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炎帝文化研究的再思考

刘彬徽

关于炎帝和炎帝文化的研究，我于1993年、2001年、2004年先后参加了在湖南省株洲、北京、山西高平举行的三次学术会议，提交了三篇论文。第一篇为《炎黄文化的考古学思考》王德荣等主编：《炎帝与中华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篇为《炎黄文化研究再论》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三篇为《高平古史与炎帝文化研究》王树新、孟世凯主编：《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

这次承蒙宝鸡炎帝研究会盛情邀请，是为第四次参加炎帝研究的学术活动。令我深为感动的是，他们明知我是炎帝南方说的观点，仍然看重我，邀约我赴会，体现了他们秉持百家争鸣精神的高贵品格；正是在他们的感召和精心安排下，让我有机会体验宝鸡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受到了教育和启发。

我在第三篇文章中已写道：“我写的有关炎帝神农文化研究文章的基本观点不会改变，因为那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研讨得出来的看法。但是学术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要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这继续前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合理地解释这四处炎帝神农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不但需要有史料上的疏理，更要有理论上的把握”。通过这次在宝鸡的实地考察和会议讨论，感到我的认识确实要与时俱进，也确实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点新认识是，我此前写的三篇炎帝研究文章，虽未否认有炎帝北方说，但回避了炎帝族氏出生地这一问题。在这次实地考察之后，阅读了《炎帝论》、《姜炎文化论》等著作⑤宝鸡市社科联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作了进一步反思，感到古史所载“炎帝以‘姜水成’”，即今宝鸡市境，乃唯一有明确记载的史料，不可否定。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指出：“远古时代的炎帝族确实在此发迹”⑤。邹衡是南楚湖南人，我和他也久有交往，20世纪80年代我在湖北省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时，就十分钦佩他的学养与人品，故而他的上述说法必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判断。

在宝鸡开会期间，还抽空阅览了著名诗人、学者文怀沙先生的新著《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感慨万千!“这位美髯老人，祖籍湖湘，荆楚人也。毕生研究楚辞自成一家”。②③文怀沙、邵迎午：《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73页、192、50页。“文老作为研究《楚辞》的一代大家，对于璀璨瑰丽、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有着深湛的研究，且硕果累累。同样，文老对发祥于宝鸡地区的姜炎文化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②。

邹衡和文怀沙，一为著名的考古学家，一为著名的诗人、学者，均声名远播海内外，同为湖湘古楚之人，两人异口同声，赞誉宝鸡古文化，对姜炎文化高度评估，我作为这二位的湖湘同乡，通过这次会议的经历，确乎深受启益。正如文老在该书后记中所言：“做学问最忌偏见”。在我以前三篇文章中忽视了炎帝诞生地的问题，也许是我在炎帝文化研究上的偏见吧?这是我参加此次在宝鸡的盛会所得到的新收获和认识的新提高，可见做学问也得与时俱进，推进我的研究工作不断前进。

第二点新认识是，虽然我在前面提到的我所写的三篇论文基本观点不变，但应有补充和克服片面性，除上述第一点的片面性要克服外，在这里要补充论证的是：我主张的炎帝南方说和许多学者主张的炎帝北方说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而是相反却相成。为什么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前面已提到的要有理论上的把握，加上宏观的考察。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这种多元一体格局，可以上溯到史前的炎黄时代，其时正处于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历史阶段。炎帝神农氏是向文明时代转变的农业文明、医药文明等方面的代表。“炎帝神农氏一词早已超越了字面本身的含义而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创造、进取与融合的指代符号”。③以此观之，炎帝神农氏既可代表北方的粟耕文明。也可代表南方的稻作文明，北方有位于宝鸡的北首岭遗址下层文化(会议期间去实地参观，惊叹数千年前先人的文化进程之高)，至新石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可谓之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类型或文化系统；南方有距今一万多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稻作文化，依次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这可作为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类型或文化系统。这两个北、南文化类型或系统，都可作为炎帝文化历史阶段的代表。这样，既坚持了我反复论证的炎帝南方说(到战国时期确已定位于南方)，也克服了否定炎帝北方说的片面性，这就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我这样说，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是调和矛盾，将南、北不同的远古文化“一锅煮”。我的回答是，非也!应知道，炎黄文化都是远古时代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如前所引述的“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创造、进取与融合的指代符号”。虽因地域环境不同，创造了南北有异的不同文化序列，却是不同中有大同，“和而不同”。和谐社会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史前远古时代。这正是研究炎黄文化的现实意义表征之一。

关于炎帝文化历史阶段，同中有异，异中求同，并非空穴来风。除上述看法之外，还可举出考古学新的研究加以印证。在2003年出版的王仁湘著《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内，有“关于中国史前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彩陶解读之一”的长篇论文，对史前的“旋纹”彩陶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分析研究。“旋纹”彩陶分布之广，令人惊叹!北至辽宁、内蒙古，南达闽、台，东到山东、江苏，西界甘、川，几乎遍布中华大地。文章最后认定：“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进行了重新解读，认定了过去没有确认的旋纹，并且通过初步研究，认为旋纹涉及中国史前时代已经形成的一个传布极广的认知体系。……旋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旋纹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流传，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489页。

上面我较长地引述了论者的这段话，因为它切合了我所论述的主题，即：既承认炎帝和炎帝文化有一个发源地(即上述第一点新论)，又必须看到炎帝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总体代表，旋纹图案就是炎帝文化由北地起源后向中华大地的传播，同时处于南北各不同系统的炎帝文化先民们又有着因地制宜的独立创造。因之，炎帝文化的南系说和北系说都同样可以成立。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启幕，炎帝文化、炎黄文化就是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总体象征。这是追溯中华远古文化引以自豪的认识，这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具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又和谐一体的历史渊源!

行文到此，我对于炎帝文化再思考的看法已基本上予以阐明，因论文截止日期已到，暂不展开详细论述。末了，我应再一次感谢宝鸡炎帝研究会的领导和学术同仁，让我有机会赴会学习、考察，并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否则是难以写出此文的新认识的。特以此文感谢学术同仁的帮助，并请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