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7章 任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3年4月18日，章泽出任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怎样做好这一工作，当时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得从头摸索。于是，他和几位副主任、常委商量，经省委组织部考察批准，先调来几名干部，很快建立了顾委机关的办事机构，逐步开展各项工作。

　　作为退居第二线的老同志，章泽自觉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思想敏锐，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1983年，邓小平和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1月22日，章泽在传达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全省三级干部工作会议上，在充分肯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很高，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的同时，对全省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多种严重的错误理论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于如何把握政策，清除精神污染，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要求。

　　1985年冬，章泽在北京治病期间，看到有的报刊公开发表方励之等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非常气愤。他拿着报纸和有关资料当面向胡耀邦总书记报告了这一件事，建议胡耀邦注意思想理论界这一新动向。他回到西安后，主持召开座谈会，以后又多次讲话和写文章，对这些错误观点加以揭露和批评，强调必须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章泽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态度。风波加剧时，他正在外县搞调查，闻讯后立即赶回西安，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提出措施，支持和协助省委制止风波，为稳定局势作了很大的努力。风波平息后，他又深入工厂、学校、机关单位，给广大职工、师生和干部作形势报告，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其后果之恶劣，危害之严重，惊心动魄。它和国际资产阶级推行的和平演变策略遥相呼应，混合成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这是造成此次风波的主要原因。他告诫党员干部，这场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纪念大会上，章泽发表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着重阐述了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干部的四化标准；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等几个基本观点。这是对自己，也是对全省共产党员、干部的要求和殷切期望。

　　1989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对此，章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再强调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坚决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1990年2月15日，他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国际形势教育骨干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分析了东欧剧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和后果，充满信心地指出：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年5月，他在写给机关党支部的一封信中深情地说：“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50多个春秋，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并始终为之奋斗不已。”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贯忠诚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关于如何做好顾委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章泽提出省顾委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切实当好省委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为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做出新成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抓住加强学习，加强调查研究这两个重要环节。因此，他一方面组织和动员顾委委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并把重点放在解放思想和发展生产力上。另一方面，他动员组织顾委委员尽量下到基层去，特别是下到自己所熟悉的部门或行业的基层去，对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顾委的同志才能取得发言权，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不断开阔视野，不断从实践中吸取新鲜营养，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保持自己思想上的活力和动力。

　　几年来，章泽以身作则，多次深入基层，召开座谈会，就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发展轻纺食品工业、克服经济过热现象、完善农村双层经营责任制、壮大乡镇企业、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1988年9月，他到榆林、延安部分县市进行了陕北农村深化改革情况的考察，也顺便到毗邻的宁夏、甘肃一些县市农村学习取经。

　　1989年6月，他深入到商洛地区的丹凤、山阳、商州等县区，走访了一些农户，考察了商洛地区的多种经营。

　　1990年6月又深他入渭南地区几个县市，考察了该地区粮食生产、农村双层经营和农村流通领域改革的做法。

　　考察后，他向省委撰写出书面考察报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例如，1988年他就物价问题同省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座谈讨论了十几次，翻阅了大量资料，弄清了当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建议，及时提供给省委研究、决策时参考。

　　章泽在调查研究中，十分注重考察和学习外地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1984年初，他的肢体闭塞性脉管炎病变加重，行走不便，但是，从3月底起，他还是利用一个多月时间先后考察了辽宁省的沈阳、丹东、海城等地，撰写出《海城县农村经济发展强劲》、《沈阳市重视煤气厂建设》、《丹东市工业发展迅速》、《沈阳市宁关大队以工补农，加强管理，保证城市蔬菜供应》等四篇考察报告。6月，章泽在上海、南京医病期间，他抽出时间，顺便考察了无锡市场经济发展情况，重点考察了前州乡镇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经验。考察过后，章泽分别撰写出《无锡市贯彻调整方针，实现经济起飞》和《前州乡镇工业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两篇考察报告。

　　1985年初，章泽因动脉血管病变加重，危及生命，在上海中山医院截去右肢，装上假肢，行动艰难，靠坐轮椅和拄拐杖行走。第二年6月，在深圳市委安排下，他考察了宝安县布吉区沙西乡南岭村，撰写出《从南岭村看珠江三角洲》的考察报告。1989年8月上旬，章泽去青岛参加会议。会后，他还是拖着他那病体残肢，对山东半岛胶东荣城等六市（县）农村进行实地考察。这里是山东农村改革开放搞的比较早、比较好，经济比较发达，农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先进地区。经过考察，章泽感慨良多，深受启发教育，他提笔撰写出近4000字的考察纪实，总结出胶东农村经济发展的四条经验。

　　在章泽的推动下，调查研究在顾委蔚然成风。顾委委员基本上都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三年间，就报送了50多份调查报告，内容比较广泛，有整党工作、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工业生产、地方病防治、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引起了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顾委还承办了省委委托的许多工作：一是在为期三年的整党工作中，先后有19位委员承担了中央和省委委托的任务，参与了省外整党联络员小组的领导工作和省委整党指导小组的领导工作。二是有的委员负责《陕西省地方志》、《当代中国的陕西》、《名人词典》（陕西部分）的编写工作，有的委员参加了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审稿工作，写了不少纪念和回忆文章，把珍贵的史料记载下来，教育后代。三是广泛开展了社会工作。先后有近20位委员参加了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的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有的委员主持省委老年大学的工作。每年教师节、建军节、春节期间，不少委员受省委、省政府委托，看望和慰问教师、儿童、保教人员、解放军指战员、烈军属、复员转业军人，带去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在这些活动中，委员们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勉励干部群众搞好改革、搞好两个文明建设。

　　省顾委还多次组织身体条件较好的委员，去省外一些先进地区和单位进行考察学习，亲历祖国山河的新变化，开拓了视野，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心。

　　在顾委的各项活动中，章泽总是站在前列，率先垂范。他积极支持省委工作，自觉服从省委领导，同时非常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在顾委成立五周年时，他全面总结了顾委的工作，提出了三条经验，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和顾委委员的一致好评。这三条经验概括地说就是：（一）注重学习理论政策和联系实际，是做好顾委工作的重要前提。（二）坚持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既当参谋，又不干预一线的工作，是做好顾委工作的重要原则。（三）本着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地开展活动，是做好顾委工作的基本方法。

　　这三条经验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都是处理好省委和顾委关系的经典之谈。按照这些经验去做，就能自觉摆正顾委的位置，把顾委置于省委领导之下，在思想上、工作上来一个大转变，正确行使顾委的建议权。

　　务实的领导作风和严格的家教家风

　　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勤于思考问题，是章泽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一个显著特点。章泽在陕西工作的三十多个寒暑春秋中，跋山涉水，调查研究，基本上走遍了省内的各个县市。1985年后，他因病被截去右下肢，行动极为艰难，但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每年多次下乡调查，并深入农户，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即使在外地治病期间，他也总是带着各种调查题目，深入到基层单位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几乎每次回来都向省委递交调查报告。他的这种勇于探索，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堪称楷模。

　　章泽对自己分管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筹建杨陵农业科技城时，他在杨陵省农科院住了八天，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找人谈话，和大家共同商讨农科城的建设方案，为把这里建设成一个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科研和推广中心而日夜工作。为了促进食品工业的发展，造福于地方和人民，他亲自抓三原县这个点，搞调查，订规划，恢复传统食品，发展新的食品，争取产值尽快过亿元，并倡议成立省食品协会，被选为名誉会长，推动了全省食品工业的发展。对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从设计、施工到布展，他都操尽了心。临去世前，他在身体十分衰弱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去看内展，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

　　章泽十分关怀群众的疾苦，下乡调查时，遇到村庄，常临时停车，走进农户，问寒问暖，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一次，章泽去汉中地区，在秦岭深处的留坝县，他不顾县上领导劝阻，执意要与群众一同在职工食堂排队吃饭。在略阳，他发现嘉陵江水污染严重，就留下来着手调查，亲自寻访周边居住的群众。当查知污染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影响时，他非常痛心和着急，立即召集当地党政领导研究解决。他不满足于在平原川道交通方便的地方走访群众，还要到山沟里，到最偏僻的地方去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走到深山里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找到生产队长家，想了解情况，不料这个队长自己家里就有几个智障患者，穷得家徒四壁。看到这种情景，章泽很难过，坐在队长家窄小场院的土台上低着头沉默不语，许久才哽咽着对随行的人员说：“不深入群众，怎能知道群众的真实疾苦呢？”

　　在汉中，市科委放在陕西工业学院的钴源丢失。丢失放射源，非同小可，军队和民兵在方圆50里范围内展开搜寻。章泽获悉后非常焦急，吃不下，睡不着，不断地打电话询问情况。钴源找到后，当他得知携带钴源路线穿过校区，便一再叮嘱要严防事故，绝对保证师生安全，如果发现有问题立即将师生撤离。从陕南返回途中，在周至县一家饭馆吃饭时，遇到讨饭的，章泽主动接济，结果被周围涌过来的讨饭者围住了。他不许随行人员驱赶，又给钱又给粮票。

　　章泽一生清正廉洁，处处以身作则，他蹲过点的一个关中生产队派人给他送了一点鲜菜，他叫秘书寄去了100元钱，大大超过了菜的价钱。1972年重返工作岗位后，他把补发的六七千元工资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他襟怀坦荡，宽宏大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章泽下基层轻车简从，不搞前呼后拥，一辆吉普车，一个秘书，一个小行李卷，吃住在农民家里，摊开行李卷睡在农民土炕上，路途遇到吃饭时，就在路边小摊上就餐，吃烧饼、凉粉和面条之类的饭菜。

　　章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忘我工作，不殚劳瘁。退居二线后，他不仅关注当前工作，而且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用了五年时间编撰了《当代中国的陕西》一书，对新中国建立以来陕西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他还领导和参与了《丝绸之路大辞典》等书籍的编写工作。病重期间，他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同病魔作斗争，不顾体弱力衰，仍多次召开会议，就生态环境、林业建设、高等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进行座谈讨论，还安排组织顾委委员撰写文章纪念建党70周年事项。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还亲自审定了《老年大学的教与学》一书的序言，表现了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章泽不但严格管好自己，也能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管好下属干部。对身边人员、对亲属，私人感情再好，该提醒的就提醒，该批评的就批评，从不在职务升迁、工资待遇调整、工作调动等问题上许愿、照顾，组织上没有公布的事情，他从来不事先“漏风”。在省委教工委工作的赵长河，跟随章泽一起工作多年，北京医学科学院曾商调赵长河去任院党委书记，国家国防科工委也曾商调赵长河任政治部副主任。组织部门已找赵长河谈了话，任职通知也下了，章泽硬是给挡了回去。他找赵长河说：“西北的工作需要我们，陕西的工作更需要我们，要走咱将来一起走。”赵长河面对自己老上级的恳切挽留，还能说什么呢？正如赵长河后来说的：“我对老领导、老上级章泽真是既有气，又服气，爱恨交加。”

　　章泽有着十分严格的家教和家风。他从不把文件带回家中，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省委领导和省委机关的是是非非。为他配备的小轿车，老伴、孩子从不能使用。他和多年相濡以沫的老伴陈凯之间，一直以姓名加同志相称。对待四个儿子，章泽从不溺爱，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章泽与其说是他们的父亲，不如说更像是一位对学生要求严格的师长。父亲总是要求他们从小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要有生活自理能力，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家里有缝纫机，四个孩子都能自己踩缝纫机补衣服。对孩子们的升学、工作安排、任职调动等，章泽从不徇私情、开后门，不去施加自己的影响，完全由孩子们以自己的能力去“闯荡”。1977年恢复高考，省招生办公室向章泽汇报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当汇报到考题情况时，他制止了。他说，因为这年自己有孩子要参加高考，自己不能事先知道有关考题内容的细节。章泽大儿子章东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考上军事院校，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其父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不能分配到专业部队，不许提拔为干部，被迫转业到地方一个企业当工人。从普通工人起步，当过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改革开放以后，在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64年，章泽和老伴把16岁的二儿子章东磊送到新疆建设兵团当农工，一去就是10年，患病后，才回到陕西。三儿子东峰1968年去陕西彬县插队，后来知青开始返城，章泽已恢复工作，儿子却是最后一批离开农村，被分配到秦岭深处的宁西林业局林场当了个伐木工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章东峰不想在企业领导岗位工作，一心想进入政府有关部门，经他自己联系，几乎已成定局。章泽知道后，打电话给这个部门的领导，终止了儿子的工作调动。随后，他又和儿子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谈话。他说：“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工作是你最好的选择。”章东峰在回忆对父亲的印象时满含深情地说：“记忆中的父亲，在我心中他是一位最普通的父亲，甚至比不上其他父母对子女的殷殷之情。父亲顾及我们很少，但他的躬亲力行默默地感染着我们，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断认识社会、了解百姓，使我们更加严于律己，在人生路上，双足触及大地，感到平和安祥，最坦然而又真实地存在。父爱如山，稳妥凝重；父爱如歌，绵延浑厚；父爱如金，永不褪色。父亲因此成为我生命里最敬爱的人。”

　　1991年5月26日，章泽因冠心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2岁。

　　（执笔许发宏朱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