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2.柳暗花明，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达了懋功，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当天晚上，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会见了李先念。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并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现在会合了。这样，我们的力量更大了。”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在雅安地区“围歼”红军的企图破产了，红军人数一下子壮大到10 万余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广大红军指战员无不感到由衷的喜悦。连日来，他们互访互学，相互把自己身边的珍爱之物赠给对方留作纪念。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使长途征战遭受损失的中央红军信心倍增。而党中央来了，四方面军指战员们的心里感到有了依归；“朱毛红军”，毛泽东、朱德，他们虽已早闻其名，但昔日充满着景仰、神奇的领袖和兄弟部队，如今来到了面前，并将战斗在一起，更加使他们憧憬着未来的光明前程。

　　中国工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重要意义，敌人也看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沮丧地说：

　　“国军防止朱毛西窜之声，早已传之数年，今朱毛毕竟西窜，而达其预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窜当中，行营三令五申，严防朱毛与徐‘匪’向前会合，声犹在耳，墨尚未干，而朱毛毕竟与徐‘匪’向前、张匪国焘会合矣。然而全川之六路大军，不能拒堵徐‘匪’之南窜，中央与各省数十万劲旅，不能截拒朱毛之西奔。中央虽有河山之险隔，给养之困难，病疫之交侵，霜雪之严冷，均不足以慑‘匪’胆，而刺激其改变初衷。两大洪流，竟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有六日（应为6 月12 日），在懋功之达维合拢。查国军电令，一再言曰，须收聚歼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歼。然在分窜之中，各个尚且不能击破，今既会合，则已蔓不可图，尚可聚歼之大言不惭哉。”

　　这里敌人也佩服红军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战斗力，承认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力量更强大，“已蔓不可图”，再谈“聚歼”红军，就是“大言不惭”了。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该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问题，是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实际上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进军路线指明了大方向。

　　长征原本是一场求生图存的大转移，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北上抗日”呢？

　　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就提出了“抗日”的口号。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遵义期间居住的那幢楼，墙上仍留下两条宣传标语：

　　“白军弟兄，团结起来，到北方抗日！”

　　“白军士兵们，抗日去！”

　　如果说遵义时提出的“到北方抗日”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策略的话，那么6 月中旬时，“北上抗日”已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方针，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动方略。此前，中央红军曾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合后，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两军会合后，情况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由我国东北伸向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形势下，蒋介石却继续采取不抵抗主义，并疯狂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走向新的高涨。同时，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总兵力已达9 个军10 多万人，士气旺盛，战斗力大增。这是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条件。然而，由于这时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情况与原来预想的大不相同，虽然地域不小，但属高山穷谷；道路不多，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又多是藏民聚居区，既不利于红军大兵团机动作战，也不利于主力红军的生存发展，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因此，毛泽东果断提出“北上抗日”。

　　在达维镇，毛泽东在庆祝会上号召广大指战员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6 月16 日2 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联名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其内容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有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所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此时的意见就是如此。

　　这个电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具体化了“北上”方针的内容；二是电文还仅仅是个建议、设想，并非命令，因为电文的结尾，客气地写着如此字样：“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在懋功，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他还打开一幅军用地图，边看边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打回去？”然后，向李先念等详尽地分析了目前形势，指出：“全国抗日高涨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此时，“北上抗日”有了具体的内容，已成为党的战略方针。

　　红军长征是在国共矛盾和中日矛盾同时尖锐的形势下进行的。“日、蒋、共”三角斗争构成当时中国政局的时代内容。但“日、蒋、共”又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魏、蜀、吴”。因为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帝国主义从关外大肆向关内侵略，出现华北危机，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抗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北上抗日”完全符合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敌我态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时抓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果敢地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扛起抗日的民族大旗，将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民族利益与党的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同时，西北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最薄弱的一环，又接近华北抗日前线，打开新的局面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方面多于不利方面。因此，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是抗日的需要，红军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

　　后来事物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中央红军安家陕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入人心，蒋介石再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口号，就在全国人民那里输了理。

　　“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