生激烈冲突。

　　8 月，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方向，经过争论，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东北作战，“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但苏区中央局主张我主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呆，提出袭取永丰，将敌西调的意见。

　　前方与后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期间，苏区中央局又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5 月3 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会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周恩来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不同意对毛泽东的过分批判与斗争，又难于抗拒临时中央三令五申执行“进攻路线”的指示。他为此困扰，在为会议作总结时，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为了让毛泽东留在前方，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留在前方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也并不赞同这种勉强的安排，要求暂请病假回后方去。

　　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道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点名批评：“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至于“伍豪……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伍豪”即周恩来，这是指1930 年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回国制止立三错误，周恩来谦让，让同行的瞿秋白主持工作，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赶下台，周恩来受到米夫指责：“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P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此时，临时中央显然对周恩来失望，再次批评。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执行“左”倾中央指示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十分恼火的。宁都会议后，1 1月1 2日，后方中央局成员给上海党中央发电，指责了周恩来三条所谓“错误”：

　　（1）不赞成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与毛泽东的“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等的“右”倾错误，“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2）在宁都会议上“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3）指责周恩来所作的会议结论是“调和主义”，甚至说：“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个批评，亦同时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明确说明了四个问题：

　　（1）只承认在宁都会议上“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不同意是所谓“调和”。

　　（2）认为“后方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批评”，而这些批评都不完全符合事实，并指出“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3）坚持向中央说明留毛泽东在前方的理由：“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同时对毛泽东本人也比较好。

　　（4）再次为毛泽东的态度作了一些辩护。周恩来向中央说明：宁都会议后他去探望毛泽东，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关于“请病假”，他也替毛泽东作了说明：“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此举的用意，是希望争取中央能同意毛泽东再回前方。但是，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始终不让毛泽东参与战争的领导。

　　1936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从此，毛泽东一直被排斥，时间达两年零三个月，直到遵义会议复出。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请了病假，他确实需要休养和治疗一段时间。连年的军旅生活，同国民党军的反复厮杀，加以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酷斗争，使得这个清瘦的中年汉子心力交瘁。他真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歇息一下，但哪里是合适的疗养地呢？毛泽东选择了长汀城里的福音医院。

　　毛泽东在10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璋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

　　在福音医院，毛泽东并不孤独。14 天前，贺子珍在此为他生下一个男孩，有妻子和儿子相伴，郁闷的毛泽东得到一丝慰藉。他亲自为儿子取名“小毛”，大名叫“毛岸红”。“岸”是辈分，“红”则是寓意生在红区，长大要当红军。可惜这个孩子在长征前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革命胜利后再未找到，更不知道他有没有当红军。

　　同他在一起疗养的，还有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主编周以栗。他们同为毛泽东的老相识或老部下，可以谈心聊天。

　　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毛泽东是不满意的。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身在医院的毛泽东，心里却仍时时惦记着前线，关心着红军的命运。罗明一直敬仰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可是过去却没有直接聆听毛泽东教导的机会。现在是天赐良机，两人便攀谈起来，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

　　刚刚走马上任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因为在《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由于崇拜毛泽东、推行毛泽东的主张，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被整整斗争了三天三夜。

　　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福建省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l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些不懂中国国情的小伙子进入中央苏区后批判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军队中的罗明路线”等等，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反“罗明路线”对毛泽东个人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他已被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34年2月1日闭幕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又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成了徒有其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博古拍手称快说：“老毛变成了加里宁了，哈哈！”

　　不仅如此，博古等批“邓、毛、谢、古”时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