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红旗漫卷西风

　　9月29日，陕甘支队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进占通渭，歼敌300余人。在这里，红军休息了两三天，做好通过西（安）兰（州）大道的准备工作，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组织会餐和游艺联欢会，并抓紧军事方面的准备。

　　10 月2 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向西兰公路前进。10 月4 日，跨越西兰公路北进。这时，蒋介石获悉陕甘支队系红一、三军团组成，由毛泽东率领的消息，他心情郁闷，暴躁恼怒，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

　　红军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攀登上六盘山顶，冲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在望。毛泽东健步来到六盘山上，感慨万千，吟成了《六盘山》的光辉词章：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大气磅礴，道出了红军战士的胜利豪情和北上抗日、消灭敌人的坚定决心。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骑兵。10月7日下午，一纵队在青石嘴发现了有两连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决定消灭面前的敌人。他立即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下达战斗任务：“一定要消灭他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一纵队首长林彪、聂荣臻、左权立即指示：“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三个大队似猛虎下山，迅速包围并解决了敌人，缴获100多匹战马及10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装和布匹，敌骑兵团500多人，除击毙外全部当了俘虏。根据毛泽东和一纵队首长的指示，红军用缴获的马装备了一个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陕甘支队加速向陕北前进。1935年l0月19日中午，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

　　吴起镇是一个只有100 多户人家的小镇。傍洛河，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的缘故。

　　吴起已是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了，但中央红军到达时，吴起并没有出现大家设想的欢迎情景，相反是冷冷清清的。战士们疑惑不解，从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口号来看，这里是陕北根据地的地盘，但又为什么只看到几个老头、老太太？怎么苏区百姓会怕红军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语言不通的误会，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听成了“奉军”。误会解除后，老人们立即用鸡毛信将这一喜讯送出，很快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回了群众。

　　傍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苏区人民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迎进了家门，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镇东北半山上的新窑院里。

　　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红军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找到了自己的家。这宣告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进了“家”后，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个家还有两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一是被敌人所“扰”，二是为“左”所“困”。

　　紧急调查了解情况之后，毛泽东很快为党中央画出了工作思路图：

　　中央目前任务——“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

　　工作策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具体分工——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一路，负责军事，率部队迅速南下，与正在与敌作战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会合后，共同解救陕北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为另一路，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从“左”倾主义者手中解救刘志丹等人。

　　军事工作的第一个工程是割“尾巴”。

　　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敌东北骑兵军第三师和第六师、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等部一直紧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对支队领导说：“要想办法打它一下。”他让聂荣臻到前面阵地上实地观察，了解一下敌情。聂荣臻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

　　毛泽东当即下了打击敌人的决心，并召集指挥员进行部署。他在会上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要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号召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毛泽东、彭德怀决定，以一纵队在正面，二纵队在左翼，向吴起镇西北的敌骑兵进行突击。

　　毛泽东在陕北

　　毛泽东亲自对战斗部队动员说：“敌人如此猖狂，我们要狠狠地打击消灭他们！”

　　10月21日早晨，敌人的骑兵“如约”前来，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第三师从正面推进，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为侧翼，企图两面夹击红军。彭德怀直接指挥了这一次战斗。红军勇猛突击，迅速歼灭敌人1个骑兵团，击溃了敌3个骑兵团，俘敌700余人，缴获战马1000多匹，取得了重大胜利，砍掉了“尾巴”，使敌人在一段时间不敢轻易进犯。10 月25 日，红十军团在榆林桥战役取得胜利。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表彰彭德怀的杰出指挥才能：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第二项工程是粉碎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据李德的记载，“围陕”部队有20 万。其中，东北军的10 至12 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近10万人封锁了苏区的南部。他们的阵地向北一直延伸到包括延安在内的根据地附近，向西到甘肃南部。东部宜川地区，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2个师把守，另外2个师在绥德镇守黄河渡口。由胡宗南指挥的八十六师，则以坚固的榆林城为据点，扼守着北部；除此之外，甘肃还有胡宗南的4 至5 个师作为后备部队。另外，还有“三马”的3 至4 个步兵师和兵力不详的骑兵团，总计大概有5万人。他们的地盘从宁夏经甘肃一直到青海。陕甘苏区随时面临着被强敌攻占的危险。

　　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蒋介石虽然哀叹：“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可蒋介石实在不甘心，他还想一搏。在他的威胁下，东北军立即组织了5个师的兵力，向陕北根据地逼来，企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时，合围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

　　陕甘根据地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6 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附近17 个县。经过一年多艰苦跋涉的中央红军，征尘未洗，指战员衣衫褴褛，武器装备奇缺，而且只剩下6000人。陕北红军8000人左右，加上陕北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4000~5000人。历经磨难的毛泽东，经过长征风雨的洗礼，显得更加成熟、坚毅和自信，他首先寄希望于英勇顽强的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会合上。

　　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指出：“我们经过了2 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11 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奠定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并且特别强调：“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

　　当这个文件送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手中时，徐海东和其他同志欣喜异常，“中央来信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打胜仗迎接党中央！打胜仗庆祝会师”的口号，成了红十五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军团政委程子华立即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派贾拓夫来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联系，他带了一个连，程子华和郭洪涛通过贾拓夫带的电台，把陕北苏区和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经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长征路上成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使命已完成。

　　1935年11月6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会师那天雪花飘飘，寒气袭人，但两军指战员如亲人相见，气氛热烈，一片真诚。

　　徐海东知道长征过来的战士大多还衣衫单薄，草鞋裹足，于是在自己仅剩的7000块现洋中拿出5000块送给红军，并且还赠送了大批武器、弹药、布匹、棉衣给中央红军。徐海东的雪中送炭，不仅仅为中央红军战士解决了御寒的物质问题，更多的是让他们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和真挚的欢迎。

　　有了与张国焘会师而后又分裂的教训，毛泽东一路都在叮嘱一定要同十五军团的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搞好团结，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之后，合编、合心、合力，一气呵成。原中央红军的第一、三军团合编，称红一军团。原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称红十五军团。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合称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全军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统一作战。

　　为了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西北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伍修权、毕士悌等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红十五军团的建设。

　　当时，红十五军团正大打张村驿。张村驿，是一个小村镇，周围有四个围子，守敌有300多人枪。徐海东刚刚发出攻击命令，就收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从军团部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到军团司令部来，请徐海东同志速回军团部驻地。”徐海东非常高兴，立即下令部队暂停攻击，并飞身上马，快马加鞭，3 个小时跑完了60多公里，回到了道佐铺军团司令部。他刚走进窑洞，洗完脸，毛泽东、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等同志就来了。未经介绍，毛泽东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接着他向徐海东、程子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徐、程一一作了回答。

　　随后，毛泽东望着那张挂在墙上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圈圈点点比划着，他要亲自指挥两军漂漂亮亮地打一仗，作为中央红军献给陕北根据地的“进门礼”。

　　在徐海东打下张村驿附近的据点，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电报，致电毛泽东报告战斗胜利的消息后，毛泽东则盯上了东北军的两支先头部队一○九师和一○六师，并将吞吃它的地点选在直罗镇。

　　直罗镇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集镇，三面环山，一面是河，在此打伏击，地形对我十分有利。

　　毛泽东想起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先让过洪教头几招，等看出破绽后，只用了一棒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

　　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就是要学林冲，布下一个“口袋阵”，把敌人引进来，打一场歼灭战。

　　鉴于陕北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战争都没有给敌人以惩罚性教训，毛泽东一再说明：“这次战役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1935年11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指挥战役的林彪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早已得心应手，所以在直罗镇战役中表现得相当出色。战斗不到两小时，红军两路会攻，即占领了敌师部。对负隅顽抗死不投降的敌人围而不攻，当其乘夜色逃跑时，一举歼灭。

　　此次的战果是：全歼一○九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一○九师师长牛元峰亦被击毙，俘虏敌人5300 人，并缴获了大量弹药枪支。

　　张学良受此打击，将蒋委员长的一再训斥抛诸脑后，赶紧收兵回巢，从此不敢再小视红军。

　　关于直罗镇战役的意义，毛泽东有经典性的总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解决军事危机时，毛泽东还腾出手来处理刘志丹的问题。

　　刘志丹，这位斯诺笔下的“现代盗侠罗宾汉”，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传奇。他出生于陕西北部保安的一个富裕农家，年轻时因领导自家佃农抗交自家的租税而在穷人中一举成名。1925年，刘志丹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就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几位“共党”老师的影响和培养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因此被党组织选派，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刘志丹参加革命之后在冯玉祥部队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等在其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20 余名共产党员装进两辆闷罐子车，送出武胜关。刘志丹辗转周折，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

　　1929—1932年，刘志丹先后在张廷芝、苏雨生、谭世霖等军阀部队从事兵运活动。1932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终于与军阀彻底决裂，拉起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真正属于共产党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以这支武装为发“家”基础，实力越滚越大，最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和两支革命力量——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实现了会师。随即，三军联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是为找陕北刘志丹红军而来，可当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受到红十五军团领导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时，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毛泽东却找不到刘志丹其人。

　　原来，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其他创始人此时全在狱中。

　　从群众对此事的义愤填膺和对刘志丹表现出来的高度热爱评价之中，且在听取当地群众和边区干部的汇报后，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陕北苏区现在正在上演早在中央苏区曾出现过的肃反悲剧……

　　毛泽东给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下达了“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指令。

　　这也是党中央到陕北后下达的第一个指令。21个字，字字千金，为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保证。

　　10 月24 日，中央在下寺湾召开工作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1）撤销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张云逸任参谋长；

　　（2）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

　　（3）承认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

　　（4）定瓦窑堡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前往瓦窑堡负责全权处理刘志丹案件。他们一行三人带着1部电台和1个排的兵力，首先接管西北保卫局，控制了事态；接着调查取证，为党中央重新审理这一陕北头号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2月13日，毛泽东带着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大礼，来到了瓦窑堡。在瓦窑堡期间，毛泽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刘志丹案件定性、平反：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当毛泽东宣布这一结论时，陕北都沸腾了起来！

　　王首道回忆道：

　　“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刘志丹冤案的正确解决，苏区的局面初步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