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从清代的祀典看炎帝文化的传播

刘凤云

炎帝与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世世代代受到海内外华人子孙的普遍崇敬。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关炎帝与黄帝的传说，真实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所走过的文明里程，而炎黄精神、炎黄文化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与黄帝已经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被历史所认同。在弘扬中华文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炎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而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代是如何对炎帝文化进行构建与传播的，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内容。本文拟就清朝对炎帝的祀典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作为中华远古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炎帝是传说中的人物，而且他与传说中的许多发明与创造都有关联，诸如教百姓耕种、发明耒耜、发明陶器、尝百草等等。在《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记载说：“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是说，炎帝曾经借助火的力量，烧掉荒草和荆棘，驱赶猛兽，开辟农田，建立起农耕社会的生活环境与定居的生存方式，凡此等等。以故，炎帝又有“神农氏”之称。如《世本·帝系》曰：“炎帝即神农氏。”《汉书·古今人表》亦云：“炎帝神农氏。”

而后，历代的史籍都将有关炎帝的传说记录着、传递着。《史记·五帝本纪》有曰：“轩辕氏时，神农氏世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曰：“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犹颇有存者。”北魏的《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山有古城遗址，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周书》曰：“神农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唐代的《书断》曰：“上党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用分时令。”这些文字记载，在描绘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起源的历史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在历时几千年后为中华子民回味和追思着。

清朝乃为满族少数民族建立于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儒家文化全面继承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将自身置于炎黄文化的文明体系之中，在对炎黄文化认同、继承的同时，还以自己的方式对炎黄文化进行了解读。

例如，在清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炎帝为神农氏”已成定论。在由国家颁布的祭典中，“炎帝神农氏”《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又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与地方志等书。代表着同一人。尽管在近年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据秦以前的资料认为，“炎帝和神农是两个人”。对此，清人或许有认识错误的可能，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清代社会已对炎黄文化有了整体的认同，而且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如明清之际的学者谈迁说：“泽州高平县之东北羊头山，旧传炎帝种五谷于此，至今山下有黍二畔。其南阴地黍白，其北阳地黍红。”谈迁：《北游录》纪闻上·炎帝黍，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7页。这是对炎帝创造“神农氏神话”的释读。而对炎帝的活动地区及其迁徙状况，顾炎武在其对历代都城进行考述的《历代宅京记》中说：“神农氏，初都陈，后居曲阜。司马贞《三皇本纪注》曰：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水经注》曰：陈城，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1，总序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还有，雍乾时期官居大学士的张廷玉则阐述了炎帝的“火德”，“所谓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风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纪官。代之者土也。黄帝以土德王，故曰黄帝之类。此非洞达天人之际，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宾师之礼。”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55，张廷玉《三老五更议》。这是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五帝的诠释。而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则对炎帝的世系进行了考订。他说：“耆，姜姓国名，炎帝之先伊涉者，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宗邑者也。国之所在，未详。”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高平市炎帝故里开发管理处编：《炎帝史料掇拾》（内部），2002年版，第189页。而且，许多文人士子的游记或题记也成为了记忆的符号。如清顺治年间的知县于公允曾游历百谷泉和神农庙，留有《百谷寒泉》和《佚题》的题记。又如清康熙年间的长治知县姜忄宣游百谷山后，也感慨作《佚题》以悼之。

尽管这些记述都是传说的复述，不能称之为信史，但正是这些复述使得炎黄文化得以广泛流传。这些由文人墨客记述下来的感怀之情，在表达时人对先人的爱戴与敬意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方式与历程，还有炎帝的历史地位。而清代的祀典，尤其可以对炎帝在清代的影响与地位作出说明。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就是说，古人制定祭礼的原则为，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或许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多元信仰的国家，其表现之一是祠庙神祇的众多，而炎帝则为其一。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看，有关炎帝文化的传播，传说中不乏祭祀的形式。例如，传说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故《路史·后记》有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而黄帝以降，历代崇祀有加。杜佑《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凡行郊祀、享明堂、大雩、耕藉等礼，皆配祀五帝，而五帝中，炎帝配赤帝。除了传说之外，《史记·封禅书》曰：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应该是古人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似可作为信史。而后，人们对炎帝的祭祀可谓绵延不绝，几乎历朝历代都要立坛、立庙、立祠予以祭祀。如汉代，祠“五禘”，“南方禘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制，郊祀五帝，炎帝其一。唐宋以后，炎帝之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这些祭祀，大都以帝王官僚主祭，直至明清形成了完备的祀典。

习惯上，人们常说“清承明制”，但在对炎帝的祀典上，清人在继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清代对炎帝的祭祀大体为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炎帝为先农坛祀神。经过了神话定型的炎帝，其神农的形象大为丰富，农业神的地位在汉及汉以后为历代统治者予以肯定。加之，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将炎帝神农氏的神话搬入了史书，西汉中前期又正逢黄老无为思想盛行，于是，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成为立国之策。于是，对炎帝神农氏这一农业神的崇拜便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皇帝不仅举行亲耕典礼，还设立祭祀神农的坛庙，委任官员加以管理，炎帝神农氏的祭祀从而成为定制。而且，炎帝不仅就是神农氏，还被赋予了“先农”的尊号。

据称，远古时，人们称神农为田祖、先啬。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最新发现称，他们从龙山里耶二十余枚秦简中，释读出秦人祭祀“先农”的史实。而文字记载称：自汉代始，人们称神农为“先农”。例如，《旧汉仪》云：“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通典》亦云：“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作祠坛于陌南阡西……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而后，历朝皆在京城设坛祭祀先农，形成了规制。唐宋时将祭祀及设施规模予以扩大，元统一中国后，在大都城东藉田建先农、先蚕二坛，隆重祭祀。直到明清，先农一直成为国家的祭祀之神，被列入国家祀典的中祀。而清代在认定“炎帝神农氏”为一体的同时，也将象征人类农业鼻祖的“先农”尊号给予了炎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在奏请奉祠先蚕的折子中明确提到：“前明厘正祀典，山川百神，各依本号。如农始炎帝，止称先农之神。则蚕始黃帝，亦应止称先蚕之神。”《清世宗实录》卷155，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可见，先农之祀虽源于古制，清代的祀典却是承袭了明制。位于北京外城南端中轴线西侧（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至清代，统治者在不断完善先农坛耕祭礼仪的同时，对先农坛的建筑也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和改建，乾隆时更是在坛内广植松柏榆槐，铺设了红砖琉璃瓦。据《清史稿》记载：“先农坛位西南，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东南为观耕台，耕藉时设之。前藉田，后具服殿，东北神仓，中廪制圆。前收谷亭，后祭器库。内垣南门外，有神祇坛在焉。”《清史稿》卷82，礼志一。而清代对先农的祭祀在清人入关之初就开始了。

据记载：“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定，岁仲春亥日，凡恭遇皇帝躬行耕藉礼，先期，户部、礼部堂官偕顺天府尹进耕藉耒耜及穜稑种。届期，以太牢享先农之神，行三献礼，饮福受胙。礼成，乃躬耕藉田。”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39，第1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而且，自康熙帝始，雍正帝、乾隆帝皆亲至先农坛享先农，行躬耕藉田。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帝还下令，以“天子藉千亩，诸侯百亩”之礼，将先农之祀典推行到地方。定制：“顺天府尹，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各立农坛藉田。自五年始，岁仲春亥日，率属祭先农。”《清史稿》卷83，礼志二。于是，凡地方府、州、县城池之周边，皆建有先农坛。先农坛由此成为地方城市建筑中的一个固定景观。

其次，炎帝享有历代帝王之祀。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朝定制，历代帝王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昊金天氏、帝颛顼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及增入的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神农炎帝居第二位。清代除了在京城建有历代帝王庙，于三月三日进行例祭之外，炎帝以历代帝王之尊，其祭祀更直接地表现在他的陵寝祀典上。

众所周知，对炎帝的陵寝之祀始于宋代。但是，正如炎帝的出生地存在着疑问一样，炎帝的陵寝同样是一宗无法解开的谜案。据称，宋朝初年太祖赵匡胤下令遍访天下古陵，以寻找炎帝陵寝。而后终于在乾德五年（公元967年）于湖南茶陵县找到了炎帝墓，修建了陵寝，并“立庙陵前，肖像而祀。”对此，清代的地方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南“衡州府酃县（原茶陵县）炎帝庙在县西炎帝陵旁，庙在陵侧，宋乾德五年建，六年以祝融配食，九年诏移庙就县，去县五里，淳熙十三年仍移陵侧，淳熙十四年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宋乾德中遣官致祭，舟覆。奏立殿县南，以承大祀。明嘉靖中改卜于其右址拓而新之。中为殿，殿外建高阁，碑碣错峙，其间阁下陛道丹墀如制，东西建两庑，周遭垣墙，前列三门。”光绪《湖南通志》卷75，典礼志·祠庙。清光绪十一年重刊本。

毋庸置疑，宋太祖找到的炎帝陵仍是得之于传说，传说炎帝神农氏误食草药而亡，被安葬于此。但是，炎帝陵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座墓葬而已，它已成为炎黄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一种象征，是以农业为本的封建国家的精神寄托，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已变得无足轻重了。清代对炎帝陵祭祀的高度重视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据记载，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对炎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以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在清朝的典志中有“湖广地方神农氏陵庙殿宇墙垣，丹雘合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35，第11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的记载，与“规模狭隘，丹青剥落”的“帝舜有虞氏陵”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对炎帝的陵寝之祭，自宋代成为国家祀典后，元代虽为游牧的蒙古民族所建，但炎帝陵的祭祀却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

清代自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顺治帝亲政伊始，即遣各部院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致祭帝王陵寝，其中包括“炎帝神农氏”之祀。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34，第14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对此，炎帝陵的所在地，湖南地方志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即所谓“遇国家大庆典，以二品至四品京堂官充使，以礼部太常寺笔帖式斋御祭文、香帛，导以繖仗龙旗，诹日发京师。……祭炎帝神农氏之陵于衡州府酃县，……使至，各官朝服出郭跪迎，地方官恭奉御祭文、香帛，安置龙亭内，迎至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叩首礼，迎龙亭至祭所，各官具吉服，行一跪三叩首礼。至期黎明，各官齐集行礼。每岁春秋仲月，所在有司诹吉致祭，以正印官将事牲用羊一豕一，余仪与遣官致祭同。”光绪《湖南通志》卷73，典礼志·遣官致祀礼。清光绪十一年重刊本。奉旨祭祀的官员及祭祀的状况《清实录》中多有记载，而以皇帝即位祭告为多。如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登上皇位，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璧祭炎帝神农氏等陵《清世宗实录》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乾隆帝即位，十月遣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致祭炎帝神农氏等陵《清高宗实录》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

顺治初年，还“定直省守土官祭历代帝王陵寝”之制，由“湖南酃县（原茶陵县）祭炎帝神农氏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34，第15页；卷435，第1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也就是说，清代对炎帝陵寝的祭祀，不但有代表皇帝的遣官致祭，还有地方直省的奉命祭祀。而且，凡国有大事，皆诣帝王陵寝告祭。在现存的近四十篇“御祭文”中，除了告即位外，还有亲政、复储、靖边、军功以及告灾祈福等项内容。

再次，炎帝享有“皇师”之祀，其神位奉于宫中的传心殿。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议准：“文华殿之东建传心殿，奉皇师伏羲氏、皇师神农氏、皇师轩辕氏，帝师陶唐氏、帝师有虞氏，王师夏禹王、王师商汤王、王师周文王、王师周武王，均正位南向。先师孔子西位东向。……每岁御经筵前期，太常寺奏遣大学士一人行祗告礼。皇帝御经筵、皇太子出阁讲书，均祭告奉先殿、传心殿。”次年又议准，“如皇帝亲诣传心殿祗告，祝文由翰林院撰拟，前期太常寺官奉祝版送至传心殿祝版房安设。祭日，……皇帝御衮服行礼。”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38，第1～2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可见，清代不仅将其炎帝尊为“皇师”，且与伏羲氏、轩辕氏（黄帝）并称三皇。

此外，还有地方祠庙中的炎帝之祀。进入清代，山西、陕西，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仍保留下来一些为数不多的炎帝祠庙。如湖南境内，长沙府长沙县，有炎帝庙在府城内；茶陵州有炎帝庙在州北太和山前，祀神农；湘潭县神农庙在先农坛。光绪《湖南通志》卷74，典礼志·祠庙。清光绪十一年重刊本。又如，山西省内，应州神农庙在东龙首山；高平县“神农庙有三，一在羊头山，曰上庙，为神农尝五谷处。一在换马镇东南，曰中庙，有神农遗塚，有司春秋致祭。一在东关，曰下庙，近改祭于此。”光绪《山西通志》卷165，卷166，祠庙。清光绪十八年刊本。千百年来，就是在这些祠庙的修葺与不断重修的过程中，时人以祠庙与碑记的形式传播着炎黄文化的精神，表达着对先人的崇敬和文化的记忆。所谓“帝之开物成务，在有造于万世也。”而“帝之为民祀也，……所以报以功德不忘本也。故春祈秋报，享祀不忒。”(清)刘士彦：《补修炎帝庙碑记》，高平市炎帝故里开发管理处编：《炎帝史料掇拾》（内部），2002年版。

时至今日，作为炎黄的子孙，继承和弘扬炎帝的创新与开拓的精神，努力振兴中华文化，重构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地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责无旁贷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