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炎帝与农业神

李绍连

炎帝同中国史前众多传说的英雄人物一样，是中华民族崇敬的祖先之一。特别是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世界文明古国，对农业特别重视，将其视为百业之首和立国之本。在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便在中原地区首先种植粮食作物，发明农业，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蒙昧的人们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即完全依赖采集自然界野生果实和渔猎野生动物肉为生。在气候变迁，自然环境恶化，人口增长，食物日益短缺，人们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发明农业，使人们走出山林和河湖狭小的地区，建房兴舍，种植粟、稻、蔬菜，种麻植桑，用天然的麻丝纺织制衣，从而解决了人们生存必需的食、衣、住的三大难题，这是多么伟大的功勋。由于不首先解决食、衣、住的基本生活问题，人们就不可能进行其他社会活动，如创造发明、科学研究、宗教活动、文化娱乐等等。劳动能力总之，没有农业就不可能推进社会文明。所以，炎帝作为中国最早的农业部落的首领，自然而然受到炎黄子孙的敬仰，甚至把他视为农业神而顶礼膜拜，世代祭祀，以祈农业丰收，过上富裕的生活。

关于炎帝与农业神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关于炎帝与神农氏的合称问题

在史前尚没有成熟的文字记载人们的所作所为，甚至在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已有一千余个单词的情况下，亦仅记录与王室占卜有关的事宜，仍未能用于全面记录人们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各种事情。因此，先秦古籍中记录史前的人物及所发生的事均为传说，不能当作信史。但是，也不是子虚乌有，其中有部分是反映历史事实的。正是由于是传说，缺乏文字依据，所以不同的古籍记载同一件事就有出入差异，甚而相互牴牾，这是不足为怪的。例如，有的学者根据古籍的不同记载，有人认为炎帝与神农氏是一人，也有人认为是二人。孰是孰非？当应该通过深入研究确定。

查阅古籍，记载较早和记载较多的是有关“炎帝”和“神农氏”的单称各事。例如，《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左传》昭公十七年曰：“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庄子·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周易·系辞下》曰：“庖牺氏（即指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诸《益》。”“……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从上述的记载来看，似乎炎帝与神农氏是二人，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不同称呼而已。就以《周易·系辞下》上面所引的那句话来说，“神农氏”和“炎帝”在史前英雄人物排列次序的地位是同一的。即“神农”和“炎帝”均在伏羲氏之后，在黄帝之前。这同《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是一致的。其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此段和《周易·系辞下》那段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诚然，在一段文句里，出现了“神农氏”和“炎帝”两个称呼，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是二人，而仔细分析却是对一个人的不同称呼。因为谁都知道是黄帝轩辕氏在阪泉之野打败炎帝之后被诸侯尊为天子的，他代表的是“炎帝”，即是“炎帝神农氏”而不是另一个人。其实在《周易》和《史记》之前，在《世本·帝系篇》中已将“炎帝”和“神农氏”合称“炎帝神农氏”了。《世本》一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不详，可能是史官所记的。尔后西晋人皇甫谧所撰的《帝王世纪》、唐代司马贞所作的《史记·补三皇本纪》、南宋罗泌撰的《路史·后记》和郑樵所撰的《通志·三皇记》等都采用了《世本》的合称。可见，炎帝与神农氏合称已被史家所认可。对于“炎帝”和“神农氏”的单称和合称的是与非问题，已有不少争论，特别是一些学者阐述比较明确而合理炎帝与宝鸡课题组：《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5页，在此不再赘论了。

在此要说明一点，就是“炎帝”是中原最早的农业部落之首领，完全有资格冠上“神农氏”的称号。实际上，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叫“神农氏”者。“神农氏”之称号，其实就是对发明农业和最早经营农业者的一种称呼。谁是农业发明者，谁是最早农业部落的首领，没有文字记载。而从考古资料来看，农业发明和经营农业最早见证是裴李岗文化和宝鸡北首岭发现的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8000－7000年之间。当时没有成熟的文字，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越是没有文字记载，人们就越觉神秘。时人的智力不可能理解哪一位能人能够发明农业？能在荒芜的土地上种出粮食？能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供给人们日常肉食的家畜家禽？就想像是哪位“神”为之，这是很自然的事。“神农氏”之称，实际上是把发明农业的人“神化”。这种情况并不是孤例。就像把居住在树上的人称为“有巢氏”；钻燧取火的人称为“燧人氏”；发明渔网和用弓矢狩猎而驯养野生动物的家畜的人称为庖牺氏（伏羲氏）等一样，都不是对某个人的称呼，而是对一个群体的称呼。“神农氏”也不是对一个人的称呼，而是对发明农业和最早经营农业的人群的称呼。在这个意义上说，“炎帝”是姜姓农业部落首领的世袭称号。“炎帝”作为农业部落首领不止一代，当然也不止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群体。当然，若具体到某一代首领，炎帝又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具有历史人物的品格，是个真人李绍连：《炎帝和黄帝探论》，《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这样，“炎帝神农氏”的神圣称号应归第一代炎帝。

从纯学术上而言，中国有广袤的国土，有不同的气候带，适宜农业的地域甚广，何处是最早的农业发祥地？现今尚很难断定。不过，根据古籍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发现，中原当是我国农业发明最早和发达的地区。首先是因为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发生在中原地区。从先秦诸子到史籍都较广泛记述了炎帝神农氏的传说，除前面所提及的事例外，还有很多。例如，《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妇耕而衣。”《韩非子·六反》曰：“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列子·说符》曰：“尝观之神，有炎之德。”《吕氏春秋·慎势》曰：“神农十七世而有天下，与天下同也。”《战国策·赵策》曰：“牺、神农教而不诛。”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总之，从先秦古籍看，炎帝神农在中原地区发明农业和经营农业是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于是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硗高下……。”

在中原不仅有发明农业的传说，而且也有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化的证据。陕西的宝鸡地区是传说炎帝诞生和成长的地区，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多达700余处炎帝与宝鸡课题组《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仅宝鸡市区就有80余处，而姜氏城周围又占一半以上，可见该地农业聚落分布相当密集。农业聚落遗址分布密集说明这里的原始农业比别处发达。在已发掘的遗址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斧、石铲、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北首岭遗址比较典型，发掘中出土石斧、石铲、骨铲、石刀等生产工具248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粮食加工工具如石磨盘、石磨棒20余件。该遗址还同时出土了家鸡、家畜、家犬（狗）和牛等骨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特别是家鸡，这里比别处遗址发现时代较早。再加上出土的石、陶纺轮和骨针，以及大批日常生活的陶器，这样，以农业为主，以家畜家禽饲养业、纺织手工业和制陶手工业为辅，便构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典型的农业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除了陕西宝鸡地区外，在中原其他广阔的地方，都可以通过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看到。例如在河南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和河北地区发现的磁山文化都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农业文化，亦都有农业兼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的内容，一律是自给自足型的农业经济。可见这是中原一种早期农业经济的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经其文化的后继者，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乃至夏、商、周、秦、汉、隋、唐、明、清诸世代沿袭下来，成为古代东方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原农业对整部中国古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中国的各地农业，可能不是全由中原农业的影响而发现起来，也就是说农业的发源地也可能是多个的。学术界对此也有分歧。严文明先生较早地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农业经济区，即北方旱地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严文明：《中国农业和养畜业的起源》，《辽海文物》1989年第2期。如是说，中国农业至少有两大发祥地。根据农作与气候、土质的密切关系而言，此说是合理的，即使现今的农作总体上也是这样南北区分的。但是，正如严先生指出，即使是新石器时代在北方也有些地方种植水稻。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以中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主要是种植粟、黍和高粱，也有不少地方兼种水稻。例如，在河南舞阳贾湖、陕西西乡何家湾、河南渑池仰韶村和淅川下王岗等遗址都发现了裴李岗文化或仰韶文化时期的稻谷（或稻壳痕迹）。特别是在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稻谷颗粒较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经专家鉴定，确认是人工种植水稻，证明在北方距今8000年前便有稻作。这个发现并不比迄今南方发现的稻作，例如浙江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晚而是更早。从这个现象看，绝不能断言水稻属于南方，由南方发明传播到北方。由于中原兼有北方和南方粮食作物，并种植较早，所以中原为我国最早农业发祥地之说并不为过。由此推论把“神农氏”的称号加冠于炎帝的头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先有炎帝的称谓，后冠“神农氏”，两种称号合一，完全出于周秦至后世重农思想所导致的结果，绝不是把两个不相干的传说英雄人物人为地捏合为一。

二、我国各地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和纪念性坛庙遗迹

炎帝神农氏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受到炎黄子孙的崇敬，他们不仅把他同黄帝一样当作英雄的祖先，而且还当作农神一样加以祭祀和顶礼膜拜。这种敬祖拜神的行为，除见之于古籍之外，还在全国各地遗留下来很多神农庙坛之类文物遗迹。此类祭祀神农的庙坛，既有官立的，也有民间集资修建的。

陕西宝鸡地区向来传为炎帝故里，所以在以姜氏城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立祠建庙，对炎帝神农氏经常（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或春播秋种前后）加以焚香膜拜或定期祭祀，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其他地区民众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亦毫不逊色。由于民众对祖先的崇敬已成为传统习惯，以及对农神的敬畏及祈祷五谷丰登，使民众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自古至今历久不衰。这种坛庙多建于山丘之上，房屋建筑规模不大，甚至只是一个土坛，由于兵燹和风雨剥蚀等各种原因，迄今所剩无几。当然，也有一些匿迹山野，今人未发现。据报载，2002年夏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和古建专家对河南省沁阳市神农山一带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包括山西省邻近的93平方公里范围内有136个与神农相关的地名与传说。如在山西境内发现有神农城、炎帝陵、神农泉、神农庙、神农井；河南境内有神农坛、神农庙、五谷台、神农洞等。他们特别对沁阳市境内神农山的山顶（海拔1028米）的神农坛进行了重点考察，“专家最后一致认定，像这样建在高山之巅的史前祭坛世界罕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与神农炎帝有关的祭坛。”并认为“综合民间传说、金石资料、考古发现，这里应当是神农族人祭祀的场所。”李红军等：《神农坛：神农炎帝的祭祀场所》，《大河报》2005年5月23日。这个材料说明，炎帝神农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巨大，不仅有其业绩的传说，还广泛设坛和庙加以祭祀。不过，说此神农山的祭坛是“神农族人祭祀的场所”，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在如此高的山顶上建筑如此庞大的圜丘状祭坛，古坛地面以下还有30－40厘米厚的积土，人们要问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仅会制造和使用石铲之类的取土工具，他们如何并从何处运来那么多土？特别是原土坛已被毁，原状不可知，所剩土坛里只有“少量散乱草木灰”，而没有任何有时代标志物如陶片之类，又怎能据此做出判断！他们唯一的证据是坛周围出土的元中统二年《重修阳洛山记》石碑，碑文中有一句“垅实自于炎农”一句。但对于史前的事来说，元代石碑之书不足为证据而信之。关于此坛的建筑年代，应当再进一步研究。不过，此碑则可证明，此祭坛是元代以前修建的。

炎帝神农氏是中原的农业部落首领，更是农业的发明者。但是炎帝仅仅是中原一个主要的农业部落，而且经过奋斗，“神农十七世而有天下”，也就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成为中原部落的霸主，后势衰被黄帝所取代。在这段时间里，炎帝部族已经迁徙过不少地方，如河南的淮阳地区，“以陈为都”；河北中部涿鹿县地区，在阪泉与黄帝交战，后来尽管与黄帝结成联盟，其部族大部留在中原并逐渐被黄帝族所同化变为华夏族，但也有部分迁往南方。所以其部族及其后裔的活动范围远不止中原地区。其中某代炎帝神农氏在湖北随州地区，故有神农氏生于“烈山”或“列山”之说。炎帝族在此地带活动，故有炎帝神农氏在湖北神农架林山搭架采药之说。同时，由于末代炎帝往南迁徙之故，并有炎帝死葬湖南之说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载葬于长沙，宋代罗泌《路史》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茶陵县后分置酃县。今炎帝陵在酃县，近又改名为“炎陵县”。湖南酃县有炎帝陵及“洗药池”、祠、坊、“天使行馆”等建筑。此地又是常常祭祀炎帝神农氏的地点之一。此炎帝陵建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据明万历吴道南碑文可知，是依宋太祖之梦发现的，可见至少宋代之前已存在。

当然，同北方中原地区一样南方不少地方（即如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北方诸省及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广大地区）也有炎帝神农氏的传说或活动的“遗迹”。其中的传说，可能是炎帝族后裔迁徙并居住在当地形成和流传的，而一些有关炎帝神农氏活动的“遗迹”则是讹传或出于对炎帝神农氏的崇敬或宣扬其功绩而“制造”的。所以，各地出现坛和祠等祭祀和纪念炎帝神农氏的建筑是不足为怪，更是可以理解的。

三、神农崇拜与中国古代的重农和民本思想

炎帝是人非神，为何人们给其冠于“神农氏”的称号外，还到处设坛建祠常常祭祀和纪念他呢？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对国家民族有突出贡献或有重大功绩的人，常建祠塑像予以纪念和祭祀，即把人当神。对炎帝即如是，而不能真把炎帝当神视之。纵观古籍有关炎帝的传说业绩内容并证之以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的考古发现，炎帝确是人而非神。人们之所以把炎帝冠称神农氏并当神祭祀之，除了他发明农业之神奇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之外，还与中国古代的重农和民本思想有密切关系。

在古代，包括国王在内所有阶级阶层都靠农业养活，农业不仅提供人们粮食；还由农家饲养家畜家禽提供肉食；由农家种植桑麻，才有布匹丝锦；由农民缴纳赋税，才能保障国家财政开支……总之，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支柱，农业经济衰退则江山不保。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农业立国，统治者更深深懂得农业的特殊意义。自夏商周三代起，一直到明清两代，历代统治者无一不重视农业。特别是三代国王，在开春都亲自开犁躬耕，并时时关注旱涝和年终的收成。这种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的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的记录。例如：

乙亥卜，王往观藉。《甲》3420

王大令众人曰力力力口田，其受年。《合集》5

王令多尹裒田于西受禾。《合集》33209

贞王勿往省黍。《合集》9612

王往致众黍于冏。《合集》10

商王除亲自指挥或派官员管理生产，并亲临田间视察外，还经常占卜农业作物的收成，是“受年”或“不受年”。“年”就是禾、黍等作物收成，“受年”表示丰收，“不受年”表示歉收。为了农业丰收，当旱年还占卜求雨。据传商汤还在桑林亲自作法祈雨，这些都说明对农业生产的高度关注。

直到明清时代，由于农业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命脉，所以统治者仍保持对农业的高度重视，至少在形式上仍保持重农的各种礼仪习俗。例如，在明清两代都城的北京宣武区永定门大街西有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先农坛，就是祭祀先农的神坛，而其太岁殿西的观耕台下，有藉田一亩三分，传为明清两代每年三月上亥日，皇帝来此扶犁亲耕，三公九卿从耕，皇帝耕后即上台观耕。尽管这仅仅是一种仪式，但反映出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农耕的传统是不变的。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农思想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主要表现当是重农轻商的政策方面，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视为“末”。这是历史事实，毋庸多言。

中国古代统治者，不仅重农，还由重农引发“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孟子·尽心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民贵”的思想是一致的，都基于农业为本。农民之众是劳动生产者（民之意并不是单指农民），离开民就没有农业，就没有国家的经济支柱，而不是把农民把一般民众看得多么重要和高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封建统治者把国家视为社稷江山，甚至把“社稷”视为自己的国家政权代名词可以看出其意。《白虎通义》对“社稷”这样诠释：“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神，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可知所谓社稷，就是土谷之神。把江山称为“社稷”，可见其国家政权建立在农业之上，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岂有不重视之理。所以，统治者祭祀农神当在情理之中。

广大民众当然更离不开农业。“神农尝草别谷，烝民粒食，后世至今赖之。凡人以食为天者，可不知所本耶。”王桢：《农书》卷一。故中华子民设坛建祠，把炎帝神农当神祭拜，这是很自然的事。当今中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不能忘记农业，只有农业高度现代化，才有国家的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