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2.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责任，勇于作自我批评的诚恳态度，博得大家的尊敬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部驻地“柏公馆”举行，会议室设在二楼。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红色区域中央局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李 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翻译

　　与会人员共20人。未参加会议的除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不能参加会议外，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亦未出席这次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

　　会议的内容是：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总结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还有一个是组织调整问题。

　　实际上是“确定进军方向”、“讨论失败原因”和“改变领导”三大内容。

　　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个大火盆，给人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会议过程中，因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四五次。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说：“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但是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客观因素。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原因没有进行认真总结。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因此，他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

　　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发言中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接着是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基调决然不同，主动承担责任，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主观因素，同时对博古、李德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一个正报告、一个副报告，一开始就把会议引入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论争。

　　周恩来以他超群的领袖才能、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遵义会议上起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首先，周恩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的准备。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准备。黎平会议就作了这样的决定：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第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所以遵义会议是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是黎平会议的题中之义。

　　其次，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积极筹备者和组织者。周恩来于1月9日进入遵义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楼上客厅，供开会用。据有关人员回忆：“我们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表示满意。”

　　为了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开好会，在此期间，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1935年1月10日和l3日的电文中可以看到，军委对红一、五、九军团的行动和此期间的任务都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包括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各军团的指挥问题都作了布置。l3日，他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这份电报不仅是后来研究者们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最好依据，也是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并积极参与组织和筹备的实证。

　　再次，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他与博古的报告相反，详细地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胜利的条件，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部队带来极大负担的问题，对博古、李德进行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丝毫不推卸责任。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周恩来作这个报告，是经过严肃而认真的准备的。据有关人员回忆：“会前，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周恩来将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总结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和得失。他工作了整整一个夜晚。贺子珍后来回忆：“……第二天，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熬了个通宵。”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作自我批评，起了以下几点特殊的作用。

　　一是给与会者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这反映他的胸怀，大家佩服他的谦虚诚恳的作风，对他的错误也给予了谅解，因此后来仍推他为党内最高军事负责者。

　　二是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批评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李德、博古是不接受的。如果“三人团”中的三个人都不认账，毛泽东的意见将很难通过，斗争也会更加复杂。有了周恩来主动作自我批评，这影响了会议的形势，大家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也就更有力量了。

　　三是对“三人团”其余两个执行错误路线的成员也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团”的解体。

　　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他后来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

　　但周恩来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古。博古虽然在最终仍保留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的错误。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博古的个人品质是好的，他不但在会上态度较端正，没有利用主持会议的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而且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10 年后在党的七大上，他作了深刻反省：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可是，在遵义会议期间，这个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却深深地陷进“左”倾路线的泥潭难以自拔，因而，此时他不得不面临交出最高权力的局面。

　　周恩来的副报告所产生的效应，是“毛、张、王”和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只有李德、博古、凯丰（何克全）听得直皱眉头，李德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周恩来的态度促使“三人团”的解体，遵义会议必然要产生新的领导机构。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

　　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泽东。但是，假使没有当时身为军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领导小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没有他接受召开遵义会议的提议，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没有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谦虚自责、主动承担责任的态度，会议也不能取得圆满成功。由此可见，是他一手推动了“讨论失败原因”这个动议，并促进其成功。

　　对于周恩来的这个特殊贡献，毛泽东在当时及后来向许多人谈起过。如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后来回忆，1 月底当红军准备渡赤水河时，毛泽东对他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后来同她谈起遵义会议，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的参加者聂荣臻也这样写道：“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的确，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过程，正是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完成的过程，也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被全军全党所理解、公认，并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得以确立其领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关键的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周恩来从在思想上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到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理解加深和接受的过程，也是合作更好的过程。周恩来的思想趋于成熟了。

　　著名的英籍华人韩素音对此作过如下评价：“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分界线。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联盟，因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一致与不和，忠诚与怨恨。这两位伟人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

　　韩女士不仅充分肯定了毛、周在遵义会议的合作，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

　　关于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原因，众多的西方人士都作过探讨，多数人研究的结果是毛泽东与周恩来能够一致是因为他们已经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加拿大人切斯特·朗宁作过描述：

　　在毛身上，周看到了一个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着的领袖人物，看到一个根据自己是农民儿子的经验而创造发明了一个新型务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人。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有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且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宏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

　　的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才识、思想、性格具有互补性，他们携手配合，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