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试论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

王贵民

本文试着讨论炎帝神农时代的民本思想，分三个部分：神农氏时代及其民本思想内涵；进入历史时期姜炎文化在几个区系的传承；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历史经历和今天被研讨的意义。

一

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农业的创建发展之早，为古代世界几个文明地区之一，其肇端就在神农时代。今日中国考古发现的原始农业遗存，从距今六七千年上溯至一万年，内含农田型迹、稻粒、农具等。炎帝(早期)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由其产生最初的民本思想为历代民本主义之源。

其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为民食、民用而艰苦创业，人人参与耕织而共生共享的原始平等、民主，人的仁诚浑厚的道德品质和友善敦睦的社会风尚。因其所处时代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氏族社会全盛阶段，文献记述和经典作家论述都可互证。

根据古籍的记载，神农氏创制的功绩为：规划田亩、凿井引泉、培植嘉种、制造耒耜和实施火耕等。与之相因的是改善农耕生活：用火熟食，作陶为器，绩麻为衣，择甘泉以为饮，味百草以为药，日中为市以利民，摸索节候以便农事，等等参见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在这种开拓洪荒的艰苦斗争中，当时先民锻炼并展示出卓绝的自强自立、坚毅进取、为公奉献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遗传基因。由此精神衍生出一系列的优良道德观念和淳厚的民风民俗。多种史册记载：当时人们专致力于耕织生产，怀其仁诚而无有相害之心，民风淳厚朴质，无争无欲，淡然无所忧患。当时的社会管理，只是“教耕”，顺民之性，就自然资源共同利用与享受，社会一俗同风，无奸邪意识，因而“刑措而不用”。所谓“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均平。”人们制作乐器乐曲，欢庆丰收，调剂劳佚，以“合天人之和”；举行蜡祭，报本反始，尽敬而非祈福；因用火、保存火种而形成“改火”之俗。相传《神农书》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允；民不正，用不衷。”这就是炎帝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参见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民本思想之所以发源于农耕文化，除了氏族社会固有的性质之外，长期的历史社会发展、正常运转，无不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安居乐业，衣食无虞，才能供给国家机构运作的需求，天下才能稳定。农耕社会也最崇尚安静、和平与均等，赋有忠恕、求善的人际关系。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及第一章，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这样的社会，古人曾经作过很好的概括，那就是《礼记·礼运》篇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话。“为公”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不只是说当时人们的公心，更是指那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母系对偶婚，即神农氏“知母而不知父”的情形；又说财货“不必藏于己”，出力也“不必为己”，也正是指的公有制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说到“选贤与能”，正是氏族成员十大权利义务的第一条；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篇中还说到尊老爱幼、关照孤独残废者，这也是氏族成员义务之一。摩尔根说：“氏族的成员，在他们的忧患及困难之中都互相协助。”因为“在它的成员中，血亲的纽带是互相扶助的强有力的要素。”同上篇中还说到人们“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与神农时代完全吻合。

不仅中国远古如此，古代世界各地亦然。恩格斯继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赞叹说：“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多么美妙的制度啊!”这里没有军、警、狱、讼，没有国王、官吏等等国家机器，而一切争端都由氏族内部协商解决；血亲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而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公共事务多，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的管理机关，有事则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大多是由历来的习惯把一切调整好了。这里，没有贫困的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与氏族，都对老年、病残者负有照顾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没有奴隶与奴役他人的事情，人人都自尊、公正、刚强和勇敢。

这些论述，同上引我国古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只是更加细化了，因其是根据民族调查所得。这就完全证明了氏族制度的普遍存在，无论中外均大体相同；也说明了中国古籍的记载虽多出于传说，却不是完全虚构的。由此亦可见，凡氏族制度和道德风尚，也都是产生民本思想的源头。本段参见粱绍辉、任俊华《大同之世与炎帝时代》，《东方》2001年第1期。

二

炎、黄联盟而文化融合，但仍然可见二者的内涵有别。姜炎文化的承传、发展，下延“五帝”时期的“四岳”至商周，大致有三个区系(或时代)：一是在西部由姬姜联姻，创造繁盛的周族农桑文化和孕育着内含民本思想的伦理文化典范。二是东方姜齐文化，以早期炎帝族与东夷的融合为背景，吕尚封齐，下及管、晏，其理念、治道与儒家明显有别，形成有特色的姜炎文化。三是南方的重农学派，崇尚神农之教；同时一些耕隐之士鄙薄儒家的行径，亦带有农家的色彩。这些都可以说炎帝文化在历史时期一脉如缕的流传。

第一，在西部，炎帝族在这里活动较早，时间较长，在今陕西西部留下很多遗迹，宝鸡地区有姜城堡、清姜水，民俗有神农庙，传说炎帝故地的华阳、华胥国也在其南境。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可确定这个时代的考古遗址亦是很丰富的。所谓“炎帝以姜水成”是有根据的。姬姜联姻，渊远而流长，周人女祖姜嫄族地“邰”就在今关中武功县，周祖“弃”，幼居母家，学种庄稼，培育出良种，长大成了农业能手，被尊为“后稷”。毫无疑问，他是炎帝农耕文化的嫡传。从而他创造了周族的繁盛农桑文化，周人引以为豪，世代歌颂，载之《诗》、《书》，其中《豳分风·七月》、《大雅·生民》有详尽的描述。周初分封鲁国也带去这个光荣传统，写进《诗经·鲁颂·宫》。而且还形成一种后妃亲桑、管理王室内部女工、服饰、祭品等等生产经济和母仪天下的懿德典范。溯其源，也无疑是神农氏“身亲耕，妇亲织”的遗传。参见葛志毅：《论周代后妃在王室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反复强调：“当知稼穑之艰难”，于周代的伦理文化中，民本思想就成为它的主旋律。所谓文王“视民如伤”，所谓“如保赤子”，敬德保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都是出名的成训。当初也是尽力实行的，故而保持了西周政权相当长期的稳定。这种民本思想随着建侯分封，也传播到各地。《国语·鲁语下》记鲁国敬姜有一个理论：民劳则思，就生善心；民逸则淫而忘善，就生恶心，并进而阐发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

第二，在东方，可称之为姜齐文化区。这里原住居民是东夷部落，今天大汶口文化考古遗存对此已有多种信息。炎帝族很早就进入这个地区。史载夷族夙沙氏向其归服，后来齐国还有夙沙卫为官。齐国有一个姜姓逢国，亦很古老，据称乃是周太王妃——皇妣太姜的母国，其地就在今临淄附近。最早是东夷少昊部落爽鸠氏所居，传到周初灭了此地的蒲姑氏，姜太公吕尚被分封到这里。今济阳发掘出逢国贵族大墓，有铜器证明他也是姜姓。参见邵望平、高广仁：《炎帝与海岱区姜姓族群》，《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吕尚的先祖本是“四岳”之后，亦早已迁至东土，故被称为“东夷之士”、“东海上人”。史实表明，炎帝与东夷两种文化的融合时间不短，又有“夷俗仁”之说，与神农时的“仁诚之心”亦易于契合。它们就成为姜齐文化的古史背景。

吕尚到齐，立国伊始就显现出姜炎文化的特色。他的治国主张是“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相传吕尚曾与武王对话，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刘向：《说苑》。这和鲁公伯禽主张“变其俗，革其礼”，尊尊亲亲的、带有封闭性的治道，明显不同。相传周公旦当时便预见到鲁国将“北面事齐”，说齐政简而“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它尊贤，重用人才，不分阶层或地区，所谓“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尚功即包括重视发展各项经济，逐渔盐之利；注重实效，关注民生。管、晏继承这种理念和政策。管仲实行农、丁、商产业分治，倡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业施行“相地衰征”，军政上实行寓兵于农，同族相恤，人、家“相畴”，颇有神农时代的遗风；实行“三选制”征用人才。《国语·齐语》、《管子·小匡》。作为“莱之夷维人”的晏婴，长期辅佐齐君，以直言、敢死、节俭著称，力促景公实行民本政策，遏制官吏腐败，提倡宽征、平抑物价等。见《左传》鲁襄公——昭公年间，《晏子春秋》。

所有这些与鲁国比较，区别显然。大之如发展经济、重用人才、改革制度，鲁国长期没有什么建树。小之如春秋前期的“观鱼”、“观社”事件，都反映一开放、一封闭，齐、鲁文化的鲜明对照。《左传》鲁隐公五年、庄公二十三年。也因此最终导致两国的一强一弱。

《管子》书中引述《神农书》和神农功绩，在诸子间应是较多的，也是最早的。而晏子“批孔”也是第一人，鲁昭公被季氏所出，孔子来到齐国，景公欲封他，晏子即加以阻止，说：孔子的儒学“滑稽而不可轨法”，崇丧厚葬，游说乞贷，都不足为训；“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跄)之节”，那是“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说齐欲用他改变齐俗，就是不以“细民”为先了。《史记·孔子世家》。最末一句话便说明齐政的民本思想比鲁国要求实得多。无怪乎有学者认为《管子》是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可备一说。唐代兴：《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而一般认为，鲁国属于黄帝系统的文化，齐国则是炎黄文化的综合体(杨向奎)。齐鲁都流传民本思想，但所处地位、实行程度，两国相较都很有差异。孔子反对学农学圃，主张“民可使由之”、“庶人不议”，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封闭性就较大。齐文化则比较开放，一直到战国的稷下之学，真可谓“百家争鸣”，其中都包含着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如田骈的“五帝以吕，神农以鸿”，贵均、贵齐，尹文的“愿天下人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等等均是。

第三，在南部的农学家文化。许行，应是“四岳”的族裔，他倡导“神农之言”，从楚地来到滕国，滕文公也崇信神农之道而“行仁政”，让许行住下。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文公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同时，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背着耒耜也来到滕国。他们都赞美文公是行圣人之政的圣人。大家相见很高兴，一面探讨神农之道，一面议论时政，批评滕国一味充实仓廪府库而“厉民自养”的政策，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他们摒弃儒学，和孟子当面争论；提倡“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向往远古的农耕生活，真可说是“神农之教”在阶级社会中的继承者、实践者。

在这里，还出现一批耕隐之士，他们鄙薄儒学，亦带有农家或道家的色彩，如荷篠丈人指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一个楚狂叫接舆的，唱着歌，惋惜孔子奔走于乱世，不值得如此。他原是坚辞楚国重聘，甘愿躬耕而食，“夫负釜甑，妻戴织器”的人，也是一个农家者流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二。

以上史实，表明炎帝文化进入历史时期，依然绵绵流布，被人们追慕并实践。

三

最后，我们试论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经历、功绩及今日探讨的意义。炎黄文化这一整体概念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溯其源，二帝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文化都有颇大的差异，一为“甲兵不起，刑政不用”的氏族全盛阶段，已见前述；一为“外用甲兵，内行刀锯”，初步出现了扩张领土、征服他族的战争和脱离人民大众的武装、管理机构、官吏、刑狱以及等级礼制，就是说，黄帝时代已经从原始社会末期跨入国家形成的文明门槛。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黄帝文化标志着由野蛮进入文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我国古籍有许多记载，有的就说到“实为文明之渐”。参见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商君书·画策》就这一变化，说的比较全面：“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有的学派则认为这是由“至德之隆”而“德又下衰”。《庄子·缮性》。但从道德层面上看，对于民本思想来说值得探讨。这种时代变化，前述《礼运》篇有相同的描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闭是用，而兵由是起。”

篇中说明这是由“大同”变成的“小康”社会，实是由原始共产主义变为阶级社会。孔子以为这种变化从夏禹开始，建立了“家天下”，这从传统的或新的史学观点来看，都不算错，但就今天研究的进展，还应认为是在黄帝时代开始了这一转变。

从此，正式建立奴隶制王朝的“三代”便上同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相衔接，这样就从思想观念到典章制度，连成一个圣德王功的道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由五帝至三王时代，就是奴隶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阶段，炎黄文化中包含的神农时期原始民主、平等内容，已经不完全适合国家统治者的需求，这些政权的首脑多是黄帝系统的后裔，他们只追踪自己先祖的功德，如禘、郊等祭典系列即如此。炎帝姜姓的族裔不过是一些部族或小古国，因此，去古更远的炎帝文化，有一些就不可避免地退居非主流的地位。

然而，神农时代那种原生的、天然的淳厚而和谐的社会，还是引起人们不时的景慕、回望，有假托尧之口说：“朕比之神农，犹昏之与旦也。”周·尸佼：《尸子》。也有传说黄帝忧天下难治，梦游华胥国，见到一派原始、自然的盛况而悟得“至道”。周·辛研：《文子》。作为显学之一的道家，其理想的背景其实就是那神农氏族社会，老、庄都赞美那个社会“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子》第八十章；《庄子·胜箧》篇。《老子》主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澹泊无争，慈爱卑柔，所谓“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浑焉”，与《庄子》所说“卧则于于，起则居居”，都是指神农社会的精神状态。他们从这里也引出许多民本思想。《老子》说：“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谴责暴敛骄奢的统治者为“盗竽”《老子》五十三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七十五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指出无为无欲才能达到“民自化”、“民自富”、“民自正”。《老子》五十七章。《庄子》书中，很多以寓言形式发表政治观，除“批孔”之外，他的反传统政治及五帝时代的人事，黄帝也在所难免，甚而把黄帝描述为宗道求教的形象。看来，所称“黄老”之学，若仅从学术角度，倒不如称“农老”而名副其实。

诸子百家学派不同，却有一共同之点就是都提倡民本思想(极少数除外)，民本思想里不能不包含炎帝文化。自是之后，追慕神农社会，寄托民本思想，代不乏人。典型的如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描绘出一派桑竹田池的美景，男女老少怡然自得的民风，而所说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正是老、庄的语言。是故被人评以“真羲皇之想也”。这种“理想国”的设计，就是出于“秋熟靡王税”的政治理想和慨叹古今“淳薄既异源”的感情。后来唐代王维继写《桃源行》古体诗，描摹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美妙动人，使之千百年来人们寄以无穷的遐思向往。

在阶级社会，统治者也知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的要义，而继承炎帝文化以来历代形成一个系统的民本思想，对他们也是一个压力，从而在施政中也多少加以采纳，那种暴政暴敛也有所被遏制。历代王朝都奉行先农祭祀，举行藉礼，王亲耕、后亲桑，尚有神农时代的遗制。这虽不免逐渐流于形式，不过还不见有人公然反对这些举措，就是因为“民之大事在农”。

在宣扬、奉行民本思想的程度上，主流学派和农家学派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农家以外的学派多半处于建言的地位，从无身履行：他们的学术思想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局限，那就是这种民本思想始终被纳入“统治思想”的规范之内。孔、孟的民本思想不能不说丰富、全面，然而孔子强调“正名”，维护等级身份，严格君子、小人的畛域，鄙视农业劳动，等等；孟子创立仁政学说，重视民本，直至提出“民贵君轻”的卓越命题，可是他鄙薄农家(及墨家)，在批驳君民“并耕”的观点同时，提出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完全是剥削阶级的理论，恶劣影响两千多年。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充分阐发和力促实现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当然，这不只是“圣人”的局限，而是历史发展规律起主要作用的结果。

历代农民起义则是民本思想及其政策的极度渴望者、坚决实践者，他们向统治阶级发出挑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提出均贫富，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人人有衣食等响亮口号。他们虽然一次次失败了，但也一次次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他们逐渐改善政治，调整政策，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追根溯源，这就是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本思想的积极作用、历史功绩。

长期的阶级社会里，“大同之世”已成一抹史影，民本思想处于尴尬境地，历史发展到今天，探讨这一课题在当代与未来的意义，似乎还有必要。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发展规律之一，从“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转入“天下为家”的私有制社会，这是一次否定；在漫长的历史中，包含着的统一对立经过无数次的斗争，逐渐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可以转变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这是又一次的否定。这即是由公到私，又由私到公的一次大循环，却是更高而向上的大循环，人类社会就是以此种螺旋形向上的循环而不断发展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神农时代的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而被改变；经过几种社会阶段的演进，今天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持续加强经济、文化建设，发展高科技，达到物质、精神文明的高水准，逐步实现新的“大同”、现代的民主、平等，造成新的仁诚淳厚的道德风尚，构建友善敦睦的和谐社会，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当然，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的方式也可以有多种，须经反复的验证，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则依然是根本的。就说农业，恩格斯在研究德国马克公社历史变迁之后，指出：“农业在欧洲只剩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从事社会主义的经营，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经营。”“这样一个自由农民阶级”，能得到他们的“天然同志”工人的帮助，就知道怎样作(当为作得更好)。恩格斯：《马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由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漫长时期中，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吸收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加强执政能力；一方面需要继承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炎帝文化，及其中的民本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成分。它的坚忍不拔、开拓创新、为公奉献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所阐发、吸取的珍贵财富。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复兴、大奋进，使全民族臻于“大同”之境，为人类发展、和平作出示范性的贡献。人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应该让这个预言成为真实。今天我们研讨炎帝文化的意义当在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