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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识时务者为俊杰
管夷吾，齐国人，早年与鲍叔牙一块经过商，从过军，后为公子子纠的老师。他的叔父管至父协同连称杀掉齐襄公立无知为君后，推荐他入朝做官，他加以拒绝，遂与子纠奔鲁避居。无知被杀，他协助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不虞事败。齐桓公小白上台后，将他重用为相，恩礼交加，尊其号为仲父，交给他全权处理齐国军政的大权。其后，他对齐国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治理，成效显著，于是逐步实施尊王攘夷、争霸列国的战略，大约四十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中，他协助齐桓公取得了极其显赫的政绩。
管夷吾是春秋时代的一颗政治明星，他图霸于乱世的一套战略和策略，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他丰富的智慧和独到的思维方式，以及成系列的治国思想，都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不及的。
清晰的战略头脑：大处着眼，小处规划
大乱的春秋需要霸权，管仲一被召见，就向齐桓公提出了图霸的问题。为了图霸，他相应提出了强国的方案和恢复纲纪的方针。强国以保证自己有争霸的雄厚实力，纲纪使自己的政治行为有鲜明的指导思想，二者如图霸的两翼相配合。管仲在总体上全面地把握这些关系，由此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长远方针。尊王活动使齐国在争霸中利用了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消弭了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敌对力量，并表明了齐国领导集团对礼仪纲纪的率先遵守。攘夷活动使齐国在争霸的舞台上扬威耀武，在中原诸侯中树恩树德。
管仲在战略上始终将楚国作为争霸的敌手。当时楚在南方发展很快，几十年内已灭掉了自己东、南、西边的许多国家，僭称王号，兵锋北指，其势逼人。不挫败楚的威风，齐国的霸业无从谈起。管仲秉政不久就向桓公指出：“楚，僭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第十九回）为了挫败楚国的气势，可以说管仲作了二十余年的准备，其间实施了多项活动：第一，在前679年他实施了“欲攘楚，必先得郑”的方针，派兵攻郑，扶持十七年前曾被郑大夫祭足驱逐出国而盘踞栎城（今河南禹县）的郑厉公复位。把东周以来最桀骜不驯的郑国置于齐国的翼下，扫清了伐楚的通道。之后又与楚国多次争夺郑国，力求巩固这一战略阵地。第二，救燕伐戎，稳定北方。
前664年，燕国因山戎侵伐而求救于齐，管仲向桓公建议说：“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既息，乃可专事于南方矣。”（第二十回）
破戎之后，齐国将新辟的五百里地送与燕国，在北方广布恩德，有效地巩固了北方阵地，在战略上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性。第时而动（第二十回）。他积极支持齐桓公对诸侯恩礼相待，厚往薄来。直到前657年，郑国因楚患告救，管仲才对桓公说：“君数年以来，救燕存鲁，城邢封卫，恩德加于百姓，大义布于诸侯，若欲用诸侯之兵，此其时矣。”（第二十三回）齐国多年在诸侯中广树恩德，争取和团结了诸侯，终于集合了伐楚的八国联军。经过二十余年的准备，在前656年，以齐国为首的联军兵抵楚境，与楚国盟师召陵，抑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稳定了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在实施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管仲也极有战略头脑。前681年，管仲筹谋让桓公请王命首次组织北杏（今山东东阿县）会盟，当时齐国初翻霸业，宋君不服，逃会而去，为了成功地讨宋，管仲采取了三步战略，一是镇服了邻近的鲁国，造成声势；二是请王师参战，造成舆论；三是先礼后兵，派人以外交方式与宋通话，达到使宋服罪请盟的程度即可，那么，如何能镇服鲁国呢？管仲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派兵吃掉了鲁国的附庸小国遂（今山东肥城南），以重兵压遂，使鲁悚惧。第二，遣使入鲁，责其不赴北杏会盟之罪。第三，暗中派人将情况告知鲁庄公的母亲文姜，因文姜是出嫁于齐国之人，平时极力主张鲁庄公亲近齐国。鲁君内迫母命，外惧兵威，在齐国来使责问时，正好感到有台阶可下，于是答书请盟。采取这一系列严密的战略计划，齐国便制服了鲁、宋这两个较近的大国，在争霸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务实的思维
管仲制定军国大计，常能采取现实的态度。毗邻楚的两个小国江、黄（今河南正阳、潢川两地）不堪楚虐，恰好在齐准备伐楚之必怒，怒必加讨。当此时，我欲救，则阻道路之遥；不救，则乖同盟之义。他认为齐既然保护不了江黄，就应该现实地考虑问题，不要把它们纳入同盟，否则就会损伤同盟的严密性。管仲处事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伐楚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齐国原计划是以伐蔡为名将联军部队集合于上蔡（今河南上蔡西部），给楚国来个措手不及，不料，兵至楚境，楚国早有准备。他料到有人泄露了消息，于是立即调整了军事行动的目标。他首先向楚使提出了楚国未向周室纳贡的所谓罪责，然后逼陉山驻军，遥张军势，摆出要打的架势，楚国见联军逗留不进，疑其有谋，又惧联军之众，于是答应向周室纳贡菁茅，管仲于是班师。回军途中鲍叔牙问管仲；“楚之罪，僭号为大。吾子以包茅为辞，吾所未解。”管仲解释说：“楚僭号已三世矣，倘责其革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交兵，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骚然矣。吾以包茅为辞，使彼易于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夸耀诸侯，还报天子，不愈于兵连祸结，无已时乎？”（第二十四回）在当时变化了的情况下，如果不打班师，无功而回，势必贻笑诸侯，损伤齐的霸主地位；但如果好大喜功，坚持硬打，在楚的本土上作战，实在是成败难卜，且将遗祸久长。管仲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重定于取得象征性的胜利上。要达到这一目标，就不能向楚提出过高的要求，要考虑楚的接受程度。管仲向楚提出纳贡包茅的要求，牵连王室，似乎关系重大，其实只要一车菁茅，是楚完全能够接受的条件。
管仲主张齐国在诸侯中广布恩德，但他最终追求的是对于齐国的实际功效。北戎侵掠邢国，齐桓公会合诸侯于聂北（今山东茌平西），准备立即相救，管仲不赞成立即出兵，他对桓公说：狄寇方张，邢力未竭，敌方张之寇，其劳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相消耗后再出兵救邢。根据这一建议，数国联军在聂北等了约两月，狄兵已攻破了邢国，联军方出师赶走了狄兵。这样，管仲以邢国国破城亡为代价，用极小的力量付出立下了救邢存国的大功大德。管仲在刚执国政时就对桓公建议：“使人以皮币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择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择其淫乱篡弑者而诛之，可以立威。”（第十六回）管仲对齐国政治行为的设计，就是这样以齐国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他的救燕伐戎是为了安定齐的北方边境，他对中原诸国广布恩义，最终是为了役使各国，他的攘夷有自卫和树威双重目的，他号召诸侯尊王，是为了取得诸侯对齐霸主地位的认可等等。管仲的政治目标是现实的、实在的，因而在手段的选用上也是惟实、求实。
管仲无疑是一个重实、求实的人，然而，他没有自己全新的思想政治纲领，他在政治上打的是维护传统礼仪的旗号，因而在求实的行动中，不得不顾及对传统名分的符合，现实的要求和名分的要求各牵动着他，常把他置于二难的境地。例如他所辅佐的公子子纠死后，现实要求他进行政治派别的重新选择，以图功业；忠臣的名分要求他从子纠而死。每当遇到这类情况，他都在行为上选择了对于现实要求的符合；而同时又对名分的要求做出变通的解释，名分实际上成了他说明自己行为合理性的工具。子纠死于鲁国后，子纠的另一个老师召忽悲痛地表示：“为子死孝，为臣尽忠，分也！忽将从子纠于地下”（第十六回），遂即自杀。管仲先前曾与鲍叔牙约定，子纠和小白无论谁上台，他和鲍叔牙二人都要互相荐举，后来鲁国答应将他囚槛送齐时，他急忙赶程，生怕鲁国反悔而追杀他，看来他心底里根本不愿意为子纠而死。他见召忽已死，遂表示：“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齐国，为子纠白冤。”事实上，子纠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无冤可白，管仲回国荐给齐桓公时，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现实要求他辅佐新的君主建功立业，名分则拒绝他复事于故君的仇人，从他与鲍叔牙早先的约定看，他无疑是要做出现实的选择，但又顾虑于名分的要求，因而下不了决心，而当鲍叔牙提出：“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的社会观念时，他终于答应辅佐齐桓公，因为鲍叔牙的推荐吻合于他追求的现实要求，又为他勉强找到了名分的根据。
管仲在军国大计的制定上明显地带有上述思维方式，他提出的尊王方针，首先是齐国得以号召诸侯、称霸列国的手段，符合于现实的要求，同时又直接符合于名分的要求。伐楚时向楚提出不向周室纳贡的罪名，首先是这种辞令符合争取象征性胜利的现实要求，同时又符合尊重王室的名分要求。
管仲在政治上打着维护礼仪纲纪的旗号，因而在处事上顾及名分，然而他要在不断更新的历史舞台上创立前无古人的霸业，因而首先追逐的是现实的要求。顾其名，求其实，是他处事的特点，是他思维的特点。在他这里，名分只是用来为自己的求实行为作辩护的工具，因而他对名分的运用实质上含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随意性。
于细微处见精神
与求实的思维特点相联系，管仲对人的看法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从人的实实在在的客观本性出发，把人看成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躯。这样，他对特定人物的理解就更实际、更准确。
己相府也大建楼台，鲍叔牙认为管仲的这种做法是对桓公奢侈行为的纵容，因而对管仲当面提出指责，管仲解释说：“夫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亦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彼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吾君分谤也。”（第二十四回）管仲把齐桓公看成一个现实的人，认为他不仅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情欲要求，如果以礼仪来束缚桓公的快乐享受，必然会妨碍其事业进取心。管仲把生活快乐与事业成功联系起来，是要以生活快乐作为人的事业进取的诱饵，以避免桓公的意志怠惰。同时，管仲以自己的奢侈为君分谤，也意在稍稍向人们证明生活享乐的合理性和情欲表现的自然性。早先，齐桓公曾向管仲表白说，他是一个喜好女色的人，并不无歉意地问管仲，这是否会害及霸业，管仲明确地回答，这不会影响霸业。管仲把这一特点看成是人的内在情欲的自然表现，因而对桓公这方面的行为从不干涉和限制，有时甚而怂恿。
齐桓公身边有三个侍臣，第一个叫竖刁，早年很得桓公欢心，因更想亲近于内宫，于是自己作了宫刑进宫服侍桓公，桓公为此愈加怜爱宠信。第二个人物叫雍巫，字易牙，精于烹调之技，桓公有一次开玩笑说他未尝过人肉的味道，易牙就杀掉自己三岁的长子，将肉炮制后献给桓公，桓公为此而宠信易牙。第三个人物叫开方，原是卫国太子，因慕桓公之名，遂放弃太子地后万勿亲近上述三人。桓公问：“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又问：“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又问：“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无可疑矣。”管仲解释说：“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乱国！”（第二十九回）看来，管仲与齐桓公对上述三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齐桓公认为这些人为了他而烹子、自残或放弃国君地位，说明是极爱自己的。管仲则抛开了这些表面现象，他对人物进行分析的立足点有两条，其一是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二是认为人的活动都有其目的性。既然人的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些人烹子、自残或弃国，必定有另外的所求；而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那么这些人的另外所求必定在于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因而，这些人必是野心家无疑。管仲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人的个体行为统一于他的个体本性。既然上述三人为了自己的所求能够烹子、自残或不顾父母，那就证明了他们个体本性的残忍；而本性残忍的人要谋取自身的极大利益，实质上是敢加害于任何人的。管仲因而提醒桓公，一定不要接近上述三人。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真正按管仲的嘱咐去办，桓公临终时，这三人果然在朝中兴风作浪，引发了齐国的大内乱。当桓公最终被易牙和竖刁等人封锁于宫室，饥渴交迫、无人照应时，他想起了管仲的嘱咐，长叹道：“仲父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第三十二回）齐桓公最终承认了管仲对三人分析的正确性。
度。在齐桓公组织的一次诸侯会盟上，郑文公派儿子子华代替自己参加，子华私下密告桓公；请齐国出面除掉父亲身边的三个执政大夫，管仲见子华受命会盟，暗地里却背着父亲另作打算，认为干这种事的必是奸佞之徒，于是让桓公拒绝子华之请，最后有意将此事泄露出去，借郑国之刀杀掉了子华。
管仲从现实的立场看待人，他把人的情欲看成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他以人的客观本性为前提去分析人的个性品格，这是他的求实精神在人的问题上的体现，是他现实主义处事原则的深化。
左右逢源的五项绝招
从求实的原则出发，管仲善于在处事上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大体有如下几种：第一，示威惧邻。邻近齐国的鄣久不服齐，桓公欲派兵灭之，但鄣与齐乃同一先祖，灭之有碍大义，管仲建议说：“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军巡视纪城，示以欲伐之状，鄣必畏而来降。是无灭亲之名，而有得地之实矣。”（第二十回）纪城是齐国在齐襄公执政时灭掉的纪国，桓公用管仲之谋，鄣君果然畏惧求降。齐国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达到了制服鄣国的目的。管仲运用软硬兼施、内外配合和先打后拉的手段制服鲁庄公，也是灵活策略的一次运用。
第二种，小题大作。伐楚时，管仲原计划以讨蔡为名，将诸侯之兵集合于上蔡，准备打楚个措手不及，然而蔡国与齐国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伐蔡师出无名。于是管仲提出，蔡国和齐桓公有私仇。原来，蔡穆公的妹妹早先曾嫁给齐桓公为第三夫人，桓公深恨之。管仲借这件事大作文章，其实是伐楚的一部分策略。
第三，泄谋借刀。郑文公的儿子子华密谋借齐国之力消除父党。管仲深恶其为人，拒绝了子华之请，然后又故意将子华对齐桓公讲过的话泄露给郑国人。子华一回到国中，郑文公就宣布其为卖国逆子，将子华囚而杀之。管仲用泄密的手法借刀杀人，既对郑文公表示了齐国的坦率忠诚，立信于诸侯，又防止了因子华嗣位而可能形成的齐郑之隙。
第四，软逼天子。有一次齐使入周，察觉到周惠王有废掉世子郑而传位于次子带的意图，但惠王从未明言。为了维护世子郑的地位，从而在王室培植亲齐势力，管仲为桓公定计软逼周王。
于是齐桓公约众诸侯联名奏表于周王，声称“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因为此事名正言顺，难以推辞，周王只得许诺，桓公便在首止（又名首戴，今河南睢县东南）与众诸侯迎请世子郑，并故意做出留恋不舍、极力拥戴的表示，周惠王心不悦而口难言。
惠王临终前后，众诸侯又各派本国大夫连毂入周请见新王，终于逼周臣扶周襄王子郑上台。管仲在此事上让众诸侯极力做出拥戴世子的表示，他的考虑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虽欲废立，亦难行矣。”（第二十四回）
第五，隐夺君意。伐楚之后齐国名声大震，葵丘会盟，更使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鼎盛，这时，齐桓公自以为功高无比，欲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封禅”之事。封禅乃是封泰山以祭天，禅梁父山（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以报地。古人作为天与人归、受命而兴的盛典。当时周室反对桓公封禅，管仲也不赞成此事，但桓公固执己见，不听他的劝谏。管仲对周室使臣说：“吾君好胜，可以隐夺，难以正格也。”（第二十四回）于是晚上去见桓公，告诉他说，封禅之典很隆重，需要鄗上之嘉黍，北里之嘉禾，江淮之“灵茅”，要有东海比目鱼，西海比翼鸟，管仲在处事的策略手法上仍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在他那里，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他的高明之处，一是能正确对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二是他思路开阔，在手段的设定和选择上更为灵活实用。
智借众谋与天力
管仲富于智谋，但他仍然认为：“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第十六回）当初桓公欲拜他为相，他提出的首先条件就是要桓公一并任用隰朋、宁越等“五杰”。为解释桓公有一次遇到的怪异现象，他重赏招聘到一位名叫皇子的人，借皇子的学识为君解忧。在一次伐宋途中，一位衣帽破烂的牧牛人求见管仲不得，于是托人传话给管仲说：“浩浩乎白水！”管仲闻及此语，茫然不解，于是向随军的爱妾婧请教，婧告诉说：“妾闻古有《白水》之诗云：‘浩浩白水，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第十八回）管仲即命停车召之，及与对谈，发现其很有才学，于是马上作书将其推荐给行军在后的齐桓公，此人即是后来协助管仲秉政的宁戚。管仲上台后还悬榜于国门，布告国人，征求富强之策。管仲善于借众人智慧来增益自己或弥补自己的不足，正如齐桓公所评价的，他有“任众之明”。
管仲不仅广借众人之谋，而且善于挖掘内涵于人体中的潜力。管仲曾辅佐子纠，与齐桓公小白争夺君位，事败后逃至鲁国，齐鲁二国多方交涉，最后鲁国同意用槛车送管仲归齐，管仲怕鲁国反悔追杀自己，因而制成《黄鹄》之词，教御车的役人学唱，其歌悲壮动人，役人学会后边唱边走，乐而忘倦，车驰马奔，一天走两孤竹，齐军跟踪追袭，路遇一山，齐军凿山开道，非常劳苦，管仲于是制《上山歌》和《下山歌》两首，教军士学唱，大家唱起歌来，你唱我和，忘却疲倦，劲头焕发，车行如飞，迅速翻过了山岭。管仲事后向齐桓公解释这种乐而忘倦的原因说：“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第二十一回）他认为人的形体受到劳困，必然产生精神上的疲倦，而如果使人的精神感到快乐，就必然忘却形体的疲劳。管仲能够唯物而辩证地把握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他科学地利用精神对形体反作用的规律，在关键时刻挖掘出了潜存于人体中的力量，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在围剿孤竹的战役中，齐国和无终国军队不幸被敌人诱至迷谷。迷谷，当地人又称旱海，其地山谷险恶，绝无行人，风沙刮起，咫尺不辨，谷路曲折难认，大军在谷中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军心慌乱。管仲建议说：“臣闻老马识途。无终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斑择老马数头，观其所往而随之，宜可得路也。”（第二十一回）桓公依言而行，终于弯弯曲曲，出了谷口。管仲巧妙地利用了老马的本能之力，救了全军人的性命。
老马的本能和人体中的内在潜力均属自然的能和力，但二者不会自然地显露出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管仲深察自然规律，他巧攫天力，为己所用，表现了高超的智慧和天才。
鸟瞰全局：法家思想的萌芽
在天下大乱的春秋前期，管仲为齐国提出了一整套治国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公开打起维护传统礼仪的旗帜，作为规范人们行动的义廉耻的精神，使人们在大乱的天下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和追求目标，他以此作为立国的前提和根本。
第二，坚持爱民的思想原则。管仲主张治国必须坚持爱民的原则，为了保证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五项具体指标，即国民的相亲程度、繁衍程度、富裕程度、知礼程度和信任程度，对于每项指标的落实，他都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赦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税敛，则民富矣。卿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他认为，在治国中坚持了爱民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对国民的统治和领导。在爱民原则的前提下，管仲还提出了对国民的具体安置方法，他把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主张各类国民世代沿袭，不变其业，以此安定国民，由此保证国家的安稳。
第三，实行内政上的整顿与改革。春秋时的军事攻守只针对城郭，而不针对鄙野，于是管仲让农民住在鄙野，让士、工、商三类国民住于城郭，并将这些人按区域分为二十一乡：十五乡为士，以保证兵源，六乡为工商，以保证财源。在士乡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合为一军，以一家一人计，一军共一万人，十五乡为三军，共三万人。管仲还让士乡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块，平时狩猎练武，互相熟悉，战时相互配合，生死与共。
第四，繁荣工商业，收税聚财。管仲提出“销山为钱、煮海为盐”，主张发展盐铁业，同时还提出“收天下百物之贱者而居之，以时贸易”，主张发展商业。他还提出在商人活动集中的地方建立商闾，以供行商旅途居住。国家对工商实行税收，以此增加财政收入。
第五，治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上，管仲认为“兵贵于精，不贵于多；强于心，不强于力”。他主张把主要精力应放在提高部队素质、增加军队战斗力上，而不要放在增加部队的人数上，认为只有这样轻重，可以以剑甲等武器装备赎罪，这样以补充武器之不足。
第六，外交方针。管仲提出了“尊周室”“亲邻国”的外交原则，并相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针。
第七，精辟深刻的用人思想。管仲和齐桓公有一次议论霸业，桓公问他，作为君主，怎么样才会损害于霸业呢？管仲回答：“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均见第十六回）管仲特别强调领导人的用人对自己事业的影响，他为领导人提出了一种极其深刻的用人思想：领导人不仅要识才，而且要用才；不仅要委用他，而且要放手让他去干；不仅要放手让他去干，而且要保证不让小人参与干扰。管仲把事业的兴败归结到用人问题上，从而提出了内容深刻的用人思想，这既是齐桓公创立霸业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齐桓公得以成就霸业的重大经验总结。
适应齐桓公图霸的雄心，管仲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治国方针，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他处事的独到智慧。贯穿管仲整个思想的是求实的精神，这些精神和思想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影响了春秋的趋势和进程，造就了东周初期的一颗思想政治明星。
管夷吾是春秋时代的一颗政治明星，他图霸于乱世的一套战略和策略，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他丰富的智慧和独到的思维方式，以及成系列的治国思想，都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不及的。
清晰的战略头脑：大处着眼，小处规划
大乱的春秋需要霸权，管仲一被召见，就向齐桓公提出了图霸的问题。为了图霸，他相应提出了强国的方案和恢复纲纪的方针。强国以保证自己有争霸的雄厚实力，纲纪使自己的政治行为有鲜明的指导思想，二者如图霸的两翼相配合。管仲在总体上全面地把握这些关系，由此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长远方针。尊王活动使齐国在争霸中利用了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消弭了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敌对力量，并表明了齐国领导集团对礼仪纲纪的率先遵守。攘夷活动使齐国在争霸的舞台上扬威耀武，在中原诸侯中树恩树德。
管仲在战略上始终将楚国作为争霸的敌手。当时楚在南方发展很快，几十年内已灭掉了自己东、南、西边的许多国家，僭称王号，兵锋北指，其势逼人。不挫败楚的威风，齐国的霸业无从谈起。管仲秉政不久就向桓公指出：“楚，僭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第十九回）为了挫败楚国的气势，可以说管仲作了二十余年的准备，其间实施了多项活动：第一，在前679年他实施了“欲攘楚，必先得郑”的方针，派兵攻郑，扶持十七年前曾被郑大夫祭足驱逐出国而盘踞栎城（今河南禹县）的郑厉公复位。把东周以来最桀骜不驯的郑国置于齐国的翼下，扫清了伐楚的通道。之后又与楚国多次争夺郑国，力求巩固这一战略阵地。第二，救燕伐戎，稳定北方。
前664年，燕国因山戎侵伐而求救于齐，管仲向桓公建议说：“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既息，乃可专事于南方矣。”（第二十回）
破戎之后，齐国将新辟的五百里地送与燕国，在北方广布恩德，有效地巩固了北方阵地，在战略上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性。第时而动（第二十回）。他积极支持齐桓公对诸侯恩礼相待，厚往薄来。直到前657年，郑国因楚患告救，管仲才对桓公说：“君数年以来，救燕存鲁，城邢封卫，恩德加于百姓，大义布于诸侯，若欲用诸侯之兵，此其时矣。”（第二十三回）齐国多年在诸侯中广树恩德，争取和团结了诸侯，终于集合了伐楚的八国联军。经过二十余年的准备，在前656年，以齐国为首的联军兵抵楚境，与楚国盟师召陵，抑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稳定了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在实施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管仲也极有战略头脑。前681年，管仲筹谋让桓公请王命首次组织北杏（今山东东阿县）会盟，当时齐国初翻霸业，宋君不服，逃会而去，为了成功地讨宋，管仲采取了三步战略，一是镇服了邻近的鲁国，造成声势；二是请王师参战，造成舆论；三是先礼后兵，派人以外交方式与宋通话，达到使宋服罪请盟的程度即可，那么，如何能镇服鲁国呢？管仲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派兵吃掉了鲁国的附庸小国遂（今山东肥城南），以重兵压遂，使鲁悚惧。第二，遣使入鲁，责其不赴北杏会盟之罪。第三，暗中派人将情况告知鲁庄公的母亲文姜，因文姜是出嫁于齐国之人，平时极力主张鲁庄公亲近齐国。鲁君内迫母命，外惧兵威，在齐国来使责问时，正好感到有台阶可下，于是答书请盟。采取这一系列严密的战略计划，齐国便制服了鲁、宋这两个较近的大国，在争霸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务实的思维
管仲制定军国大计，常能采取现实的态度。毗邻楚的两个小国江、黄（今河南正阳、潢川两地）不堪楚虐，恰好在齐准备伐楚之必怒，怒必加讨。当此时，我欲救，则阻道路之遥；不救，则乖同盟之义。他认为齐既然保护不了江黄，就应该现实地考虑问题，不要把它们纳入同盟，否则就会损伤同盟的严密性。管仲处事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伐楚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齐国原计划是以伐蔡为名将联军部队集合于上蔡（今河南上蔡西部），给楚国来个措手不及，不料，兵至楚境，楚国早有准备。他料到有人泄露了消息，于是立即调整了军事行动的目标。他首先向楚使提出了楚国未向周室纳贡的所谓罪责，然后逼陉山驻军，遥张军势，摆出要打的架势，楚国见联军逗留不进，疑其有谋，又惧联军之众，于是答应向周室纳贡菁茅，管仲于是班师。回军途中鲍叔牙问管仲；“楚之罪，僭号为大。吾子以包茅为辞，吾所未解。”管仲解释说：“楚僭号已三世矣，倘责其革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交兵，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骚然矣。吾以包茅为辞，使彼易于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夸耀诸侯，还报天子，不愈于兵连祸结，无已时乎？”（第二十四回）在当时变化了的情况下，如果不打班师，无功而回，势必贻笑诸侯，损伤齐的霸主地位；但如果好大喜功，坚持硬打，在楚的本土上作战，实在是成败难卜，且将遗祸久长。管仲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重定于取得象征性的胜利上。要达到这一目标，就不能向楚提出过高的要求，要考虑楚的接受程度。管仲向楚提出纳贡包茅的要求，牵连王室，似乎关系重大，其实只要一车菁茅，是楚完全能够接受的条件。
管仲主张齐国在诸侯中广布恩德，但他最终追求的是对于齐国的实际功效。北戎侵掠邢国，齐桓公会合诸侯于聂北（今山东茌平西），准备立即相救，管仲不赞成立即出兵，他对桓公说：狄寇方张，邢力未竭，敌方张之寇，其劳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相消耗后再出兵救邢。根据这一建议，数国联军在聂北等了约两月，狄兵已攻破了邢国，联军方出师赶走了狄兵。这样，管仲以邢国国破城亡为代价，用极小的力量付出立下了救邢存国的大功大德。管仲在刚执国政时就对桓公建议：“使人以皮币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择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择其淫乱篡弑者而诛之，可以立威。”（第十六回）管仲对齐国政治行为的设计，就是这样以齐国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他的救燕伐戎是为了安定齐的北方边境，他对中原诸国广布恩义，最终是为了役使各国，他的攘夷有自卫和树威双重目的，他号召诸侯尊王，是为了取得诸侯对齐霸主地位的认可等等。管仲的政治目标是现实的、实在的，因而在手段的选用上也是惟实、求实。
管仲无疑是一个重实、求实的人，然而，他没有自己全新的思想政治纲领，他在政治上打的是维护传统礼仪的旗号，因而在求实的行动中，不得不顾及对传统名分的符合，现实的要求和名分的要求各牵动着他，常把他置于二难的境地。例如他所辅佐的公子子纠死后，现实要求他进行政治派别的重新选择，以图功业；忠臣的名分要求他从子纠而死。每当遇到这类情况，他都在行为上选择了对于现实要求的符合；而同时又对名分的要求做出变通的解释，名分实际上成了他说明自己行为合理性的工具。子纠死于鲁国后，子纠的另一个老师召忽悲痛地表示：“为子死孝，为臣尽忠，分也！忽将从子纠于地下”（第十六回），遂即自杀。管仲先前曾与鲍叔牙约定，子纠和小白无论谁上台，他和鲍叔牙二人都要互相荐举，后来鲁国答应将他囚槛送齐时，他急忙赶程，生怕鲁国反悔而追杀他，看来他心底里根本不愿意为子纠而死。他见召忽已死，遂表示：“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齐国，为子纠白冤。”事实上，子纠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无冤可白，管仲回国荐给齐桓公时，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现实要求他辅佐新的君主建功立业，名分则拒绝他复事于故君的仇人，从他与鲍叔牙早先的约定看，他无疑是要做出现实的选择，但又顾虑于名分的要求，因而下不了决心，而当鲍叔牙提出：“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的社会观念时，他终于答应辅佐齐桓公，因为鲍叔牙的推荐吻合于他追求的现实要求，又为他勉强找到了名分的根据。
管仲在军国大计的制定上明显地带有上述思维方式，他提出的尊王方针，首先是齐国得以号召诸侯、称霸列国的手段，符合于现实的要求，同时又直接符合于名分的要求。伐楚时向楚提出不向周室纳贡的罪名，首先是这种辞令符合争取象征性胜利的现实要求，同时又符合尊重王室的名分要求。
管仲在政治上打着维护礼仪纲纪的旗号，因而在处事上顾及名分，然而他要在不断更新的历史舞台上创立前无古人的霸业，因而首先追逐的是现实的要求。顾其名，求其实，是他处事的特点，是他思维的特点。在他这里，名分只是用来为自己的求实行为作辩护的工具，因而他对名分的运用实质上含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随意性。
于细微处见精神
与求实的思维特点相联系，管仲对人的看法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从人的实实在在的客观本性出发，把人看成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躯。这样，他对特定人物的理解就更实际、更准确。
己相府也大建楼台，鲍叔牙认为管仲的这种做法是对桓公奢侈行为的纵容，因而对管仲当面提出指责，管仲解释说：“夫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亦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彼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吾君分谤也。”（第二十四回）管仲把齐桓公看成一个现实的人，认为他不仅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情欲要求，如果以礼仪来束缚桓公的快乐享受，必然会妨碍其事业进取心。管仲把生活快乐与事业成功联系起来，是要以生活快乐作为人的事业进取的诱饵，以避免桓公的意志怠惰。同时，管仲以自己的奢侈为君分谤，也意在稍稍向人们证明生活享乐的合理性和情欲表现的自然性。早先，齐桓公曾向管仲表白说，他是一个喜好女色的人，并不无歉意地问管仲，这是否会害及霸业，管仲明确地回答，这不会影响霸业。管仲把这一特点看成是人的内在情欲的自然表现，因而对桓公这方面的行为从不干涉和限制，有时甚而怂恿。
齐桓公身边有三个侍臣，第一个叫竖刁，早年很得桓公欢心，因更想亲近于内宫，于是自己作了宫刑进宫服侍桓公，桓公为此愈加怜爱宠信。第二个人物叫雍巫，字易牙，精于烹调之技，桓公有一次开玩笑说他未尝过人肉的味道，易牙就杀掉自己三岁的长子，将肉炮制后献给桓公，桓公为此而宠信易牙。第三个人物叫开方，原是卫国太子，因慕桓公之名，遂放弃太子地后万勿亲近上述三人。桓公问：“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又问：“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又问：“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无可疑矣。”管仲解释说：“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乱国！”（第二十九回）看来，管仲与齐桓公对上述三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齐桓公认为这些人为了他而烹子、自残或放弃国君地位，说明是极爱自己的。管仲则抛开了这些表面现象，他对人物进行分析的立足点有两条，其一是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二是认为人的活动都有其目的性。既然人的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些人烹子、自残或弃国，必定有另外的所求；而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那么这些人的另外所求必定在于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因而，这些人必是野心家无疑。管仲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人的个体行为统一于他的个体本性。既然上述三人为了自己的所求能够烹子、自残或不顾父母，那就证明了他们个体本性的残忍；而本性残忍的人要谋取自身的极大利益，实质上是敢加害于任何人的。管仲因而提醒桓公，一定不要接近上述三人。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真正按管仲的嘱咐去办，桓公临终时，这三人果然在朝中兴风作浪，引发了齐国的大内乱。当桓公最终被易牙和竖刁等人封锁于宫室，饥渴交迫、无人照应时，他想起了管仲的嘱咐，长叹道：“仲父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第三十二回）齐桓公最终承认了管仲对三人分析的正确性。
度。在齐桓公组织的一次诸侯会盟上，郑文公派儿子子华代替自己参加，子华私下密告桓公；请齐国出面除掉父亲身边的三个执政大夫，管仲见子华受命会盟，暗地里却背着父亲另作打算，认为干这种事的必是奸佞之徒，于是让桓公拒绝子华之请，最后有意将此事泄露出去，借郑国之刀杀掉了子华。
管仲从现实的立场看待人，他把人的情欲看成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他以人的客观本性为前提去分析人的个性品格，这是他的求实精神在人的问题上的体现，是他现实主义处事原则的深化。
左右逢源的五项绝招
从求实的原则出发，管仲善于在处事上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大体有如下几种：第一，示威惧邻。邻近齐国的鄣久不服齐，桓公欲派兵灭之，但鄣与齐乃同一先祖，灭之有碍大义，管仲建议说：“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军巡视纪城，示以欲伐之状，鄣必畏而来降。是无灭亲之名，而有得地之实矣。”（第二十回）纪城是齐国在齐襄公执政时灭掉的纪国，桓公用管仲之谋，鄣君果然畏惧求降。齐国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达到了制服鄣国的目的。管仲运用软硬兼施、内外配合和先打后拉的手段制服鲁庄公，也是灵活策略的一次运用。
第二种，小题大作。伐楚时，管仲原计划以讨蔡为名，将诸侯之兵集合于上蔡，准备打楚个措手不及，然而蔡国与齐国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伐蔡师出无名。于是管仲提出，蔡国和齐桓公有私仇。原来，蔡穆公的妹妹早先曾嫁给齐桓公为第三夫人，桓公深恨之。管仲借这件事大作文章，其实是伐楚的一部分策略。
第三，泄谋借刀。郑文公的儿子子华密谋借齐国之力消除父党。管仲深恶其为人，拒绝了子华之请，然后又故意将子华对齐桓公讲过的话泄露给郑国人。子华一回到国中，郑文公就宣布其为卖国逆子，将子华囚而杀之。管仲用泄密的手法借刀杀人，既对郑文公表示了齐国的坦率忠诚，立信于诸侯，又防止了因子华嗣位而可能形成的齐郑之隙。
第四，软逼天子。有一次齐使入周，察觉到周惠王有废掉世子郑而传位于次子带的意图，但惠王从未明言。为了维护世子郑的地位，从而在王室培植亲齐势力，管仲为桓公定计软逼周王。
于是齐桓公约众诸侯联名奏表于周王，声称“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因为此事名正言顺，难以推辞，周王只得许诺，桓公便在首止（又名首戴，今河南睢县东南）与众诸侯迎请世子郑，并故意做出留恋不舍、极力拥戴的表示，周惠王心不悦而口难言。
惠王临终前后，众诸侯又各派本国大夫连毂入周请见新王，终于逼周臣扶周襄王子郑上台。管仲在此事上让众诸侯极力做出拥戴世子的表示，他的考虑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虽欲废立，亦难行矣。”（第二十四回）
第五，隐夺君意。伐楚之后齐国名声大震，葵丘会盟，更使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鼎盛，这时，齐桓公自以为功高无比，欲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封禅”之事。封禅乃是封泰山以祭天，禅梁父山（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以报地。古人作为天与人归、受命而兴的盛典。当时周室反对桓公封禅，管仲也不赞成此事，但桓公固执己见，不听他的劝谏。管仲对周室使臣说：“吾君好胜，可以隐夺，难以正格也。”（第二十四回）于是晚上去见桓公，告诉他说，封禅之典很隆重，需要鄗上之嘉黍，北里之嘉禾，江淮之“灵茅”，要有东海比目鱼，西海比翼鸟，管仲在处事的策略手法上仍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在他那里，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他的高明之处，一是能正确对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二是他思路开阔，在手段的设定和选择上更为灵活实用。
智借众谋与天力
管仲富于智谋，但他仍然认为：“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第十六回）当初桓公欲拜他为相，他提出的首先条件就是要桓公一并任用隰朋、宁越等“五杰”。为解释桓公有一次遇到的怪异现象，他重赏招聘到一位名叫皇子的人，借皇子的学识为君解忧。在一次伐宋途中，一位衣帽破烂的牧牛人求见管仲不得，于是托人传话给管仲说：“浩浩乎白水！”管仲闻及此语，茫然不解，于是向随军的爱妾婧请教，婧告诉说：“妾闻古有《白水》之诗云：‘浩浩白水，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第十八回）管仲即命停车召之，及与对谈，发现其很有才学，于是马上作书将其推荐给行军在后的齐桓公，此人即是后来协助管仲秉政的宁戚。管仲上台后还悬榜于国门，布告国人，征求富强之策。管仲善于借众人智慧来增益自己或弥补自己的不足，正如齐桓公所评价的，他有“任众之明”。
管仲不仅广借众人之谋，而且善于挖掘内涵于人体中的潜力。管仲曾辅佐子纠，与齐桓公小白争夺君位，事败后逃至鲁国，齐鲁二国多方交涉，最后鲁国同意用槛车送管仲归齐，管仲怕鲁国反悔追杀自己，因而制成《黄鹄》之词，教御车的役人学唱，其歌悲壮动人，役人学会后边唱边走，乐而忘倦，车驰马奔，一天走两孤竹，齐军跟踪追袭，路遇一山，齐军凿山开道，非常劳苦，管仲于是制《上山歌》和《下山歌》两首，教军士学唱，大家唱起歌来，你唱我和，忘却疲倦，劲头焕发，车行如飞，迅速翻过了山岭。管仲事后向齐桓公解释这种乐而忘倦的原因说：“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第二十一回）他认为人的形体受到劳困，必然产生精神上的疲倦，而如果使人的精神感到快乐，就必然忘却形体的疲劳。管仲能够唯物而辩证地把握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他科学地利用精神对形体反作用的规律，在关键时刻挖掘出了潜存于人体中的力量，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在围剿孤竹的战役中，齐国和无终国军队不幸被敌人诱至迷谷。迷谷，当地人又称旱海，其地山谷险恶，绝无行人，风沙刮起，咫尺不辨，谷路曲折难认，大军在谷中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军心慌乱。管仲建议说：“臣闻老马识途。无终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斑择老马数头，观其所往而随之，宜可得路也。”（第二十一回）桓公依言而行，终于弯弯曲曲，出了谷口。管仲巧妙地利用了老马的本能之力，救了全军人的性命。
老马的本能和人体中的内在潜力均属自然的能和力，但二者不会自然地显露出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管仲深察自然规律，他巧攫天力，为己所用，表现了高超的智慧和天才。
鸟瞰全局：法家思想的萌芽
在天下大乱的春秋前期，管仲为齐国提出了一整套治国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公开打起维护传统礼仪的旗帜，作为规范人们行动的义廉耻的精神，使人们在大乱的天下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和追求目标，他以此作为立国的前提和根本。
第二，坚持爱民的思想原则。管仲主张治国必须坚持爱民的原则，为了保证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五项具体指标，即国民的相亲程度、繁衍程度、富裕程度、知礼程度和信任程度，对于每项指标的落实，他都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赦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税敛，则民富矣。卿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他认为，在治国中坚持了爱民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对国民的统治和领导。在爱民原则的前提下，管仲还提出了对国民的具体安置方法，他把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主张各类国民世代沿袭，不变其业，以此安定国民，由此保证国家的安稳。
第三，实行内政上的整顿与改革。春秋时的军事攻守只针对城郭，而不针对鄙野，于是管仲让农民住在鄙野，让士、工、商三类国民住于城郭，并将这些人按区域分为二十一乡：十五乡为士，以保证兵源，六乡为工商，以保证财源。在士乡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合为一军，以一家一人计，一军共一万人，十五乡为三军，共三万人。管仲还让士乡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块，平时狩猎练武，互相熟悉，战时相互配合，生死与共。
第四，繁荣工商业，收税聚财。管仲提出“销山为钱、煮海为盐”，主张发展盐铁业，同时还提出“收天下百物之贱者而居之，以时贸易”，主张发展商业。他还提出在商人活动集中的地方建立商闾，以供行商旅途居住。国家对工商实行税收，以此增加财政收入。
第五，治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上，管仲认为“兵贵于精，不贵于多；强于心，不强于力”。他主张把主要精力应放在提高部队素质、增加军队战斗力上，而不要放在增加部队的人数上，认为只有这样轻重，可以以剑甲等武器装备赎罪，这样以补充武器之不足。
第六，外交方针。管仲提出了“尊周室”“亲邻国”的外交原则，并相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针。
第七，精辟深刻的用人思想。管仲和齐桓公有一次议论霸业，桓公问他，作为君主，怎么样才会损害于霸业呢？管仲回答：“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均见第十六回）管仲特别强调领导人的用人对自己事业的影响，他为领导人提出了一种极其深刻的用人思想：领导人不仅要识才，而且要用才；不仅要委用他，而且要放手让他去干；不仅要放手让他去干，而且要保证不让小人参与干扰。管仲把事业的兴败归结到用人问题上，从而提出了内容深刻的用人思想，这既是齐桓公创立霸业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齐桓公得以成就霸业的重大经验总结。
适应齐桓公图霸的雄心，管仲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治国方针，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他处事的独到智慧。贯穿管仲整个思想的是求实的精神，这些精神和思想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影响了春秋的趋势和进程，造就了东周初期的一颗思想政治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