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6.毛泽东领导的南线会昌“风景这边独好”

　　李德曾回忆说：到长征前夕，“他（毛泽东）几乎完全引退了”。

　　已被剥夺权力变成了“加里宁”的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这种逆境中，被闲置的时间里，毛泽东首先是抓紧时间读书，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 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然后是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努力在中央政府做工作。在前线和后方为第四次反“围剿”战略方针论争激烈的时候，周恩来曾给张闻天发电报，希望中央请毛泽东回瑞金参加工作，但没有回音。4 月下旬，博古到前线慰问红军，周恩来又一次询问，博古回答说毛泽东已回，在政府工作。

　　被冷落搁置了半年之久的毛泽东被赋予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和经济建设。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持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当然，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毛泽东更关心当时战局的发展。眼看着根据地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提出建议。

　　1933年9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便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个建议和李德、博古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1933年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于是，毛泽东立即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及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样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

　　彭德怀也曾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这个建议的价值在敌方得到印证。

　　据参加这次“围剿”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

　　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曾对其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过去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可见，如果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得到采纳、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一定可以出现另一番情景。

　　然而，博古、李德斥责毛泽东的建议是“放弃根据地”，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毛泽东惋惜地说：“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被打败后，蒋介石松了一口气，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

　　毛泽东接二连三向中共中央献退敌之策，遭遇恰如当年的辛弃疾：“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但毛泽东仍在努力，他去了南部战线会昌，在他的领导下，“风景这边独好”，与北部战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对照。

　　4 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方门户，是1933年8月成立的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与李德的纸上谈兵相反，他广泛做调查研究，足迹踏遍了会昌前线各地。

　　在南线进攻的是陈济棠的粤军。陈济棠，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北伐时奉命防守广东，势力日渐扩大，成为广东一霸。他同蒋介石存在矛盾，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有广东的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陈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介石在驱使其嫡系部队镇压第十九路军后，屯兵于与广东接壤的西南地区，虎视眈眈。陈对蒋介石以重兵收买陈的部下也很不满。陈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但因蒋介石控制南京中央政府，实力强大，所以不敢直接违背蒋的命令，他派兵围堵红军，却并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认为大有文章可做。他先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这两位老部下，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即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示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他说：“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

　　毛泽东还针对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而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部署，会后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胜仗，并在一次夜袭中把敌一个加强营大部歼灭，使得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5 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

　　毛泽东仔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以及陈与蒋介石的矛盾后指出：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指出：：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毛泽东还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精辟的分析，开阔了何长工的眼界，为他以后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央红军顺利突围作了铺垫。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但他非常关心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6 月22 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十几天后，红七军团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成绩显著，中央苏区南线局势相对稳定。

　　一天清晨，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踏着朝露登上会昌城西北的岚山岭，他极目远眺，思潮起伏，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但是，南线形势的好转，扭转不了整个战局。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