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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他的机敏为诸葛亮所佩服
晏婴，字平仲，后世称为晏子，春秋晚年齐国大夫，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前556年，他的父亲晏弱死后，他继任为齐卿。齐庄公蔑欺侮，内政外交均有困难。晏婴执政时，以省刑薄敛劝导景公，以求在国内与田氏争夺民心，并注意剪除田氏党羽；在与两个大国的交往中，他凭自己的智敏和外交才能维护了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后世搜集他的言行曾编辑成《晏子春秋》一书。在辅佐齐国公室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晏婴尤其表现了他机敏善辩的才能。
隐喻谏主
晏婴为相国时，将省刑薄敛确定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他常常以此劝导景公说：“省刑罚，则民不怨；薄赋敛，则民知恩。”他让景公效法古代的先王，对民“春则省耕，补其不足；夏则省敛，助其不给”（第七十一回）。但景公多是有保留地采纳。晏婴于是注意在具体事情上劝谏景公。有一次，景公准备为晏婴调换一个好的住所，晏婴极力推辞，并说他现在的住所接近市场，早晚买东西也方便。景公笑着问他：你接近市场，那么知道市面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呢？当时齐国刑罚较重，动不动就以刖刑砍掉人的脚，于是市面上出售称作“踊”的假脚，适逢景公问市面的物价情况，晏婴因而回答说：“踊贵而屦贱。”景公听到假脚贵而鞋子贱的情况，愀然变色，于是下令省减刖刑（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景公喜好一种射鸟游戏，他让一个名叫烛邹的人专门为自己养了一只鸟，后来鸟飞跑了，景公非常生气，叫来人要杀掉烛邹，晏婴急忙对景公说：“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景公答应后，晏婴当面历数了烛邹的三大罪状，说：“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宣布完烛邹的罪状后，请景公杀之，景公人的不义行为，而且会在天下造成重鸟轻士的坏名声，他把这种劝谏换个角度提出，表面上是支持景公杀人，实际上隐含了对景公的深刻批评。
清朝道光帝对晏婴以仁爱精神进谏君主的行为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曾作《五贤咏·晏子》之诗：忠信立国基，晏婴曾进谏。
一言省繁刑，听采及谣谚。
旧宅承先人，近市识屦贱。
为政本诸仁，民情大可见。
晏婴对君主劝谏的机智性一是在于他能巧妙地利用机会，不以专门劝谏者的身份出现，避免造成思想对立；二是他能换个角度提出劝谏内容，在另外的事情上做文章，其中的隐义由君主自己悟出，既避免了与君主的直接对立，又使君主在自我启发中更好地认识错误，同时还免除了君主心理上对以君服臣的面子顾虑，便于他改变主意。三是晏婴的劝谏能抓住君主的直接利害，含义深刻、言简义明，便于君主理解和省悟。
二桃杀三士
当时齐国朝中有三个人物，自号“齐邦三杰”，他们是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身长一丈，力举千钧，随景公狩猎时徒手打死了一只咆哮奔向景公的猛虎，救了景公性命。田开疆曾率师伐徐，斩其大将，一战获甲士五百余人，惧服了东方诸侯。古冶子随景公赴晋，载渡黄河时，有一大鳖卷动波涛，张开巨口，将景公喜爱的左骖之马衔咬而去，古冶子解衣拔剑，跃入水中，凌波踢葛，晏婴担心他们日后成为国家祸患，深为忧虑，想除掉他们，一直又找不到机会。
有一天，鲁昭公来齐，景公设宴相待，鲁国大臣叔孙婼与晏婴各随其君在座，三杰仗剑立于阶下。酒席间，晏婴提议说：“园中金桃已熟，可命荐新，为两君寿。”（第七十一回）
景公同意后，晏婴又说：“金桃难得之物，臣当亲往监摘。”乃领钥匙去园中摘桃。原来在齐景公执政前，一位东海人向齐国献来特种桃核，名叫“万寿金桃”，又名“蟠桃”，三十多年花而不实，这年正好结了几枚，色红体大，香气扑鼻，齐国君臣把它当作珍异之果，用以招待鲁昭公。少顷，晏婴盘托桃子而来，说：“尚有三四枚未熟，所以只摘得六枚。”经过一番礼让推辞，二君二臣分次各食一枚，晏婴对景公说：“盘中尚有二桃，主公可传令诸臣中，言其功深劳重者，当食此桃，以彰其贤。”景公遂下令让阶下诸臣自奏功劳，由相国晏婴评功赐桃。公孙捷首先挺身表奏他的诛虎之功，晏婴表示说：“擎天保驾，功莫大焉！可赐酒一爵，食桃一枚。”继而古冶子奋然出列，表奏他的斩鳖之功，晏婴亦为他进酒赐桃。田开疆其后表奏他的伐徐之功，晏婴回答说：“开疆之功，比于二将，更自十倍，怎奈无桃可赐，赐酒一杯，以待来年。”景公亦劝道：“卿公最大，可惜言之太迟，以此无桃，掩其大目立于朝廷之上耶？”言罢，挥剑自刎而死。公孙捷见状大惊道：“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让，非廉也；视人之死而不能从，非勇也。”言罢亦自刎。古冶子大呼道：“吾三人义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独苟活，于心何安？”也自刎而死。鲁昭公见齐邦三杰顷刻尽亡，感叹不已，齐景公亦有不悦之色，晏婴从容说道：“此皆吾国一勇之夫，虽有微劳，何足挂齿！”
（第七十一回）
二桃杀三士是晏婴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晏婴怕三杰与田氏势力相联合，加深齐国的内部危机，又鉴于三人经常无礼于朝廷，因而伺机除掉他们，他去园中不多不少，正好摘取六枚桃子，已经隐含了杀机。他看透了三人挟功而傲，又有血气之勇的特点，在剩下两桃后故意诱使三人奏功，故意造成桃少人多的矛盾，引发三人相争夺。另外，三人奏功后他对各人均有嘉评，而对无桃可授的第三人尤其给予更高的评价，故意造成功大酬小的印象，以此刺激第三人，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于是导致三人自杀，达到了晏婴期望的结果。
晏婴的这一策划中有两个应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剩下两桃时他让阶下诸臣申功请酬，诸臣众多，如何能达到使三杰相争的局面？其实，晏婴的考虑是：诸臣众多，其他人功小性谦，不会出面争桃，三杰恃功高傲，只有他们会出来相争；而且，他们三人同在君前用命，自谓不相上下，只要有二人出来请赏，所余那人必不愿埋没自己的功劳，也一定会出班争赏。晏婴分析到，虽让诸臣奏功，最终出面的必是三杰，既不会是其他人物，也不会在人数上减少。以诸臣奏功相号召，不影响三杰相争局面的形成，又避免了引诱三杰相争的嫌疑。阴施杀机而不使其察觉，正是晏婴的高明之处。第二个问题是，三杰争二桃的局面形成后，就一定婴事先将食桃与彰功表贤联系起来，使三杰不得不争，事态的发展与结局如何，可能晏婴也未料及，但这是偶然的，不足计较，而他们间矛盾的引发和暴露，则是必然的，晏婴的目的正在于此，只不过现实结局来得出乎意料地理想罢了。
二桃杀三士体现了晏婴谋事的机智和精深。这一特点深得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佩服，《三国志·诸葛亮传》上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相传为诸葛亮所作曲辞，其中有：“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见第七十一回）正咏此事。
舌战群儒
晏婴有次出使楚国，在朝门外遇到了十余位楚国官员，个个峨冠博带，气度不凡，晏婴与他们逐一问候，施礼相见，在等候入朝的间隙，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一位名叫斗成然的郊尹问晏婴说：齐国也算兵强财足，为何自齐桓公称霸后，一蹶不振，朝晋暮楚？“夫以齐侯之贤，岂下桓公；平仲之贤，不让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经纶，丕振旧业，以光先人之绪，而服事大国，自比臣仆，诚愚所不解也。”（第六十九回）这位郊尹一开始就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晏婴扬声回答说：夫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夫自周纲失驭，五霸相迭而起，虽曰人材代出，亦是气运使然。楚庄王为霸之后，子孙每受晋、吴之侮，岂独齐哉？寡君知天运之盛衰，达时务之机变，所以养兵练将，待时而举。今日交聘，乃邻国往来之礼，载在王制，何为臣仆？尔祖子文，为楚名臣，识时通变，倘子非其嫡裔时务相适应的思想，他首先通过气运变化说明国家盛衰变化的必然性；然后表明齐国待时而举的机变策略；最后又把这位郊尹的先祖子文说成通变人物，为齐国的策略作辩护。晏婴中间拉出楚国受侮之事，末尾对提问者本人重重一点，把被动地答问转化为主动地发难，使斗成然满面羞惭，缩颈而退。
一位名叫公孙瑕的上大夫发问道：阁下自谓识时通变之士，在奸臣谋刺齐庄公的那次内乱中，贵国许多忠臣效节死义，“子乃齐之世家，上不能讨贼，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恋恋于名位耶？”这是对晏婴本人的公开非难。晏婴对答道：“抱大节者，不拘小谅；有远虑者，岂顾近谋？吾闻君死社稷，臣当从之。今先君庄公，非为社稷而死，其从死者，皆其私昵。婴虽不才，何敢厕身宠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国家之难，能则图之，不能则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贪位也，使人人尽去，国事何赖？况君父之变，何国无之？子谓楚国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讨贼死难之士乎？”齐庄公曾因私通大臣之妻而被仇杀，晏婴在这次回答中以社稷重于君身为思想前提，他首先指出庄公非为社稷而死，不存在孝节死义的问题；然后表明自己当时留朝不去正是为国家的利益考虑，不存在贪位的问题。楚国当时在位的灵王熊虔是通过谋杀前王上台的，晏婴最后一句反问，暗指楚熊虔弑君，众官员反将其戴之为王，无免了对方对自己论辩前提的攻击，终使公孙瑕无言可答。
一位名叫郑丹的官员继续追问晏婴说：齐国起先崔杼等人谋杀庄公，其后又有四族相并，两次内乱中你骑墙观望，并未出奇划策，尽心报国，刚才说你“欲定新君，以保宗祀”，这不是太夸大其词了吗？郑丹的问题是对前一问题的纠缠，但没有多少敌视态度。晏婴笑着答道：“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杼之盟，婴独不与；四族之难，婴在君所。宜刚宜柔，相机而动。至于保全君国，此岂旁观者所得而窥哉？”崔杼杀掉庄公时，曾逼朝臣发誓道：“诸君有不与崔杼同心者，上苍不容！”群臣从而发誓，轮到晏婴时，他发誓说：“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上苍不容！”（第六十五回）崔杼当时不答应，一位大臣解劝说：“崔君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杼方才同意。晏婴说自己未参与崔杼之盟，四族相并时在君主身边听命，这是讲明事实真相，澄清所谓骑墙观望的说法；晏婴接着重新表明了自己相机刚柔的策略原则；
最后指出，这类事情不是旁观者所能完全了解的，客气地杜绝了郑丹的纠缠。
楚太宰蒍启疆在晏婴的俭朴服饰上做文章说：“大丈夫身仕明主，贵为相国，固当美服饰，盛车马，以彰君之宠赐，奈何敝裘羸马，出使外邦，岂不足于禄食耶？且吾闻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礼，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而何？”这是对晏婴俭朴作风的嘲讽。晏婴抚掌大笑道：“足下之见，何其浅也！晏婴居相位以来，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于妻族，亦无冻馁。草莽之士，待婴而举火者，七十余家。吾家虽俭，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以此彰君之宠赐，不亦大乎？”晏婴在这次回答中抓住提问者所谓彰君宠赐的观点大做文章，他承认自己小范围的节俭，但摆出了由此导致的大范围富足的事实，进而认为大范围的富足是对一位名叫囊瓦的官员指着晏婴大笑道：“吾闻成汤（商开国君主）身长九尺，而作贤王；子桑（秦穆公手下大夫）力敌万夫，而为名将。古之明君达士，皆由状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代。今子身不满五尺，力不胜一鸡，徒事口舌，自以为能，宁不可耻！”晏婴身材矮小，囊瓦以此对他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
晏婴微微而笑，对答说：“吾闻称锤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役。侨如身长而戮于鲁，南宫万绝力而戮于宋，足下身长力大，得无近之？婴自知无能，但有问则对，又何敢自称其口舌耶？”
（第六十九回）囊瓦在人的体态上做文章，晏婴在回答中把体态与作用分割开来，突出强调人的作用方面。他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体态与作用不等量的观点，继而用春秋初期的人物作例证，表明有体力者未必有好的下场，反驳了囊瓦的立论前提。晏婴还把自己的例证用之于对提问者本人的比附，无情地奚落了对方。他在舌战中取胜后，又表明了自己有问则答的自谦精神，既反驳了囊瓦所谓“徒事口舌”的诬蔑，又反衬出对方不自量力的高傲可笑。晏婴在这次回答前微微而笑，有意显示自己对体态问题的极不经意，也是对自己面临人身侮辱时愤怒心情的掩饰，显示了他的思想容量。
晏婴在一场唇枪舌剑中逐一战胜了楚国官员，为后世的舌战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晏婴的论辩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每次对答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立论点，将其作为论辩的思想前提贯穿始终。如主观机变与客观时务相适应的思想；社稷重于君身的思想；大彰君宠的思想；注重人的作用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比问题本身更为广大，又包含了问题本身，这就为问题的论辩提供了充足的依据。第二，晏婴在论辩中总要不时地暗暗强调自己与对方不同的价值选择，以避免对方对自己思想前提的的方面，维护了自己的思想前提，避免了对方的过多纠缠，使论辩无懈可击。第三，在回答了对方的提问式责难后，晏婴总要伺机向对方进行或轻或重的反击，在舌战中把被动的应付转为主动的发难，如他相继拉出楚国受侮、拉出子文、暗衬楚灵王弑君、比附囊瓦身长力大等等，对论辩对手进行奚落，削减其气焰，他能在进攻状态中显露自己的锋芒。第四，晏婴在论辩中辅以必要的动作，以加强言辞的含量。他的动作多在面部，而面部动作多是笑，笑是外交场合可以选择的主要面部动作，他的笑形式多、含义深，加强了论辩的力量。除上述特点外，晏婴在论辩中还能掌握对答火候，强弱得宜；他言辞简练、思想明确、论证充分。三国时的诸葛亮去吴国舌战群儒，就是对晏婴上述论辩形式与特点的继承和发扬。
外事场合不失从容的机智
晏婴在外交场合非常重视国家的荣誉，二桃杀三士后，鲁昭公当场深表惋惜，他见晏婴不以为意，便问：“上国如此勇将，还有几人？”晏婴回答说：“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若血气之勇，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第七十一回）他故意张大其辞，企图保存齐国一时体面。
晏婴出使楚国，楚灵王对群臣讲：“晏平仲身不满五尺，而贤名闻于诸侯，当今海内诸国，唯楚最盛，寡人欲耻辱晏婴，以张楚国之威。”（第六十九回）于是作下安排等候。晏婴驾车行至楚国城下了见城门关闭，便使人前去喊问，守门者手指大门旁新凿的小洞说：“大夫出入此窦，宽然有余，何用启门？”晏婴回答说：此狗门，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使人国者，还须从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以必要条件假言判断为前提的推理有两个规则，其一是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其二是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晏婴在提出具体判断后，立刻对其前件作了否定，表明自己是出使人国而非出使狗国，因而就必然地否定了后件，得出不该从狗门入的结论，这是对第一条规则的正确运用。反过来讲，如果楚王一定要逼晏婴从小洞入城，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上述判断的后件，按照推理的第二条规则，结论必然会肯定前件，即肯定了晏婴出使狗国。楚王不愿自受其辱，只好请晏婴从大门入城。
晏婴入朝见到楚王，楚王立刻问道：“齐国固无人耶？何为使小人来聘吾国？”这是对晏婴人格和国格的双重侮辱，晏婴回答说：“敝邑出使有常典：贤者奉使贤国；不肖者奉使不肖国。大人则使大国，小人则使小国。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晏婴借口齐国的派使常规，又提出了两个并列的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其中一个是：如果是小人，那就出使小人国，按照形式逻辑的有关规则，以这种判断为前提的推理，肯定了前件，就必然要肯定其后件。楚王既然认为晏婴是小人，那就必然得出楚国为小人国的结论，只不过晏婴把这一结论以暗含的形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为楚王保全了面子。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另一条规则是否定后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楚王要否定楚国是小人国，就必然要否认晏婴为小人。晏婴在回答中提出的另一个判断是：如果是大人，那就出使大人国。这一判断与前一判断互相并列，形式相同，可以推出同样的结论。
晏婴入座不久，有三四名武士缚一囚从殿下穿过，武士告诉楚王，这个囚犯是一名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向晏婴问道：“齐人惯为盗耶？”看来，这是有意安排来侮辱齐国。适逢座间食橘，晏婴回答说：臣闻枳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枳相变的事实，论证了物性随水土变化的思想，他将这一思想加以引申，得出了楚国生盗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类比推理：橘移淮北变为枳。同样地，齐人至楚变为盗，两个现象都是水土起了作用。晏婴的回答使楚王默然无言。
楚王赐给晏婴一枚合欢橘，晏婴连皮一齐吃了下去，楚王鼓掌大笑道：“齐人岂未尝橘耶，何为不剖？”他抓住机会嘲笑晏婴，晏婴回答说：“臣闻‘受君赐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赐，犹吾君也，大王未尝谕剖，敢不全食？”晏婴的行为与对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不知道橘子的吃法，不好发问，结果带皮吃下，引起楚王嘲笑，他的回答是对尴尬局面的机灵应付。另一种可能是，他要故意诱使楚王嘲笑，然后以“橘柑不剖”的礼仪言辞，表明齐人思想观念的高超，造成楚人傲而不高的印象，使楚王感到自惭。无论属于哪一种可能，都表明了晏婴的机敏智慧。
对付楚王的侮辱，晏婴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他善于提出一种既定的前提，作为自己回答的依据。如物随水土的思想和受赐全食的思想。在入城一事和回答派使问题上，晏婴把自己一方的两种行为和楚国的两种状况分别联系起来，以此为既定前提，供楚王选择，他抓住楚王要维护国体的思想，逼使楚王放弃对齐方的侮辱。晏婴的回答还包含了自发的严密逻辑。
忠于公室，求“和”不求“同。”
当时齐国和晋、鲁等国一样，私族势力已开始抬头，晏婴在政治立场上是忠于公室的，齐臣崔杼谋杀齐庄公后，群臣皆闭门待信，不敢出面，晏婴至庄公尸前放声大哭，碍于晏婴贤名，崔杼未助，晏婴一概拒绝，对使者说：“晏惟君命是从，不敢自私。”（第六十八回）之后他入宫去齐景公身边，协助制定平乱对策。齐邦三杰死后，他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此人深通兵法，为齐国击败晋、燕军队，成为一时名将，威震诸侯。
晏婴反对私族势力，为国谋筹，忠于公室，但他并不是拘守孝忠于某一君主，而是对国家忠诚。他在与楚士的辩论中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立场，并认为自己是“守大节者，不拘小谅”。这是晏婴在政治上的灵活变通之处，正因为这一原因，他在齐国历经几次政治反复而显要始终。
晏婴对某一君主不盲目认同和尽忠，有他认识上的原因。齐国当时有一个名叫梁丘据的大夫，善于逢迎君主，有一次在猎场休息，齐景公对晏婴说，他与梁丘据的关系和谐，并表示非常满意，晏婴不同意地说：您和梁丘据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他以调羹为例说，只有各种作料相交融，才有味道。同样，政治上君臣相互间都要互相商讨，有所肯定和否定，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否则，水和水弄在一起，还有什么味道呢？
只拨动一根琴弦，还有什么曲调呢？像梁丘据那样，君主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就叫“同”而不叫“和”（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在这里把西周末年的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的观点加以引申发挥，既是对景公错误认识的纠正，又是对自己政治原则的剖白。晏婴曾经拒绝景公为他新纳妻妾说：“臣妻虽老且丑，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感叹说：“卿不背其妻，况君父乎？”（第六十九回）因而坚信晏婴之忠，益加重用。晏婴不曾认同和拘忠于某一君主，但又使君主能感到他的忠诚，这正是晏婴忠君的特点所在和高明之处。
留了卫献公，晏婴听到这一消息后对齐景公讲：“晋侯为孙林父而执卫侯，国之强臣，皆将得志矣。”他劝景公入晋为卫君说情。见晋国没有答应，晏婴对晋臣讲：“晋为诸侯之长，今为臣而执君，为君者不亦难乎？”（第六十六回）他认为晋臣若不劝谏，就等于是扶臣而抑君，危害甚大。后来鲁国发生了以臣反君的内乱，君臣双方都向齐国求救，齐景公召晏婴商议对策，晏婴当即表示：“方与鲁讲好，岂可受其叛臣之献？”（第七十八回）坚决表示援助君主一方。晏婴从维护公室利益、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按传统的礼仪制度办事，以保持旧的统治秩序。
传统礼仪制度及其观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总体上代表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晏婴因而在各个方面都注意给予遵守。崔杼死后不久，齐国宣布其为叛臣，并挖出了其墓柩，发现了男女二尸，齐景公准备一并陈于市中供人唾骂，晏婴劝阻说：“戮及妇人，非礼也。”（第六十七回）有一天晚上，齐景公带着酒具，驱车往晏婴之家，对他说：“相国有政务烦劳，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声，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晏婴回答说：“夫安国家、定诸侯，臣请谋之。若夫布荐席，除簠簋者，君左左自有其人，臣不敢与闻也。”（第七十一回）婉辞拒绝。晏婴主张不要追求一时的痛快，事事按相应的礼仪规范去办，这是他从政和处事的一大特色。因为这一特点，他与鲁国的孔丘意气相投，深有交往。
晏婴是春秋晚年的一大政治活动家，他才智机敏、思维灵活、厚民爱国、长于论辩，是春秋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内政和外交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和经验，对后世的人们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隐喻谏主
晏婴为相国时，将省刑薄敛确定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他常常以此劝导景公说：“省刑罚，则民不怨；薄赋敛，则民知恩。”他让景公效法古代的先王，对民“春则省耕，补其不足；夏则省敛，助其不给”（第七十一回）。但景公多是有保留地采纳。晏婴于是注意在具体事情上劝谏景公。有一次，景公准备为晏婴调换一个好的住所，晏婴极力推辞，并说他现在的住所接近市场，早晚买东西也方便。景公笑着问他：你接近市场，那么知道市面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呢？当时齐国刑罚较重，动不动就以刖刑砍掉人的脚，于是市面上出售称作“踊”的假脚，适逢景公问市面的物价情况，晏婴因而回答说：“踊贵而屦贱。”景公听到假脚贵而鞋子贱的情况，愀然变色，于是下令省减刖刑（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景公喜好一种射鸟游戏，他让一个名叫烛邹的人专门为自己养了一只鸟，后来鸟飞跑了，景公非常生气，叫来人要杀掉烛邹，晏婴急忙对景公说：“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景公答应后，晏婴当面历数了烛邹的三大罪状，说：“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宣布完烛邹的罪状后，请景公杀之，景公人的不义行为，而且会在天下造成重鸟轻士的坏名声，他把这种劝谏换个角度提出，表面上是支持景公杀人，实际上隐含了对景公的深刻批评。
清朝道光帝对晏婴以仁爱精神进谏君主的行为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曾作《五贤咏·晏子》之诗：忠信立国基，晏婴曾进谏。
一言省繁刑，听采及谣谚。
旧宅承先人，近市识屦贱。
为政本诸仁，民情大可见。
晏婴对君主劝谏的机智性一是在于他能巧妙地利用机会，不以专门劝谏者的身份出现，避免造成思想对立；二是他能换个角度提出劝谏内容，在另外的事情上做文章，其中的隐义由君主自己悟出，既避免了与君主的直接对立，又使君主在自我启发中更好地认识错误，同时还免除了君主心理上对以君服臣的面子顾虑，便于他改变主意。三是晏婴的劝谏能抓住君主的直接利害，含义深刻、言简义明，便于君主理解和省悟。
二桃杀三士
当时齐国朝中有三个人物，自号“齐邦三杰”，他们是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身长一丈，力举千钧，随景公狩猎时徒手打死了一只咆哮奔向景公的猛虎，救了景公性命。田开疆曾率师伐徐，斩其大将，一战获甲士五百余人，惧服了东方诸侯。古冶子随景公赴晋，载渡黄河时，有一大鳖卷动波涛，张开巨口，将景公喜爱的左骖之马衔咬而去，古冶子解衣拔剑，跃入水中，凌波踢葛，晏婴担心他们日后成为国家祸患，深为忧虑，想除掉他们，一直又找不到机会。
有一天，鲁昭公来齐，景公设宴相待，鲁国大臣叔孙婼与晏婴各随其君在座，三杰仗剑立于阶下。酒席间，晏婴提议说：“园中金桃已熟，可命荐新，为两君寿。”（第七十一回）
景公同意后，晏婴又说：“金桃难得之物，臣当亲往监摘。”乃领钥匙去园中摘桃。原来在齐景公执政前，一位东海人向齐国献来特种桃核，名叫“万寿金桃”，又名“蟠桃”，三十多年花而不实，这年正好结了几枚，色红体大，香气扑鼻，齐国君臣把它当作珍异之果，用以招待鲁昭公。少顷，晏婴盘托桃子而来，说：“尚有三四枚未熟，所以只摘得六枚。”经过一番礼让推辞，二君二臣分次各食一枚，晏婴对景公说：“盘中尚有二桃，主公可传令诸臣中，言其功深劳重者，当食此桃，以彰其贤。”景公遂下令让阶下诸臣自奏功劳，由相国晏婴评功赐桃。公孙捷首先挺身表奏他的诛虎之功，晏婴表示说：“擎天保驾，功莫大焉！可赐酒一爵，食桃一枚。”继而古冶子奋然出列，表奏他的斩鳖之功，晏婴亦为他进酒赐桃。田开疆其后表奏他的伐徐之功，晏婴回答说：“开疆之功，比于二将，更自十倍，怎奈无桃可赐，赐酒一杯，以待来年。”景公亦劝道：“卿公最大，可惜言之太迟，以此无桃，掩其大目立于朝廷之上耶？”言罢，挥剑自刎而死。公孙捷见状大惊道：“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让，非廉也；视人之死而不能从，非勇也。”言罢亦自刎。古冶子大呼道：“吾三人义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独苟活，于心何安？”也自刎而死。鲁昭公见齐邦三杰顷刻尽亡，感叹不已，齐景公亦有不悦之色，晏婴从容说道：“此皆吾国一勇之夫，虽有微劳，何足挂齿！”
（第七十一回）
二桃杀三士是晏婴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晏婴怕三杰与田氏势力相联合，加深齐国的内部危机，又鉴于三人经常无礼于朝廷，因而伺机除掉他们，他去园中不多不少，正好摘取六枚桃子，已经隐含了杀机。他看透了三人挟功而傲，又有血气之勇的特点，在剩下两桃后故意诱使三人奏功，故意造成桃少人多的矛盾，引发三人相争夺。另外，三人奏功后他对各人均有嘉评，而对无桃可授的第三人尤其给予更高的评价，故意造成功大酬小的印象，以此刺激第三人，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于是导致三人自杀，达到了晏婴期望的结果。
晏婴的这一策划中有两个应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剩下两桃时他让阶下诸臣申功请酬，诸臣众多，如何能达到使三杰相争的局面？其实，晏婴的考虑是：诸臣众多，其他人功小性谦，不会出面争桃，三杰恃功高傲，只有他们会出来相争；而且，他们三人同在君前用命，自谓不相上下，只要有二人出来请赏，所余那人必不愿埋没自己的功劳，也一定会出班争赏。晏婴分析到，虽让诸臣奏功，最终出面的必是三杰，既不会是其他人物，也不会在人数上减少。以诸臣奏功相号召，不影响三杰相争局面的形成，又避免了引诱三杰相争的嫌疑。阴施杀机而不使其察觉，正是晏婴的高明之处。第二个问题是，三杰争二桃的局面形成后，就一定婴事先将食桃与彰功表贤联系起来，使三杰不得不争，事态的发展与结局如何，可能晏婴也未料及，但这是偶然的，不足计较，而他们间矛盾的引发和暴露，则是必然的，晏婴的目的正在于此，只不过现实结局来得出乎意料地理想罢了。
二桃杀三士体现了晏婴谋事的机智和精深。这一特点深得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佩服，《三国志·诸葛亮传》上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相传为诸葛亮所作曲辞，其中有：“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见第七十一回）正咏此事。
舌战群儒
晏婴有次出使楚国，在朝门外遇到了十余位楚国官员，个个峨冠博带，气度不凡，晏婴与他们逐一问候，施礼相见，在等候入朝的间隙，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一位名叫斗成然的郊尹问晏婴说：齐国也算兵强财足，为何自齐桓公称霸后，一蹶不振，朝晋暮楚？“夫以齐侯之贤，岂下桓公；平仲之贤，不让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经纶，丕振旧业，以光先人之绪，而服事大国，自比臣仆，诚愚所不解也。”（第六十九回）这位郊尹一开始就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晏婴扬声回答说：夫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夫自周纲失驭，五霸相迭而起，虽曰人材代出，亦是气运使然。楚庄王为霸之后，子孙每受晋、吴之侮，岂独齐哉？寡君知天运之盛衰，达时务之机变，所以养兵练将，待时而举。今日交聘，乃邻国往来之礼，载在王制，何为臣仆？尔祖子文，为楚名臣，识时通变，倘子非其嫡裔时务相适应的思想，他首先通过气运变化说明国家盛衰变化的必然性；然后表明齐国待时而举的机变策略；最后又把这位郊尹的先祖子文说成通变人物，为齐国的策略作辩护。晏婴中间拉出楚国受侮之事，末尾对提问者本人重重一点，把被动地答问转化为主动地发难，使斗成然满面羞惭，缩颈而退。
一位名叫公孙瑕的上大夫发问道：阁下自谓识时通变之士，在奸臣谋刺齐庄公的那次内乱中，贵国许多忠臣效节死义，“子乃齐之世家，上不能讨贼，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恋恋于名位耶？”这是对晏婴本人的公开非难。晏婴对答道：“抱大节者，不拘小谅；有远虑者，岂顾近谋？吾闻君死社稷，臣当从之。今先君庄公，非为社稷而死，其从死者，皆其私昵。婴虽不才，何敢厕身宠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国家之难，能则图之，不能则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贪位也，使人人尽去，国事何赖？况君父之变，何国无之？子谓楚国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讨贼死难之士乎？”齐庄公曾因私通大臣之妻而被仇杀，晏婴在这次回答中以社稷重于君身为思想前提，他首先指出庄公非为社稷而死，不存在孝节死义的问题；然后表明自己当时留朝不去正是为国家的利益考虑，不存在贪位的问题。楚国当时在位的灵王熊虔是通过谋杀前王上台的，晏婴最后一句反问，暗指楚熊虔弑君，众官员反将其戴之为王，无免了对方对自己论辩前提的攻击，终使公孙瑕无言可答。
一位名叫郑丹的官员继续追问晏婴说：齐国起先崔杼等人谋杀庄公，其后又有四族相并，两次内乱中你骑墙观望，并未出奇划策，尽心报国，刚才说你“欲定新君，以保宗祀”，这不是太夸大其词了吗？郑丹的问题是对前一问题的纠缠，但没有多少敌视态度。晏婴笑着答道：“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杼之盟，婴独不与；四族之难，婴在君所。宜刚宜柔，相机而动。至于保全君国，此岂旁观者所得而窥哉？”崔杼杀掉庄公时，曾逼朝臣发誓道：“诸君有不与崔杼同心者，上苍不容！”群臣从而发誓，轮到晏婴时，他发誓说：“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上苍不容！”（第六十五回）崔杼当时不答应，一位大臣解劝说：“崔君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杼方才同意。晏婴说自己未参与崔杼之盟，四族相并时在君主身边听命，这是讲明事实真相，澄清所谓骑墙观望的说法；晏婴接着重新表明了自己相机刚柔的策略原则；
最后指出，这类事情不是旁观者所能完全了解的，客气地杜绝了郑丹的纠缠。
楚太宰蒍启疆在晏婴的俭朴服饰上做文章说：“大丈夫身仕明主，贵为相国，固当美服饰，盛车马，以彰君之宠赐，奈何敝裘羸马，出使外邦，岂不足于禄食耶？且吾闻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礼，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而何？”这是对晏婴俭朴作风的嘲讽。晏婴抚掌大笑道：“足下之见，何其浅也！晏婴居相位以来，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于妻族，亦无冻馁。草莽之士，待婴而举火者，七十余家。吾家虽俭，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以此彰君之宠赐，不亦大乎？”晏婴在这次回答中抓住提问者所谓彰君宠赐的观点大做文章，他承认自己小范围的节俭，但摆出了由此导致的大范围富足的事实，进而认为大范围的富足是对一位名叫囊瓦的官员指着晏婴大笑道：“吾闻成汤（商开国君主）身长九尺，而作贤王；子桑（秦穆公手下大夫）力敌万夫，而为名将。古之明君达士，皆由状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代。今子身不满五尺，力不胜一鸡，徒事口舌，自以为能，宁不可耻！”晏婴身材矮小，囊瓦以此对他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
晏婴微微而笑，对答说：“吾闻称锤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役。侨如身长而戮于鲁，南宫万绝力而戮于宋，足下身长力大，得无近之？婴自知无能，但有问则对，又何敢自称其口舌耶？”
（第六十九回）囊瓦在人的体态上做文章，晏婴在回答中把体态与作用分割开来，突出强调人的作用方面。他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体态与作用不等量的观点，继而用春秋初期的人物作例证，表明有体力者未必有好的下场，反驳了囊瓦的立论前提。晏婴还把自己的例证用之于对提问者本人的比附，无情地奚落了对方。他在舌战中取胜后，又表明了自己有问则答的自谦精神，既反驳了囊瓦所谓“徒事口舌”的诬蔑，又反衬出对方不自量力的高傲可笑。晏婴在这次回答前微微而笑，有意显示自己对体态问题的极不经意，也是对自己面临人身侮辱时愤怒心情的掩饰，显示了他的思想容量。
晏婴在一场唇枪舌剑中逐一战胜了楚国官员，为后世的舌战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晏婴的论辩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每次对答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立论点，将其作为论辩的思想前提贯穿始终。如主观机变与客观时务相适应的思想；社稷重于君身的思想；大彰君宠的思想；注重人的作用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比问题本身更为广大，又包含了问题本身，这就为问题的论辩提供了充足的依据。第二，晏婴在论辩中总要不时地暗暗强调自己与对方不同的价值选择，以避免对方对自己思想前提的的方面，维护了自己的思想前提，避免了对方的过多纠缠，使论辩无懈可击。第三，在回答了对方的提问式责难后，晏婴总要伺机向对方进行或轻或重的反击，在舌战中把被动的应付转为主动的发难，如他相继拉出楚国受侮、拉出子文、暗衬楚灵王弑君、比附囊瓦身长力大等等，对论辩对手进行奚落，削减其气焰，他能在进攻状态中显露自己的锋芒。第四，晏婴在论辩中辅以必要的动作，以加强言辞的含量。他的动作多在面部，而面部动作多是笑，笑是外交场合可以选择的主要面部动作，他的笑形式多、含义深，加强了论辩的力量。除上述特点外，晏婴在论辩中还能掌握对答火候，强弱得宜；他言辞简练、思想明确、论证充分。三国时的诸葛亮去吴国舌战群儒，就是对晏婴上述论辩形式与特点的继承和发扬。
外事场合不失从容的机智
晏婴在外交场合非常重视国家的荣誉，二桃杀三士后，鲁昭公当场深表惋惜，他见晏婴不以为意，便问：“上国如此勇将，还有几人？”晏婴回答说：“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若血气之勇，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第七十一回）他故意张大其辞，企图保存齐国一时体面。
晏婴出使楚国，楚灵王对群臣讲：“晏平仲身不满五尺，而贤名闻于诸侯，当今海内诸国，唯楚最盛，寡人欲耻辱晏婴，以张楚国之威。”（第六十九回）于是作下安排等候。晏婴驾车行至楚国城下了见城门关闭，便使人前去喊问，守门者手指大门旁新凿的小洞说：“大夫出入此窦，宽然有余，何用启门？”晏婴回答说：此狗门，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使人国者，还须从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以必要条件假言判断为前提的推理有两个规则，其一是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其二是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晏婴在提出具体判断后，立刻对其前件作了否定，表明自己是出使人国而非出使狗国，因而就必然地否定了后件，得出不该从狗门入的结论，这是对第一条规则的正确运用。反过来讲，如果楚王一定要逼晏婴从小洞入城，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上述判断的后件，按照推理的第二条规则，结论必然会肯定前件，即肯定了晏婴出使狗国。楚王不愿自受其辱，只好请晏婴从大门入城。
晏婴入朝见到楚王，楚王立刻问道：“齐国固无人耶？何为使小人来聘吾国？”这是对晏婴人格和国格的双重侮辱，晏婴回答说：“敝邑出使有常典：贤者奉使贤国；不肖者奉使不肖国。大人则使大国，小人则使小国。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晏婴借口齐国的派使常规，又提出了两个并列的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其中一个是：如果是小人，那就出使小人国，按照形式逻辑的有关规则，以这种判断为前提的推理，肯定了前件，就必然要肯定其后件。楚王既然认为晏婴是小人，那就必然得出楚国为小人国的结论，只不过晏婴把这一结论以暗含的形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为楚王保全了面子。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另一条规则是否定后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楚王要否定楚国是小人国，就必然要否认晏婴为小人。晏婴在回答中提出的另一个判断是：如果是大人，那就出使大人国。这一判断与前一判断互相并列，形式相同，可以推出同样的结论。
晏婴入座不久，有三四名武士缚一囚从殿下穿过，武士告诉楚王，这个囚犯是一名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向晏婴问道：“齐人惯为盗耶？”看来，这是有意安排来侮辱齐国。适逢座间食橘，晏婴回答说：臣闻枳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枳相变的事实，论证了物性随水土变化的思想，他将这一思想加以引申，得出了楚国生盗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类比推理：橘移淮北变为枳。同样地，齐人至楚变为盗，两个现象都是水土起了作用。晏婴的回答使楚王默然无言。
楚王赐给晏婴一枚合欢橘，晏婴连皮一齐吃了下去，楚王鼓掌大笑道：“齐人岂未尝橘耶，何为不剖？”他抓住机会嘲笑晏婴，晏婴回答说：“臣闻‘受君赐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赐，犹吾君也，大王未尝谕剖，敢不全食？”晏婴的行为与对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不知道橘子的吃法，不好发问，结果带皮吃下，引起楚王嘲笑，他的回答是对尴尬局面的机灵应付。另一种可能是，他要故意诱使楚王嘲笑，然后以“橘柑不剖”的礼仪言辞，表明齐人思想观念的高超，造成楚人傲而不高的印象，使楚王感到自惭。无论属于哪一种可能，都表明了晏婴的机敏智慧。
对付楚王的侮辱，晏婴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他善于提出一种既定的前提，作为自己回答的依据。如物随水土的思想和受赐全食的思想。在入城一事和回答派使问题上，晏婴把自己一方的两种行为和楚国的两种状况分别联系起来，以此为既定前提，供楚王选择，他抓住楚王要维护国体的思想，逼使楚王放弃对齐方的侮辱。晏婴的回答还包含了自发的严密逻辑。
忠于公室，求“和”不求“同。”
当时齐国和晋、鲁等国一样，私族势力已开始抬头，晏婴在政治立场上是忠于公室的，齐臣崔杼谋杀齐庄公后，群臣皆闭门待信，不敢出面，晏婴至庄公尸前放声大哭，碍于晏婴贤名，崔杼未助，晏婴一概拒绝，对使者说：“晏惟君命是从，不敢自私。”（第六十八回）之后他入宫去齐景公身边，协助制定平乱对策。齐邦三杰死后，他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此人深通兵法，为齐国击败晋、燕军队，成为一时名将，威震诸侯。
晏婴反对私族势力，为国谋筹，忠于公室，但他并不是拘守孝忠于某一君主，而是对国家忠诚。他在与楚士的辩论中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立场，并认为自己是“守大节者，不拘小谅”。这是晏婴在政治上的灵活变通之处，正因为这一原因，他在齐国历经几次政治反复而显要始终。
晏婴对某一君主不盲目认同和尽忠，有他认识上的原因。齐国当时有一个名叫梁丘据的大夫，善于逢迎君主，有一次在猎场休息，齐景公对晏婴说，他与梁丘据的关系和谐，并表示非常满意，晏婴不同意地说：您和梁丘据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他以调羹为例说，只有各种作料相交融，才有味道。同样，政治上君臣相互间都要互相商讨，有所肯定和否定，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否则，水和水弄在一起，还有什么味道呢？
只拨动一根琴弦，还有什么曲调呢？像梁丘据那样，君主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就叫“同”而不叫“和”（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在这里把西周末年的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的观点加以引申发挥，既是对景公错误认识的纠正，又是对自己政治原则的剖白。晏婴曾经拒绝景公为他新纳妻妾说：“臣妻虽老且丑，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感叹说：“卿不背其妻，况君父乎？”（第六十九回）因而坚信晏婴之忠，益加重用。晏婴不曾认同和拘忠于某一君主，但又使君主能感到他的忠诚，这正是晏婴忠君的特点所在和高明之处。
留了卫献公，晏婴听到这一消息后对齐景公讲：“晋侯为孙林父而执卫侯，国之强臣，皆将得志矣。”他劝景公入晋为卫君说情。见晋国没有答应，晏婴对晋臣讲：“晋为诸侯之长，今为臣而执君，为君者不亦难乎？”（第六十六回）他认为晋臣若不劝谏，就等于是扶臣而抑君，危害甚大。后来鲁国发生了以臣反君的内乱，君臣双方都向齐国求救，齐景公召晏婴商议对策，晏婴当即表示：“方与鲁讲好，岂可受其叛臣之献？”（第七十八回）坚决表示援助君主一方。晏婴从维护公室利益、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按传统的礼仪制度办事，以保持旧的统治秩序。
传统礼仪制度及其观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总体上代表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晏婴因而在各个方面都注意给予遵守。崔杼死后不久，齐国宣布其为叛臣，并挖出了其墓柩，发现了男女二尸，齐景公准备一并陈于市中供人唾骂，晏婴劝阻说：“戮及妇人，非礼也。”（第六十七回）有一天晚上，齐景公带着酒具，驱车往晏婴之家，对他说：“相国有政务烦劳，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声，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晏婴回答说：“夫安国家、定诸侯，臣请谋之。若夫布荐席，除簠簋者，君左左自有其人，臣不敢与闻也。”（第七十一回）婉辞拒绝。晏婴主张不要追求一时的痛快，事事按相应的礼仪规范去办，这是他从政和处事的一大特色。因为这一特点，他与鲁国的孔丘意气相投，深有交往。
晏婴是春秋晚年的一大政治活动家，他才智机敏、思维灵活、厚民爱国、长于论辩，是春秋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内政和外交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和经验，对后世的人们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