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月份,中央将主要的精力用在解决分歧、统一认识上,因而军事行动没有做到不失时机。与此相反,蒋介石则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摸清了红军北上的意图。他调动30 万大军,布置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
蒋介石自以为他的这次计划天衣无缝,红军插翅难飞了,没想到茫茫草地帮了红军的大忙。
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纵横600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是一片人迹罕至,没有房屋,没有牧民,没有牛羊的沼泽地。那上面长满五颜六色的鲜花,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白色等等,编织成一幅色泽斑斓的诱人的魔毯。但是在鲜花的下面,却是一丛丛杂草,草底下是草根和腐草结成的软绵绵的泥潭。踏着泥潭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酱黄色的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草地的气候也变化无常,忽而红日高悬,晴空万里,忽而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顷刻暴雨冰雹便铺天盖地而来。
蒋介石认为,“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而薛岳在《剿“匪”纪实》中也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
于是,在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就再次出敌不意,选择这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从小就喜爱跋山涉水,与自然搏击的毛泽东不相信共产党的部队征服不了自然。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向一军团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这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非常重视草地行军问题,十分仔细地交代相关事宜。他分析了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
关于向导,杨成武汇报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8名战士用担架抬他带路时,毛泽东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又嘱咐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8月21日,红四团作为探路部队开始向神秘莫测的草地进发了。
8 月,是草地繁花似锦的季节,但红军指战员们深知鲜花底下隐藏着大自然残酷的挑衅和死亡的狞笑。草地无路可走,部队只能在藏族向导的帮助下,踩着又松又软的草甸行进。8 月,是草地的雨季,大家进入草地后,几乎没有一天不下雨。雨水淋湿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的人因迷失方向,深陷淤泥,终为沼泽所吞噬。8 月,也正是草地冰雹肆虐的时节。当鸡蛋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时,在茫茫无际的原野上,衣衫单薄的战士们无藏身之地,因为连一棵遮冰雹的树也找不着。
如果说行路之艰难严重阻滞着部队的行动,那么饥荒是另一只“拦路虎”。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饥饿。启程前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部队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食物。后来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这笔“外债”。延安时,他就曾向斯诺谈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但这仍远远不够,甚至是杯水车薪而已,未及两三天就已吃光。战士们开始还能吃青稞粉、生麦粒,以后就只能吃牛皮带、枪皮带、旧皮鞋,最后连这也没有了,他们不得不挖野菜填肚皮。有的战士就因吃了有毒的野草再也没能站起来。
走在前面的部队多少还能找到一些充饥的东西,后卫部队就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前面部队的人因吃青稞、野草患了腹泻和痢疾,排出整颗未经消化的带着血污的谷粒、麦粒。后卫部队为维持生命,不得不从这些粪便中拣出谷粒,洗净煮沸后狼吞虎咽地再吃下去。
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回顾长征过草地的情景时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
在艰苦的环境下,红军领袖们与战士一样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而且,环境越险恶,条件越艰苦,领袖越是关心大家,从不特殊。
过草地需要筹备粮食和御寒衣服。毛泽东等亲自抓了这两项工作。
一天,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以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吃,牛肉每人分一块,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毛泽东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警卫队长分好后一份一份的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几位老同志稍微多了一点。
毛泽东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
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他很为难,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
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就从剩下的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
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为了战胜草地行军中的各种困难,毛泽东和前敌总指挥部想了多种办法,如组织有经验的同志挖野菜,“尝百草”,挑出无毒可食的野菜,不让个人乱挖乱吃,以减少意外的发生。红三军政治部作战处处长黄克诚的警卫员睡了一觉起来,竟然发现首长骡子P股上的肉被人剜走了一大块,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这事倒提醒了黄克诚,下令把骡子杀了,将肉分给战士们。
这条经验不胫而走,毛泽东指示副官处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坚持吃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副官处的同志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给他马肉。当他们发现他的粮袋里只有很少一点青稞麦子时,就硬给警卫班留下二指宽的一条马肉,警卫班瞒着毛泽东收下了。到宿营地后,炊事员准备把马肉混着野菜、野葱煮汤吃。毛泽东发现了,责备说:“你们又打埋伏了!”然后叮嘱炊事员:“马肉不能完全吃尽,要给戴天福同志留下一些!”
戴天福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年龄较小,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过大渡河时,他患了疟疾。进草地后,病势越来越重,当有的战士说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份马肉时,毛泽东说:“还是留下一些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其实,这时戴天福已经牺牲了。卫生员钟福昌递给毛泽东一个纸包,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吴吉清、黄亚堂、王七九以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
毛泽东的眼角湿润了,他缓缓地摘下军帽,为他志哀,非常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草地上凄风苦雨,领袖与战士之间、革命战友之间却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情谊。
这一天又是风雨交加,同志们全身都湿透了,宿营时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河边找到了一棵小树。为了让毛泽东能避避雨,战士们试着把一条被单绑在小树上,但没有成功。
正在发愁时,毛泽东走过来,吩咐战士们把他担架上的油布拿下来,支起来。支好后,他笑着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
战士们很受感动,原来主席支起油布是为大家。战士们你瞧我,我瞧你,谁也不愿影响毛泽东的睡眠。
毛泽东看出大家的心思,便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想,是大家好好地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呢?”说完,他把陈昌奉拽到了担架上。
陈昌奉急得涨红了脸说:“不能因为我,使主席传染上……”他的声音哽咽了。
这一夜,战士们和毛泽东挤在一起睡得很香。
又是草地行军中的一个夜晚,在一块宿营地上,战士们拣了许多草根,点起了篝火。簇簇篝火飘动着红色的、蓝色的火苗像绸子般的凌空升腾、飘舞,渐渐和夜色相融。一堆堆火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的烧水,有的吃炒麦,有的烤衣服取暖,有的唱歌、讲故事。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油布垫在地上,坐了下来。这是一场联欢晚会,领袖与士兵同乐。彭德怀先开口了:“同志们,我请毛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好吗?”马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以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屡克强敌的故事,使指战员们受到很大的教育与鼓舞。
生病的周恩来被安排随彭德怀率领的作为后卫部队的红三军行动。由于连续几天高烧,又没有吃东西,身体十分虚弱。按周恩来当时状况,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难以坚持。怎么办?彭德怀心中十分焦急。思忖片刻后,他果断下命令:“抬!”他命令红三军参谋长萧劲光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有困难的话,宁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萧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调人员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起来。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病中的周恩来向草地纵深走去。陈赓自告奋勇,要求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
草地上野草丛生,遍地沼泽,杨立三和战士们一道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战友们深切的关怀,周恩来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多少次,他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却又被重新抬上担架。杨立三的双肩都被磨破了,脖子一歪,一阵钻心的疼痛,一走出草地就累倒了。
周恩来深深地记住了这份情。1954年杨立三去世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这是一种多么真挚高尚的同志情和战友爱啊!
带伤参加长征的王稼祥经过草地的艰苦跋涉,身体极其虚弱,但他心里却惦念着战士们。每逢下雨时,他就像毛泽东一样把自己担架上的旧雨布扯出来,让警卫员支成小棚子,招呼大家挤在一起,度过草地上的风雨之夜。
已经接近草地的边缘了,王稼祥发现大家的粮袋空了,附近再也找不到可以充饥的东西。他让警卫员把他的粮袋拿出来,把里面仅有的一点存粮统统倒出来做给大家吃。
除了生活上关怀体贴战士外,王稼祥还从思想上关心干部战士的成长。由于长期艰苦行军,战士牺牲很多,有些战士感到革命前途渺茫,思想上产生了疑问:这样没完没了地走,何时能到达目的地呢?何时才能再回到江西?革命何年何月才会成功?胜利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是什么样子呢?每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王稼祥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形势,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一路上,他不仅鼓励干部战士坚持走完万里长途,更要求他们走好一生的革命道路。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不仅要向恶劣的自然条件挑战,而且还要向人体生命的极限挑战。这是人类生存史上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草地的寒冷、风雪、饥饿、沼泽,夺去了许多年轻战士的生命,仅据红一军团的统计,牺牲在草地里的,就有100多人。红三军团牺牲的更多。但他们没有白白牺牲。8月26日,右路军开始走出草地,到达班佑。红军一出草地,就把胡宗南部署在松潘、漳腊一线“迎头堵截”我军的数万大军,统统甩在后边。我军取得了北出甘南的先机。
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右路军将士们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
极其艰苦的草地行军和雪山行军一样,又一次创造了世界行军史上的奇迹。
更让人兴奋的是,刚跨出草地的右路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包座位于松潘北部,是胡宗南的重要补给线,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为开辟前进道路,8 月2 9 日,以红三十军全部和红四军一部,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的亲自指挥下,向包座之敌发起攻击。31日晚,包座战斗胜利结束,共歼灭敌师长以下共50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毛泽东非常高兴,表扬说:“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