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9.“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巴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进行。

　　叶剑英当晚悄悄向吕黎平要来一份在包座战役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全图，以漆黑的夜色为掩护，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直奔红三军军部。至于名义呢，叶剑英按毛泽东的说法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天一亮部队就会出去“打草”。

　　陈昌浩没有反对。

　　彭德怀正担心叶剑英脱不了身，见他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就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会合。”

　　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中央机关出发的准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负责。洛甫要他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洛甫并叮嘱他要绝对保守秘密。

　　李维汉接受任务后，立即分头通知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负责政府机关）、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是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做好准备。

　　第二天凌晨，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等候、指挥，党中央和总政治部都走了，政府机关因银行、辎重多还没有来，他就跑到政府机关住处去看；见他们还在打包，即说：“你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这样，政府机关也很快出发了，安全地到达了巴西。

　　凌晨3 时许，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军委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的，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政治主任刘少奇、党总支书记莫文骅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特科团的干部由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的成员担任，团长韦国清，政委是宋任穷。特科团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

　　接到出发的命令后，韦国清、宋任穷立即集合全体特科团干部、学员准备出发。行前韦、宋向大家简要说明当时的情况：现在两个方针，一个是向甘肃、陕北，一个是回头过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又说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北上，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结果，红军大学的全体成员都出发北上了，只有何畏借口找军委谈谈，去了陈昌浩那里。

　　李德虽然一直对毛泽东不服气，但在北进途中，他与特科团同行。路上，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就这样，毛泽东趁着夜深人静，率领红一、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出发了。

　　这次北进，也作了一定的军事准备。以红三军团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红三军团又以红十团为后卫。为了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担心地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夜12时后，部队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当晚天空乌云密布，一片漆黑，但规定不许点灯，不许讲话，于次日拂晓到达阿西。部队在阿西集中后，立即准备继续前进，以求迅速通过敌人的卡冈寺封锁线。这一天急行军，部队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一天行程80 里，迅速地通过了敌军封锁线到达拿界宿营。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去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去。”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进。清晨，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来找陈昌浩，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

　　陈昌浩一听急了：“我们没有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接着，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来请示陈昌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

　　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当时不错，完全根据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己打自己的悲剧的发生。陈昌浩当时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下决心打，徐向前是很难阻止的。

　　徐向前当时左右为难，思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他后来描述他的心情：“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这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何况，“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事实上，徐向前不主张红军打红军的建议在当时混乱的情形下起了很好的作用，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如果没有徐向前的理性劝阻，很难设想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陈昌浩听从徐的意见，没有派兵追击，却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

　　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这时毛泽东也来会见李特，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

　　毛泽东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毛泽东又耐心地教育他，对他说：“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在李特“劝说”毛泽东的同时，陈昌浩派来的传令骑兵赶上了红军大学的队伍。传令兵通知大家原地停下，并说是陈昌浩送来的张国焘的命令。部队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也来到红军大学队伍前面。经毛泽东劝说的李特仍不甘心，又骑马赶上来。李特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阻他，他同毛泽东吵架。毛泽东见李特如此无理取闹，就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三军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的这招还真灵，红军对彭德怀的英勇善战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李特有所顾忌，未敢轻举妄动。

　　见李特软了下来，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重复了三遍。当时在场的杨尚昆难以忘怀，以至于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李德跟随红军大学行军，他是赞成北上的，看不惯李特的骄狂放肆。他听见李特骂得难听，便用长长的手臂一伸，一把把矮胖的李特拉下马。

　　“二李”正争得不可开交，毛泽东走到跟前，为李德的表现所感动，他挥着手高声说：“同志们，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北上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走到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李德松开李特的胳膊，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红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一个接一个表示：“我要跟毛主席到抗日前线去！”“我也要跟毛主席走，死也不走回头路！”“他们不按组织手续，随便叫人回去，我们不去。”然后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南下回班佑去了。

　　毛泽东临危不乱，高瞻远瞩，既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又采用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终于平息了一场红军内部之间的争斗，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

　　后来的历史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不仅陈昌浩回来了，张国焘也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