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智瑶：贪残不仁终引祸水上身的短命枭雄

智瑶，春秋末晋国执政者，他是三家分晋前的一个过渡性人物。晋国在春秋之初经过长期经营，基本上稳定地保持了晋文公所开创的霸业，然而在春秋后期，国家的实权逐渐落入六卿之手。

不久，范氏和中行氏在内讧中被攻灭，止存智、赵、魏、韩四卿。智瑶执国政时，四家听说齐国之臣田氏弑君专国，受到鼓舞，于是私自立议，各择据地，以为封邑，致使晋国公室之邑，反少于四卿，晋公也无可奈何。晋国君主晋出公愤四卿专权，秘密乞兵于齐鲁，请伐四卿，而两国的实际执政人反将其谋告诉智瑶，智瑶遂与其他三卿赵无恤、魏驹、韩虎，集合四家之众，以武力驱逐了晋出公，另立晋哀公为君。自此，晋国大权，尽归于智瑶，智瑶权尊势重，遂有弱三家而代晋之志。

当时智瑶号为智伯，为伯爵；其他三卿分别称为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看来均为子爵，智瑶爵高一等，且掌晋国实权，智氏的势力又比各家稍强，在四卿的政治争斗中占有一定的优势。然而，由智瑶首先挑起的政治争斗，却以智氏的灭族而告终，这一结局完全是由他本人贪利愚鲁、少智寡谋而导致的。

私欲肆虐而树敌

智瑶身边有一批忠谋之士，为了实现代晋之志，他召集家臣仔细商议，最后决定以与越国争霸为名，让韩、赵、魏三家献地纳赋，通过弱三家而强智氏，将此作为代晋的准备步骤。智瑶于是派族弟智开至韩府，对韩虎说：“吾兄奉晋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卿各割采地百里，入于公家，取其赋以充公用。”（第八十四回）智开离去后，韩虎对自己的臣下讲：“智瑶欲挟晋侯以弱三家，故请割地为名，吾欲兴兵先除此贼。”谋士段规献计说：“智伯贪而无厌，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将借以罪我，不如与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于赵、魏，赵、魏不从，必相攻击，吾得安坐而观其胜负。”（第八十四回）韩虎同意段规的意见，于是，次日画出地界百里之图，亲自给智瑶送去。与此同时，智瑶还派人去魏府索地，魏驹准备拒绝，其谋臣劝谏说：“求地而与之，失地者必惧，得地者必骄，骄则轻敌，惧则相亲，以相亲之众，待轻敌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魏驹觉得这种看法有道理，也将万家之邑献出，智瑶派人向赵府索地，赵无恤发怒说：“土地乃先世所传，安敢弃之？韩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第八十四回）智瑶闻之大怒，率领智氏全部兵甲，并邀韩魏两家共攻赵氏，相约灭赵之后，三分其地。于是，以智氏为首的三家军队联合起来，将赵氏包围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猛烈攻打，开始了晋国内部各政治集团间的残酷争斗。

智瑶凭借手中的特权，想要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一目的的实现当时在战略上可以有三种方案：其一是在自己的封地内励精图治，造成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待机会，以图进取；其二力，逐步造成和拉大自己的相对强势；其三是以某种借口削三家之地，补充自己。这三种战略方案各有不同的优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前两种方案虽然历时长、见效慢，但稳妥扎实，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智瑶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其见效快，但风险是较大的。

智瑶以与越争霸为借口，削三家之地以壮大自己，这一方案的实施并非绝无把握；然而，智瑶在方案的实施中忽视了以下的方面：第一，他以伐越为借口，但并没有相应的行为作配合，使三家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欺骗，导致他们事实上的愤而不满。第二，春秋末期，人们利益观已明显提高，韩魏两家在当面没有任何异议就献出了大片土地，不可能没有利益上的计较。智瑶或者认为两家为伐越的美名所蒙骗，或者认为两家不敢逆命而行，这都是过分地低估了对方。第三，赵氏公开对抗，智瑶率私甲全力讨伐，这就把自己原本所有的私欲赤裸裸地暴露于天下，造成了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和舆论环境。

在晋国四卿的政治争斗中，智瑶首先向三家发难，韩氏抱着将智氏之祸水引向赵魏，坐山观虎斗的想法献出了土地；魏氏采取对强硬对手欲弱故强，对利益欲取先予的策略献出了土地，两家表面上均就范于智氏，于是，智瑶建立起更为强大的联盟进攻赵氏，似乎是必胜无疑。然而，政治斗争有一条万古不易的规律，那就是，各政治集团都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永远在避害趋利。智瑶在削三家之地的同时，就把自己置于和三家对立的位置，这一出自利益的政治对立是无法消弭的。在四卿的公开斗争中，智瑶与一个对手相对抗，又请来另外两个对手为自己帮忙，实在是成败难卜，凶多吉少。

惟我独尊的轻狂相

智瑶和赵无恤是早有宿怨的。当年赵无恤的父亲赵鞅在世时，智瑶率军伐郑，无恤以嫡子身份代父从征，智瑶以酒灌无恤，无恤不能多饮，加以拒绝，智瑶借酒发怒，以酒器掷无恤之头，面伤出血，无恤强忍其辱，回国后智瑶反在赵鞅跟前言无恤之过，建议赵鞅废掉无恤而另立他子，形成两人之间的严重隔阂。

削三家之地时，韩虎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与自己的谋臣段规一起首先将百里地图送至智府，智瑶款待韩虎，饮酒中间，命左右取出一张画，上面三虎啖羊，一位勇士在刺三虎。智瑶一边指给韩虎观画，一边说：“吾尝稽诸史册，列国中与足下同名者，齐有高虎，郑有罕虎，今与足下而三矣。”当时段规在旁，不满地对智瑶说：“礼，不呼名，惧触讳也。君之戏吾主，毋乃甚乎？”段规生得身材矮小，立于智瑶之旁，刚及前胸，智瑶顺手拍段规之头说：“小儿何知，亦来饶舌！三虎所啖之余，得非汝耶？”说罢拍手大笑。段规不敢应对，目视韩虎，韩虎佯装酒醉，闭目应答说：“智伯之言是也。”（第八十四回）席散客离后，智开对智瑶劝谏说：“主公戏其君而侮其臣，韩氏之恨必深，若不备之，祸且至矣。”智瑶睁目大言说：“我不祸人足矣，谁敢兴祸于我？”智开劝导说：“蚋蚁蜂虿，犹能害人，况君相乎？主公不备，异日悔之何及！”智瑶回答说：“吾将效画中勇士，一举刺三虎，蚋蚁蜂虿，我何患哉！”（第八十四回）

作为一个执政人物，智瑶平时并不注意尊重同僚，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裂痕，尤其是，在相互间要发生一次重大的政治关系、开始一次政治合作时，他竟当面对合作者进行人格侮辱，犯了政治活动之大忌。他既要使韩虎倡削地之首，又不把对方看成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物；他既要与韩氏合作，又不愿稍微收敛对其君臣而不会对欺侮者心服或屈服。智瑶并无恩惠施于韩氏，这次削割其地，反欺侮其君臣，其产生的后果是不难预料的。韩虎当时并未与智瑶公开顶撞和抗争，反倒含糊应诺，这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反常的行为应该用反向的思维来考察，智瑶不懂得这条道理，他不以为意、口出大言，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愚蠢。

如果智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那他的这类行为，不过仅仅说明了性格的鲁莽；如果智瑶没有贪利之私欲及其行为，那他对同僚的戏谑不过仅仅是一个过火的玩笑而已。问题在于，智瑶既是国家的重要执政人物，又是一个私欲极重的贪馋者，他对同僚的人格欺侮在适当的时候就必然会变成一种政治分化的契机。智氏与韩魏联合攻赵，当赵氏在危急的时刻派人前去说服韩氏反攻智氏时，韩虎君臣果然由于心怀旧恨，与赵氏一拍即合，并拉拢魏氏结成秘密反智同盟，暗中为智瑶挖掘了坟墓，这是蠢如智瑶者万万料所无及的。

愚蠢的质疑

智瑶合韩魏之众将赵无恤围困于晋阳，进攻一年未能破城，后来，智瑶在龙山截住晋水之源，开凿新渠，引晋水灌晋阳，他预料说：“方今春雨将降，山水必大发，俟水至之日，决堤灌城，城中之人皆为鱼鳖矣。”不久，果然春雨大降，山水骤涨，智瑶决堤灌城，晋阳危在旦夕。智瑶在破城前夕，邀请韩虎和魏驹至龙山同观水势，饮酒中间，他喜形于色，遥指晋阳城，对二人说：城不没者，仅三版矣！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晋国之盛，表里山河，汾、浍、晋、绛，皆号巨川，以吾观之，水不足恃，适足速亡驹私下以肘捅韩虎，韩虎下蹑魏驹之足，二人相视无言。席散后，谋臣疵对智瑶提醒说，如不提防，两家可能反戈。智瑶回答说：“吾与二氏方欢然同事，彼何虑焉？”第二天，韩虎与魏驹在智瑶营中设席答礼，饮酒前，智瑶对二人讲：“瑶素负直性，能吐不能茹。昨有人言，二位将军有中变之意，不知果否？”二人齐问智瑶是否相信，智瑶回答说：“吾若信之，岂肯面询于将军哉？”韩虎提醒道：“闻赵氏大出金帛，欲离间吾三人，此必谗臣受赵氏之私，使元帅疑我二家，因而懈于攻围，庶几脱祸耳。”魏驹也表示说：“此言甚当，不然，城破在迩，谁不愿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获之利，而蹈不可测之祸乎？”智瑶笑着表示说：“吾亦知二位必无此心，乃疵之过虑也。”在二人的请求下，智伯与他们设誓订盟，欢饮而散。

当时，赵无恤危急无路，正派人出城联络韩魏反击智氏，使者滞留韩营等待回音，两家犹豫未定。听到智瑶的席间之语，二人遂下定了反击智瑶的决心，于是与赵氏订约，次日夜半决堤反灌智氏之营，三家合力攻智，击溃了毫无准备的智军，赵无恤伏兵捉住了智瑶，将其斩首，并灭其全族。

智瑶合兵围困赵氏，尽管已有许多隐患存在，但毕竟已造成了一种必胜之势，只要稍微谨慎其事、用心进攻，眼前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但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第一，他在晋水灌晋阳的时候提出汾水、绛水亦可灌城的毫无现实意义的问题，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魏两家由此感到了一种极现实的威胁，惧祸避祸的本能必然促使他们对智瑶产生很强的戒备心，和智氏的分裂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韩魏两家在割地时就不满于智瑶，只是如魏驹所言：“但恐缚虎不成，反为所噬”，因而勉强从命。在现实的威胁和赵氏的说服下，被智瑶侮为“三虎所啖之余”的段规坚持认为：智伯不能相容，势所必然，与其悔于后疵对韩魏的怀疑之言后就询问二人，大概多少有点相信其言。

他在对韩魏有所怀疑的时候，既不是用赐予恩惠的方式团结或拉拢两家，以消除隔阂，也不是对两家予以提防，而是错误地将这种怀疑告诉对方，他泄漏忠言，企图以此换取两家的信任，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笨拙手法。智瑶还向韩虎、魏驹亮出发疑进言人疵的名字，似乎要表明他对韩魏二人的相信是在谋臣之上，这种表面上的多情其实对二人是毫无意义的。

智瑶在席间大谈水可亡国，既有可能是在阐发灭赵前的思想感触，也有可能是想借机威胁一下韩魏，以便使他们老老实实服从自己，不生二心，他忽视了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自我防卫意识，低估了这种意识的敏感度。同时，他既然曾把韩氏比作蚋蚁蜂虿，因而也就低估了韩魏在威胁面前的抵抗力。智瑶所以不完全相信疵之言，因为他曾以三分赵地为诱饵，他认为灭赵后韩魏有眼前之利，他们不会舍而不图，但智瑶削地的行为和水可灭国的言论已经明白地告诉韩魏，灭赵后的得益对他们仅仅是一个“画饼”。赵无恤的使者说服韩虎道：“夫韩魏不尝割万家之邑以献智伯乎？世传疆宇，彼尚垂涎而夺之，即使今日三分赵地，能保智氏异日之不复请乎？”韩魏终于看清了随智氏无利可图、有祸可至的前景，于是坚决地进行了政治营垒的重新选择。总之，轻视别人，低估别人，因而无视别人的利益和感情，是智瑶执政活动中的致命弱点，这一弱点多处表现，长期积累，终于导致了本身的夭亡。

使智瑶失败的直接起因是与韩魏同盟关系的破裂，智瑶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了正确处理同盟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第一，同盟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主要组织者应该时时考虑同盟者异于自己的利益问题，尽可能给他们以看得见的好处，以保证同盟的稳固性。有时候出于策略的考虑，可以把同盟人放在主要得利切忌对同盟成员造成威胁，要坚决保障他们在同盟内部的安全感。在一定意义上，安全的原则比利益的原则更为重要。第三，要尊重同盟者的感情和人格，要使他们在同盟内部感到感情上的愉悦和思想上的舒畅。在不致引起同盟者怀疑的限度内，可以不拘方式地笼络同盟者手下的人才，绝不可戏侮任何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第四，要时刻记住，同盟成员只是利益上的暂时合作，绝不是利益和思想上的完全合一，政治家应该遵循出言有忌的原则，尤其是在重要场合和关键时刻，应该充分考虑自己言行的后果，杜绝一切有消极影响的言行。第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有同盟体终将破裂的观念，要有相应的思想和措施准备。在同盟体破裂前，要尽可能多地发挥其统一对敌的作用；在同盟体正常存在的时候，要预防或提防同盟者的背叛和分裂；在关键时刻或同盟体不甚稳定的时候，要对同盟者有更高的戒备心，提防“背后捅刀”现象。第六，要把自身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用机智策略的方式贯彻到同盟体的建立、活动以至破裂的整个过程之中。

还在智瑶的父亲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时，智氏族人智果就反对说：“瑶有五长过人，唯一短耳。美须长大过人，善射御过人，多技艺过人，强毅果敢过人，智巧便给过人，然而贪残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长凌人，而济之以不仁，谁能容之？若果立瑶，智宗必灭！”（以上引文均自第八十四回）智果的分析基本上指出了智瑶的重要弱点，智瑶的长处自然不少，但都不属政治人物所要求的方面，恰好在政治人物所要严格要求的地方，他存在着重大的缺憾，这方面的弱势必然地导致了他后来的身亡族灭。

智瑶最终失败了，政坛上一盏昏暗的豆灯被狂风暴雨扑灭了！在风云激荡的社会，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和自然的现象，正是通过昏暗之灯的泯灭，才更显示出星光的永恒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