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4.毛泽东为遵义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在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

　　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他在发言中把“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概括为三个阶段的三个主义：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方针上采取的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办法。

　　他以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判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 万，而红军只有4 万，是2.5 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 万，而红军4 万，是5 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 0 万，而红军3 万，1 0 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 万，而红军5 万，仍然是10 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而红军5万，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并比以前有更多有利条件，为什么失败呢？正是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等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接着，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红军为什么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能取胜，而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制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该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 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成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是战略方针不能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不变，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的“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高屋建瓴，击中要害，而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因此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李德在多年后回忆起遵义会议上使他难堪的那些场面时，依稀记得“毛泽东的报告很可能是以掌声和欢呼声通过的”。

　　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在酝酿召开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积极支持王稼祥关于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除了博古、李德和凯丰之外，与会的同志都积极发言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从而否定了“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通过，遵义会议获得了成功。

　　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

　　为什么毛泽东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

　　从当时情形来看，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取得了反击“左”倾路线的发言权，并且已争取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有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实把对手彻底击倒，但他不触及政治问题，留下一个尾巴。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首先，军事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其次，解决政治问题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为“左”倾冒险主义有着共产国际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内也不乏“左”的传统，绝大多数同志对临时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还没有认识，如果讨论这个问题，会议难以获得成功。因此，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首先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就减少了阻力，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对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后来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事实上，由于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从而使得挽救党中央和红军的问题、结束教条宗派在党中央的统治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确立新的正确的中央领导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遵义会议虽然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但由于它确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后，“‘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