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炎帝与中华民族

王才

费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大量传说和考古发现证明，在“自在”的中华民族这一实体形成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炎帝神农氏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一、开创原始农业和原始农耕文化

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180万年以前，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就有了人类的足迹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当时的原始人群，“穴居而野处”《易·系辞》。“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使用的工具则为打制石器，故称为旧石器时代。经过100多万年生死存亡的斗争，在距今1万年前，中国原始人群开始进入氏族社会，生产工具从打制石器进入磨制石器，即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则从采集和狩猎逐渐向经营畜牧业和农业过渡。作为氏族部落首领的炎帝神农氏，就是开创中国农耕文明的代表。在这方面，炎帝神农氏的主要贡献是：

1.发明推广栽培技术

首先，炎帝利用野生植物进行人工栽培。据传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绎史》卷四。又有传说：“时有丹雀含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王嘉：《拾遗记》卷一。这些传说很明确地说明神农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把野生的谷物转为人工种植了。

其次，教民造田，耕种五谷。史载：“炎帝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帝王世纪》。“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神而化之。”《淮南子·主术训》。“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神农）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尸子·重治篇》。“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跷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2.发明农具，始作耒耜

《周易·系辞下传》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资治通鉴外纪》载：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逸周书》说：神农“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之实。”与采集狩猎生产不同，农业生产从开发森林、垦辟土地、播种培土、灌溉施肥一直到收获产品，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中，没有适应的各项劳动工具，生产就无法进行。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耒与耜等石、木制启土工具的发明，无疑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3.台榭而居，烧陶为器

炎帝时代，由于部族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了农业种植，因而也就从居无定处变为定居生活，并出现了陶器制作。古籍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神农耕而作陶”《逸周书》。；族民们则“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路史·禅通纪·炎帝》，“乐其法，安其居。”《庄子·外篇》。制陶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改进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不仅使人们获取的各种食物可以用炊具煮熟而熟食，而且可以储存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用于再生产的种子等物。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

在原始社会阶段，疾病和毒蛇猛兽的伤害是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发明农业的同时，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通志》卷一。《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后世承传历书，谓之“神农本草”。神农则成为我国医药学的奠基者。

上述史籍所载的远古传说中所讲炎帝发明农耕文化的事迹，在我国考古发掘中都得到了证实。距今8000年左右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陕西老官台文化遗址、黄河中下游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北辛等一系列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址中，已出现了粟和稻谷的遗存，在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中就有石耜、骨耜和木耜。在距今7500-5500年前，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址中，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同期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等，都出土了大量较新石器文化早期更精致的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种植的谷物，以及以陶器为生活用具或祭器的遗迹遗物。

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三大生产部类中，“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在原始各氏族部落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原始农业，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以及炎帝与黄帝相衔接的时期，又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如大型石铲石耜，这时不但磨制得十分锋利，而且在铲体上部钻出圆孔，以便装柄时绑扎得更加牢固；又如此时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普遍发现石犁、破土器和耕田器。在龙山时代，作为中耕锄草的农具有石锄、小石铲、骨铲、蚌铲、鹿角鹤嘴锄等，作为收割的农具主要是石刀，同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石镰。这样，从砍伐树木、翻地耕种，到中耕锄草，再到收获贮藏，各个生产环节的农具，都发明制造出来了。第二，是农业产量的稳步增长和产品的增多。前者在新石器中期磁山一期和河姆渡遗址中仓库储存的粮食和稻谷分别达到9万斤和10万斤，说明无论北方的旱作农业，抑或南方的水稻农业都已形成了较稳定的经济。从农作物品种来说，除北方地区栽培的粟、黍和南方栽培的稻以外，还发现了高粱、小麦、大豆，蔬菜有油菜、芥菜、白菜、葫芦、瓠瓜、甜瓜等。第三是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已发掘的考古文化看，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传统家畜所称的六畜，即马、牛、羊、猪、狗、鸡都已驯育成功。第四是手工业的发展。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艺。早期陶器生产，都是手制，火候不高，多是红陶。到大汶口文化中期，灰、黑陶比例有所增加，簿胎、细腻的灰白陶出现，器物类型增多。大汶口文化晚期，慢轮加工技术出现，一种薄胎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几乎与此同时，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出现了快轮制品，从此制陶日益专业化。距今6000至5500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成了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分别出现了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业也有了新进展。在新石器时代，不仅骨针有了普遍使用，而且发明了纺线的纺轮，陕西半坡遗址就出土了50件陶纺轮。大约在纺线的同时，织机也产生了，开始是用针编织，进而发展到原始机织。根据考古出土木器残件分析，浙江余姚河姆渡人已发明了原始腰织机。

总之，在炎帝时代，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工艺技术的专门化，物质财富的增加，这就为我国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炎帝时代所创造的农耕文化，则对几千年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促进了氏族部落之间的融合

现在，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上，学界已取得共识：一是中华民族是由起源于中华大地并且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历史的各兄弟民族集合而成，以往流行的各种关于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外来说，都缺乏科学的依据。二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元的，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而后向四方扩散才形成众多的民族陈连开：《中华民族起源与炎黄始祖大认同》，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49页。按照费孝通教授的概括，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多元起源的特点，应该说在古代更为显著。据史实记载，到夏朝时，中国大地尚有万国。可见，在原始氏族部落时代，众多氏族部落更是不可胜数。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的说法，在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文化”，是在“裂变”、“撞击”、“融合”的三种文明起源的形式中逐渐熔铸形成华夏民族以及周边各兄弟民族。

在这一熔铸过程中，炎帝氏族部落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史籍记载，随着氏族部落的强大，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加速，炎帝族和其他原始氏族部落，在地域上是不断发生变动的。有研究者指出，大约从仰韶文化后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开始，炎帝族以宝鸡渭水流域为中心，向西、东、北、南辗转迁徙，其活动影响的区域西自陕甘，东至山东，北达幽燕，南抵两湖。这种情况同样得到了考古学界研究的印证。这里我们可以把苏秉琦教授的研究和历史传说联系起来作些说明。据研究，距今6000年前后，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浪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和融合。从西方来说，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半坡期的西界仅达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大举西进到甘青边界，马家窑期西抵武威，马厂期更进到河西走廊的西端，到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反映在历史传说上，就是炎帝族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后世甘、青、川、藏羌族、藏族均是炎帝西羌族的后裔。

再看中原。考古学文化所称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大致西起甘肃东部，东至河南中部的郑州，中间穿过陕西关中（渭河盆地）。跨越的时间大致上起距今7000年前后，下至距今5000年前后；中心内容是仰韶文化。而宝鸡至郑州之间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带，其中包括隔黄河对应的晋西南、晋中和晋东南地区。仰韶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变异、融合和演变，以及从仰韶文化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从客省庄二期文化到周文化，正存在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可以说，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为中心的地域，实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与历史传说相对照，炎帝族从宝鸡往东发展，经过八百里秦川，越潼关便进入伊、洛一带。据说炎帝族一支共工氏所在的地方就称为“九土”、“九州”。现在的学者认为共工活动的地区就应是“今河南西部伊水和洛水流域。”《管子·轻重戊》载：“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里所说的“淇山”就是现在河南北部和山西为邻的林县。炎帝族另一支先沿渭水东下，自浦津或河津渡黄河入汾河口，然后溯汾河河谷而东北上，至汾河源头的管涔山卧羊肠峰，再沿峰北的桑干河源头顺流而东北下，抵达冀西北的蔚县、涿鹿一带。由此炎帝族部落与当地其他氏族部落杂处、交融，对中原地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时，炎帝族、黄帝族、蚩尤族三大部族在黄河下游地区发生了接触和严重的斗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战争虽然造成了重大破坏，但它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氏族落部的融合和农耕文化的传播。经过这两次大战，黄帝势力达到今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炎帝部落一部分融于黄帝部落，一部分则向南发展，据说八世炎帝榆罔就退到湖南，最后死于长沙茶乡（今湖南株洲炎陵县）。

总之，炎帝氏族部落和其他氏族部落杂处、交融和斗争，就为后来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与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形成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开拓创新的神农精神

一个民族，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始终具有勃勃生机，总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全体民族成员中养成一种长久不衰的凝聚力量，具有无限追求进取之精神和永不枯竭之智慧源泉，也就是要具备一种“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正是具有这种民族精神的民族。而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即在炎黄时期。

在人类处在草木杂丛、虎啸狼嗥的环境下，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刀耕火种的时代，炎帝氏族坚忍不拔、勇敢拼搏，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创造了功盖千秋的中华农业文明，充分显示了炎帝氏族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炎帝神农氏变野生植物为种植作物，“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为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最后在辨尝百草过程中，误食了一种毒性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又充分表现了他的无私奉献精神。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台榭而居，烧陶为器；削桐为琴，练丝为弦等等一系列重大发明，充分显示了炎帝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礼记·乐记》上有两句话：“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炎帝是作者，即创造者，是创新的“圣者”。在炎帝氏族部落为创建农耕文化时期，中华大地上还有众多氏族存在。炎帝正是在吸收了各氏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由于各氏族部落间长期的互相交流、吸收、融合，才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源头——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中国远古文化。在这里又显示了炎帝文化的包容性。

总之，炎帝时代开创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开拓创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千百年来，正是靠这种精神，我们的先人无论遇到何种危机、挫折，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外敌的侵扰，都能披荆斩棘，取得胜利，实现民族的统一、繁荣和发展。今天，我们也只有发扬这种精神，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