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5.中共中央在鸭溪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团长是周恩来，事实上的军事指挥者是毛泽东，周恩来实际上起着参谋长的作用

　　蒋介石不甘心在遵义的大败，决定亲自上阵，与毛泽东一决高低，彻底歼灭红军。1935 年3 月2 日，遵义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陈诚等几个心腹，从南昌飞到重庆，亲自督师。

　　第二天，他发布急电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蒋介石这个手令一出，立即束缚了其下属各级指挥官的手脚，把他下属的高级指挥官都变成了传令官。

　　蒋介石这个手令所体现的指挥方法与指挥作风和毛泽东的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是，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具体道路由前线指挥员决定，给予机动处置的权利，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新的一轮较量。

　　蒋介石到重庆后，立即了解红军情况，他判断红军将向东面转进，“其目的仍在乌江东岸，图与萧（克）贺（龙）合股”，即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他在兵力部署上仍然是四面防堵。他命令湘军一部、黔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部在乌江沿岸布防，防堵红军东进；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截红军西进；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滥泥沟、修文、六广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止红军南下；令川军郭勋祺三个旅向桐梓、遵义挺进，防阻红军北上。他又搬出了他的碉堡政策，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构筑四道碉堡线，一里一碉，企图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歼灭。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图谋，将计就计，在遵义战役结束后，稍事休整，主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敌中央军出动，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以红九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遵义线，阻击北面进攻之敌，并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集中红一、三军团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3月5 日，红军各部开始行动，除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钳制敌人外，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集中到鸭溪附近地域，由前敌司令部指挥，准备与周浑元部作战。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肖（周纵队第九十六师师长肖致平）谢（周纵队第五师师长谢溥福）两师的部署》，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6 日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周纵队万辉煌师长的第十三师）6 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6 个团将由石坑坳向大黑水前进”。决定6 日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以便7 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蒋介石命令周浑元纵队于6 日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进攻遵义。周浑元准备按命令行动，但5日下午敌机发现红军正向鸭溪西南方向移动。蒋介石因遵义惨败，前车之鉴不远，特别小心，当得悉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他判断红军不外有两种企图：一是西进，渡江北上；二是先找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为免周浑元重蹈覆辙，因而于5日深夜电令周浑元“明日决在长岗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同时，他也命令吴奇伟暂取守势防御。这样，前敌司令部的歼敌计划没能实现。

　　中央红军继续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徘徊诱敌。蒋介石分析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另一方面又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于是他于3 月9 日发布命令，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再次组织对红军的围攻。

　　敌情瞬息万变，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

　　因为攻打打鼓新场一事，毛泽东失掉才当6天的前敌总指挥一职。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决定一切，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这就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指挥红军，但是，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仍不顺畅。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庄子——水田寨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洛甫就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这理顺了党内关系，但军事指挥还未形成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指挥系统。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是李德擅权，独断专行。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限制了李德的擅权，使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民主得到了发扬，红军也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规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围追堵截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洛甫每天要召开20 余人的中央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是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的。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够实施及时的指挥，急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

　　二占遵义之后，张闻天看到毛泽东领导战争比较有把握，提议要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这一命令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但军事领导的集体体制仍然存在。

　　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自认为不懂军事，有鉴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缺乏民主，听不进正确意见，所以经常开会讨论日常的军事问题，他不了解军事指挥要集权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按照红军的惯例，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委员习惯上被称为总指挥）只当了6 天。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简称新场，是进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个大镇。攻打打鼓新场是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张闻天即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打打鼓新场的问题。当时的讨论的情形，3 6 年后的周恩来仍然记忆犹新：“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硬啃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

　　毛泽东认为，滇军主力正在向打鼓新场一线运动，此战断不可打。但他的意见未能说服众人，大家还是主张要打。最后，毛泽东以去掉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要打我就不当前敌总指挥。结果有人发言：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也没办法，只好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也由彭德怀暂代了。

　　会后，毛泽东连夜找到“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让他暂时缓一点发布命令，还是想一想，并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思想通了，其他领导者的说服工作就容易得多。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朱德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态度在军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转变可以影响许多人，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做说服工作比毛一个人要有力量得多。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擅长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也许这种“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不是战争年代的战略指导所必需的。毛泽东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他的性格特征是，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未被人们普遍认同时，成为实现他正确观点的障碍。

　　毛泽东的认识的确高人一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时，准备打击犹禹九旅时，在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滇军孙渡和川军郭勋祺纵队。如果我军向黔军犹旅发起攻击，面临的不是黔军1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兵力——5个纵队的夹击，红军将身陷重围。毛泽东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向打鼓新场方向进军的红军。

　　事后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要成立一个几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军事指挥领导小组，全权指挥作战，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这就是有名的“新三人团”。

　　三人军事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保证了毛泽东及时地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在30年后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周恩来的团长是名义上的，事实上的军事指挥者是毛泽东，周恩来实际上起着参谋长的作用。通道会议后，周恩来就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在长征中确实做着参谋长的工作，起着参谋长的作用。黄火青（当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回忆道：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才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才去睡觉……我们军团长罗炳辉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有时还没及时掌握，就曾给副主席问住过。以后我们知道“胡子”要来，就赶紧找参谋长查问我们几个师、团人数及装备状况等。

　　事实确实也是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和方案的形成，一般是毛泽东先提出设想，周恩来参加讨论，充实完善，有时再加进重要内容，最后由周恩来贯彻、落实。这种思想、工作乃至性格上的关系与配合形成于“新三人团”时期，贯穿于他们的一生。

　　周、毛、王“新三人团”的成立，对于中国红军长征而言是一个福音，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领导班子结构，毛周合作也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个领导班子的率领下，红军长征找到了出路，走向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