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在黔北重镇遵义城最豪华气派的柏公馆内，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会议影响了此后中国革命的走向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了遵义。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为黔北重镇，是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为界，分为新、老城。全城有3 万多人口，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比较繁华的城镇。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

　　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之前，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后改称“红军之友社”），准备热烈欢迎红军。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去了旧府衙。

　　在旧府衙门前搭了一个临时台子，欢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朱德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个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接着讲话，他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说明红军是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到这里来的。阐述了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有很大的号召力量。文告号召穷苦工农大众要齐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都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着，毛泽东用浓重的湘音发表演讲，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

　　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后也改变了认识。遵义三中学生黄颖，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自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红军增加了5000名新战士。

　　在遵义，风尘仆仆的红军领导人都住进城内漂亮宅邸一洗征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入住遵义新城气派的易家别墅。别墅的主人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红军来了，他携家口逃走了。物尽其用，负责安排住宿的保卫局局长邓发，让毛泽东住进这幢独立的青砖小楼。

　　总司令部设在柏天顺酱园。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也是遵义城最豪华气派的私人宅邸。它是用灰砖建筑并带有廊柱的两层楼房，屋檐略微突出，楼上带有顶篷的阳台，是较现代的建筑物。房子外观中西合璧，室内陈设则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古式红木家具，中式屏风、轴画、工艺品等。宅邸的主人是王家烈麾下的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柏还是一个银行家和商人，他的产业遍及遵义城，这所首屈一指的豪宅就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然而，柏师长没能守住他的家，红军指挥员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彭德怀享用了他舒适的豪宅，并在他宽敞的客厅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与决定的作用。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

　　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

　　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90%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100%，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以及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

　　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关于反对王明路线的时机问题，遵义会议后吴黎坪曾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深究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了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也有记载：“最近听到有位老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误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呢？如果拉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毛泽东不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泽东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此时召开遵义会议已经水到渠成了。

　　蒋介石也给毛泽东准备了开会的时间。红军进入遵义后，蒋介石被毛泽东弄糊涂了，一时不明究竟，在得到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的空军侦察报告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一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就给了中央红军休整的时间。

　　于是，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做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此校正了方向，遵义树起了革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