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10章 难忘的友情深切的怀念

　　色音巴雅尔本文作者色音巴雅尔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章泽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党和人民失去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痛失一位引导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亲密的良师益友。

　　章泽同志是深受蒙古族人民衷心爱戴的老共产党员，是党撒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一颗红色种子。我与章泽同志的第一次见面是1946年1月，在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以下简称科左中旗)巴彦塔拉。当时的巴彦塔拉是科左中旗旗政府所在地，兴安南地区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胜利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蒙古民族看到了新生的曙光，大批年轻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为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从东蒙各地和东北各大中城市云集在巴彦塔拉；不少失去靠山的敌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也麇集于巴彦塔拉。一时间，巴彦塔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异常复杂而神秘的政治背景。

　　驻郑家屯的中共西满分局十分关心蒙古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十分注意巴彦塔拉在东蒙南地区的重要地位。为了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1946年1月，中共西满分局政治部主任兼民运部长张平化同志率章泽等人来到巴彦塔拉，潜心搞社会调查。我当时是科左中旗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以下简称内青团)的秘书长(即书记），曾接触过共产党的干部，对共产党有朴素的好感。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邀请共产党的干部为内青团的团员们讲话。这次，我亲自去请张平化同志，张平化同志欣然答应，给我们讲了话，还询问我们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和李鸿范组建科左中旗内青团的过程。张平化同志看到我们这些年轻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不光有追求光明前途的热情，而且已经组织起来了，非常高兴。他说我们是东蒙南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宝贵力量，一定要组织好。他告诉我们，中共西满分局决定在巴彦塔拉协助地方建立一所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东蒙军政学校。他还说章泽同志将留下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就这样，我开始认识章泽同志，并同他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和工作半年多，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思想觉悟和我所参与组建的科左中旗内青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东蒙各地迅速掀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实现民族自治的热潮。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有识之士，奔走呼号，宣传鼓动，建党建军，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我从无法坚持正常教学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返家途中得知有关他们的消息后激动不已。顾不得回家，直奔巴彦塔拉，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民族解放运动。我联络和发动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家乡青年，奔波于巴彦塔拉和当时东蒙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之间，于1945年10月，组建了科左中旗内青团旗本部。从此，科左中旗愿为蒙古民族的解放振兴而斗争的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但是下一步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目的？我并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在筹建东蒙军政学校的过程中，结识了章泽同志之后，才逐渐搞清的。中共西满分局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关键时刻，协助我们建立了军政学校，我本人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结识了章泽这个共产党朋友。

　　东蒙军政学校，由于斗争形势所迫，只招收了一期学员，近160人，全部为有一定文化的蒙古族青年，绝大多数是内青团员。章泽同志是副校长又是教员，他主讲《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他阐述革命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接触革命道理的蒙古族青年。我当时有很多社会工作要做，不能坐下来像学员那样听课，但章泽同志富有吸引力的讲课艺术，常常促使我抽空去听他的课。

　　不过，更多的是在同章泽同志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受到教育和启发。有时为了弄清某一问题，我们往往谈得时间很长，章泽同志总是很有耐心地给我解答我似懂非懂的问题。章泽同志给我讲，现阶段我们应该进行的是民族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封建势力，让广大蒙古族人民群众求得自由和解放。他还给我讲，民族民主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进行，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分析是那么深刻和透彻，对某种理论和观点的论证是那么有说服力。渐渐地，我明白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质和前途，明白了应该打击谁，争取谁，团结谁和依靠谁等革命的首要问题，学到了许多在学校未曾学过也不可能学到的革命道理。后来，在革命的风风雨雨中我独立地开展工作，有成功，也有挫折，但在革命的大方向和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上没有出现过大的偏差，从内心讲，这要深深感激我革命的启蒙老师章泽同志。

　　谈到我的工作时，章泽同志多次提出要我重视抓政权、抓群众工作、抓武装，尤其要重视抓武装。与章泽同志一道工作的中共党员梁一呜同志也给我讲抓武装的道理。起初，我对抓武装的意义认识并不深刻，待到后来国民党大举进攻，我们不得不从巴彦塔拉撤出来打游击时，才真正领悟到搞武装斗争是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惟一形式。

　　我开始抓武装是1946年5月。我接受章泽、梁一鸣等共产党朋友的建议，组建武装时特别重视了纯洁组织和整训队伍，从最初的自卫队到后来的旗大队，都以内青团员、贫雇农和清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旗大队和各中队领导都由经过斗争考验的内青团员担任。形势紧张准备打游击时，还集中队伍进行整训，劝退一部分人，清理一部分人，始终保持了旗大队甘为科左中旗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士气。我领导的这支队伍，由于有章泽等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帮助，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护地方治安的斗争中，越战越强，越来越壮大，为左中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章泽同志对科左中旗旗大队的发展壮大做出的贡献将载入史册，永远铭刻在科左中旗人民心中。

　　章泽同志不仅教育我懂得革命的性质，选择正确的斗争形式，还教育我掌握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对巴彦塔拉，国民党窥视已久，当建立公开的国民党旗党部的企图落空后，便暗中派特务拼凑国民党地下旗党部，有的国民党特务混人了我们的政府机关。兴安南地区行政公署秘书处长赵仲元、科左中旗旗政府宣传科长戴文连就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在发展组织的活动中露了马脚。1946年3月底，在架玛吐参加清算斗争的戴文连发现内青团员包喇嘛爱发牢骚，就想拉拢他。其实，包喇嘛的本质还是好的。他把戴文连拉拢他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们。我怀疑可能有更大的阴谋，立即向章泽、梁一鸣和李鸿范三人汇报，并一起研究对策。研究结果，我们决定将计就计，让包喇嘛伪装落后，靠近戴文连，打入他们内部。包喇嘛接受了任务，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我作了汇报。结果不出我们所料，戴文连的所为，是国民党地下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他们秘密发展组织，阴谋从暗杀开始，与国民党军事进攻相配合，搞乱局势。情况基本搞清后，经章泽同志赴郑家屯请示中共辽西省委同意，我们组织军政学校全体学员逮捕了以赵仲元、戴文连为首的38名国民党地下党员。我和额尔敦仓还从赵仲元家的顶棚里搜查出国民党东北负责人罗大愚签署的空白任命状、国民党党员花名册、入党申请表以及行动计划等大量罪证。事后根据罪行轻重，只将赵仲元、戴文连押送舍伯图枪毙。其他人教育认罪后全部释放。当时正是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主动从巴彦塔拉撤离。由于拔掉了国民党在巴彦塔拉潜藏的钉子，撤退进行的很顺利。中共辽西省委对我们破获国民党地下党部的工作和对被捕的多数一般国民党员的处理很满意。我们的做法体现了首恶必办、教育多数的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参与解决和处理这件事的每个环节上，都得到了章泽同志的指点。他教我在复杂的斗争中注意政策和讲究策略的思想，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章泽等共产党人对我的帮助和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锻炼，我进步较快，1946年11月12日加入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星移斗转，岁月如流，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地委副书记赵石同志蹲在粮食窖里通知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情景时，都会对我的入党介绍人章泽同志产生由衷的崇敬心情，都会坚定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我深深的怀念章泽同志，不仅仅因为是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和我们之间最珍贵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和李鸿范组建的科左中旗内青团给予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培养和教育众多蒙古族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内青团是1945年10月5日在王爷庙宣告成立的。我作为首批团员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二天，我和李鸿范同来自哲里木盟各旗的几十名内青团员，肩负着组建内青团各旗本部、组建地方政权的任务赶回家乡。我们回到巴彦塔拉后，经过几天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上的筹备，于10月16日召开了内青团科左中旗旗本部成立大会。会后，我们组织参加大会的所有人上街游行。李鸿范亲自带头呼口号，“解放和振兴蒙古民族！”“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参加游行的人个个情绪激昂，热血沸腾。深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统治的巴彦塔拉人民扬眉吐气，纷纷跑到街道两旁观看游行。在我的记忆里，巴彦塔拉游行示威这是第一次。内青团科左中旗旗本部就从这一天组织游行开始开展工作，而且很快成了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求得民族解放的热情很高。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内青团直接参与旗政府领导工作，旗里的重要会议，都要邀请内青团负责人参加，旗里的重大事情，内青团都要过问，群众的生产、生活、社会治安，内青团也要管。

　　但是，内青团毕竟处在组建初期，又无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其工作方针、主要任务不明确，组织机构也不健全。主要靠每个内青团员高涨的民族热情、强烈的民族解放愿望开展工作。记得军政学校开学不久，学员聂根仓向章泽同志提出了组建内青团的目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不让他参加的问题。章泽同志让我选择时间向全体学员解释有关问题，做好思想工作。其实，有些问题，我也不大清楚，但作为内青团负责人，有责任回答。于是，我就在一次学生大会上讲了组建内青团的背景和过程，讲了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而奋斗的目的，还讲了入团条件。当时我们对入团条件掌握的很严，伪满时期的警、宪、特不准参加，年龄大的也不发展。我讲完不久，章泽同志找我交谈，问我，内青团的性质是什么？是党派组织还是群众组织？我不懂党派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概念，请他解释。他说，党派组织注重政治条件，而不是年龄。群众组织虽然也讲政治条件，但要求不能太高，但年龄要限制。犯过错误的人改正了，也可以参加。他还问我：“你们的组织有没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我说：“不会写，现在还没有。”他就给我讲纲领和章程是一个组织建立和存在前提的道理，最后他以反问的口气说：“我给你们写一个，行不行？”我非常高兴地说：“当然行。”没过几天，《科左中旗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章程》由章泽同志写出来了。他写得很好，使我耳目一新。这个章程明确了内青团是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性质，明确了为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而努力的奋斗目标。我立即组织军政学校的内青团员们学习，统一他们的思想认识，统一他们的行动。章泽同志还帮助我们用无记名投票的形式重新选举产生了旗、校两级内青团的秘书长和执行委员，健全了组织。章泽同志还让我们定期过组织生活，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章泽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下，科左中旗内青团实际已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在1946年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中，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科左中旗广大内青团员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左中旗旗大队在1946年年底，只有三名中共党员，其骨干力量都是内青团员。他们作战勇敢，斗争性强，面对敌人的刀枪毫无惧色。解放战争时期，科左中旗英勇牺牲的烈士中，多数是内青团员。后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做出了内青团员集体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的决定。一批为本民族的解放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内青团成员，能发展到集体达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的基本条件，实在是不容易。这里包含着上级党组织和像张平化、赵石、章泽、梁一鸣这样的很多共产党人对这个组织和广大蒙古族青年的关心、爱护、教育和帮助。在科左中旗内青团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更直接地注入了章泽同志的心血，包含着他对兄弟的蒙古民族的满腔热忱，包含着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1981年秋，我去观看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大型军事演习，有幸遇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良师益友章泽同志。久别重逢，分外高兴，我们畅谈离别后在内蒙古在全国和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件件大事，从自治区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文化大革命”一直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章泽同志深情地说：“我离开内蒙古三十多年了，但依然关注着内蒙古的发展和变化。内蒙古自治区自1947年5月建区以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团结、稳定、发展的指导思想。我想，这与党培养出来的大批优秀干部尤其是大批优秀民族干部的团结奋斗分不开，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分不开。”章泽同志的这番话无疑是正确的。我心想，正是由于有像他这样的众多共产党人在民族地区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培养出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干部。

　　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章泽同志逝世后，我常常缅怀他在东蒙南地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光辉业绩，就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就是为了学习章泽同志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当年，由章泽同志培养出的民族干部现大都是古稀之年，然而，可以告慰章泽同志在天英灵的是，他们老骥千里之心未衰，对党忠心不二之志未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安息吧！章泽同志。您走过的革命道路上后继有人，且浩浩荡荡。老一辈革命者一心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