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8.张国焘威胁右路军掉头南下，毛泽东的对策是金蝉脱壳，脱离险境

　　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南下”“北上”的争论却并未因右路军的进展顺利而结束，依然在进行……

　　当右路军走出草地抵达班佑、巴西、阿西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正在草地的平行方向朝阿坝一带运动。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开进阿坝地区后应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但张国焘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

　　8月24日，右路军还在草地跋涉，中央即致电张国焘，再次阐述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指出：“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在兰州、松潘线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中央命令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不断地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并准备派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帮助他们走过草地。

　　包座战斗之后，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孤军出动；蒋介石急令其绕道文县开往西固堵截红军，但胡宗南要求等待位于广元、昭化、平武一线的薛岳部到达南坪、松潘接防后才能北进。这时，张学良部主力正在“围剿”陕甘红军，一部尚分散在天水东南的两当、徽县地区；而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出现了我军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月1 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告诉他这一行动计划：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第一步以红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红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以一部控制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敌5个旅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即以两个支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进去。

　　可张国焘和红军总部驻在阿坝，把大部队摆在葛曲河（又称白河）西岸，按兵不动。

　　徐向前急了，找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他俩联名致电朱、张，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然而，一封封电报，如石沉大海，左路军迟迟不见动静。毛泽东急了，跑去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通张国焘的工作。徐向前建议，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8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很高兴，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多次劝说下，张国焘终于率左路军迈出极为艰难的一步，开始向草地前进。9月1日，左路军第一纵队和红军总部东进到葛曲河，因水大受阻。

　　9月3日，张国焘终于给中央回了信，但电报的内容却让毛泽东有晴空霹雳之感。张国焘以葛曲河水上涨为由，不但不按中央的“北进”计划指挥部队北进，反而命令已经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返回阿坝，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也南下。

　　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葛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断粮断炊，不能“坐待自毙”。因此，命已到葛曲河附近的部队“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同时强调“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障碍”，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张国焘所谓的两个“理由”，实际上是两个借口。其一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为了弄清河水深度，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完全可以渡过的，何况红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制造简单的渡河工具，渡过河去。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在以前的电报中曾强调这一点，现在为了政治需要，又改变了腔调。他不顾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后，张国焘竟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战机稍纵即逝，军情十万火急。为了不坐失良机，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一军向俄界前进，并向罗达侦察前进；一面继续商量说服张国焘尽快北进的妥善办法。

　　为使张国焘有一个转弯的台阶，9 月8 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右路军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但张国焘却不打算转意，并于当天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徐向前、陈昌浩感到事关重大，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立即在巴西周恩来的住处召集会议。会前，毛泽东等已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会上念了这份电报，要陈、徐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会后，决定以与会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张国焘“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9 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可是，张国焘这时已利令智昏。当天，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电称：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的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人，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夏、洮，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挂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从表面上看，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从局部看也不无可取之处，但从全局、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方针只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使党和红军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民族革命高潮，无法担负起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这无疑是错误的。

　　但张国焘固执己见，不仅致电除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而且，在同一天，见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不可动摇，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就使1935年9月9日这一天，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

　　毛泽东在1960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

　　但是，这封密电的内容到目前为止无原始档案，只有当事人的回忆材料。

　　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回忆：

　　9月8日或9日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正逢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我回忆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企图用武力危害党中央。

　　诚然，由于时间久远的原因，吕黎平回忆的密电内容，不可能字字绝对准确，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关于这份密电，徐向前也有回忆，说：张国焘“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

　　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说：“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当时有人告诉我，张国焘坚持他的决定，下达秘密命令”，要“制服中央委员会对他决定的抵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进军。”

　　上述回忆尽管词句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即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

　　而在9月8日，张国焘曾以命令的口吻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就在同一天，有敏锐洞察力的彭德怀到毛泽东处谈张国焘的异常情况。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和陈昌浩态度的变化，彭德怀有明显察觉。在北进途中，他就发觉张国焘有野心，心存警惕。当红三军跨越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地区后，为防止突发事变，彭德怀采取了几项措施：秘密派红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防万一；因张国焘收掉了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他另编密电本，以沟通与红一军的联络；他每天去前敌总指挥部了解情况，观察动静。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在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个小时，叶剑英来访，送来密电。

　　原来吕黎平译出密电后，迅即报告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参谋长。当时，叶剑英正在会议室开会，吕黎平和陈茂生立即将参谋长请了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剑英看完电文，将电报装入口袋，说：“你们回去吧！”后来又嘱咐他俩说：“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

　　叶剑英看完电报后，表现异常机警和镇定，他立即返回会议室，并决定当天下午亲赴牙弄，把密电面送毛主席。

　　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事态异常严重，毛泽东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暂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说。

　　毛泽东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二局，在第二天拂晓前到达红三军军部。叶同意想办法。

　　党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经过几个月唇枪舌剑的较量，终于发展到公开分庭抗礼甚至以武力危害中央的地步，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这是当初期盼两军会合的毛泽东及红一方面军所始料未及的。

　　形势如此危急，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他先到了徐向前的住处，在院子里问徐向前：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泽东又到了陈昌浩那里，陈昌浩说：“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

　　毛泽东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

　　毛泽东火速赶到红三军团驻地，立即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叫红一军团在原地待命。然后去周恩来住处举行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决定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的意义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在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

　　杨尚昆曾总结说：“长征中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区单独北上的事。那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