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

及其时代价值

刘玉堂易德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信仰、性格及心理的总和，是这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和发展的活的灵魂与根本动力，也是该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的内在核心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举国上下都意识到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而兴起如何发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热潮。与黄帝轩辕氏共同为上古时期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炎帝神农氏（近几年出土的楚简，如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使上古传说的可信性大大增强了），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一个勤劳、睿智、勇敢和强大的部落首领，他率领其部落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中，创造了特征鲜明的文化——炎帝神农文化。如同任何文化都是其内在核心即民族精神的体现一样，炎帝神农文化也不例外。有关文献表明，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爱国统一的凝聚认同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以人为本的亲民务实精神、“贵和尚中”的公平和谐精神。这些精神数千年来，和黄帝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一道，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绵延壮大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三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非常广阔的前景。

一、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

1.“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

炎帝神农时代是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人平等，而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是大家推举出来，勇敢智慧且富有生产和生活经验，是真正为大家服务的“公仆”，根本没有什么享受、特权概念。这些首领都具有朴素的大公意识和奉献精神。墨子曾称赞大禹“沐甚雨，栉疾风……而形劳天下如此”《庄子·天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大家所熟知。大禹时代已经向阶级社会迈进，但还保留着原始共产社会首领的遗风，那么，还处在阶级社会之前的炎帝神农氏，就更是如此了。作为部落首领，他为了部落的发展，必须不顾个人安危，必须具有一心为公、为民造福而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淮南子·齐俗训》说他“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又说他为了祛除百姓疾病之苦，不惜牺牲生命，亲“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经常“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神农时代之前是渔猎——采集时代，也即史书上说的伏羲氏时代，经济上属于攫取性经济。中华先民靠渔猎和采集为生，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列子·汤问》。、“穴居而野处”《周易·系辞》，为了解决食物的短缺，炎帝神农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种植谷物的经验，开始了最初的农耕文明。《管子·形势解》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同书《轻重戊》又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淮南子·修务训》说：“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他的种种伟大发明，无不凝聚着他对部落成员的关爱，他真正做到了《礼记·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以《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此神农、黄帝之政也”。炎帝神农的这种大公无私和奉献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一种核心价值观，即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无不闪耀着这种精神。

2.爱国统一的凝聚、认同精神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息、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重要一条，就是有强大的爱国统一的民族凝聚、认同精神。考察一下炎帝神农文化，就知道这种爱国统一的民族凝聚和认同精神，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所说的，“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深植于炎黄时代的民族融合和交流之中。史前传说中，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明，以炎帝神农（长江中游的一个分支）、荆蛮为代表的南方文明，以“东夷”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羌戎为代表的西北文明，以百越为代表的东南、岭南文明，在共同的交流中熔铸出多元一体的伟大的中华文明。从考古学上看也是这样。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长江中游先后相继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或湖北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先后相继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燕山南北、内蒙中南为中心的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以山东半岛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陕西关中、河南黄河两岸、山西南部为中心的后仰韶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以西北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筑卫城文化（江西）和石峡文化（广东），由于它们的地缘关系，相互之间交流、交融，最后在炎黄时代形成高潮，最终奠定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尽管中华民族并非单一祖先，但后人一直把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而又是统一体的民族意识也逐渐形成，爱国统一的凝聚和认同精神也越发坚固。

3.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

炎帝神农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最早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典范之一。他勇于探索，能够在先民蒙昧之初，善于模仿自然，善于动手，不断总结、观察、积累生产经验和简单的科学常识，从而发明了许多生产、生活工具，成为农业、医学和商业等等众多领域的创造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首先，炎帝神农氏发明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并首创种植业。《易·系辞》云：“疱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尝麦》说：“（神农）斫木为耒耜、钅且、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论衡·感虚》说：“神农之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白虎通义·号》也说：“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由炎帝神农开创的农耕文明，使中华先民完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即“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其深刻性犹如从“农业革命”转化到“工业革命”一样。

其次，炎帝神农氏发明陶器、首创纺织。《太平御览》卷833引《逸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同书的840卷又引《逸周书》说：“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这是见于古籍较早的制作陶器的记载。《庄子·盗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又说：“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吕氏春秋·开春论》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最后，炎帝神农氏发明医药，“和药济人”。在原始社会阶段，疾病和毒蛇猛兽的伤害是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之一。相传炎帝神农在发明农业的同时，为了解除疾病和虫兽伤害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去探索，去开拓创新。他深入山野，辨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用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世本·作》说：“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西汉陆贾《新语·道基》也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越绝书》云：“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太平御览》卷721引《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也许有些夸大，但神农尝百草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当是事实。

这种精神历经夏商周三代，而日益发扬光大。《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易·系辞》云：“日新之谓大业”。《周易·杂卦》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数千年来，炎帝神农氏的这种精神不断激励炎黄子孙，顺天应时，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能够历经各种挫折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东方。

4.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

如果说炎帝神农文化中大部分的精神与黄帝文化的精神相似，那么炎帝神农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却是极具特色的。炎帝神农的种种发明创造本身就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里略举几例。精卫是炎帝的女儿，因失足于海而失去生命，于是化而为鸟，衔石填海。精卫作为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文化的这种精神。根据《山海经》，炎帝是后土的先祖，而后土是夸父的祖父。“夸父逐日”的动机见仁见智，但夸父竟不畏艰难，敢和太阳竞争高下，以至“道渴而死”的神话故事，显然暗含着人类为了认识、征服大自然而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夸父逐日”是“最好的神话”。炎帝的乐工刑天的故事也是如此。刑天和黄帝争斗，头被砍掉了，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是一幅多么壮烈而又刚健不屈的画卷！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由衷地赞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种精神在屈原的《离骚》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即所谓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自强进取精神。

《周易》及有关《周易》的注释的著作中多次提及炎帝神农氏，也许是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周易》特别强调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强调人的积极能动性，强调改造自然的乐观而健康的向上精神。《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彖传》也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也”。又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孔子、墨子等仁人志士都提倡这种精神。孔子曾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墨子及弟子更是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自强不息而闻名。荀子把这种精神升华到哲学高度，提出要改造自然和社会，所谓“制天命而用之”。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炎黄子孙前仆后继、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为正义、真理的事业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5.以人为本的亲民务实精神

炎帝神农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巫术、神秘思想发达的原始社会，不求玄虚，脚踏实地，“怀其仁诚之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致力于发展农业，发展生产力，发展医学等等，大大地改善了民生，免除了民众疾苦。《吕氏春秋·开春论》说：“（神农氏）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越绝书》也云：“昔者神农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这种“以教天下”和“以致民利”的亲民务实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并一直流传不绝。

例如，《尚书》提出了“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著名“民本”思想。西周更是发展为“明德”、“保民”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民本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炎帝神农氏之后代、儒家早期思想家、随国的贤人季梁，也继承炎帝神农氏的民本思想，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也”《左传·桓公六年》。孔子提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更形象地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到了明清之际，民本思想发展到传统时代的最高程度。黄宗羲提出炎帝神农氏和五帝时代的君主，享受在后（神农氏时代可能连享受都谈不上）而吃苦在前，一心为民，“形劳天下”，以至都以做君为苦差事。而“家天下”以来，却造成以天下之全力供奉独裁残暴一君的局面，大力抨击君权专制的罪恶，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认为君权并不神圣，腐败了，同样“可禅、可继”，并大声疾呼“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种亲民务实的“民本”思想尽管与现代民主思想有很大不同，但关怀民生，重视民情的理念，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务实精神则表现在炎黄文化经过儒家的理性化和人本化的处理后，形成一种“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和不言“怪、力、乱、神”《论语》。的务实传统。《国语》也认为“华而不实，耻也”。这种反对浮华，鄙视玄虚、空谈，讲求实际，追求事功的精神总体上形成中国人着重现世、经验而漠视宗教、神异，看重入世而轻视来世的价值倾向。所以，中国人向来不喜欢在缥缈虚幻的来世和彼岸获得幸福，而习惯在日常的稼穑工商、政事日用、人伦人事中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这也即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实用性很强的农、兵、医、艺（技术）等很发达的原因。但是，中国式的务实精神（即实用理性）在给我们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它的过于看重经验、过于依赖直观和体悟、漠视抽象理论与演绎和推理的倾向也导致了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欠缺，从而导致了17世纪以来中国科学的落后。这需要加以深刻的调整和根本的改进。

6.“贵和尚中”的公平和谐精神

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神农之世基本上属于《庄子》所说的“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时代，同时也是“无有相害之心”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这种时代是“大同”社会，也是朴素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虽然物质贫乏，但人人平等，财产公有。正如《礼记·礼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

除了从财富均平和社会公正角度塑造和谐社会外，炎帝神农也很讲究从教化方面来培养和谐精神。《世本·作》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桓谭《新论》说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扬雄称赞说：“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太平御览》卷577引。炎帝神农通过音乐来“合天人之和”。这种对和谐的追求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使两者都有深厚的和谐思想，并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之一。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又云：“知和曰常”《老子》五十五章，强调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庄子·天道》云：“与人和者，为之人乐；与天和者，为之天乐”。这种精神一方面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即所谓的“天人合一”，使中国人讲求秩序、和平、中庸、节制及和衷共济，也使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可持续地发展。

二、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

1.时代价值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了关键阶段。虽然处理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从炎帝神农文化那里得到直接的帮助，但是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它仍然是我们走向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炎帝神农的“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以致民利”的亲民务实精神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有不少启发性。炎帝神农对工具和技术的重视，对农业的巨大贡献，对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我们解决“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另外爱国统一的凝聚认同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对我们战胜建设道路上的各种困难，都将是巨大的鼓舞力量。炎帝神农开创的“贵和尚中”的公平和谐精神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然而，只要我们大力发扬炎黄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我们就一定会克服困难，披荆斩棘，走向胜利，包括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亿万炎黄子孙的心愿——“中华之崛起”就一定会实现。

2.炎黄文化所蕴涵的民族凝聚、认同精神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爱国统一的凝聚认同精神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多元一体的文明观越发坚固。尽管中国在某些历史时期会出现短期的分裂、割据等现象，但反对分裂和战乱，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融和、交流和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魏晋以降，历史上尽管有一些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但许多族属还尊称炎帝或黄帝、夏禹为先祖。清朝尽管是满族建立的，清朝的民族认同感却很强烈。雍正帝曾说，满族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就像汉族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国人，只是籍贯不同而已。清代中期，当清朝平定了新疆的准噶尔叛乱之后，流亡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我国蒙古17万土尔扈特部族人，心向祖国，历尽艰险，全部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著的《世界史》中“不变的中国”所说：“很多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当坚固和稳定的帝国；虽然那个帝国包括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并且被外来的侵略和内战所干扰，但是它却是统一的，被一种渗透到各部分的共同文化团结在一起。蒙古人、鞑靼人和所有其他种族，都是以侵略为开始，而总是以被‘文明化’告终。就是说，他们采用了中国的习俗。外国的宗教，如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展，只是依它们适应中国文化的程度而定”。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等，要么中断毁灭，要么被征服、改变而成为断裂的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却经受种种打击和考验，而成为世界文明历史上唯一连续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和认同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以来，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侵略和险恶瓜分、分裂中国的阴谋，使中华民族又面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境地。在民族、国家将遭受灭顶之灾的空前危机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和认同精神又发生了巨大威力，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同抵御外侮，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统一。国共两党在带领各族人民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上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当今时代，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改革开放、谋求发展一样，也是历史的最强音。海外的炎黄子孙和港澳台同胞，无不以各种方式回报、支援祖国，这正是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巨大表现。香港、澳门已回到祖国的怀抱，有着维护祖国统一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也应共同缅怀炎黄始祖，弘扬炎黄文化，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加强海峡两岸相互了解和交流，为反对“台独”分裂，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无愧于炎黄先祖的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