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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国的变革与苏联解体研究
俄罗斯民族是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民族。从19 世纪起，在近130多年的发展史中，除了对外扩张，同时对内也一直在搞改革，几代俄罗斯人都在探索俄罗斯的最佳发展道路。俄罗斯国家始终是一个奋发上进的国家，它的发展潜力巨大。它仅用了不足500年时间就从欧洲一个小公国一度发展成世界两霸之一。它依靠的就是：对外无限扩张版图及势力范围，绝对独裁的中央集权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及地缘优势。俄罗斯跳跃式发展一直都是一个危机与改革相互交替的过程。在世界近代史上，俄罗斯发展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在近代俄国经历了三次大革命，即贵族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三次革命在19 世纪俄国危机与变革相互交替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三次发展高潮。可以说这三次革命和这三次发展高潮就是近代俄国历史的基本主线。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上转折点。此后出现的农奴制瓦解及激烈变革时期，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并且出现了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使世界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中心在19世纪末转移到俄国。19 世纪30—50 年代俄国出现了两位思想领袖：亚· 伊· 赫尔岑（1812—1870），维· 格· 别林斯基（1811—1848）。他们俩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学，他们都研究黑格尔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他们成为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先驱及领袖。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民主主义和革命活动影响了俄罗斯一代人。他们提出：只有阶级斗争与革命变革才是改造俄罗斯社会的唯一手段。他们在为自己祖国的美好未来选择好方案。他们的思想理论带来了俄罗斯文化的空前繁荣。
19世纪50—80年代，在俄国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促进了农奴制的瓦解，也推动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政体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尼· 亚· 杜勃罗柳波夫（1836—1861）等人。他们在哲学、美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列宁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恩格斯指出：“俄国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地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柳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民族的。”他还认为，俄国历史的批判学派（指革命民主主义者）“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史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要高明得多”。
19世纪80 年代起，俄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1878 年彼得堡革命工人建立起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舞台。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产生，是19世纪80—90 年代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及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事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是格· 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他在流亡国外时，于1883 年12 月在俄侨民中成立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们翻译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列汉诺夫自己撰写的枟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枠影响更大。他是马克思主义天才的宣传家及捍卫者，他是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文学奠定了基础。19 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各大城市中已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的活动及其著作的问世，使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天才地把俄国的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了。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列宁以对人类历史命运理解的深度，他所拥有的左右这一命运的力量，以及他对全人类向往和平与幸福事业的无限忠诚，不仅在同时代的革命家中，而且在历代俄国政治家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列宁30岁时创建了一个政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他47岁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突破——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列宁的历史功劳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由科学变成了实践。至今多数俄国人仍认为，在俄罗斯几代领袖人物中，最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彼得大帝，一个就是列宁。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一个是帝王，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无私地将自己一生全部地献给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解放事业。
到了20世纪，列宁和俄共（布）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三次革命（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成为人类20世纪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1905—1907 年革命，不仅在俄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同农民结成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革命经验。例如，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苏维埃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难怪列宁称1905 年革命是1917 年十月革命的总演习。1905 年革命标志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已完全转到了俄国。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也使俄国历史进入其第五个历史时期——苏维埃时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俄国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一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机遇），以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一次革命两个阶段：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一个特殊的国度里（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俄国十分落后）进行的一次特殊革命。它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了另一个阶级手中。它向世人证明，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命或民族战争形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有其偶然性，但这次偶然成功的革命却包含着一个必然规律：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让工农阶级先掌了权，然后再在经济赶上发达国家。
1921—1928年间苏俄实施的由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又是落后国家建设方式及其特殊发展道路的一次宝贵实践。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落后的国家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即由国家监督和调节下的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与形式）这个中间环节，实现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重视市场调节、商品货币、经济核算等手段，提倡竞争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阶级跟工人阶级走。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与实践，对那些通过革命手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60—80年代东欧各国的改革大业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那些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国家里，非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可：实行在国家监督和调节下利用资本主义方式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列宁去世后的1924—1936年间，在联共（布）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党内就国家的建设方式与道路展开讨论。其实，在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已做了回答：非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可。因此联共（布）党内争论实质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在党内争论中，出现了三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他们主张加速工业化，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工业化资金靠剥夺农民来筹集；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他们坚决反对剥夺农民，反对消灭富农，主张工农业同步发展，提倡平稳的、缓进的建设方针；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派开始支持布哈林派，批判托洛茨基。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又开始批判布哈林，转而实施左派的主张：加强工业化、消灭富农、加速公有化，消灭个体经济，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斯大林体制，或叫斯大林模式。应该说，斯大林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它有利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突击式地在短时期内迅速使国家强大起来。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用10年时间走完西方100年要走的路程，落后就要挨打。斯大林体制特别适用于战时与准战时。但是，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尤其把农民坑得太苦。国家强大了，人民没有富起来。权力太集中，人民权力太少。而且，国民经济患结构病，许多弊病一下子根除不了。斯大林体制保证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保证了苏联军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要害问题是在战后，尤其到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及消极面越来越突出。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但是，苏联虽有几次改革，却始终没有完成体制的转轨过程，丧失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导致了苏联由盛转衰、直至最后瓦解的可悲结局。
苏联解体是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我们认为苏联落后于时代是苏联剧变的总根子。20 世纪20 年代斯大林讲：“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句话应该看成是斯大林执政30年的哲学指导原则，也是斯大林体制生命力的源泉。20世纪20—30年代是斯大林体制形成、发展时期，40—50 年代是其推广、强盛时期。它之所以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适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战时及准战时，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求苏联必须在短时期内尽快强大起来）。60—70 年代是其停滞、扩张时期；80年代斯大林体制之所以由盛变衰，这正由于时代发展了，条件改变了，但几代领导人没有危机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难免被时代抛弃。其实到60年代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改革。但苏联高层领导中的多数人仍坚持冷战思维，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尤其是到80年代，人类已进入了高科技信息化时代，苏联仍坚持老体制不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把虚弱的老体制推向最高峰，随之使社会发展跌入最低谷。这就是说，斯大林体制到80年代，再也没有什么活力可言了，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走下坡路。我们中国领导人从中汲取了教训，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口号，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就开始了转轨过程，比戈尔巴乔夫改革早了10年。而苏联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难免出问题。
斯大林体制的落后性首先表现为理论上的滞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振兴，经济发展是动力，社会科学是方向盘，成熟的政治家是掌舵人。70 多年来苏联思想理论僵化主要表现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过渡理论（赫鲁晓夫讲的1980年时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讲的发达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退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固守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输出世界革命；对于第三世界的经援、军援；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使斯大林体制固定化、法律化、样板化的模式论（谁反对斯大林体制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谁想改革斯大林体制就收拾谁，包括铁托、捷克斯洛伐克等）；坚持世界资本主义不断陷入危机的总危机论（如何判断时代关系到确定当前任务的问题：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还是不断准备战争、进行世界革命；把发达西方视为敌人，不与其进行国际贸易，如何利用国际市场及国际资金）。可见历届苏共领导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理论滞后、思想僵化、急躁冒进的问题。其根源就是俄罗斯人的理想主义：只唱高调，爱提口号；而且每任领导都有一套。作为掌舵人不重视社会问题的调研，看问题没有前瞻性，理论没有针对性，甚至固守马克思和列宁的个别原则，将其简单化、教条化，使马列主义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造成长期以来指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失误，这点当然应该被看成是苏联解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行成于思毁于随”。
长期以来苏联理论界受权力制约（不能突破领导人的意志，只能解释领袖思想和口号），教条主义束缚，还有极“左”思潮的干扰，其理论要么有严重局限，要么严重脱离实际，要么是挂在领导的嘴上，要么悬在群众的耳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政治大而空，理论虚而玄。中间经过几代人的磨损，马列主义的精髓被抽光了，马列主义完整体系被肢解了，马列主义理论队伍变形变味了。在权力支配社会的农民国家里还会经常出现一些的所谓“风派”理论家，他们一会儿说计划经济是万能钥匙，一会儿又说市场经济是灵丹妙药；一会儿拼命为斯大林模式唱赞歌，一会儿又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而且当初吹捧最美的，又是后来否定最狠的。他们的恶劣表现使理论失去了权威，也使人们对理论产生了厌倦感。当社会出现信仰危机的时候，人们会突然发现过去每一步都是绝对正确的东西，此时串在一起立马就变成了一堆绝对错误的组合。这就为自我搞乱政局打开了突破口。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上层先乱在政治混乱和理论贫乏上，下层则乱在生活质量和精神病态上。这一上一下，上下呼应的内力与外力的组合，就形成一种清醒人无法左右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潮流。领导人失策，社会失控，思想混乱，这样苏联在没有任何外力条件下自我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失败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到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群体集中了领导人才的负面因素，面对国内外的重大难题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应付表面事变，无法统筹全局及决策核心，左右反弹，在分化政治中瓦解了经济。在该抓经济时一味抓政治，到该抓政治时又放弃了政治原则，结果落了个两手空空，最后导致了自我断送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理论顾问雅科夫列夫甚至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内容中假设和信仰起主导作用。假设过去，假设未来，并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这种认识岂不是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失去正确理论的指导，社会发展失去了方向，最后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造成整个社会意识的混乱，使国家处于失控状态之中。其实马列主义至今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有创意的尖端成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讲，列宁著作在全球401 种语言译本中译文种类量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是圣经，共有286 种译文；占第三位的是马克思的著作，有196 种译文。这个统计证明了马列著作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在西方现在仍有一批学者在研究马列主义。
再次斯大林体制的落后性的表现在经济转轨上。苏联经济始终存在着是以民用为主，还是以军品为主；是坚持对外开放，还是自我封闭的问题。70年来它始终是以军工为主（苏官方公布军工产值占国民总值的8%，而学者及国外估计为25%），始终没转向以新兴科技产业为主；而且是自我封闭，不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他们远离国际市场，无法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经验。苏联经济始终是一种半产品、半自然经济。因此他们的产品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企业也就没效益。70年来苏联外贸一直落后，1987年苏联外贸只占全球总额的4%。这与它的第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且苏联出口多年来都是以石油、天然气及矿石为主（原材料约占60%，机械产品只占15%，化工产品仅有3%，消费品更少，约占2畅6%）。多少年来苏联与国际科技界、国际金融界之间几乎没有沟通与交流。相比之下，中国近25年来外贸发展迅速，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3年年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高达8400 亿美元（2004 年已突破1万亿美元）。自60 年代后，世界已转入以和平为主旋律的新时代，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抓紧机遇，发展自己，亚洲四小龙腾飞即在此时。到80 年代世界已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但是苏联仍坚持以军备竞赛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甚至耗巨资陷入星球大战漩涡之中，不能自拔，致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没有竞争力，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改革开放后，人民发现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差距，再也无法相信老体制的威力和它的所谓优越性了。
有人批评苏联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有军事内涵的经济，此说不无道理。枟参考消息枠1999 年9 月22 日有篇报道说，俄军工企业有九大部委领导，还有50 多个发展办公室，150 个大型军工企业联合体。俄罗斯将近50%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研制新武器。军工企业中的熟练工人总数达1100万，连带家属能占全国总人口的1/3.据俄学者阿尔巴托夫在枟苏联政治内幕枠一书中讲，60 年代美国军费世界第一，从1972 年起苏联军费世界首位。从1965—1979年这14 年内苏联军费开支增长了3 倍，年均增长8%。勃列日涅夫把出口石油挣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在军事上了。仅1979年军费就占到当年财政支出的1/3，比美国军费高30%。据查60 年代苏联平均一年军费开支达1570 亿美元，到80年代年均2330亿美元，占到国家支出的15%，是美国年均军费支出的2 倍。1988 年美国的国民总收入为4畅9 万亿美元，苏联的国民总收入约合2畅5 万亿美元。苏联国民总收入是美国的一半，军费开支却是人家的两倍，长期如此，再强大的经济实体也会被拖垮。
苏美的核竞赛也使苏联大伤元气。从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射成功后到1990 年间，全球共进行过2047次核试验，其中美国1032次，苏联715 次，法国210 次，英国45次，中国45次。美国为搞核试验共花费4 万亿美元，这些费用得几代人去挣。苏联国力不如美国，再与美国搞核竞赛，难免大伤元气。苏联最后一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发言说：“为与西方对抗，50 年来我们共花费了7000 亿卢布（当时一卢布约合1畅5 美元），为跟中国对抗又花费了2000 亿卢布，我们的国力严重损耗在这些对抗上了。”同样，美国为冷战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自1945年以来，美国为发展核武器50年消耗4万亿美元，50年美国军费总支出也在15 万亿美元左右。冷战使苏美两国两败俱伤。近50 年内苏联几乎是倾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但在军事上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据美国军方统计，在20项军用高科技项目中，美国领先的有14 项，苏联领先6项。在几十年的冷战中，苏联总是以单向思维对美国的立体思维，以直线战略对人家的间接路线，其国策方位始终是低层次的。美国好像是在用五六个头脑在对付苏联一个僵化的头脑。苏联领导人在重大问题决策时更多的是往后看，思维不朝前走，思维不往里走，总在要害的外围打圈圈，没有战略眼光，决策不是被动，就是有重大失误。难怪与西方的间距越拉越大。
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军备竞赛已经把苏联拖得很虚弱，它本身就好像是一个患了重病的巨人，但为了跟美国争霸，它怀里抱着东欧一些小兄弟，背上再背着亚非拉一些穷哥儿们，压得它更加喘不过气来。对东欧及亚非拉一些国家来说，政治上你苏联管了，军事上你占了，经济上你也得包下来。到1990 年12 月，第三世界共欠苏联外债850 亿美元，基本无法偿还。冷战思维造成了苏联自身的战略错位，错失了自身发展经济的几次机遇。美国对冷战战略的设计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在高、精、尖上支持军事现代化的，并着手牵引民用企业，使两者良性互动，互相激励，从而形成对苏联真正有威胁的经济实力，并借此迫使对手在单一的军备竞赛中丧失经济实力，促使其垮台。而苏联没有及时与60年代国际新技术革命接轨，致使其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在高耗低效的怪圈里打转转，难怪其经济实力每况愈下。
二战后的几十年内苏联几届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来维系社会主义阵营，以便跟西方集团对抗。仅在经济援助一项上苏联损失就很大（美国讲究经济投资，投资是要讲究回报的。而苏联提倡的是无私援助，援助多为无偿的了；给这些国家的贷款是无息或低息的）。据查到1990 年初，古巴欠苏联的外债达155亿美元，越南欠100亿美元，蒙古欠苏联的外债95 亿美元。那些年蒙古年均国民总收入还不足10亿美元，明眼人一看它就没有偿还能力，给它贷款肯定难还。多少年蒙古没有石油化工企业，它的石化产品全由苏联承包了，蒙古人用畜产品来偿还，石化产品与畜牧产品的价格比又使得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些人把蒙古叫做苏联的奶牛。可见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国与国关系也处理不好。一位苏联学者讲，苏联在30年内始终以低于国际价30%的价格向东欧各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据他估算仅此项苏联至少损失了近千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东欧各国还不买苏联人的账，批评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双方关系紧张。这里边的教训太多，许多问题让人想不通。
斯大林体制落后性的第三个方面即它的痼疾——经济结构病：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低效益，高能耗，高物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据苏联一位经济学者讲，同数量的原料苏联所生产的产品只是美国的1/4，是日本的1/6.1965—1975 年这10 年内苏联农业投资是美国的4倍，农业劳动力比美国多7倍，而苏联的农业效益仅是美国的20%。苏联的科技投入与美国相当，但其成果仅有美国的10%。据俄文枟论据与事实枠1991年第26期上一篇文章讲，1986 年苏官方公布，苏联工业效率是美国的55%，农业效率是美国的20%。但实际上工业效率仅是人家的25%，农业更差，仅是美国的9%。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是美国的1畅5倍，能源消耗也是美国的1畅5 倍。金属加工率苏联是40%，而西方发达国家能达80%~90%（其实中国至今仍存在这个问题：2004年8月31日枟参考消息枠讲：中国单位产值石油消耗十倍于欧美。2004年英国创造1000 美元利润仅耗油0畅4桶，日本0畅42 桶，德法0畅47 桶，美国0畅59 桶，而中国高达40桶！）。苏联70—80 年代年均报废的大型设备重达2500 万吨。许多设备放在那儿，任凭风吹雨打，没人心疼。在进入信息科技时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中广泛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大大降低了工业生产中的能源与物质消耗。如1977—1988年，每单位国民总收入的能源消耗，美国下降2畅4 倍，日本下降2畅6倍。日本1978—1988年间，国民总收入增长26畅5%，而能源进口却减少了30畅6%。但是在苏联，1976—1988年间，其钢铁、煤炭、水泥、机床产量占世界第一，而电子工业、信息技术却十分落后。传统产业部门得不到高科技的支持，造成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严重。到1990年时，苏联自己也承认：苏联的国民经济的结构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1990 年时戈尔巴乔夫也说：“西方国家已进入高科技时代，而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1991年据日本一家杂志讲，苏联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10年，苏联大型计算机仅是美国1/10，苏联个人拥有的电脑只是美国的1‰。
苏联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早在30 年代就暴露出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结构比西方落后30—50年。到了80年代，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占总产值的75%，日常生活用品只占总产值的10%，第三产业基本上不挣钱，多为亏损。因为在苏联好长一段时期服务业、运输业、旅游业等都由国家补贴，不讲利润，人们还长期把这些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致使苏联的第三产业长期萎缩，没有发展。苏联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是众所周知的。1990 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苏联每年用于日用消费品生产的资金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1/7.1200 多种消费品中有1000 多种长期短缺。有资料讲，苏联时期70%的科研经费、60%的大型企业都用在军工产品上了。在苏联解体后70%的军工企业被迫停产，大量设备闲置，大量人员下岗，大批人才外流，损失惨重，教训深刻。
与俄罗斯艰难改革相比，中国也存在着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高耗低效等问题。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 年中国的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的总数达1400 万；2004 年又要再新增1000万个岗位，政府压力很大。而且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能源与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2003 年中国消耗了世界水泥总产量的40%还要多，还消费了世界钢铁总量的1/4.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日本，但我们现在还到处拉闸限电。中国每单位的能源消耗比日本要高11 倍，比国际平均水平要高4倍。可见中国高耗低效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此外，中国经济也患有结构病：2003年中国第一产业（指农林牧副渔）占总产值的14畅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工矿建筑等）占52畅9%；第三产业占32畅3%，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2 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总数的28畅6%。但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高达70%。中国就业压力大，第三产业不发达是个重要原因。在这些方面中俄存在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斯大林体制落后性的第四个方面表现在那毫无效率可言的官僚政治体制及干部队伍的培养上。面对信息社会的强劲挑战，根本对策就在于高素质的决策人物及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按照国际惯例，苏联70 年领导人才的培养经历了四个阶段：（一）革命经历和革命素质；（二）普通大学教育，即我们讲的必须有大专文凭；（三）一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才；（四）国家级的决策人才，即我们强调的“一把手”的人才素质和决策水平。从1917年算起，到40年代后期，苏联已基本完成了干部从革命素质向大专教育素质的转变，大约用了30 年时间。从50 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苏联又用了30年时间完成了干部从一般大学教育向一般管理素质的转变。但是苏联还没完成从一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才向国家级的决策人才的转变就解体了。从整体上看，苏联干部队伍的专业素质有所提高，但政治素质却在下降。特别是缺乏有洞察力及把握全局的各级领导层上的决策人物，缺乏国家级的具有战略决策能力的领袖群体。尤其严重的是基层干部素质差，而且是越往下走，素质越低，越是落后的地区干部队伍的素质越有待提高。其实基层干部队伍才是决定性的。基层干部队伍不行，上情无法下达，而且越往下走政策越变形。这种状况一是因为苏联几十年始终没有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挑选、任命、罢免和监督问题，二就是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所致。
斯大林体制的弊病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党治国，以人治党，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种体制前后沿用数十年，不但没有改，反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有所加强。7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他们权力巨大，又不受任何监督；他们只对上级负责（怕丢官），不对人民负责（事难办）；他们中许多人以权谋私，蜕化变质；他们是官僚体制的受益者，坚持反对改革。他们时而极“左”，忽而极右，拿不出治国安邦的方案与行动。这些人是苏联解体的直接责任者，也是维护老体制及反对改革的主要社会力量。苏联逐渐形成的权贵阶层，远离实际，远离人群，过着富裕发达的生活。老百姓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越来越怀疑，僵化的体制又使人不能尽其能，物不能尽其用。多数普通劳动者无法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老百姓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普通人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个别基层领导手中权力太大，在决策与用人时常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与个人的局限。
这其中的要害问题：到底谁是社会的主人？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少权力？掌权的权贵阶层到底在为谁干事？这些人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苏共及苏联领导人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最后只能落了个亡党亡国的悲惨结果。苏联解体前有一个民意测验机构曾做过一次调查：只有4%的被调查者认为苏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7%的人认为苏共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其他89%的人认定苏共代表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到了21世纪，俄罗斯面临人才的四大险情：杰出人才日趋贫乏，信念强度日趋疲软，平庸因素无序扩张，科技人才流往西方。实际上这还是苏联体制弊病的延续。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主体是以企业为主，没有那么多的事业单位和行政干部。企业是给国家上缴利税的，从来不是国家的负担，而事业单位是靠国家财政养活的。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的官僚机构就很厐大。在苏联刚成立不久的1921 年列宁就批评：“我们的官僚机构与我们的经济工作格格不入。”由于各种原因，在苏联一流人才很难进入决策高层，许多人才在单位是受排挤的，许多人是靠关系爬上去的。一些领导喜用奴才，不用人才。因此苏联70年来始终没有解决好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许多单位的“一把手”缺乏独立思考和首创能力，也没有民主观念，个人决定一切。个人决定一切必然造成“自然淘汰延缓”、“政治近亲繁殖”等弊病，随之而来的是官场的等级观念森严，裙带关系盛行，官僚主义盛行，颂扬之风恶劣，以权谋私剧增。干部队伍讲究论资排辈，干部老化，理论僵化，思想蜕化。斯大林（1879—1953）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年仅44 岁（1923 年），斯大林执政30年，他的最高领导层平均为42岁，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领袖群体。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高层领导平均年龄已高达60 岁。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领导高层平均年龄已达70 岁。如此严重的自然淘汰延缓，致使二三代领袖级的人才失去了时代性的发展机遇，也积淀了二三代人的困惑和迷茫。
应该看到，苏联维护官僚旧体制的势力相当强大。他们既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也不会搞资本主义，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权逐利上了，对民族和国家大业上来说他们是些多余的人。他们所热衷的是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轰轰烈烈地挥霍国家资财，贪婪地追求个人私利和享受，最后一部分人堕落成腐败分子或投机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漠视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弱势群体的要求。鉴于苏联解体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把反腐倡廉看成是执政党建设的生命线，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起码要求。苏联共产党以其生命为代价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教训，这也许就是苏共及戈尔巴乔夫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最佳馈赠。
1987年5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尔巴金院士在访华时曾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把苏联的经济体制称为“阻碍机制”。他认为这种体制有四大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因素：（1）教条主义理论；（2）管理方式的粗放和低效；（3）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4）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他还指出，全民所有制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当成劳动力，始终没有把他们变成社会的主人，财产的分配、资源的合理利用及企业的增值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关系，他们只拿自己的死工资，而且工资还不看业绩。这种阻碍机制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僵而死，没有活力及竞争力；政治陈腐保守，领导无方，管理混乱。这种机制妨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纸上谈兵。长期如此势必造成严重后果。阿尔巴金的这次演讲两年后就得到了验证。
以上我们分析了苏联体制上的问题。现在看苏联的社会主义并不完美，苏联共产党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党。一些党员长期沉浸在这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泡沫之中，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的体制是没有问题的。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面临着一大堆难题。苏联的解体肯定与其体制弊病有关，但是有弊病不一定要以解散联盟为代价。1991 年12 月的苏联解体一不符合世界潮流（东西德合并，南北朝鲜对话，地区合作化、全球一体化）；二不符合民意（1991 年3 月的全民公决时多数人赞成保持联盟，反对解散联盟）。苏联解体10 年后，到2001年12月8日俄罗斯有关部门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仍有72%的人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只有10%的人同意解体，还有13%的人对此漠不关心，无所谓。直到2004 年3 月普京连任总统时他仍表示苏联解体是场灾难。现在看戈尔巴乔夫及其失败的改革应该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在苏联解体原因中偶然因素大于必然因素（1991年“八一九”事件打破了俄政局的平衡），经济因素大于政治因素（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导致经济崩溃及社会混乱），内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苏联解体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情况下发生的）。西方、尤其是美国从来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西方因素不可忽视，他们始终在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搞垮苏联，但几十年都没有达到目的。1917 年列宁率领20万党员打倒了腐朽的沙皇王朝及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41 年斯大林率领苏共200万党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德国法西斯，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91年时苏共已有1800 万党员，而且国内还没有正式注册的反对党，但他们却自己解散了自己，自己打垮了自己，令人不可思议。这里的关键是执政党及其首脑把事情搞糟了。就在苏联解体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克就讲：“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一人——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我们目前所应付的转变就不会发生。”他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ЁВ）1931 年3 月2 日出生在俄南方一个边疆地区——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一个村庄，父母都是农民。195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时年19岁）。大学毕业后于1955年返回故乡，24 岁起担任一个县的团委书记，干了7年。1962年他又进修农业管理专业4年（时年31岁）。1966年35岁的戈尔巴乔夫干了6 年该边区区委书记。1971 年在苏共二十四大上他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他48岁时经安德罗波夫推荐担任了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在中央排名第20位。1980年他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49 岁，是当时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他比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小22 岁，比另一位年轻委员还小9 岁。从1982—1985 年间苏联连续去世了三位“一把手”（勃列日涅夫76岁去世，安德罗波夫68 岁去世，契尔年科71 岁去世）。当54 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出任苏联“一把手”时，国内外一片叫好声。他年轻有为，才思敏捷，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开始他确实有作为，后来是他的性格弱点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改革大业，成为历史的罪人。现在多数中国学者及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应对苏联解体负主要责任。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无能及叶利钦的政治野心断送了联盟。这些在“八一九”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991年“八一九”事件在苏联70年发展史上算得上是影响最大、涉及范围很广、触及问题很多、对历史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了。而且这个事件应该被看成是苏联解体的起点，理应大书而特书。该事件使俄语中出现了一些新词汇，如BОСЬМЕРКА（八八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简称紧委会）ГЧП，俄罗斯升旗节（ДЕНЬРОССИЙСКОГОФЛАГА）。有人说这是一场“八月革命”（紧委会的提法），有人说它是“违反宪法的政变”（各地政府的提法）；有人说这是一场“斯大林式的反动极权政变”（立陶宛民主派的声明）；还有人说“依事实根据还不能说是叛乱，它只是一场轻歌剧式的政变的尝试”（见苏共纲领派的声明）。叶利钦始终认为它是一场“右派政变”，戈尔巴乔夫则声称这是一起“叛国案件”，前议长卢基扬诺夫认为“这是一场虎头蛇尾式的阴谋”。可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当事人各执己见，议论者众说纷纭。因为历史的一瞬就如一颗飞行着的子弹，再也没有比描写飞行中的子弹更为困难的事情了。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大赦“八一九”事件的12位被捕者，戈尔巴乔夫指控的叛国罪名一风吹了，这又使“八一九”事件成了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历史是过滤器，时间在改变着历史事件的特征及其定性，对于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尤为如此。
对“八一九”事件的评价分歧更大。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进步，有人提出它是历史的倒退；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新俄罗斯人”战胜“旧俄罗斯人”的战斗，有人指出它是一场“新生资产阶级”战胜“苏维埃人”的斗争。事发一年后，一位作家在枟真理报枠上写道：“民主派已经把胜利变成失败。”看来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是人们共识的：“八一九”事件的结束正是苏联大国解体的开始。一个大国解体所诱发出来的大范围的震荡往往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这正像大地震之后余震不止一样。“八一九”事件中各种意见不断发表，许多细节仍在披露之中。因此，我们不想在事件的定性与评价上做文章，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1991年8 月作者正好在圣彼得堡留学），我们力求在反映该事件真实面目上下些工夫。
历史瞬间犹如一座急剧变化着的核反应堆，各种社会矛盾在这里剧烈碰撞，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激烈较量。突发事件最能验证各种政治人物及政治力量的实力与真实面目。在“八一九”事件前后几天中（准确地讲应该是从8月18日~8月26日整整一周内），在苏联政治大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中心、三种政治力量：克里姆林宫（“八人帮”据点）、克里米亚福罗斯总统别墅（戈尔巴乔夫住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又称白宫，叶利钦住地）。经过几天的较量，“八人帮”（实际上有12人）被捕了，戈尔巴乔夫被架空了，叶利钦成了捍卫民主与法制的民族英雄。历史的瞬间最容易打破平衡，使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巨变。叶利钦靠什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这场胜利又为什么来得这么容易？我们想围绕这个主题做些介绍和分析。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叶利钦的对手太软弱。事件的炮制者们目标不明确，手段不合法，斗争不得力，从头到尾都给人以受人操纵的感觉。有的人说“八人帮”是“祖国的救星”，有人说他们是“被出卖的受害者”，有人说他们是些“没有罪的罪人”。苏共书记伊瓦什科指责这些人是“盲动分子”，戈尔巴乔夫也指责他们“有政治盲动性及缺乏责任感”。在镇压叛乱中立了功的科别茨将军说：“政变是由一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发动的。”事实上这些人在8月19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后共发表了三个通告，8 月20 日基本上没有大的举动，8 月21日已接近尾声。他们确实是些没有作为的政变者。
说他们企图通过阴谋手段夺权那就太冤枉他们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大权在握，几乎所有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都由他们掌握着。而且，他们都是在近几年中由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亲密战友，总统多次表示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说他们太软弱也有点让人费解，因为他们确实手握生杀大权，用索布恰克的话讲，8月19日他们要是逮捕叶利钦，一个排的兵力就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叶利钦是单枪匹马地在对付整个国家机器。再没有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了。“八人帮”手里掌握着舆论工具与军队。但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优势，成为失败者。现在看，“八一九”事件是一场在不适当的时机（联盟条约签订前夕），以不适当的手段（早已被人们所唾弃的政变形式），由一些不适当人选（政治上不成熟，跟不上历史发展步伐）发动的不得人心、不合潮流的行动。
让我们来看看“八人帮”的政治背景及在事件中的表现。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人的活动，那些关键人物的活动就是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础。53岁的亚纳耶夫是1990 年底由戈巴乔夫提名出任副总统的。他毕业于工学院，后又上法学院函授班，获史学副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枟托洛茨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枠。此后他长期从事共青团的工作，曾出任团中央书记。1990年2月进入苏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出任苏共中央书记。他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他主持了8 月19 日清早6 时的电视直播，还主持了下午4时50分在苏外交部新闻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外电评论他“主持人看来很健康，但鼻子尖上不断冒汗，讲话时手有些发抖”。
弗· 帕夫洛夫总理生于1937 年9 月26 日，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62年入党，1989 年出任苏财政部部长，1991 年出任政府总理。他认为苏联改革是“政治压制经济”。他上台搞了一件令俄罗斯人难以忘怀的大事：他宣布三天内废除50卢布与100卢布面值的钞票，企图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遏制通货膨胀。外电评论他的此举将苏联推向了崩溃的边缘。8 月19 日下午6时到9时，他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十几位部长都表示支持紧委会文件，只有两名部长在打瞌睡——“政治瞌睡”。会后帕夫洛夫就住进医院，直至被捕。8 月21 日晚，第一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对记者讲：“帕夫洛夫身体确实欠佳”，并证实总理对事件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8月22日，帕夫洛夫在逮捕证上签字后被送往监狱的路上对人讲：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1994年2月出狱后他讲：“政府不要我了，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干自己的事情了。”
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八一九”事件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他出生于鄂姆斯克州。军事院校毕业后就进入军界，从连长一直干到远东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后取代索科洛夫出任国防部部长。1990年10月他在三军首长会议上对国内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并提出军队要随时准备开往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对待民主派的态度上他曾讲过：“我从不懂什么叫民主派，什么叫保守派。是不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统一的就是保守派，而那些分裂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民主派？”1990年11月12 日他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并提出：“到该收拾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时候了。”在1991 年6 月苏联军事委员会全会上他又是3名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的人物之一，当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8 月19 日清晨4 时30 分，亚佐夫签发了致各副部长、各兵种司令长官编号为8825 的密码电报，要求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19日早6时的电视直播中，亚佐夫发表10分钟讲话，他号召部队为维护好社会秩序及军事设施做出努力，只字未提镇压措施。到8 月20 日下午2 时，由苏军总司令部长官姆· 莫伊谢耶夫签发的密码电报发送各地驻军，要求各部队要服从紧委会签发的命令。8 月21 日上午10时，亚佐夫签发命令要求所有部队从莫斯科撤离，返回原驻地。8月22日上午6时，当他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去会见戈尔巴乔夫未果在返回首都机场时即被捕。被捕后他拒不认错。1994 年2月被释放。1994年8月在其故乡参加鄂姆斯克建市40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他仍认为：“我们只是想捍卫苏联，使之免于解体。”“我们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太软，没有采取强硬手段。”
内务部长普戈是事件中的悲剧人物，1937 年出生于加里宁市，1961—1967年在里加做党团工作。1976 年进入国家安全部，1980年出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年担任拉脱维亚党的第一书记。1988年起出任苏共中央监委书记，后接替巴卡金担任苏内务部部长。上任后他将警察部队与内务部队合二而一。1991年6月，即在俄总统选举期间，他与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一起坚持要实施紧急状态。在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中他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一些记者评论他胆小怕事。事败后，即在8 月22日上午10时，当格· 亚夫林斯基率队去抓他时，他与妻子在卧室中已自杀了。此后，在苏高级党政军人员中接连出现了几起自杀事件：8月24 日中午，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上吊自杀，他从1991年年初起就曾激烈地批评过叶利钦，死后他还被人挖坟抛尸。8 月26 日清晨5 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纳从自己住所的阳台上跳楼自杀，据说他掌管着苏共120亿美金的财产。还有塔斯社的“二把手”德· 利索沃利克开枪自杀。这些自杀事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亚佐夫的支持者。他生于1924年，接受过高等司法教育。1944年入党。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中他是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工人，战后出任该市团委书记。1946—1951年间他在地方检察院工作，并负责筹建过劳改集中营，是斯大林后期肃反运动中的一员干将。1955—1959年出任苏驻匈牙利大使馆秘书，并与安德罗波夫共事多年。1959年回国后进入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67 年转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88 年戈尔巴乔夫提名让克留奇科夫出任克格勃头目。在苏联第四届人代会上，他坚决要求与瓦解联盟的势力作斗争。1991 年8 月17 日，他主持了在克格勃“阿勃茨”机构中召开的由帕夫洛夫、叶戈罗夫、瓦连尼科夫等人参加的碰头会。讨论国内局势，并寻找出路，有人称这次碰头会就是“八一九”事件的预备会。但瓦连尼科夫后来撰文提到“这次会见没有任何人说过关于夺取权力的话”，“也没有任何人谈到什么‘举事日期’”。在1991年8 月18 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8月22日上午10 时返回首都即被捕。他被捕时很冷静，对逮他的人讲：“对我及其他成员的审判不会给俄罗斯带什么荣耀。”
苏联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阿· 基里亚科夫生于1926年，参加过二战，荣获过军功章，战后进入乌拉尔工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6 年出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80 年担任苏联工业科技协会副主席。从他的经历可看出，他一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在军工企业界有一定影响。在1990 年12 月7日召开的全苏军工企业经理会议上，由他起草的报告中提出，坚决禁止罢工，坚决停止在基础工业部门中所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曾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想吓唬我吗？办不到！”有人讲这次分歧就是他参加政变的一个原因。有人称赞他是“少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有人讲他是被拉进“八人帮”的，因为他有一定的影响及代表性。在“八一九”事件中，他是枟苏联领导人致人民的公开信枠的作者之一。
奥· 巴克兰诺夫是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32 年出生于哈尔科夫，1958年毕业于动力学院，获工程技术副博士，担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76 年出任苏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6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工生产。由于工作出色，他六次荣获勋章与奖章，并获得一次过列宁奖金。1991 年讨论联盟条约草案时他发言说：“保持苏联的统一体制，保持主权发展的苏联大国地位是所有加入联盟的人民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他的讲话受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对。1991 年5 月巴克兰诺夫就提出国内形势要求把政权交给军队，但军队要争取尽快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合适的政治家。1991年8 月19 日他在紧委会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到8月22 日中午11 时，俄检察长宣布巴克兰诺夫已被软禁，但他还可以自由活动。因为他是全苏人大代表，只有在最高苏维埃解除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之后才能逮捕他。
斯塔罗布采夫是“八人帮”中政治最保守的一位。他是全苏农民协会主席，1931年出生，农学院毕业，长期担任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是最早着手进行农业体制改革的专家之一，60 年代他搞多种经营，成绩突出。1976年他荣获“劳动英雄”称号及奖金，1979年又获国家奖金。他领导的农庄成了全苏的样板。1986年他积极鼓吹农业改革，报刊上经常有他的文章，他猛烈抨击农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但当农业体制改革深入到要解散农庄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个体农业坚决反对。1990 年他坚决反对过头的改革措施。他积极参与了“八一九”事件。8 月19日上午6时，他出席电视直播并讲了话，要求照顾农民利益。8月22日中午俄检察长宣布逮捕他，但他不在市内。据瓦连尼科夫讲，农协主席是被人用欺骗手段逮捕的，因为他也是全苏人大代表，享有豁免权。1992 年6 月5 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他的农协主席的职务。
除了“八人帮”之外，还有两个人对事件进程影响很大，这就是议长卢基扬诺夫及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61岁的卢基扬诺夫是位法学博士，高级法学家。1953年入党，198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升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提名出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8月19日清晨6时，当“八人帮”占领了电视台后首先宣读的就是卢基扬诺夫关于国内局势的声明，他批评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不好，这就等于承认一些共和国独立的合法。8 月19日中午他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要求每个部门都要对局势表态，支持实施紧急状态。8月20日中午11 时，鲁茨科伊等人去会见卢基扬诺夫，向他递交了叶利钦的信件，信中要求他为维护秩序做出努力。卢讲：事态发展有些突然，根本没有任何预感。8月21日凌晨1时40 分，白宫外边形势十分危急，有人打电话要求议长出面调解。卢讲：“我无能为力。因为叶利钦本人只想激化矛盾。”卢还要求首先解除人民武装，并调查这些武器是从哪儿搞来的。到8 月21 日下午7 时，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认为建立紧委会是违反宪法的。下午7 时30分，卢基扬诺夫、亚佐夫等人去会见戈尔巴乔夫遭到拒绝。他与戈尔巴乔夫40年的同学情谊结束了。尽管卢基扬诺夫不是紧委会成员，他也未出席新闻招待会，但白宫决策者们认为他是“八人帮”的军师，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在8 月22 日俄议会会议上，俄总理西拉耶夫讲：“卢基扬诺夫是政变中的主要思想家，我们不能信任他。”8月29日他被捕入狱。他是8 月事件最后一位被捕者。被捕后他从没认错。就在被审讯期间他作为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当选为国家杜马代表。1994 年初，叶利钦还写信给卢基扬诺夫，表示愿意合作，并建议卢基扬诺夫“分担起俄罗斯命运的责任”。
苏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是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他最早介入“八一九”事件，也是该案件中最后一位被释放者。8 月18日下午4时50分，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巴克兰诺夫及瓦连尼科夫4 人来到克里米亚总统别墅，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准备实施紧急状态的意见。应该说这是事件的正式开始。戈氏批评“在会见中，瓦连尼科夫最为粗鲁”。8月20日他从基辅返回莫斯科，参加了总参谋部会议。事后他讲：“这次会议没有制定进攻白宫的计划，因为任何人都不准备攻占它。”8月22日他被捕入狱。“我被捕的原因实际上是在国家瓦解的情况下无动于衷的言论与态度。”在狱中他阅读了戈尔巴乔夫写的枟八月政变枠一书，并做了详细批注。1994 年2 月，俄国家杜马宣布中止对“八一九”事件的审讯，所有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惟独瓦连尼科夫不出狱。他拒绝大赦，坚决要求法官继续审理此案，以证明自己无罪。1994 年6—7 月间法庭对其进行最后审理。在法庭上瓦连尼科夫大将慷慨陈词，揭露事件真相，痛斥戈尔巴乔夫消极无为及投机误国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一阵轰动。法庭最后判定他无罪释放。
戈尔巴乔夫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英雄，也是头号牺牲者。他既想站在“八人帮”一边，又想站到叶利钦一边。他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左右摇摆，看风使舵，政治上不坚定，处事没主见。而不坚定和没主见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到8 月19 日下午3时，莫斯科有消息讲，戈尔巴乔夫已被解职，并遭囚禁。还有人传言戈尔巴乔夫已经死了。实际上到1990年年底，他的威信及影响已降到最低点。到8月19日晚上9时，首都仍没有关于总统的确切消息。8月20日下午1时，首都才有消息证实总统还活着，并由克格勃少将卡尔普欣率领的阿尔法突击队保卫者。下午4时，白宫发言人讲戈尔乔夫身体很健康。8 月21日下午7时30分到9 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会见亚佐夫等人，而与后到的鲁茨科伊、西拉耶夫等人会谈数小时，并且热烈拥抱。8月22日早6时戈氏返回莫斯科。事后戈氏曾再三向世人控诉他如何被人囚禁，但几乎所有材料都证实他没有被限制自由。一个记者讲，当时“联系没有中断，别墅没被包围，总统没被软禁”。8月19日这一天，出入别墅的汽车就有117 辆。事后，别墅卫队队长在电视直播中也证实：“没有发生任何软禁的事。”
戈尔巴乔夫在“八一九”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该事件的重要疑点。许多材料直接指责他“对紧委会的起事不仅事先知情，而且或明或暗还有赞许与支持之意”。④ 克留奇科夫在审讯中也证实，在8月18日下午5时，他与戈氏交谈，戈氏对他们要搞的紧急状态一事表示：“你们可以试一试。”⑤从上述材料中人们也能看到“八人帮”的失败与戈氏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有待以后再详细探讨，但戈氏在事件中的表现确实改变了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正是他帮助叶利钦完成了权力由联盟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在8 月22 日返回莫斯科的前夕，他签署了逮捕令，将昔日的战友送上审判台。他多次称赞叶利钦在事件中的作用，确认了叶利钦在政变期间所签发的所有文件（其中许多内容是涉及联盟中央权力的）。他甚至无视宪法，与叶利钦达成在紧急状态下互代职务的协议。叛乱失败后第二天，叶利钦即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并将叛乱的根子追到苏共身上。戈氏为了划清界限，于8月24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从而摧垮了联盟中央政权根基。戈氏在叛乱后还按照叶利钦的意图安排人事，一步一步地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可见，“八月事件”确实结束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对立，结束了一个首都两个总统的双重政权体系的历史。
“八月事件”中的真正指挥者就是叶利钦。他始终掌握着事态发展的主动权，白宫门前的几天斗争使他成为万人拥戴的英雄。他在这几天中所取得的威望及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在俄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与成功。有人讲这几天叶利钦的任务就是发文件和打电话，他击败“八人帮”靠的不是坦克，而是电话；靠的不是子弹，而是演讲。这种说法也对。但依我看，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抓住了舆论，争得了民心；他抓住了地方，架空了中央及看风使舵的总统；他抓住了军队，争得了主动。历史的瞬间十分宝贵，瞬间即逝。谁抓住宝贵的瞬间，谁就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谁就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沿。
舆论工具是政治事件中的最重要阵地。“八人帮”一开始抓的就是广播、电视、报刊。8月19日凌晨1时，克留奇科夫派两名克格勃高级特工人员到塔斯社去工作。凌晨6 时，紧委会派军队占领了全苏中央电视台及中央广播电台。全苏只开通一个频道，只播放紧委会的文件，其他节目全部停止。此后，紧委会又发了两个通令，控制了报刊的出版与发行。8 月19 日清晨，叶利钦还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事发后，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俄总理西拉耶夫、科别茨上将、索布恰克4 人去会见叶利钦，共同起草了枟告俄罗斯公民书枠，并以小报、传单、快讯等形式广为散发，有的还是手工抄写的。“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血腥的反动政变”，“我们号召举行全民紧急大罢工”。中午12 时30分，叶利钦签发命令：“紧委会的所有决议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下午1时，叶利钦在没有广播的情况下站在白宫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后来电视转播了这一镜头，影响很大。下午5 时，在亚纳耶夫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叶利钦签发命令宣布“八人帮”违反宪法。这一提法已经将“八人帮”置于死地：他们是违法的，他们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人民起来保卫合法民选的总统及政权机关。这时的叶利钦已经变失败为胜利，化被动为主动。到8月20日下午4时，被“八人帮”查封的新闻工具全部开通，报纸重新出版。下午7 时，全苏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对紧委会查封新闻单位表示强烈的抗议。到8 月21 日9时，叶利钦签发了关于整顿舆论工具的第69 号令，解除了全苏广播电视部部长普· 克拉夫琴科的职务，任命俄罗斯联邦出版局局长波尔托拉宁接替了他的职务。第69 号令还取消紧委会关于新闻部门的所有决议，并提出禁止宣传紧委会的所有文件，并由俄罗斯政府负责监督播放中央电视节目。
叶利钦还用手中的电话，与世界各国首脑联系。8 月20 日下午，他与英国首相梅杰通了话，下午3 时又与美国总统通了话，他们都表示不承认亚纳耶夫政权，从而争到了世界支持。叶利钦还利用电话控制局势的发展。在白宫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刻，叶利钦打电话给卢基扬诺夫，卢讲：他对攻占白宫一事一无所知。8月20日下午6 时，他又打电话给亚纳耶夫：“你干吗？想攻占白宫吗？”“你想一想你的后果：你是想留在国内，还是想出国？”亚纳耶夫在电话中回答说：“对此事我一概不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取消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这段对话很精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到底谁在指挥谁！
地方行政当局对“八一九”事件反应最快的是列宁格勒、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叶利钦，反对紧委会。索布恰克是最早介入事件的地方长官。到8月20日，全苏各地政府都表态，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各地都举行罢工、游行与集会。一些地方明确表示不执行紧委会的文件与决议，不实施紧急状态。到8月21日中午，俄议会国际事务部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讲：“有70%的地方领导人表态支持叶利钦及俄合法政府。”到8月21日晚9时30分，叶利钦签发俄总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上转折点。此后出现的农奴制瓦解及激烈变革时期，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并且出现了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使世界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中心在19世纪末转移到俄国。19 世纪30—50 年代俄国出现了两位思想领袖：亚· 伊· 赫尔岑（1812—1870），维· 格· 别林斯基（1811—1848）。他们俩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学，他们都研究黑格尔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他们成为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先驱及领袖。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民主主义和革命活动影响了俄罗斯一代人。他们提出：只有阶级斗争与革命变革才是改造俄罗斯社会的唯一手段。他们在为自己祖国的美好未来选择好方案。他们的思想理论带来了俄罗斯文化的空前繁荣。
19世纪50—80年代，在俄国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促进了农奴制的瓦解，也推动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政体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尼· 亚· 杜勃罗柳波夫（1836—1861）等人。他们在哲学、美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列宁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恩格斯指出：“俄国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地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柳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民族的。”他还认为，俄国历史的批判学派（指革命民主主义者）“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史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要高明得多”。
19世纪80 年代起，俄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1878 年彼得堡革命工人建立起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舞台。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产生，是19世纪80—90 年代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及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事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是格· 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他在流亡国外时，于1883 年12 月在俄侨民中成立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们翻译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列汉诺夫自己撰写的枟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枠影响更大。他是马克思主义天才的宣传家及捍卫者，他是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文学奠定了基础。19 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各大城市中已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的活动及其著作的问世，使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天才地把俄国的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了。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列宁以对人类历史命运理解的深度，他所拥有的左右这一命运的力量，以及他对全人类向往和平与幸福事业的无限忠诚，不仅在同时代的革命家中，而且在历代俄国政治家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列宁30岁时创建了一个政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他47岁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突破——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列宁的历史功劳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由科学变成了实践。至今多数俄国人仍认为，在俄罗斯几代领袖人物中，最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彼得大帝，一个就是列宁。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一个是帝王，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无私地将自己一生全部地献给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解放事业。
到了20世纪，列宁和俄共（布）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三次革命（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成为人类20世纪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1905—1907 年革命，不仅在俄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同农民结成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革命经验。例如，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苏维埃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难怪列宁称1905 年革命是1917 年十月革命的总演习。1905 年革命标志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已完全转到了俄国。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也使俄国历史进入其第五个历史时期——苏维埃时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俄国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一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机遇），以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一次革命两个阶段：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一个特殊的国度里（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俄国十分落后）进行的一次特殊革命。它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了另一个阶级手中。它向世人证明，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命或民族战争形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有其偶然性，但这次偶然成功的革命却包含着一个必然规律：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让工农阶级先掌了权，然后再在经济赶上发达国家。
1921—1928年间苏俄实施的由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又是落后国家建设方式及其特殊发展道路的一次宝贵实践。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落后的国家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即由国家监督和调节下的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与形式）这个中间环节，实现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重视市场调节、商品货币、经济核算等手段，提倡竞争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阶级跟工人阶级走。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与实践，对那些通过革命手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60—80年代东欧各国的改革大业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那些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国家里，非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可：实行在国家监督和调节下利用资本主义方式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列宁去世后的1924—1936年间，在联共（布）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党内就国家的建设方式与道路展开讨论。其实，在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已做了回答：非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可。因此联共（布）党内争论实质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在党内争论中，出现了三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他们主张加速工业化，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工业化资金靠剥夺农民来筹集；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他们坚决反对剥夺农民，反对消灭富农，主张工农业同步发展，提倡平稳的、缓进的建设方针；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派开始支持布哈林派，批判托洛茨基。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又开始批判布哈林，转而实施左派的主张：加强工业化、消灭富农、加速公有化，消灭个体经济，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斯大林体制，或叫斯大林模式。应该说，斯大林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它有利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突击式地在短时期内迅速使国家强大起来。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用10年时间走完西方100年要走的路程，落后就要挨打。斯大林体制特别适用于战时与准战时。但是，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尤其把农民坑得太苦。国家强大了，人民没有富起来。权力太集中，人民权力太少。而且，国民经济患结构病，许多弊病一下子根除不了。斯大林体制保证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保证了苏联军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要害问题是在战后，尤其到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及消极面越来越突出。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但是，苏联虽有几次改革，却始终没有完成体制的转轨过程，丧失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导致了苏联由盛转衰、直至最后瓦解的可悲结局。
苏联解体是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我们认为苏联落后于时代是苏联剧变的总根子。20 世纪20 年代斯大林讲：“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句话应该看成是斯大林执政30年的哲学指导原则，也是斯大林体制生命力的源泉。20世纪20—30年代是斯大林体制形成、发展时期，40—50 年代是其推广、强盛时期。它之所以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适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战时及准战时，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求苏联必须在短时期内尽快强大起来）。60—70 年代是其停滞、扩张时期；80年代斯大林体制之所以由盛变衰，这正由于时代发展了，条件改变了，但几代领导人没有危机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难免被时代抛弃。其实到60年代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改革。但苏联高层领导中的多数人仍坚持冷战思维，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尤其是到80年代，人类已进入了高科技信息化时代，苏联仍坚持老体制不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把虚弱的老体制推向最高峰，随之使社会发展跌入最低谷。这就是说，斯大林体制到80年代，再也没有什么活力可言了，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走下坡路。我们中国领导人从中汲取了教训，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口号，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就开始了转轨过程，比戈尔巴乔夫改革早了10年。而苏联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难免出问题。
斯大林体制的落后性首先表现为理论上的滞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振兴，经济发展是动力，社会科学是方向盘，成熟的政治家是掌舵人。70 多年来苏联思想理论僵化主要表现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过渡理论（赫鲁晓夫讲的1980年时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讲的发达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退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固守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输出世界革命；对于第三世界的经援、军援；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使斯大林体制固定化、法律化、样板化的模式论（谁反对斯大林体制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谁想改革斯大林体制就收拾谁，包括铁托、捷克斯洛伐克等）；坚持世界资本主义不断陷入危机的总危机论（如何判断时代关系到确定当前任务的问题：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还是不断准备战争、进行世界革命；把发达西方视为敌人，不与其进行国际贸易，如何利用国际市场及国际资金）。可见历届苏共领导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理论滞后、思想僵化、急躁冒进的问题。其根源就是俄罗斯人的理想主义：只唱高调，爱提口号；而且每任领导都有一套。作为掌舵人不重视社会问题的调研，看问题没有前瞻性，理论没有针对性，甚至固守马克思和列宁的个别原则，将其简单化、教条化，使马列主义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造成长期以来指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失误，这点当然应该被看成是苏联解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行成于思毁于随”。
长期以来苏联理论界受权力制约（不能突破领导人的意志，只能解释领袖思想和口号），教条主义束缚，还有极“左”思潮的干扰，其理论要么有严重局限，要么严重脱离实际，要么是挂在领导的嘴上，要么悬在群众的耳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政治大而空，理论虚而玄。中间经过几代人的磨损，马列主义的精髓被抽光了，马列主义完整体系被肢解了，马列主义理论队伍变形变味了。在权力支配社会的农民国家里还会经常出现一些的所谓“风派”理论家，他们一会儿说计划经济是万能钥匙，一会儿又说市场经济是灵丹妙药；一会儿拼命为斯大林模式唱赞歌，一会儿又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而且当初吹捧最美的，又是后来否定最狠的。他们的恶劣表现使理论失去了权威，也使人们对理论产生了厌倦感。当社会出现信仰危机的时候，人们会突然发现过去每一步都是绝对正确的东西，此时串在一起立马就变成了一堆绝对错误的组合。这就为自我搞乱政局打开了突破口。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上层先乱在政治混乱和理论贫乏上，下层则乱在生活质量和精神病态上。这一上一下，上下呼应的内力与外力的组合，就形成一种清醒人无法左右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潮流。领导人失策，社会失控，思想混乱，这样苏联在没有任何外力条件下自我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失败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到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群体集中了领导人才的负面因素，面对国内外的重大难题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应付表面事变，无法统筹全局及决策核心，左右反弹，在分化政治中瓦解了经济。在该抓经济时一味抓政治，到该抓政治时又放弃了政治原则，结果落了个两手空空，最后导致了自我断送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理论顾问雅科夫列夫甚至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内容中假设和信仰起主导作用。假设过去，假设未来，并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这种认识岂不是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失去正确理论的指导，社会发展失去了方向，最后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造成整个社会意识的混乱，使国家处于失控状态之中。其实马列主义至今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有创意的尖端成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讲，列宁著作在全球401 种语言译本中译文种类量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是圣经，共有286 种译文；占第三位的是马克思的著作，有196 种译文。这个统计证明了马列著作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在西方现在仍有一批学者在研究马列主义。
再次斯大林体制的落后性的表现在经济转轨上。苏联经济始终存在着是以民用为主，还是以军品为主；是坚持对外开放，还是自我封闭的问题。70年来它始终是以军工为主（苏官方公布军工产值占国民总值的8%，而学者及国外估计为25%），始终没转向以新兴科技产业为主；而且是自我封闭，不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他们远离国际市场，无法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经验。苏联经济始终是一种半产品、半自然经济。因此他们的产品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企业也就没效益。70年来苏联外贸一直落后，1987年苏联外贸只占全球总额的4%。这与它的第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且苏联出口多年来都是以石油、天然气及矿石为主（原材料约占60%，机械产品只占15%，化工产品仅有3%，消费品更少，约占2畅6%）。多少年来苏联与国际科技界、国际金融界之间几乎没有沟通与交流。相比之下，中国近25年来外贸发展迅速，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3年年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高达8400 亿美元（2004 年已突破1万亿美元）。自60 年代后，世界已转入以和平为主旋律的新时代，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抓紧机遇，发展自己，亚洲四小龙腾飞即在此时。到80 年代世界已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但是苏联仍坚持以军备竞赛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甚至耗巨资陷入星球大战漩涡之中，不能自拔，致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没有竞争力，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改革开放后，人民发现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差距，再也无法相信老体制的威力和它的所谓优越性了。
有人批评苏联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有军事内涵的经济，此说不无道理。枟参考消息枠1999 年9 月22 日有篇报道说，俄军工企业有九大部委领导，还有50 多个发展办公室，150 个大型军工企业联合体。俄罗斯将近50%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研制新武器。军工企业中的熟练工人总数达1100万，连带家属能占全国总人口的1/3.据俄学者阿尔巴托夫在枟苏联政治内幕枠一书中讲，60 年代美国军费世界第一，从1972 年起苏联军费世界首位。从1965—1979年这14 年内苏联军费开支增长了3 倍，年均增长8%。勃列日涅夫把出口石油挣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在军事上了。仅1979年军费就占到当年财政支出的1/3，比美国军费高30%。据查60 年代苏联平均一年军费开支达1570 亿美元，到80年代年均2330亿美元，占到国家支出的15%，是美国年均军费支出的2 倍。1988 年美国的国民总收入为4畅9 万亿美元，苏联的国民总收入约合2畅5 万亿美元。苏联国民总收入是美国的一半，军费开支却是人家的两倍，长期如此，再强大的经济实体也会被拖垮。
苏美的核竞赛也使苏联大伤元气。从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射成功后到1990 年间，全球共进行过2047次核试验，其中美国1032次，苏联715 次，法国210 次，英国45次，中国45次。美国为搞核试验共花费4 万亿美元，这些费用得几代人去挣。苏联国力不如美国，再与美国搞核竞赛，难免大伤元气。苏联最后一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发言说：“为与西方对抗，50 年来我们共花费了7000 亿卢布（当时一卢布约合1畅5 美元），为跟中国对抗又花费了2000 亿卢布，我们的国力严重损耗在这些对抗上了。”同样，美国为冷战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自1945年以来，美国为发展核武器50年消耗4万亿美元，50年美国军费总支出也在15 万亿美元左右。冷战使苏美两国两败俱伤。近50 年内苏联几乎是倾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但在军事上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据美国军方统计，在20项军用高科技项目中，美国领先的有14 项，苏联领先6项。在几十年的冷战中，苏联总是以单向思维对美国的立体思维，以直线战略对人家的间接路线，其国策方位始终是低层次的。美国好像是在用五六个头脑在对付苏联一个僵化的头脑。苏联领导人在重大问题决策时更多的是往后看，思维不朝前走，思维不往里走，总在要害的外围打圈圈，没有战略眼光，决策不是被动，就是有重大失误。难怪与西方的间距越拉越大。
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军备竞赛已经把苏联拖得很虚弱，它本身就好像是一个患了重病的巨人，但为了跟美国争霸，它怀里抱着东欧一些小兄弟，背上再背着亚非拉一些穷哥儿们，压得它更加喘不过气来。对东欧及亚非拉一些国家来说，政治上你苏联管了，军事上你占了，经济上你也得包下来。到1990 年12 月，第三世界共欠苏联外债850 亿美元，基本无法偿还。冷战思维造成了苏联自身的战略错位，错失了自身发展经济的几次机遇。美国对冷战战略的设计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在高、精、尖上支持军事现代化的，并着手牵引民用企业，使两者良性互动，互相激励，从而形成对苏联真正有威胁的经济实力，并借此迫使对手在单一的军备竞赛中丧失经济实力，促使其垮台。而苏联没有及时与60年代国际新技术革命接轨，致使其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在高耗低效的怪圈里打转转，难怪其经济实力每况愈下。
二战后的几十年内苏联几届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来维系社会主义阵营，以便跟西方集团对抗。仅在经济援助一项上苏联损失就很大（美国讲究经济投资，投资是要讲究回报的。而苏联提倡的是无私援助，援助多为无偿的了；给这些国家的贷款是无息或低息的）。据查到1990 年初，古巴欠苏联的外债达155亿美元，越南欠100亿美元，蒙古欠苏联的外债95 亿美元。那些年蒙古年均国民总收入还不足10亿美元，明眼人一看它就没有偿还能力，给它贷款肯定难还。多少年蒙古没有石油化工企业，它的石化产品全由苏联承包了，蒙古人用畜产品来偿还，石化产品与畜牧产品的价格比又使得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些人把蒙古叫做苏联的奶牛。可见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国与国关系也处理不好。一位苏联学者讲，苏联在30年内始终以低于国际价30%的价格向东欧各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据他估算仅此项苏联至少损失了近千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东欧各国还不买苏联人的账，批评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双方关系紧张。这里边的教训太多，许多问题让人想不通。
斯大林体制落后性的第三个方面即它的痼疾——经济结构病：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低效益，高能耗，高物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据苏联一位经济学者讲，同数量的原料苏联所生产的产品只是美国的1/4，是日本的1/6.1965—1975 年这10 年内苏联农业投资是美国的4倍，农业劳动力比美国多7倍，而苏联的农业效益仅是美国的20%。苏联的科技投入与美国相当，但其成果仅有美国的10%。据俄文枟论据与事实枠1991年第26期上一篇文章讲，1986 年苏官方公布，苏联工业效率是美国的55%，农业效率是美国的20%。但实际上工业效率仅是人家的25%，农业更差，仅是美国的9%。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是美国的1畅5倍，能源消耗也是美国的1畅5 倍。金属加工率苏联是40%，而西方发达国家能达80%~90%（其实中国至今仍存在这个问题：2004年8月31日枟参考消息枠讲：中国单位产值石油消耗十倍于欧美。2004年英国创造1000 美元利润仅耗油0畅4桶，日本0畅42 桶，德法0畅47 桶，美国0畅59 桶，而中国高达40桶！）。苏联70—80 年代年均报废的大型设备重达2500 万吨。许多设备放在那儿，任凭风吹雨打，没人心疼。在进入信息科技时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中广泛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大大降低了工业生产中的能源与物质消耗。如1977—1988年，每单位国民总收入的能源消耗，美国下降2畅4 倍，日本下降2畅6倍。日本1978—1988年间，国民总收入增长26畅5%，而能源进口却减少了30畅6%。但是在苏联，1976—1988年间，其钢铁、煤炭、水泥、机床产量占世界第一，而电子工业、信息技术却十分落后。传统产业部门得不到高科技的支持，造成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严重。到1990年时，苏联自己也承认：苏联的国民经济的结构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1990 年时戈尔巴乔夫也说：“西方国家已进入高科技时代，而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1991年据日本一家杂志讲，苏联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10年，苏联大型计算机仅是美国1/10，苏联个人拥有的电脑只是美国的1‰。
苏联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早在30 年代就暴露出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结构比西方落后30—50年。到了80年代，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占总产值的75%，日常生活用品只占总产值的10%，第三产业基本上不挣钱，多为亏损。因为在苏联好长一段时期服务业、运输业、旅游业等都由国家补贴，不讲利润，人们还长期把这些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致使苏联的第三产业长期萎缩，没有发展。苏联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是众所周知的。1990 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苏联每年用于日用消费品生产的资金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1/7.1200 多种消费品中有1000 多种长期短缺。有资料讲，苏联时期70%的科研经费、60%的大型企业都用在军工产品上了。在苏联解体后70%的军工企业被迫停产，大量设备闲置，大量人员下岗，大批人才外流，损失惨重，教训深刻。
与俄罗斯艰难改革相比，中国也存在着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高耗低效等问题。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 年中国的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的总数达1400 万；2004 年又要再新增1000万个岗位，政府压力很大。而且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能源与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2003 年中国消耗了世界水泥总产量的40%还要多，还消费了世界钢铁总量的1/4.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日本，但我们现在还到处拉闸限电。中国每单位的能源消耗比日本要高11 倍，比国际平均水平要高4倍。可见中国高耗低效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此外，中国经济也患有结构病：2003年中国第一产业（指农林牧副渔）占总产值的14畅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工矿建筑等）占52畅9%；第三产业占32畅3%，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2 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总数的28畅6%。但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高达70%。中国就业压力大，第三产业不发达是个重要原因。在这些方面中俄存在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斯大林体制落后性的第四个方面表现在那毫无效率可言的官僚政治体制及干部队伍的培养上。面对信息社会的强劲挑战，根本对策就在于高素质的决策人物及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按照国际惯例，苏联70 年领导人才的培养经历了四个阶段：（一）革命经历和革命素质；（二）普通大学教育，即我们讲的必须有大专文凭；（三）一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才；（四）国家级的决策人才，即我们强调的“一把手”的人才素质和决策水平。从1917年算起，到40年代后期，苏联已基本完成了干部从革命素质向大专教育素质的转变，大约用了30 年时间。从50 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苏联又用了30年时间完成了干部从一般大学教育向一般管理素质的转变。但是苏联还没完成从一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才向国家级的决策人才的转变就解体了。从整体上看，苏联干部队伍的专业素质有所提高，但政治素质却在下降。特别是缺乏有洞察力及把握全局的各级领导层上的决策人物，缺乏国家级的具有战略决策能力的领袖群体。尤其严重的是基层干部素质差，而且是越往下走，素质越低，越是落后的地区干部队伍的素质越有待提高。其实基层干部队伍才是决定性的。基层干部队伍不行，上情无法下达，而且越往下走政策越变形。这种状况一是因为苏联几十年始终没有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挑选、任命、罢免和监督问题，二就是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所致。
斯大林体制的弊病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党治国，以人治党，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种体制前后沿用数十年，不但没有改，反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有所加强。7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他们权力巨大，又不受任何监督；他们只对上级负责（怕丢官），不对人民负责（事难办）；他们中许多人以权谋私，蜕化变质；他们是官僚体制的受益者，坚持反对改革。他们时而极“左”，忽而极右，拿不出治国安邦的方案与行动。这些人是苏联解体的直接责任者，也是维护老体制及反对改革的主要社会力量。苏联逐渐形成的权贵阶层，远离实际，远离人群，过着富裕发达的生活。老百姓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越来越怀疑，僵化的体制又使人不能尽其能，物不能尽其用。多数普通劳动者无法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老百姓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普通人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个别基层领导手中权力太大，在决策与用人时常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与个人的局限。
这其中的要害问题：到底谁是社会的主人？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少权力？掌权的权贵阶层到底在为谁干事？这些人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苏共及苏联领导人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最后只能落了个亡党亡国的悲惨结果。苏联解体前有一个民意测验机构曾做过一次调查：只有4%的被调查者认为苏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7%的人认为苏共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其他89%的人认定苏共代表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到了21世纪，俄罗斯面临人才的四大险情：杰出人才日趋贫乏，信念强度日趋疲软，平庸因素无序扩张，科技人才流往西方。实际上这还是苏联体制弊病的延续。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主体是以企业为主，没有那么多的事业单位和行政干部。企业是给国家上缴利税的，从来不是国家的负担，而事业单位是靠国家财政养活的。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的官僚机构就很厐大。在苏联刚成立不久的1921 年列宁就批评：“我们的官僚机构与我们的经济工作格格不入。”由于各种原因，在苏联一流人才很难进入决策高层，许多人才在单位是受排挤的，许多人是靠关系爬上去的。一些领导喜用奴才，不用人才。因此苏联70年来始终没有解决好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许多单位的“一把手”缺乏独立思考和首创能力，也没有民主观念，个人决定一切。个人决定一切必然造成“自然淘汰延缓”、“政治近亲繁殖”等弊病，随之而来的是官场的等级观念森严，裙带关系盛行，官僚主义盛行，颂扬之风恶劣，以权谋私剧增。干部队伍讲究论资排辈，干部老化，理论僵化，思想蜕化。斯大林（1879—1953）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年仅44 岁（1923 年），斯大林执政30年，他的最高领导层平均为42岁，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领袖群体。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高层领导平均年龄已高达60 岁。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领导高层平均年龄已达70 岁。如此严重的自然淘汰延缓，致使二三代领袖级的人才失去了时代性的发展机遇，也积淀了二三代人的困惑和迷茫。
应该看到，苏联维护官僚旧体制的势力相当强大。他们既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也不会搞资本主义，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权逐利上了，对民族和国家大业上来说他们是些多余的人。他们所热衷的是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轰轰烈烈地挥霍国家资财，贪婪地追求个人私利和享受，最后一部分人堕落成腐败分子或投机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漠视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弱势群体的要求。鉴于苏联解体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把反腐倡廉看成是执政党建设的生命线，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起码要求。苏联共产党以其生命为代价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教训，这也许就是苏共及戈尔巴乔夫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最佳馈赠。
1987年5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尔巴金院士在访华时曾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把苏联的经济体制称为“阻碍机制”。他认为这种体制有四大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因素：（1）教条主义理论；（2）管理方式的粗放和低效；（3）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4）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他还指出，全民所有制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当成劳动力，始终没有把他们变成社会的主人，财产的分配、资源的合理利用及企业的增值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关系，他们只拿自己的死工资，而且工资还不看业绩。这种阻碍机制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僵而死，没有活力及竞争力；政治陈腐保守，领导无方，管理混乱。这种机制妨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纸上谈兵。长期如此势必造成严重后果。阿尔巴金的这次演讲两年后就得到了验证。
以上我们分析了苏联体制上的问题。现在看苏联的社会主义并不完美，苏联共产党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党。一些党员长期沉浸在这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泡沫之中，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的体制是没有问题的。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面临着一大堆难题。苏联的解体肯定与其体制弊病有关，但是有弊病不一定要以解散联盟为代价。1991 年12 月的苏联解体一不符合世界潮流（东西德合并，南北朝鲜对话，地区合作化、全球一体化）；二不符合民意（1991 年3 月的全民公决时多数人赞成保持联盟，反对解散联盟）。苏联解体10 年后，到2001年12月8日俄罗斯有关部门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仍有72%的人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只有10%的人同意解体，还有13%的人对此漠不关心，无所谓。直到2004 年3 月普京连任总统时他仍表示苏联解体是场灾难。现在看戈尔巴乔夫及其失败的改革应该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在苏联解体原因中偶然因素大于必然因素（1991年“八一九”事件打破了俄政局的平衡），经济因素大于政治因素（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导致经济崩溃及社会混乱），内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苏联解体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情况下发生的）。西方、尤其是美国从来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西方因素不可忽视，他们始终在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搞垮苏联，但几十年都没有达到目的。1917 年列宁率领20万党员打倒了腐朽的沙皇王朝及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41 年斯大林率领苏共200万党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德国法西斯，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91年时苏共已有1800 万党员，而且国内还没有正式注册的反对党，但他们却自己解散了自己，自己打垮了自己，令人不可思议。这里的关键是执政党及其首脑把事情搞糟了。就在苏联解体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克就讲：“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一人——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我们目前所应付的转变就不会发生。”他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ЁВ）1931 年3 月2 日出生在俄南方一个边疆地区——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一个村庄，父母都是农民。195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时年19岁）。大学毕业后于1955年返回故乡，24 岁起担任一个县的团委书记，干了7年。1962年他又进修农业管理专业4年（时年31岁）。1966年35岁的戈尔巴乔夫干了6 年该边区区委书记。1971 年在苏共二十四大上他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他48岁时经安德罗波夫推荐担任了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在中央排名第20位。1980年他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49 岁，是当时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他比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小22 岁，比另一位年轻委员还小9 岁。从1982—1985 年间苏联连续去世了三位“一把手”（勃列日涅夫76岁去世，安德罗波夫68 岁去世，契尔年科71 岁去世）。当54 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出任苏联“一把手”时，国内外一片叫好声。他年轻有为，才思敏捷，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开始他确实有作为，后来是他的性格弱点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改革大业，成为历史的罪人。现在多数中国学者及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应对苏联解体负主要责任。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无能及叶利钦的政治野心断送了联盟。这些在“八一九”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991年“八一九”事件在苏联70年发展史上算得上是影响最大、涉及范围很广、触及问题很多、对历史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了。而且这个事件应该被看成是苏联解体的起点，理应大书而特书。该事件使俄语中出现了一些新词汇，如BОСЬМЕРКА（八八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简称紧委会）ГЧП，俄罗斯升旗节（ДЕНЬРОССИЙСКОГОФЛАГА）。有人说这是一场“八月革命”（紧委会的提法），有人说它是“违反宪法的政变”（各地政府的提法）；有人说这是一场“斯大林式的反动极权政变”（立陶宛民主派的声明）；还有人说“依事实根据还不能说是叛乱，它只是一场轻歌剧式的政变的尝试”（见苏共纲领派的声明）。叶利钦始终认为它是一场“右派政变”，戈尔巴乔夫则声称这是一起“叛国案件”，前议长卢基扬诺夫认为“这是一场虎头蛇尾式的阴谋”。可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当事人各执己见，议论者众说纷纭。因为历史的一瞬就如一颗飞行着的子弹，再也没有比描写飞行中的子弹更为困难的事情了。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大赦“八一九”事件的12位被捕者，戈尔巴乔夫指控的叛国罪名一风吹了，这又使“八一九”事件成了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历史是过滤器，时间在改变着历史事件的特征及其定性，对于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尤为如此。
对“八一九”事件的评价分歧更大。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进步，有人提出它是历史的倒退；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新俄罗斯人”战胜“旧俄罗斯人”的战斗，有人指出它是一场“新生资产阶级”战胜“苏维埃人”的斗争。事发一年后，一位作家在枟真理报枠上写道：“民主派已经把胜利变成失败。”看来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是人们共识的：“八一九”事件的结束正是苏联大国解体的开始。一个大国解体所诱发出来的大范围的震荡往往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这正像大地震之后余震不止一样。“八一九”事件中各种意见不断发表，许多细节仍在披露之中。因此，我们不想在事件的定性与评价上做文章，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1991年8 月作者正好在圣彼得堡留学），我们力求在反映该事件真实面目上下些工夫。
历史瞬间犹如一座急剧变化着的核反应堆，各种社会矛盾在这里剧烈碰撞，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激烈较量。突发事件最能验证各种政治人物及政治力量的实力与真实面目。在“八一九”事件前后几天中（准确地讲应该是从8月18日~8月26日整整一周内），在苏联政治大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中心、三种政治力量：克里姆林宫（“八人帮”据点）、克里米亚福罗斯总统别墅（戈尔巴乔夫住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又称白宫，叶利钦住地）。经过几天的较量，“八人帮”（实际上有12人）被捕了，戈尔巴乔夫被架空了，叶利钦成了捍卫民主与法制的民族英雄。历史的瞬间最容易打破平衡，使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巨变。叶利钦靠什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这场胜利又为什么来得这么容易？我们想围绕这个主题做些介绍和分析。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叶利钦的对手太软弱。事件的炮制者们目标不明确，手段不合法，斗争不得力，从头到尾都给人以受人操纵的感觉。有的人说“八人帮”是“祖国的救星”，有人说他们是“被出卖的受害者”，有人说他们是些“没有罪的罪人”。苏共书记伊瓦什科指责这些人是“盲动分子”，戈尔巴乔夫也指责他们“有政治盲动性及缺乏责任感”。在镇压叛乱中立了功的科别茨将军说：“政变是由一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发动的。”事实上这些人在8月19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后共发表了三个通告，8 月20 日基本上没有大的举动，8 月21日已接近尾声。他们确实是些没有作为的政变者。
说他们企图通过阴谋手段夺权那就太冤枉他们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大权在握，几乎所有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都由他们掌握着。而且，他们都是在近几年中由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亲密战友，总统多次表示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说他们太软弱也有点让人费解，因为他们确实手握生杀大权，用索布恰克的话讲，8月19日他们要是逮捕叶利钦，一个排的兵力就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叶利钦是单枪匹马地在对付整个国家机器。再没有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了。“八人帮”手里掌握着舆论工具与军队。但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优势，成为失败者。现在看，“八一九”事件是一场在不适当的时机（联盟条约签订前夕），以不适当的手段（早已被人们所唾弃的政变形式），由一些不适当人选（政治上不成熟，跟不上历史发展步伐）发动的不得人心、不合潮流的行动。
让我们来看看“八人帮”的政治背景及在事件中的表现。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人的活动，那些关键人物的活动就是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础。53岁的亚纳耶夫是1990 年底由戈巴乔夫提名出任副总统的。他毕业于工学院，后又上法学院函授班，获史学副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枟托洛茨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枠。此后他长期从事共青团的工作，曾出任团中央书记。1990年2月进入苏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出任苏共中央书记。他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他主持了8 月19 日清早6 时的电视直播，还主持了下午4时50分在苏外交部新闻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外电评论他“主持人看来很健康，但鼻子尖上不断冒汗，讲话时手有些发抖”。
弗· 帕夫洛夫总理生于1937 年9 月26 日，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62年入党，1989 年出任苏财政部部长，1991 年出任政府总理。他认为苏联改革是“政治压制经济”。他上台搞了一件令俄罗斯人难以忘怀的大事：他宣布三天内废除50卢布与100卢布面值的钞票，企图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遏制通货膨胀。外电评论他的此举将苏联推向了崩溃的边缘。8 月19 日下午6时到9时，他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十几位部长都表示支持紧委会文件，只有两名部长在打瞌睡——“政治瞌睡”。会后帕夫洛夫就住进医院，直至被捕。8 月21 日晚，第一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对记者讲：“帕夫洛夫身体确实欠佳”，并证实总理对事件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8月22日，帕夫洛夫在逮捕证上签字后被送往监狱的路上对人讲：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1994年2月出狱后他讲：“政府不要我了，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干自己的事情了。”
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八一九”事件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他出生于鄂姆斯克州。军事院校毕业后就进入军界，从连长一直干到远东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后取代索科洛夫出任国防部部长。1990年10月他在三军首长会议上对国内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并提出军队要随时准备开往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对待民主派的态度上他曾讲过：“我从不懂什么叫民主派，什么叫保守派。是不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统一的就是保守派，而那些分裂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民主派？”1990年11月12 日他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并提出：“到该收拾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时候了。”在1991 年6 月苏联军事委员会全会上他又是3名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的人物之一，当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8 月19 日清晨4 时30 分，亚佐夫签发了致各副部长、各兵种司令长官编号为8825 的密码电报，要求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19日早6时的电视直播中，亚佐夫发表10分钟讲话，他号召部队为维护好社会秩序及军事设施做出努力，只字未提镇压措施。到8 月20 日下午2 时，由苏军总司令部长官姆· 莫伊谢耶夫签发的密码电报发送各地驻军，要求各部队要服从紧委会签发的命令。8 月21 日上午10时，亚佐夫签发命令要求所有部队从莫斯科撤离，返回原驻地。8月22日上午6时，当他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去会见戈尔巴乔夫未果在返回首都机场时即被捕。被捕后他拒不认错。1994 年2月被释放。1994年8月在其故乡参加鄂姆斯克建市40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他仍认为：“我们只是想捍卫苏联，使之免于解体。”“我们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太软，没有采取强硬手段。”
内务部长普戈是事件中的悲剧人物，1937 年出生于加里宁市，1961—1967年在里加做党团工作。1976 年进入国家安全部，1980年出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年担任拉脱维亚党的第一书记。1988年起出任苏共中央监委书记，后接替巴卡金担任苏内务部部长。上任后他将警察部队与内务部队合二而一。1991年6月，即在俄总统选举期间，他与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一起坚持要实施紧急状态。在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中他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一些记者评论他胆小怕事。事败后，即在8 月22日上午10时，当格· 亚夫林斯基率队去抓他时，他与妻子在卧室中已自杀了。此后，在苏高级党政军人员中接连出现了几起自杀事件：8月24 日中午，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上吊自杀，他从1991年年初起就曾激烈地批评过叶利钦，死后他还被人挖坟抛尸。8 月26 日清晨5 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纳从自己住所的阳台上跳楼自杀，据说他掌管着苏共120亿美金的财产。还有塔斯社的“二把手”德· 利索沃利克开枪自杀。这些自杀事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亚佐夫的支持者。他生于1924年，接受过高等司法教育。1944年入党。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中他是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工人，战后出任该市团委书记。1946—1951年间他在地方检察院工作，并负责筹建过劳改集中营，是斯大林后期肃反运动中的一员干将。1955—1959年出任苏驻匈牙利大使馆秘书，并与安德罗波夫共事多年。1959年回国后进入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67 年转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88 年戈尔巴乔夫提名让克留奇科夫出任克格勃头目。在苏联第四届人代会上，他坚决要求与瓦解联盟的势力作斗争。1991 年8 月17 日，他主持了在克格勃“阿勃茨”机构中召开的由帕夫洛夫、叶戈罗夫、瓦连尼科夫等人参加的碰头会。讨论国内局势，并寻找出路，有人称这次碰头会就是“八一九”事件的预备会。但瓦连尼科夫后来撰文提到“这次会见没有任何人说过关于夺取权力的话”，“也没有任何人谈到什么‘举事日期’”。在1991年8 月18 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8月22日上午10 时返回首都即被捕。他被捕时很冷静，对逮他的人讲：“对我及其他成员的审判不会给俄罗斯带什么荣耀。”
苏联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阿· 基里亚科夫生于1926年，参加过二战，荣获过军功章，战后进入乌拉尔工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6 年出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80 年担任苏联工业科技协会副主席。从他的经历可看出，他一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在军工企业界有一定影响。在1990 年12 月7日召开的全苏军工企业经理会议上，由他起草的报告中提出，坚决禁止罢工，坚决停止在基础工业部门中所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曾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想吓唬我吗？办不到！”有人讲这次分歧就是他参加政变的一个原因。有人称赞他是“少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有人讲他是被拉进“八人帮”的，因为他有一定的影响及代表性。在“八一九”事件中，他是枟苏联领导人致人民的公开信枠的作者之一。
奥· 巴克兰诺夫是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32 年出生于哈尔科夫，1958年毕业于动力学院，获工程技术副博士，担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76 年出任苏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6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工生产。由于工作出色，他六次荣获勋章与奖章，并获得一次过列宁奖金。1991 年讨论联盟条约草案时他发言说：“保持苏联的统一体制，保持主权发展的苏联大国地位是所有加入联盟的人民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他的讲话受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对。1991 年5 月巴克兰诺夫就提出国内形势要求把政权交给军队，但军队要争取尽快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合适的政治家。1991年8 月19 日他在紧委会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到8月22 日中午11 时，俄检察长宣布巴克兰诺夫已被软禁，但他还可以自由活动。因为他是全苏人大代表，只有在最高苏维埃解除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之后才能逮捕他。
斯塔罗布采夫是“八人帮”中政治最保守的一位。他是全苏农民协会主席，1931年出生，农学院毕业，长期担任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是最早着手进行农业体制改革的专家之一，60 年代他搞多种经营，成绩突出。1976年他荣获“劳动英雄”称号及奖金，1979年又获国家奖金。他领导的农庄成了全苏的样板。1986年他积极鼓吹农业改革，报刊上经常有他的文章，他猛烈抨击农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但当农业体制改革深入到要解散农庄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个体农业坚决反对。1990 年他坚决反对过头的改革措施。他积极参与了“八一九”事件。8 月19日上午6时，他出席电视直播并讲了话，要求照顾农民利益。8月22日中午俄检察长宣布逮捕他，但他不在市内。据瓦连尼科夫讲，农协主席是被人用欺骗手段逮捕的，因为他也是全苏人大代表，享有豁免权。1992 年6 月5 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他的农协主席的职务。
除了“八人帮”之外，还有两个人对事件进程影响很大，这就是议长卢基扬诺夫及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61岁的卢基扬诺夫是位法学博士，高级法学家。1953年入党，198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升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提名出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8月19日清晨6时，当“八人帮”占领了电视台后首先宣读的就是卢基扬诺夫关于国内局势的声明，他批评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不好，这就等于承认一些共和国独立的合法。8 月19日中午他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要求每个部门都要对局势表态，支持实施紧急状态。8月20日中午11 时，鲁茨科伊等人去会见卢基扬诺夫，向他递交了叶利钦的信件，信中要求他为维护秩序做出努力。卢讲：事态发展有些突然，根本没有任何预感。8月21日凌晨1时40 分，白宫外边形势十分危急，有人打电话要求议长出面调解。卢讲：“我无能为力。因为叶利钦本人只想激化矛盾。”卢还要求首先解除人民武装，并调查这些武器是从哪儿搞来的。到8 月21 日下午7 时，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认为建立紧委会是违反宪法的。下午7 时30分，卢基扬诺夫、亚佐夫等人去会见戈尔巴乔夫遭到拒绝。他与戈尔巴乔夫40年的同学情谊结束了。尽管卢基扬诺夫不是紧委会成员，他也未出席新闻招待会，但白宫决策者们认为他是“八人帮”的军师，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在8 月22 日俄议会会议上，俄总理西拉耶夫讲：“卢基扬诺夫是政变中的主要思想家，我们不能信任他。”8月29日他被捕入狱。他是8 月事件最后一位被捕者。被捕后他从没认错。就在被审讯期间他作为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当选为国家杜马代表。1994 年初，叶利钦还写信给卢基扬诺夫，表示愿意合作，并建议卢基扬诺夫“分担起俄罗斯命运的责任”。
苏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是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他最早介入“八一九”事件，也是该案件中最后一位被释放者。8 月18日下午4时50分，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巴克兰诺夫及瓦连尼科夫4 人来到克里米亚总统别墅，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准备实施紧急状态的意见。应该说这是事件的正式开始。戈氏批评“在会见中，瓦连尼科夫最为粗鲁”。8月20日他从基辅返回莫斯科，参加了总参谋部会议。事后他讲：“这次会议没有制定进攻白宫的计划，因为任何人都不准备攻占它。”8月22日他被捕入狱。“我被捕的原因实际上是在国家瓦解的情况下无动于衷的言论与态度。”在狱中他阅读了戈尔巴乔夫写的枟八月政变枠一书，并做了详细批注。1994 年2 月，俄国家杜马宣布中止对“八一九”事件的审讯，所有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惟独瓦连尼科夫不出狱。他拒绝大赦，坚决要求法官继续审理此案，以证明自己无罪。1994 年6—7 月间法庭对其进行最后审理。在法庭上瓦连尼科夫大将慷慨陈词，揭露事件真相，痛斥戈尔巴乔夫消极无为及投机误国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一阵轰动。法庭最后判定他无罪释放。
戈尔巴乔夫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英雄，也是头号牺牲者。他既想站在“八人帮”一边，又想站到叶利钦一边。他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左右摇摆，看风使舵，政治上不坚定，处事没主见。而不坚定和没主见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到8 月19 日下午3时，莫斯科有消息讲，戈尔巴乔夫已被解职，并遭囚禁。还有人传言戈尔巴乔夫已经死了。实际上到1990年年底，他的威信及影响已降到最低点。到8月19日晚上9时，首都仍没有关于总统的确切消息。8月20日下午1时，首都才有消息证实总统还活着，并由克格勃少将卡尔普欣率领的阿尔法突击队保卫者。下午4时，白宫发言人讲戈尔乔夫身体很健康。8 月21日下午7时30分到9 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会见亚佐夫等人，而与后到的鲁茨科伊、西拉耶夫等人会谈数小时，并且热烈拥抱。8月22日早6时戈氏返回莫斯科。事后戈氏曾再三向世人控诉他如何被人囚禁，但几乎所有材料都证实他没有被限制自由。一个记者讲，当时“联系没有中断，别墅没被包围，总统没被软禁”。8月19日这一天，出入别墅的汽车就有117 辆。事后，别墅卫队队长在电视直播中也证实：“没有发生任何软禁的事。”
戈尔巴乔夫在“八一九”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该事件的重要疑点。许多材料直接指责他“对紧委会的起事不仅事先知情，而且或明或暗还有赞许与支持之意”。④ 克留奇科夫在审讯中也证实，在8月18日下午5时，他与戈氏交谈，戈氏对他们要搞的紧急状态一事表示：“你们可以试一试。”⑤从上述材料中人们也能看到“八人帮”的失败与戈氏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有待以后再详细探讨，但戈氏在事件中的表现确实改变了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正是他帮助叶利钦完成了权力由联盟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在8 月22 日返回莫斯科的前夕，他签署了逮捕令，将昔日的战友送上审判台。他多次称赞叶利钦在事件中的作用，确认了叶利钦在政变期间所签发的所有文件（其中许多内容是涉及联盟中央权力的）。他甚至无视宪法，与叶利钦达成在紧急状态下互代职务的协议。叛乱失败后第二天，叶利钦即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并将叛乱的根子追到苏共身上。戈氏为了划清界限，于8月24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从而摧垮了联盟中央政权根基。戈氏在叛乱后还按照叶利钦的意图安排人事，一步一步地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可见，“八月事件”确实结束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对立，结束了一个首都两个总统的双重政权体系的历史。
“八月事件”中的真正指挥者就是叶利钦。他始终掌握着事态发展的主动权，白宫门前的几天斗争使他成为万人拥戴的英雄。他在这几天中所取得的威望及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在俄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与成功。有人讲这几天叶利钦的任务就是发文件和打电话，他击败“八人帮”靠的不是坦克，而是电话；靠的不是子弹，而是演讲。这种说法也对。但依我看，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抓住了舆论，争得了民心；他抓住了地方，架空了中央及看风使舵的总统；他抓住了军队，争得了主动。历史的瞬间十分宝贵，瞬间即逝。谁抓住宝贵的瞬间，谁就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谁就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沿。
舆论工具是政治事件中的最重要阵地。“八人帮”一开始抓的就是广播、电视、报刊。8月19日凌晨1时，克留奇科夫派两名克格勃高级特工人员到塔斯社去工作。凌晨6 时，紧委会派军队占领了全苏中央电视台及中央广播电台。全苏只开通一个频道，只播放紧委会的文件，其他节目全部停止。此后，紧委会又发了两个通令，控制了报刊的出版与发行。8 月19 日清晨，叶利钦还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事发后，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俄总理西拉耶夫、科别茨上将、索布恰克4 人去会见叶利钦，共同起草了枟告俄罗斯公民书枠，并以小报、传单、快讯等形式广为散发，有的还是手工抄写的。“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血腥的反动政变”，“我们号召举行全民紧急大罢工”。中午12 时30分，叶利钦签发命令：“紧委会的所有决议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下午1时，叶利钦在没有广播的情况下站在白宫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后来电视转播了这一镜头，影响很大。下午5 时，在亚纳耶夫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叶利钦签发命令宣布“八人帮”违反宪法。这一提法已经将“八人帮”置于死地：他们是违法的，他们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人民起来保卫合法民选的总统及政权机关。这时的叶利钦已经变失败为胜利，化被动为主动。到8月20日下午4时，被“八人帮”查封的新闻工具全部开通，报纸重新出版。下午7 时，全苏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对紧委会查封新闻单位表示强烈的抗议。到8 月21 日9时，叶利钦签发了关于整顿舆论工具的第69 号令，解除了全苏广播电视部部长普· 克拉夫琴科的职务，任命俄罗斯联邦出版局局长波尔托拉宁接替了他的职务。第69 号令还取消紧委会关于新闻部门的所有决议，并提出禁止宣传紧委会的所有文件，并由俄罗斯政府负责监督播放中央电视节目。
叶利钦还用手中的电话，与世界各国首脑联系。8 月20 日下午，他与英国首相梅杰通了话，下午3 时又与美国总统通了话，他们都表示不承认亚纳耶夫政权，从而争到了世界支持。叶利钦还利用电话控制局势的发展。在白宫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刻，叶利钦打电话给卢基扬诺夫，卢讲：他对攻占白宫一事一无所知。8月20日下午6 时，他又打电话给亚纳耶夫：“你干吗？想攻占白宫吗？”“你想一想你的后果：你是想留在国内，还是想出国？”亚纳耶夫在电话中回答说：“对此事我一概不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取消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这段对话很精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到底谁在指挥谁！
地方行政当局对“八一九”事件反应最快的是列宁格勒、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叶利钦，反对紧委会。索布恰克是最早介入事件的地方长官。到8月20日，全苏各地政府都表态，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各地都举行罢工、游行与集会。一些地方明确表示不执行紧委会的文件与决议，不实施紧急状态。到8月21日中午，俄议会国际事务部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讲：“有70%的地方领导人表态支持叶利钦及俄合法政府。”到8月21日晚9时30分，叶利钦签发俄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