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毛泽东力主改变部队战略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建议第一次被接纳，红军在通道转兵西进

　　红军渡过湘江后，即进入了越城岭山区。

　　越城岭，当地叫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100 多公里，其最高峰苗儿山海拔2142 米，山峦重叠，山高林密，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第一座高山。

　　疲惫的中央红军穿行在大山里，虽然还不时地听到空中敌机的轰鸣，但激烈的枪炮声已渐渐稀落。湘江之役失败的痛苦郁积在心中，大家怀念牺牲的战友，更惦记着被敌人隔断在湘江之东的部队，心里充满着悲恸、惆怅和疑问。

　　党中央的领导人在进行血战后的认真反思。作为党的最高首脑人物，博古亲眼目睹湘江之战的惨烈，4万余红军丧生在他的指挥棒下，深感责任重大，陷入绝望和沮丧之中。有一次，他竟然从腰间掏出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比划，“想去见马克思”。虽然经过聂荣臻的劝说恢复了理智，但不懂军事的他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李德除了唉声叹气，也无可奈何。因此，渡过湘江之后的中央红军继续沿西延、龙胜山区在向湘西前进。

　　前方的敌情却很严重。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后，立即调整部署，下达新的“追剿”计划，先后调集16 个师计十几万大军，并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在广西以北、湘西以南之间摆开了一道弧形的阻击阵地，把中央红军与在湘西一带的红二、六军团严加阻隔。如果不顾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方针，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已连续行军作战2个多月的3万多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加以制止。

　　针对国民党军队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紧急形势，他认为应竭力避免危局，去湘西方向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拼，而应该改变战略方向，避强击弱，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他首先与王稼祥交换看法，说明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在贵州方面，黔军也在防堵。贵州当时有兵力1个军，但派系林立，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蒋在珍又各成一家。各派口头上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贵州方面是蒋介石围堵部署中最弱的一路，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正为红军在湘江的损失痛心，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毛泽东的真知灼见使他看到了出路所在，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毛泽东又去找张闻天交谈，说明应该西进贵州，并应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的意见。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损失很大，同意召集会议研究。”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

　　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部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所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从通道会议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久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和党内发言权的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

　　他分析了严酷的形势：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向上，蒋介石布置了五六倍于红军的主力，从兵力上来说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从阵势上看，蒋介石摆设的是一个口袋形，是“请君入瓮”。另外，我们的红军战士捡到了许多传单，内容有“‘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等等，这些传单的宣传对于已成疲惫之师、屡战屡败的红军战士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形势已是如此严峻，再继续去湘西，只能是自投罗网，自找绝路，当前情形下，绝路逢生的唯一办法是：主动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再寻找战机，扭转战局，获得主动。

　　毛泽东要求改变行军路线，否定“三人团”最初的计划，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李德遇到的第一次战略性的挑战。

　　在李德看来，湘江败绩虽然不光彩，但也是作战中难免的，他不觉得自己应承担什么责任。刚愎自用的李德对毛泽东越来越尖锐的批评不耐烦，会上与毛泽东激烈地争论起来，继续坚持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李德没有想到的是，血战后，广大指战员对他的瞎指挥已经慢慢产生了怀疑，特别是王稼祥和张闻天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建议，甚至“三人团”成员周恩来都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同他唱起了对台戏。这让李德感到孤立和沮丧，认为他们“背叛”了自己，不等会议结束，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博古因部队受损，赞同改向贵州进军的意见，不过博古改道贵州，目标仍是北上湘西，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可以减少红军伤亡。

　　于是，与会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李德虽然中途退出会场，但他很关心会议的最后决定。会后他去问周恩来，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恩来有些激动，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当天下午7 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 号继续西进。”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关于军事方面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影响。通道会议是中共中央战略转变的开端，为以后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后，毛泽东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对长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贵州敌人的兵力是最薄弱的。贵州，是古夜郎国的故土。红军长征时，黔军二十五军分为王（家烈）、犹（国材）、侯（之担）、蒋（左珍）四派。黔军虽有 5 师之众，王家烈实际上能指挥动的只有2个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对手，阻挡不了红军前进，又认为蒋介石总想排除异己，攫取贵州，但又不方便也不能拒绝中央军尾迫入黔。经过苦思后，他下了决心：“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他调兵至黔东防堵。至12 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何知重师直属的2个营和周芳仁旅的2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防线很长，兵力薄弱。此外，黔军待遇低下、枪械寡劣，士兵吸食鸦片烟，战斗力普遍不强。

　　这一切，就为红军以黔北为中心的长时间转战提供了可能，使红军在极度危险的进程中获得了重振旗鼓的生机。正是在这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连战连捷，终于摆脱危局，领导红军走向胜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