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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不懈的奋斗精神

  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章泽同志高尚精神境界的具体表现。一个时期他分管地方病防治工作,经常深入病区体察实情,看到全省危害最烈的三种地方病中,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患者多达97万人,老百姓说这种病是“一辈发,二辈傻,三辈四辈断根芽”。这种状况使他心情沉重,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连续抓几年,要基本消灭地甲病。在省委部署后,他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永寿县抓点,用点上治愈患者的经验说服大家。只要在病区认真推广食用碘盐,并辅之以必要的手术治疗,即可大见成效。从1975年开始,各地大力组织碘盐加工,到1979年产量达15.9万吨,保证了供应。与此同时,先后动员5000多名医务人员,深入病区,开展防治工作,治愈病人80多万人(其中手术治愈3万多人),治愈率达82.3%。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到1980年5月,陕西在全国率先控制和消灭了地甲病。大家公认章泽同志对陕西地方病的防治是有功绩的。1985年经中央批准,章泽同志荣获全国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章泽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筹建杨凌农科中心时,他在省农科院蹲点八天,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找人谈话,和大家共同商讨农科城的建设方案。为了促进食品工业的发展,他亲自抓三原县这个点,搞调查,订规划,恢复传统食品,发展新的食品。对省历史博物馆的建设,更是十分关心。博物馆建成,他在身体十分衰弱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去看内展。这种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感人至深!

  他十分关怀群众的疾苦,下乡调查时,常常随处停车,走进农户,问寒问暖,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1985年他在上海治病时,看到一份反映安康山区仍然贫困落后的材料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反复说山区一定要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他辗转反侧,随即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章泽同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忘我工作,不殚劳瘁。退居二线后,他不仅关注当前工作,而且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用了五年时间编纂了《当代中国的陕西》一书,对新中国建立以来陕西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病重期间,他始终保持乐观情绪,不顾体弱力衰,多次召集会议,就生态环境、林业建设、高等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进行座谈和研究。临终之前,还安排了组织顾委委员撰写文章,纪念建党70周年,亲自审定了《老年大学的教与学》一书的序言,表现了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章泽同志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遇事商讨于同志,虚心听取意见,慎重决策。他平等待人,干部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谈心,他总是以诚相待,尽力给以帮助。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理论、教育、科技、文艺、新闻等各方面专家学者广泛接触。在一线工作时,他每年都要到农科城去一次,拜访老友,结交新识,成为知识分子可以信赖的诚挚朋友,受到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下乡工作时轻车简从,从不收受礼品,离开一个地方前都要督促秘书清交伙食费。关中一个村子(他在那里蹲过点)派人给他送了一点鲜菜,他叫秘书寄去了100元钱,大大超过了菜的价钱。1972年重返工作岗位后,他把补发的六七千元工资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他襟怀坦荡,宽宏大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我们怀念章泽同志,就要学习他可贵的品德和作风,做好全省各方面的工作,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回忆往事追思章泽同志

  王铎本文作者王铎曾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顾委主任。章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和章泽同志相识较早。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大批热血青年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流亡关内,寻找抗日救国的出路。我是1934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读书,章泽先是在北平一个东北中学读书,七七事变后考入西安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校长原是张学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南京,国民党教育部乘机免掉他东北大学校长职务,派CC派东北籍人士藏启芳担任校长,前来接收东大,遭到东大进步师生的坚决反对,国民党教育部宣布不承认北平东大,并断绝经费,在开封另成立国立东北大学。东大进步师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迫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取消北平东大的图谋未能得逞。这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日寇占领北平后,为防避日寇及其操纵的华北行政委员会对进步师生的迫害,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东大进步师生与平津各大学大批同学离开北平南下,在济南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商讨如何走向抗日前线的问题。在当地抗日团体的帮助下,东大南下的同学一部分去了山西抗日前线,一部分去了西安东大,有的去了延安学习。我和孔宪春(孔飞)、林洁、尹鸿稻、刘鹏几个“民先”队员,被派往西安东大以学生的身份,一边学习,一边领导“民先”队工作,在学生中做抗日救亡工作。这年秋天,西安东大招收了一批新生。因我是做学生工作的,对这批学生特别注意,很快知道了有个叫章泽的同学,思想进步,有革命志气,是从北平一个东北中学来西安的,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见面后,他热情积极,谈吐进步,忧国忧民,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不抵抗,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常常见面,互相熟了,对他的了解也多了,我们就把他做为发展“民先”队员的对象,并依靠他做新入学这部分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这年寒假期间,我带领由东大学生组成的战地工作团,到山西临汾、离石、方山等地,配合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做战地服务工作。1938年3月当我带领工作团返回西安后,知道章泽同学于这年2月,经组织介绍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去了。几个月后,我到延安学习,他也从青训班毕业,去了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作。我们偶有见面,彼此谈些学习情况和对抗战形势的看法,得知他经常风尘仆仆地下乡,到艰苦的地方,到抗日前线工作。给我的感觉,他总是生气勃勃,不怕困难,拼命地工作,而且有领导组织才能,善于做青年群众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中央派大批干部到各根据地和抗日前线,许多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华北、晋绥等地开辟工作。我于1945年夏到绥蒙政府任职。1948年春我到中共内蒙古工委担任秘书长,到了乌兰浩特。章泽同志却先于我被西满分局派到乌兰浩特,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这样,十年以后我们又在乌兰浩特见面了。十年沧桑,世事巨变,见面后我们都非常高兴,为抗战的伟大胜利,为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为内蒙古的逐步解放、自治区政府的成立,为新中国的曙光而高兴,为我们易地相见、又在一起工作而高兴。从交谈中我得知,他离开延安后,被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到内蒙古工作,先后担任哲盟东科中旗工委书记,巴彦塔拉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经历十年艰苦斗争的锻炼,章泽同志在政治上和领导才能上更加成熟了,这时他已是中国共产党开辟东蒙工作的骨干。大约一年以后,他又调任中共内蒙古工委青委副书记,后来到东北局做青年工作去了。

  章泽同志在内蒙古前后工作两年多。这两年是党开辟东蒙工作的重要时期。当时,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胜利推进,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进行着殊死的战略决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着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战场的后方,肩负着繁重的支前任务。这里刚刚解放,由于日伪的长期反动统治,政治情况复杂,敌伪残余势力活动猖狂,社会秩序不好,经济衰败,人民生活困难。章泽同志就是在这种困难而危险的情况下,受党的派遣来内蒙古东部地区开辟工作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带领干部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宣传解放战争,宣传内蒙古自治的运动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内蒙自治政府,维护民族团结,发展进步力量,特别发展青年进步力量,争取上层人士,揭露和打击投靠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民主建政,恢复发展生产,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这期间,章泽同志做的另一件重要工作是培养民族干部。当时,内蒙古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培养大批民族干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为此,他根据中央及东北局的指示,西满分局在哲盟巴彦塔拉开办了东蒙军政学校,章泽同志担任主持军政学校工作的副校长。军政学校是以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为主,入学后,联系实际进行革命形势、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党的各项政策的教育。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内蒙古各地工作。这些干部在开辟各盟旗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这批干部大都走上内蒙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力量。章泽同志在军政学校期间,克服各种困难,为培养民族干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出色地担负学校负责人的工作,还兼任教员,亲自给学员们上课。章泽同志文化素养较高,工作经验丰富,勤于学习,善于表达,他讲的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1948年那时候,乌兰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内蒙古的领导中心,地理位置处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后方。做好这里的工作,对于团结和动员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发挥当家做主的精神,支援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整个内蒙古,至关重要。章泽同志那时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中的困难是很多的。由于他和市委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乌兰浩特市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好的。在城市民主改革中,实行民主建政。他们依靠群众,严重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组织了工会、青年、妇女组织,清算了迫害工人的封建把头。在工商企业中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以促进发展生产,稳定市场。这段时间,从平常接触和人们的反映中得知,章泽同志在工作中忠心耿耿,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实事求是,政绩卓著,是受人们称赞的领导干部。

  在章泽任陕西省委书记、顾委主任时,我和他不时有所接触,利用每次去中央开会机会,我们都相聚交谈。由于我和他一度都分管宣传文教方面的工作,交谈的内容常常就自然说到这方面来,互相交流情况,探讨问题。他有许多工作经验,每次交谈对我都有启发帮助。以后我们都走上了顾委主任的岗位,见面时的共同话题自然就更多了。总之,自他到陕西工作后,多年来,尽管我们不在一起,只是有时接触,但他身上那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工作的火热激情,对人民群众深情关切的崇高革命品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章泽同志走了,他在内蒙古工作时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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