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避实就虚，攻其不备，二渡赤水

　　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正确指挥下，军事部署环环相扣、前后衔接，始终保持主动，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上演了一幕幕运动战精彩剧目。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即进入了四川南部。按渡江作战计划的另一方案，即“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即宜宾）上游渡河”。但敌人很快察觉这一意图，除严令滇敌在川滇边严密布防外，四川军阀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取攻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以前，就要把它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在他的命令下，“川南剿总”潘文华已将所部36 个团，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川军如此部署，与蒋介石的战略相关。

　　在蒋介石看来，红军长征是他扫除异己、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地方军阀各个集团在红军突围、蒋介石严令堵截的情况下，也意识到蒋介石一定会玩弄一箭双雕的伎俩。综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双管齐下，既要围剿红军，又要收拾地方军阀。而防止红军进入其地盘，拒阻蒋介石的渗透和并吞，则是地方军阀相应的两手。由此引来了蒋介石中央和地方军阀以及地方军阀之间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样也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付红军的力量，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条件。

　　薛岳率中央军8个师开入贵州，军容整齐、饷弹充足，人数达12万，仅他一支即是朱毛红军的4 倍。然而薛岳借“追剿”红军之名开进贵州，任务却绝不仅仅是“围剿”红军。他还领有蒋介石交与他的搞垮黔军、监视桂军、督促滇军、威慑川军的四重使命。中央军入黔后，薛岳公开宣布：“无论匪窜何方，本军务以达到贵阳为目的。”因为借机夺取贵州政权，是蒋介石除“追剿”红军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中央军一到贵阳，薛岳即命第九十九师郭思演取代黔军接管城防，包括王家烈在内的贵州所有高级官员进出城门都要接受郭部的检查。王家烈气愤不已，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都不如。

　　有黔军的前车之鉴，四川军阀刘湘虽然慑于南（朱毛）北（徐张）红军的声威，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同意蒋派参谋团入川参与反共军务，但他对国民党中央同样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借追堵红军之机入川，川军“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要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

　　但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必须以朱毛红军不能进入四川为前提。刘湘的打算是，将朱毛红军堵在四川之外，使蒋介石无所借口，从而达到拒蒋防赤的目的。l934年l2月下旬，刘湘到重庆广阳坝第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育团讲话，批评碉堡战太呆板，认为碉堡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他说，过去在川北对红军作战太被动。对西进的江西红军一定要采取攻势，在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川军6个旅开进黔北和在长江南岸严密布防重兵拦截，即是刘湘积极防御政策的表现。

　　因此，中央红军在前进中一路受阻。2 月2 日，右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袭击叙永城未奏效，随后又遭敌截击。同日，该军团后卫第一师在三岔河被敌截断而改道前进。3 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和红二师在永宁遭敌截击。5 日，红一军团部再次在大坝遭敌截击。与此同时，左纵队红三军团也在天堂坝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已不宜继续直接往金沙江寻渡，他接受土城战斗分散了兵力的教训，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建议军委立刻令三路纵队迅速转兵往南，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威信）集结，这一改变的实质内容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

　　2 月6 日1 时，朱德电令红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2 月7日19时，军委电告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 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2 月9 日，军委入进扎西县城。

　　扎西镇坐落在群山起伏的乌蒙山中。红军突然改变方向进入扎西地区，大出敌人意外。蒋介石和川敌顿时失去目标，一时不明红军方向，不敢贸然动作。川敌潘文华2 月9 日电告所属各部：“刻下匪踪不甚明了。”严令各部“多派侦探侦察匪踪”，“并坚工严阵，勿稍勿延”。这样，使连日奔波的红军赢得了一些休整时间。

　　2月9日，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分析了当前敌情，认为既然在黔北的战斗中川军刘湘部已显示出相当的战斗力，既然刘湘的目的在阻止红军渡江，那么，放弃原定计划、改寻其他入川途径，就成为摆脱川军纠缠的最有效的办法。他主张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提出了中央红军当前应取的战略方针是东渡赤水、重返黔北、歼灭黔敌王家烈部，重占遵义。他说：“我军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

　　毛泽东针对有的人存在的思想顾虑继续分析说：“我们来到三处交界的山顶上，把国民党军也带到山下来了，国民党军敢不敢上山？他们是不敢的，他们上山吃什么？他们一定要在山脚下等我们。这样，有人就担心，我们能不能冲出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山连山，他们哪里守得住，我们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冲出去，出去了还不让敌人知道。因此，这就要轻装，要精简机构，并充实连队。”

　　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作出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回师东进，重返黔北的决策。为统一全军思想，党中央在军内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为适应运动战需要，在此整编部队，精简机构，加强基层连队的工作。

　　2 月10 日，军委在扎西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根据命令，各部队都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由3个师缩编成4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使部队适应辗转行军、连续作战的需要，必须放弃许多笨重物资。在一渡赤水时已丢掉了不少坛坛罐罐，但仍未彻底实现轻装。毛泽东为此做了许多说服工作。

　　卫生部有一架X 光机，他们舍不得丢掉。卫生部负责人来找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看着他说：“你们那个‘爱克斯光’机听说要几十个同志轮流着抬，跋山涉水大家都很辛苦。离开江西以来，你们用过吗？”

　　卫生部长说：“没用过。”

　　毛泽东说：“就是嘛！没有用的东西，还要好多同志抬着它。你让这些同志到连队去，都是好战士嘛！”

　　毛泽东还说：“在遵义就讲了，我们虽然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可不能什么都带上，像大搬家一样。我们要打破敌人的堵截，到抗日前线去。这是目前最紧要的。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就是做这件事，现在在扎西还是要做这件事。”

　　卫生部长仍有点恋恋不舍，自语般地说：“真可惜！”

　　毛泽东笑着说：“可惜什么？我们早一天赶到前线去打敌人，这些东西敌人都会给你准备好的。”

　　整编后，部队更为精干，为在云贵川的沟壑之间辗转作战作好了准备。

　　扎西整编时，军委决定抽调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干部团政治科长余泽鸿、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另抽红军指战员200余人及留下的伤病员，于2月17日，在离扎西四五十里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人数最多时达1000余人。在川南地区积极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在扎西，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大力帮助群众做好事，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红军增加了3000多名新战士。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围剿”红二、六军团，而以部分兵力参加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以甘肃军阀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陕军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

　　蒋介石对第二路军的作战序列也重新作了划分：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为第七纵队。蒋介石的企图是：将中央红军包围和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蒋介石为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扎西地区，亲自作了“分进合击”的部署：第一、二纵队从扎西东面和东南方向向红军进攻；第三纵队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向红军进攻；川军各旅从扎西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向红军逼近；第四纵队为预备队，在第一、二纵队后面跟进。

　　中央红军西进扎西，最惊恐的是于2月6日就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的龙云。他既怕红军入滇赤化了云南，又怕国民党中央军以追击红军为名，“假途灭虢”，自己就当不成云南王了，急忙派孙渡率2 万余人堵截。同时认为，滇东北地形险峻，交通不便，气候多变，给养困难，各路大军正向扎西地区并进，因此他认为红军“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国民党军事当局于2 月13 日公开宣布：“13、14 两日，当有剧战”，断言“共军决难越雷池一步”，“可一鼓荡平”。

　　敌来我走。眼见敌主力已被我调动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却命令已短期休整的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矛头直向敌军的薄弱部分——黔军王家烈部杀去。

　　2月10日，中央军委已开始部署东进，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11日，在云贵山区的寒春和冷雨中，毛泽东和部队又出发了。红军踏着泥泞的山路向四川的叙永、古蔺一带挺进。

　　东进中，军委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指出川黔边我们要赤化的地方，所有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作战。

　　14 日，红军已越出“雷池”，抵达古蔺、营山、摩泥、黑尼哨等地。

　　15 日，军委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规定：“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由林雅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战斗命令发出后，毛泽东还是有些不放心，虽说经过血的代价，指战员们对江西苏区的游击战法提高了认识，但毕竟李德的“堡垒战”在部队已经通行了两年多，在思想行动上已有一定的思想惯性，现在一下子要他们百分之百地抛弃，也不是一下子能说到就能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决定用道理来让红军广大指战员明白为什么必须执行这个命令的原因。毛泽东采用边行军、边交谈的办法，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2 月16 日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阐述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原因，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

　　同时指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说明“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行进中的红军指战员得到的指令就是全新的；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我们绝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来。

　　这是长征以来，红军战略方针的大变换。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评价16日那个文告时说：“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退，令人难以捉摸。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况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

　　国民党高级将领也看出了红军长征在战略上发生了“一大转变”，从此，“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在敌人困惑不解时，毛泽东却已规划好了变被动为主动在二渡赤水后打一个遵义之战的战略蓝图。2月18日21时，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我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须在明（1 9）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在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而黔西的敌人也一片茫然。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王家烈为红军离开黔境暗自庆幸，他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一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防备红军重返贵州。而在太平渡方向则没有派兵防守，为红军渡河敞开了大门。

　　18日下午2时，红一军团前锋一、二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二师迅速控制了渡口南岸。

　　19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架搭浮桥，并在二郎滩东岸消灭黔敌2 个团，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

　　19日和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到了黔北地区。敌人企图在滇东北地区把中央红军“一鼓荡平”的计划落空了。

　　红军二渡赤水，出敌意料之外，杀了一个回马枪。为取得遵义战役的辉煌胜利作了铺垫。

　　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就在于，当主观设想不合客观实际时就能立即加以修正；当情况变化、既定的方案行不通时就亳不犹豫地停止执行。主动灵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行动方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欲从重庆上游渡江，当然不能避开川军。换句话说，红军若要北渡（或西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是无法绕开川军的。你从重庆上游渡江也好，从泸州上游、宜宾上游渡江也好，总须与川军作战。毛泽东指挥红军从遵义出发向西北前进之初，并无规避川军的打算。原来的设想是，在黔北或川南歼灭川军一部，使其他防守长江之敌知难而退。红军挟战胜之威，一鼓作气冲过长江。然而土城战役未达到预定目的。与川军的数度接触，表明川军刘湘部不仅具备相当的战斗力，而且还有坚决阻红军过江的作战意图，川军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得多，是一支劲敌。倘此时仍不顾一切，照既定方针办，那是轻率和愚蠢的。

　　红军二渡赤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出敌不意，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而且也在于同时避开了实力颇强的川军刘湘部。这种灵活大胆的运动，正是毛泽东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战略原则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