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周原考古与炎黄史影的新思考

罗琨

在考古学中，提到“周原”往往是指岐山、扶风之间的岐周之地，但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它只是一个大的地理单元的一部分。史念海先生在《周原的变迁》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它北倚崔嵬的岐山，南临滔滔的渭河，千河逶迤经过西侧，漆水河蜿蜒纵贯东面。它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七十余公里、南北二十余公里，顺着渭河成南北东西走向。周原广漠，地势大体平衍，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比较充沛”。后来，是由于“河流的下切与侧蚀，增加了河流的深度与宽度，以及沟壑的密度，使周原不断破碎，切割成若干小原”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14-231页。随着周原考古和先周文化探索的发展，尤其是2004年周公庙遗址及其周围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成果，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先周文化的探索要立足于这整个地理单元，也为炎黄史影的探索开阔了思路。

2005年初，周公庙考古队在凤翔水沟村发现一座大型西周城址，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上，并发现有先周和西周的建筑材料见《新京报》2005年1月5日、《北京晨报》2005年1月6日。凤翔，南接宝鸡，东有横水河，《周原的变迁》一文曾考订“漆水就是现在的横水河”。《大清一统志》有：

横水，在凤翔县东，东南流，迳岐山县南。又东南流，合雍水，亦名杜水，今曰潢河。《水经注》杜水出杜阳山，其水南流，谓之杜阳川，东南流，左会漆、岐二水，俗谓之小横水，亦或名米流川。迳岐山，又屈迳城南，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三凤翔府。

漆水、姜水与炎黄两族的发祥地密切相关，而将炎黄两族和漆水、姜水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国语·晋语》的记述：

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国语》曾被徐旭生先生列为研究古史传说时代的“一等”资料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然而对此传说的可信性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崔述说炎黄都是圣贤，“必无同胞兄弟用师相攻之理”，“《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托于古之圣人”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现在知道，以外婚制为标志的母系血缘集团——氏族，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生存地域的拓展而分裂出新的母系血缘集团，在若干代后，可以成为一个通婚集团的两个半边。这不仅是国外民族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云南永宁纳西族民族调查也证实，这样的历史进程确实存在于漫长的氏族社会，而不仅限于上万年前氏族刚刚形成的时候。所以对这种氏族分裂、发展的记忆，可以传递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晋语》所载司空季子所讲的古史传说不应是假托。参见詹承绪等：《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4页；罗琨：《“人文初祖”考略》，《炎黄文化研究》，2005年第一辑。

不过，这段传说来自周人的记忆，它的可信程度还应与先周族的形成、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及其文明进程相关。近些年，随着周原考古发现研究的深入，先周文化的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学术界对于碾子坡类型遗存是否属于先周文化尚存在不同的意见，而郑家坡类型遗存属于先周文化，刘家文化属于羌戎文化的观点已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对于周人先世在关中发展的年代，有研究者认为最早可能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还有研究者提出，代表了先周文化的郑家坡遗存，兴起于殷墟二期，渊源可追溯到殷墟一期。殷墟一二期时，与商文化、刘家遗存并立关中，西与刘家遗存在扶风、武功间交错，东与商文化在西安市一带相对。到了殷墟四期，陡然繁荣，西面融会了刘家遗存，东面将商文化完全挤出关中孙华：《关中商代诸遗址的新认识》，《考古》，1992年第5期。从这一地区商文化的兴衰看，研究者将关中地区以北村遗址为代表的商文化，划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六组，其中一期（约当二里岗下层）第一、二组和二期（约当“二里岗上层”或稍晚）第三组遗存多分布在西安以东，西安以西则以二期第四组、三期（相当殷墟一、二期，即盘庚前后至祖甲时）为主。根据目前所知，三期第五组的文化遗存见于十个地点，第六组仅见于四个地点参见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640页。这说明商代中期商王朝势力开始向西发展，盘庚前后至祖甲时，达到顶峰并开始了发展的下行阶段，与此相应的是处在先周时代的周人势力发展壮大。

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订正了文献记载。《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时受戎狄的攻击，“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古公卒，少子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正当帝辛之时。换言之，周作为族名的出现，即周人先世来到周原发展至周文王仅历三世。对于周人先世的历史，早有研究者对文献记载提出过质疑。如谭戒甫提出，文献所载周初史事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把古公亶父和太王亶父混作一人。《诗·绵》九章包括从初民时代到文王昌的一个很长历史时代，“自土沮漆”是记忆中的第一次迁徙，从杜（今麟游县西北）迁漆（今邠县），古公亶父是先周族第一位名祖，“率西水浒，止于岐下”，居胥，娶姜女，依附于羌族。其后世曾迁邰，后稷又迁周原，始有“周”号。公刘迁豳，国力已很强大。最后，太王亶父为了“翦商”的目的，又从豳迁岐，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周公亶父后称太王谭戒甫遗作：《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尽管文章的一些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太王亶父不是古公亶父，也不是始迁周原者之说，却与考古学研究成果一致。

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解决了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个悬案，也得到了甲骨文的支持。因为根据文献的传统观点，周人先世迁岐最早只能相当商廪辛、康丁之时，约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相当。然而在相当殷墟文化二期的武丁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周的卜辞，如果周人先世“止于岐下”始于廪、康，武丁卜辞中“周”的归属必成悬案。而考古学所揭示的武丁前后，周人先世不仅已来到周原并且正在崛起的态势，与甲骨文反映的史事是一致的。武丁卜辞中的周主要是商王朝的与国，武丁多次占卜周族代表人物是否有祸，并称之为“周”或“周方”、“周方弗”、“周弗”《合集》590、8457、8460、8472正甲、乙、丙，有一批“乎周”、“令周”从事各项王事活动的卜辞《合集》3240、4883、4884、8461、8115，都反映了对这一国族的重视和关切。甲骨文中还有如“周以嫀”、“周以巫”“周人”等有关贡纳的卜辞和记事刻辞《合集》1086、5654、6649，以及关于“妇周”的卜辞《合集》1086、5654、6649。这不仅说明周是与国，还可知宫廷的“多妇”中，也有周方的女子，与文献所载商末之“帝乙归妹”《周易》泰六五爻辞；归妹六五爻辞。参见顾颉刚：《周易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正遥相呼应。

另一方面，武丁也曾对周用兵，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即“菐戈周”，如卜辞有：

1．……王其令……菐戈周，不……四月。《合集》6823

2．臿令侯菐戈周，五月。《合集》6821

3．己卯卜，，贞令多子族比犬侯菐戈周叶王事，五月。《合集》6812

4．贞令多子族眔犬侯菐戈周叶王事。

贞令多子族以犬眔（亠回）（四勹）叶王事。《合集》6813

5．癸未卜，争，贞令以多子族菐戈周叶王事。《合集》6814

6．……以多［子族比］蒙侯菐戈周叶王［事］。《合集》6817

7．……贞令比蒙侯菐戈周……《合集》6816

8．贞惠令比菐戈周。《合集》6822

菐戈，是甲骨文中表示征伐的动词之一。唐兰考证该甲骨文字作手执工具采玉于山之形，即璞字，由象形化为形声，从玉菐声，“于此当读为菐戈，菐戈、薄音近，故《诗》称‘薄伐犭严狁’”；在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称“干尃伐”唐兰：《殷墟文字记·释菐戈》，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46页。对于《诗·小雅·六月》“薄伐犭严狁”、《出车》“薄伐西戎”之薄伐，前人多解释为“逐出之而已”、“薄之为言聊也，盖不劳余力矣”、“略震惧之也”、“薄伐则亦但问其罪，使之自服，而亦不假于兵力也”《毛诗注疏》卷十七《六月》引毛传、宋朱子撰《诗经集传》卷四小雅，明梁寅撰《诗演义》卷九小雅一，明季本撰《诗说解頥正释》卷十五。当然，无论是“震惧之”，还是“问其罪”，都是以武力为后盾，不可能“不假于兵力”，但与征、伐、敦等其他征伐用语的不同，必然在手段、目的等方面有别。

卜辞“菐戈周”也有类似的特点，如只有对周使用了这一征伐动词，只有在这类卜辞中，才有对派出者的阵容有如此多的斟酌。考虑人选，至少有多子族、犬侯、蒙侯等七个国族的代表人物及其族众和武装力量；阵容搭配，有“多子族比犬侯”、“多子族眔犬侯”、“多子族以犬眔（亠回）（四勹）”，还有“令以多子族”、令某“以多子族比蒙侯”、“令比蒙侯”、令比某人等；搭配形式，更有“比”或“眔”或“以”的不同考虑。在征伐卜辞中，以（或释氏）为挈，为统胡厚宣：《商非奴隶社会论》，《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比当训为比次于省吾：《释战后狩猎》，《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6页。；眔，同暨、及。所以如第3、4辞表明，即使是同一种组合，也还要仔细斟酌是让多子族为前导，犬侯为后盾；还是让多子族与犬侯一道前往；抑或让多子族统领犬及（亠回）（四勹）人前往。为了求得一个最佳方案，提出众多方案进行考虑、比较，这在对其他地区用兵中较为少见，当包含有类似后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且甲骨文中的“令”，都是由“帝”或“王”发出的，只有少数由小臣、王妇等代王发令，在祀与戎的国之大事方面，更少见代王发令的情况。而“菐戈周”之卜，如1、2辞，则分别为“王其令”和“臿令侯”，反映对于由谁出面发令更为适宜都有所考虑。此外王令“菐戈周”，还要求参与者打着“叶王事”——勤劳王事的旗号，这也区别于一般征伐行动。

“菐戈周”卜辞的纪月仅见四月和五月，纪日的有己卯、癸未，最小间隔仅三日，所以此举可能历时不长，而且未见有关擒获“周”的卜辞或验辞。相反，在同期卜辞中，却出现有商王利用周镇抚其他国族的内容，如：

9.□□卜，王令周宓ㄓ。七月。《合集》4886

10.壬戌卜，令周宓若。《合集》4885

卜辞有“ㄓ伯”《合集》20078、20079，所以9辞的“ㄓ”可解作国族名，“ㄓ”前一字用为动词，10辞同，该字裘锡圭隶定为“宓”，引《说文》释“宓，安也”，提出“似用作动词之‘宓’”，与甲骨文读为“毖”、解为敕戒镇抚的字“实表一词”，“敕戒的目的就是要受敕戒者安宁顺从，‘宓’与‘毖’为同源词”裘锡圭：《释木必》，《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页。从卜辞文例看，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而商王令周敕戒某国族使其安宁顺从的卜辞，反映了武丁对周政策的目的和效果，而且是由于先周时代的周人势力崛起，使武丁不能不对距离商王朝腹心地区较远、勃勃兴起的周方采取有别于对其他方国的策略——武力威胁与怀柔并举，使潜在的威胁变成可以利用的力量。还可以推测，可能正由于这一策略，暂时维持了西土的安定，延缓了商王朝势力从西土的退却。后来文丁命王季为殷牧师、帝辛赐西伯昌弓矢斧钺，使专征伐见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周本纪》，不过是先王政策的继续，但商王朝覆灭的大势已无法挽救了。

从武丁对周方的态度和政策看，周人已在周原形成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证实了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一期，就是起点更早以及其源头或为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推测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先周文化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3页。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文献记载中，周人对自己历史的追述，可达虞夏之时，而通过对这一较早进入文明的古族历史的探讨，预示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其先世多次迁徙皆未曾远离关中西部。可见这个姬姓古族与关中关系相当密切，他们对这片故土历史的记忆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不仅如此，周原考古也发现了姜炎之族的踪迹。相关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岐山周围是碾子坡、郑家坡、刘家三类文化分布的接界地区。在殷商时期的关中西部，碾子坡类型遗存分布在岐山以北，长武、灵台、崇信一带；郑家坡类分布于岐山以东，彬县、麟游、扶风一带；刘家文化分布在岐山以西，宝鸡、凤翔、千阳一带雷兴山：《蔡家河、园子坪等遗址的发掘与碾子坡类型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文化“廪、康时一度强大，造成扶风、武功一带‘郑家坡遗存’突然中断”，后来又被郑家坡类型文化逐渐融合孙华：《陕西扶风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一现象正与殷墟甲骨文揭示的商代晚期史事相呼应。

在殷墟甲骨文中，羌是一个活跃而繁盛的古族，有不少支系，如羌方、羌龙，还有纟羊、（艹月）、髳等方国也当属于这一古族。武丁时，一些羌人担任商王朝的官吏或各种执事，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也可见“羌”字徽号；另一些羌人国族则与商王朝为敌，武丁卜辞偶见对羌人方国进行征伐，但有一批“获羌”、“来羌”的占卜，反映了当时与羌人诸方国有过军事冲突。但二者的敌对关系主要反映在商王朝为了满足包括人祭在内的各种需要，经常组织针对周边游牧民以掳掠人口为目的袭击。这本身就反映了羌尚未能形成对商王朝构成主要威胁的力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武丁曾以一万三千之众伐羌，证明当时羌方是商王朝的劲敌，这实在是一个误解。武丁卜辞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方”，原以摹本著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方”字残，由于误摹而误释为“羌”，今《英国所藏甲骨集》150著录了拓本，误解应当廓清。卜辞反映羌方成为商王朝用兵重点正是在廪、康之时，不仅数量远远超过同期征伐卜辞中的其他用兵对象，而且对选将、人员、布阵、祭祀及各种行动部署的卜问得非常详尽具体。战争的结果是商王朝取得胜利，占领部分羌方的土地，至少擒获两名羌方伯，杀祭祖先参见罗琨：《殷墟卜辞中的羌和羌方》，《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虽然羌方并未被伐灭，至商末仍作为“四邦方”之一而存在，但这次打击使其发展受到抑制，使帝乙、帝辛有可能转向伐夷方的大规模作战。

至于羌与建立了中原王朝夏商周三族的融合更是源远流长，夏后氏之先人——禹，曾有“家于西羌，地曰石纽”之说，可见二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姬、姜两姓密切关系的记载，留下的更多了。在历史长河的各个阶段，在中华大地，无论是在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其后，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逐渐融会发展的过程中，姜姓的羌人一直是核心成分之一，这正是姜姓先世炎帝被尊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历史背景。

总之，考古学为我们了解和复原古代历史不断提供新的实证材料，而我们祖先世代相传的对历史的记忆及留下的文字记载也是不可或缺的史料，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探求炎黄史影，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不断靠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