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会理会议，林彪挑战三人军事小组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经狮子山，过通安，到会理。会理是一个明朝时建立的县城，城墙厚实，也是川康边区人口较稠密、物产较丰富的一个县。毛泽东打算把会理攻下来，让疲惫的红军休息几天并补充给养，守城的刘元瑭是在通安镇被红军打得痛哭流涕的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这个败军之将逃回会理后，守城待援。为此，他搜刮城外农民的粮食，烧尽城外的民房，以扫清所谓射界，还以“婴城固守”为由，关闭所有城门，不许群众出入，决心死守。为防兵变，刘元瑭扮作士兵私访，一听到有发表不满言论者，就杀无赦。他还把在通安战斗中被俘放回的俘虏以及被红军打散逃回的人，全部杀掉，怕他们为红军作宣传。

　　5月8日，红三军团到达会理城郊，迅速夺取了城东的东山寺和城西南的西来寺的制高点，包围了会理城。但由于敌人城防坚固，以逸待劳，加上飞机轰炸扫射助威，红三军团在东、西城爆破攻城，均未得手。因为会理战略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红军只是路过，所以只是围攻，未坚决攻城，目的在于牵制敌人，迫使敌人把周围兵力撤回城内，并把北面敌人吸引过来，以掩护红军主力休整和顺利北上。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5 月中旬在会理附近匆匆忙忙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我在最后一刻被邀请去了”。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因为三人军事小组的权威受到挑战。

　　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情势危急的时刻，不仅红军，而且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和红军的领导问题：一方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终于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领袖；另一方面确立了全党、全军统一的领导权威，开始建立第一代领导集体。但是，这种领导结构在刚建立的过程中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权力之争，也不是路线之争，而是源于对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不理解。

　　三人军事小组成立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运动战的威力。毛泽东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战役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是，由于四渡赤水是一场运动战，实行大规模的迂回机动，难免有时要多走一些路，也不可能保证每战必胜。况且，正如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所说，打仗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很认同这点。他的体会是：这个“妙”，就是灵活性，是高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改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用兵的神奇之处，也只有运筹帷幄的人才能体会。正因为如此，“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有人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仪的一个”。聂荣臻回忆说。

　　这在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之前，这种情绪就已表现得比较突出了。他们只看到在这期间个别战斗打得不好（如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而看不到一些打得好的胜仗；只看到红军当时为了隐蔽意图，实施机动作战给部队带来疲劳的一面，而对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了敌人，从而甩掉和摆脱了敌人的一面认识不足。担心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被敌人打垮，倒有可能被拖垮。

　　如作为三人指挥小组成员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他是极力主张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的，此时对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不太理解，忧心忡忡，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个办法。

　　刘少奇4 月中旬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将了解到的部队情绪，综合听到的意见，加上自己的看法，给军委发了个电报，也反映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不理解的情绪。电报云：在大踏步行军、作战中，部队很疲劳，减员也不少；是走路还是打仗，只走路不打仗，部队不被打垮，也要被拖垮。

　　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时就和毛泽东在一起，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32年24岁就成为红一军团军团长。四渡赤水以来，林彪对机动作战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为了保证抢渡金沙江的胜利，4月2 5日，党中央和军委曾同时为此向各军团领导发出指示。军委在指示中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号召要团结一致向着战胜敌人的目标前进。党中央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要“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碍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夺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由于党中央和军委在当时作战紧急的情况下及时地指出和纠正了这种情形，同时还有一些领导同志不赞成林彪等人的看法，使得渡江任务得以顺利进行。

　　可是，在会理开始休整时，林彪再一次首先挑起这个问题。

　　一天，彭德怀突然接到林彪打来的电话，他以煽动的口吻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他的这种行为当即被彭德怀回绝了。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旁边。林彪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当即遭到有高度党性原则的聂荣臻的严肃批评。聂荣臻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聂荣臻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拒绝聂荣臻的批评和警告，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攻击四渡赤水战役，并说：“毛、周、朱的领导会失败，你下台吧。”他主要的是要求毛泽东下台。他把这封信念给别人听，企图煽动别的同志附和他。林彪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名，遭到聂荣臻严词拒绝，并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

　　林彪听不进聂荣臻的批评和忠告，他一个人单独签字后就把信上送了。

　　上述情绪及意见根源于对四渡赤水的不同认识和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理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曾明确写道：“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同认识和意见既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林彪不仅不满意毛泽东的智慧，而且要改变领导，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警觉。鉴于这一情况的发展，当时大部分领导同志认为，我军虽然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但敌情仍然是严重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不久，亟须维护和加强；党和军队高级干部对战略方针的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统一，以便团结一致，战胜强敌，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同时，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需要进一步确定新的行动方针。因此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18 人。他们是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在会理会议上，与会同志看了林彪的信，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错误。针对林彪散布的大规模迂回是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谬论，毛泽东严肃地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之所以称林彪为“娃娃”，有两重意思：一是相对于毛泽东，林彪的确是一个“娃娃”。林时年27 岁，是他的爱将，对其阅历不深，见识不够，看不到事物复杂性一面既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宽容。二是他认为林彪的信是37岁的、为旧军队服务过的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周恩来也批评了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朱德、王稼祥等严肃地批判了林彪要求撤换领导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林彪的信，彭德怀表示了明确态度，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关于与这封信的关系，彭德怀后来写道：

　　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红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用兵的神奇之处得由获得的神奇之功来证明。由于红军胜利摆脱了敌人围堵这个事实，所以，连对毛泽东不满的李德当时也不得不承认：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战斗部队的士气大振，领导中的意见分歧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被排除了。”

　　因此，会理会议对于林彪提出要改变军事领导的意见予以否决。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得出结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并且明确指出，林彪的活动，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上都是机会主义的。还责成林彪自己向有关人员亲自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理会议还研究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上，毛泽东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建议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北上，向四川的西北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还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具有战略远见，在川军中有很高声望，对四川的地理民情非常熟悉的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