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关于姜太公的几个问题

张维慎王锋

姜太公，又叫太公望、姜尚、姜子牙、吕尚，是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在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灭商的过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姜太公的出生地问题，一个是姜太公与周文王初始相见的地点问题。

一、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

对于姜太公的出生地，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东夷之士”即“东海上人”说

《吕氏春秋·首时》：“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曰：“太公望，河内人也，于周，丰、镐为东，故曰东夷之士。”高诱对于“东夷之士”的解释显然不妥，正确的解释应是陈奇猷先生的说法：“奇猷案：河内非夷地，以河内在周之东而称东夷，未闻。东海在齐，即《有始》‘齐之海隅’，古东夷之地，故曰东夷之士。”对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说法，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给予了肯定。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刘永恩先生同意司马迁的说法，并认为“东海”是“指东方滨海之地，当今江苏、山东沿海一代”刘永恩：《论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的历史功绩》，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26页。

2.“河内汲人”说

这种说法以汉代的高诱为代表。他在《吕氏春秋·当染》“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下注曰：“太公望，河内汲人也，佐武王伐纣，成王封之于齐。”晋代的会稽太守杜宣，同意高诱的说法，正如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清水》下“又东过汲县北”注：“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濬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晋太康中，范阳卢无忌为汲令，立碑于其上。”

3.“西方人”说

《礼记·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吕思勉先生据此分析说：“此太公为西方人之诚证。”⑤吕思勉：《太公为西方人》，《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4.今宝鸡县磻溪人

吕思勉先生虽然认为太公为西方人，但并没有确指，而何光岳先生则明确指出，太公即今宝鸡县磻溪人③④⑥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420、417页。

以上几种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从大的方向来讲，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是西方哪儿人？尚需分析。

《左传》昭公二十年引齐大夫晏婴的话说：齐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而后太公因之”。近代学者据此便说太公是东夷人、殷族、东海之人等。其实都是误解。所谓“而后太公因之”之意，是指周初封太公于爽鸠氏、季荝氏的齐故地③而言。何光岳先生指出：“吕尚因与周宗室鲁侯伯禽共同坐镇东方，所以他到过东吕乡，并留下一部分吕人驻镇于此，以致被后来一些史家误认他为东海之滨东吕乡人。”④。据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八“古迹”载：“太公墓，在文王陵东（咸阳），《史记·齐世家》注：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太平寰宇记》：“太公冢在县北二十五里。谨案：《皇览·冢墓记》云，太公葬于临淄，在县城南十里。《齐记补遗》云：太公葬于周，齐人葬衣冠于此。”周人有不忘祖地的旧习，太公等五世君主都反葬于周，而山东临淄只是他的衣冠冢而已，“此太公为西方人之诚证。东海上人，盖因其封东方而附会。”⑤

汉代的高诱，在《吕氏春秋·首时》注下说姜太公是河内人，而在《吕氏春秋·当染》注下则具体指出是河内汲人。但汲地并非姜太公的出生地，而“只是他曾移居之地”⑥。

我们是赞同吕思勉先生“太公为西方人”的观点的，但要确定太公在西方的出生地，还须从他的先祖说起。《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载：“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这段话有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吕尚的先祖曾经以“四岳”的身份辅佐大禹平水土，很有功劳。那么，“四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宋翔风《过庭录》卷四《尚书略说上·四岳》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四岳，谓四方诸侯，系于四方，谓之四岳，其号非一人也，其职非一定也，其人非一时也。”《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盖四岳始有四伯，其后有八伯。因系于方岳之下，不主中岳，故变五为四，犹言四方诸侯，数系于岳……盖四岳之官，内为王朝之卿，外为诸侯之长，非有专职如羲、和及共、驩等是也。故是时伯夷、弃、皋陶、垂亦为四岳，号八伯，非别有四岳之人。且经唐尧逊位则咨四岳，舜求宅百揆、典三礼则咨四岳，事重，故广咨众人，不在命官之数，故曰其职非一定也。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驩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居八伯之首，而称太岳……。”《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何光岳先生据此分析说：“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止伯夷一人，故曰其人非一时也。宋氏谓四岳非止一人，并以伯夷为太岳，亦指伯夷代表四岳，这无疑是对的。”⑥⑦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253、420页。“四岳”本是“主四岳之事”的官职，吕尚的先祖曾经做过此官，而从何光岳先生的分析来看，作为吕尚的先祖而为“四岳”一官的应是伯夷。

第二，因辅佐大禹平水土有功，吕尚的先祖在虞夏之际被封于吕或申，赐姓姜氏。

第三，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吕尚就是他们的苗裔。

第四，吕尚本姓姜，只是因为其先祖封在吕，从其封姓，所以才姓吕。

以上四点，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只要弄清楚了吕尚先祖的封地——吕国的所在，吕尚的出生地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吕国的所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齐、许、申、吕所谓四岳国，在今河南中部向西南境山中傅斯年：《姜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申、吕等国源于山西霍太山一带⑤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妥当。

顾颉刚、童书业两位先生说：“西方戎族中以姜戎一族为最盛。姜戎姓姜，他们自称是四岳之后；在他们之中，有已经华化的，有仍停留在原始状态中的。华化的姜戎，便是齐、许、申、吕等国，其中尤以吕国为姜姓的大宗。”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载《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作为姜姓大宗的吕国，是由居于岳山（今陕西陇县西四十里）的四岳东迁后建立的。

王玉哲先生认为，四岳等姜姓的齐、许、申、吕等国既源于山西霍太山一带，但春秋以前，他们的主要族众都早已迁出山西。当然他们在迁徙时可能还有部分遗民仍留在山西境内。周人灭商，吕尚出力最大，于是乃从山西太岳山区的吕国，改封到山东的营丘。吕国的另一支族和申国则到周宣王时才从山西南迁到河南的南阳一带。⑤

孙诒让《尚书今古文注疏》载：“知西周以华岳为中岳，不数嵩高也。《左氏》昭公四年，司马侯云：‘四岳、三涂、阳城、太室’，名嵩高为太室，别于四岳之外。是周时不以嵩高为中岳，知虞、夏时亦然，故当以霍太山为太岳也。”何光岳先生据此分析说：“太岳、中岳、四岳诸分支部落，曾由吴岳、岳山东迁至华山，因而号称中岳，再东迁霍山，故霍山又叫霍太山、太岳山、岳山、中岳山等。霍山，在今山西省中部汾河东岸……而尧舜均建都于山西南部，四岳在其北邻，才可能担任他们的四伯官职。尧舜才有可能就近祭祀太岳。”。⑥由于霍山就在霍县的东边，所以何光岳先生更为具体地指出，吕国的始居地在今山西霍县，为吕尚的祖籍⑦。这就是说，吕尚的祖先在虞夏时分封于此，建立吕国，后遂以国为氏。既然今山西霍县是吕尚的祖籍，那么，吕尚的出生地在今山西霍县也就自然而然了。

二、关于姜太公与周文王初始相见的地点

关于姜太公与周文王初始相见的地点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1.商王别都朝歌相见说

屈原《天问》载：“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王逸注曰：“言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之，吕望对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喜，载与俱归。’”

2.渭水之阳相见说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鹿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以上两种观点，渭水之阳为太公与周文王初始相见的地点应是正确的。

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正》卷二十三“吕”下说：吕尚“盖吕侯枝孙，起渔钓，佐周文王，为武王太师，定天下有大功，封为齐侯。”据此可知，吕尚原是吕侯支孙，是旁系，不是嫡系，所以不能继承侯位。作为旁系而不能继承侯位的吕尚。为了振兴家道，于商末从其出生地（今山西霍县）出发，向南进入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去（今河南省）谋求官职。近乎“而立”之年顾颉刚：《太公望年寿》载：“兹假定当灭纣时渠年三十，则至康王六年为七十九，自为极可能之事也。”刊《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0页。的吕尚是满怀希望来谋求发展的，但商王朝在纣王的统治下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为了谋生，吕尚不得不干屠牛、卖饮等粗活。《尉缭子》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饮孟津。”《索隐》引谯周曰：“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韩诗外传》说，吕望“屠于朝歌，天热肉败”。《战国策·秦策》说他是“朝歌之废屠”。

前引屈原《天问》载：“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陈子展先生的解释是：“师太公望在店做屠夫，姬昌怎么认得他？听到动刀扬起的声音，文王怎么喜悦它？”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如此看来，屈原对于太公望与姬昌相识于列肆的说法是持怀疑太度的，而王逸的解释显然歪曲了屈原的意思，因而不足凭信。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载：“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吕尚处士，隐海滨”之“海”，应是“河”之讹。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清水》下“又东过汲县北”注：“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濬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太公避纣之乱，屠隐市朝，遁钓鱼水，何必渭滨，然后磻溪，苟惬神心，曲渚则可，磻溪之名，斯无嫌矣。”作为商纣王别都的朝歌，在汲县北之淇县东北，吕尚隐居于汲县北的磻溪，可以就近参与营救周文王的活动。

二是“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一段话中漏掉了一个人，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散宜生、南宫适、闳夭学于太公，太公奇三子之为人，遂酌酒切酺结契焉。”可证。既然是散宜生、南宫适、闳夭三人曾向吕尚学习，素知吕尚的才学，自然要招吕尚为他们出谋划策，但具体“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的三人是散宜生、南宫适、闳夭，而不包括吕尚。

周文王从羑里脱险后，返回了封地。虽然吕尚参与了营救周文王的活动，但他只是出谋划策，所以并不愿与他们一起返回，更何况他对周文王的贤能只是道听途说，所以还想进一步做“百闻不如一见”的考察。出于这种目的，吕尚只身前往周文王的封地，隐居于渭水流域，正如《水经注》卷十七《渭水》“又东过陈仓县西”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今人谓之丸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交。东南隅有一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也。其投竿跽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其水清冷神异，北流十二里注于渭。”磻溪的所在地，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凤翔府·宝鸡县》载：“县东南八十里有磻溪谷，岩谷深邃，磻溪石及石室存焉，太公垂钓处也。北流入岐山县南，为璜河入于渭水。”磻溪在今宝鸡市南，发源于终南山，北流经磻溪镇入渭水。太公之所以在渭水支流——磻溪闲情钓鱼，一方面这是其祖宗世代居住的地方，有思念先祖的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吕氏春秋·首时》。

周文王返回封地后，也风闻吕尚到了自己的封地。于是，在其大臣的策划下，以狩猎为名，在渭水流域寻找吕尚的踪迹。苍天不负有心人。周文王君臣终于在渭水之阳找到了吕尚，不仅尊他为“太公望”，而且立为国师，这件事详载于《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周文王遇吕尚于渭之阳，不仅文献有记载，考古资料也有反映。1976年，岐山周原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其上的刻辞有云：“王其□，兹用既吉，渭鱼。”王宇信先生据此分析说：“渭，‘即渭河’。鱼，‘即渔也’。此卜辞当指周王于渭河捕鱼的事情。‘周王’，即指周文王。可证史载文王曾出猎渭滨是可信的。得姜尚于渭阳之事亦非子虚乌有。”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209页。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二重证据显示，渭水之阳（北）是姜尚与周文王的初始相见之地。

综上所述，姜太公又叫太公望、姜尚、姜子牙、吕尚，其出生地在今山西霍县。商末，近乎“而立”之年的吕尚，为了振兴家道，从其出生地（今山西霍县）出发，向南进入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去（今河南省）谋求官职。但商王朝在纣王的统治下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为了谋生，吕尚不得不干屠牛、卖饮等粗活。吕尚虽在朝歌干过屠牛一类粗活，但那里并不是他与周文王的初始相见之地，而他们的初始相见之地无疑是在渭水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