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调羹巨擘杨士奇
个人档案
姓名：杨寓
字：士奇
号：东里
生卒：1365―1444
享年：80岁
谥号：文贞
著作：《东里文集》、《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
名言：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旱桥。杨士奇像
杨士奇，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入学，全凭自修成才。34岁时应召做编纂官，从此，青云直上，寒门拜相，官至兵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历事五朝五帝，辅佐君王40余年，一直为内阁重臣，参与咨询议事，制定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失误，为明朝出现仁宣之治的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治国能臣，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其子因杀人伏法，自己也抑郁而终。
家贫难挡少年志职轻依旧报君恩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杨寓出生在江西泰和县郊，祖父辈均以务农为生。几代人里，没出过一个可以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家境虽然比较贫寒，但日子还算过得去。杨寓六岁的时候，父亲患瘟疫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杨母昼夜纺纱织布，杨寓给财主放牛，母子艰难度日。杨寓自小天资聪慧，杨母略通些文字，从其五岁起便开始教其读书，到十四岁时，杨寓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
按理说，这时候的杨寓应该入吉安府的郡学去深造，但家中实在无力供给。杨母不忍心见杨寓这块璞玉就这样被埋没在山村野乡之中，遂狠狠心，改嫁了一个老实厚道的罗姓鳏夫，让他来供杨寓继续读书，杨寓也就此从改随继父的罗姓。
杨寓进入吉安府郡学之后，学习刻苦，广泛涉猎，他不但学习天文、地理、军事等知识，还深入研读《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并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此时的杨寓已经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气及高远的志向。一日大雪纷飞，他与好友陈孟洁一道去拜见当时的名士刘伯川。三人饮酒正到酣畅处，正巧雪停。刘要他俩赋诗言志，陈孟洁先吟道：
十年勤苦事击窗，有志青云白玉堂。
会侍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
杨寓则是即景赋诗，就眼前之景借题发挥，抒发情怀：
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
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旱桥。
刘伯川听罢，笑对陈孟洁道：“你十年勤苦，难道只是为了博得红楼一看吗？你日后只会是个风流进士。”接着又对杨寓道：“寒士，寒士，日后必为国家之栋梁。你要好好努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可惜我已年老，以后的事恐怕看不到了。”后来陈孟洁果然中了进士，但终身为庶吉士（明朝时在翰林院进修、没有官职的进士），而杨寓却一直做到内阁首辅。两人的结局皆被刘伯川言中。
洪武十八年（1385），杨寓的继父去世，郡学读书不得不中断。他又归宗杨姓，以教授学生为生。杨寓教书认真，因材施教，讲究方法，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一时间，泰和县境内都知道有一位年轻的私塾先生，书、经讲得都好，于是杨寓受到了争相聘用。他还常常在湖广等地游学，并在江夏设馆招集数百学生，亲自授课。杨寓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学识更加渊博，成为吉安府一带儒学之佼佼者。
建文元年（1399），朝廷于全国各地征召诸儒撰修《太祖实录》。吉安府向翰林院学士黄子澄推荐杨寓，黄子澄命其进京考核，再决定录用与否。在考核中，杨寓以惊人的才华与学识，令主考官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刮目相看，而他对于《史记》的熟知与领悟，更让王叔英钦佩不已。过了几天，考核结果张榜公布，敕修《太祖实录》者，以礼部侍郎董伦、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升、高孙志为副总裁官。征李贯、王绅、胡子昭、杨寓、罗恢、程本立等为纂修。其中只有杨寓以布衣身份被选征，授教授衔。
杨寓即将上任时，王叔英又把他举荐给惠帝，认为杨寓对秦、汉以来的历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位难得的史才，可入翰林院，充当编撰官。惠帝批准王叔英的奏疏，并降旨命侍讲学士方孝孺为《太祖实录》的总编辑，杨寓充当其助手。
杨寓参与编撰《太祖实录》，成绩显著，受到礼部侍郎董伦和侍讲学士方孝孺的表彰，他们都认为杨寓是编撰史书的奇才。
当时，朝廷采用方孝孺的建议，更定官制，命吏部考核翰林院诸儒，让每人写一篇策书，吏部尚书张看到杨寓的策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说道：“杨寓的策书，不是一般儒生的言论，没有高深的学识是写不出来的。”
方孝孺像张奏请惠帝以杨寓的策书为第一名，还特意接见了杨寓，亲切地对其说：“老夫为官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佳作，也算是一饱眼福了。老夫尚有一个建议，你的名为寓，字音并不响亮，送你一个表字‘士奇’如何？”
杨寓答道：“大人过誉了，晚生的文章毛病很多，尚需加倍努力。更感谢大人所赐之表字，‘士奇’二字甚合吾心。”
辅佐太子呕心力布衣寒士冠人臣
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篡位登基，次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即位后，命杨士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选入内阁，主管机务。杨士奇成为皇帝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数月后，又被晋升为侍讲，成为正三品的大臣。
永乐二年（1404），成祖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再三考察后，又命杨士奇为左中允，每日在东宫为太子讲学，并协助太子处理成祖交给的一些事务。
永乐五年（1407），杨士奇因在东宫辅佐太子工作出色，被晋升为左谕德。
永乐六年（1408），成祖率大臣及官兵数万人北巡，命杨士奇、蹇义（字宜之，巴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留下辅佐太子。这三人均是成祖的心腹，让他们来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成祖是比较放心的。
太子喜欢写诗，杨士奇便劝说道：“殿下应当留意《六经》，有空闲的时候则看看两汉的诏令。做诗是雕虫小技，不必专门学习。”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六经》，并将两汉的诏令反复阅读、研讨，对两汉朝廷的大事有了深入的了解，学识不断长进。
永乐九年（1411），成祖北巡回京，立刻召杨士奇问其太子的情况，杨士奇道：“太子殿下每天刻苦读书，对皇后十分孝敬。殿下的天资很高，有过必知，知则必改，绝不会辜负陛下的托付。”成祖听了很高兴，赞誉杨士奇三人辅佐太子有功。
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率兵北征，杨士奇仍然辅佐太子留守京师。
在“靖难之役”时，汉王朱高煦多次拼死作战，功勋显著，成祖答应成功后立其为太子。后来未能得到册立，他便心怀怨恨。成祖又特别宠爱幼小的赵王朱高燧，赵王恃宠而骄，也起了二心。因此两王联合起来离间太子。
成祖北征刚刚归来，就听说太子留守京师，好吃懒做，还微服去秦淮河妓院嫖娼等等。等他回到皇宫，文武百官前来迎接，唯独不见太子。成祖大怒，命太监立即去传太子。正在此时，太子率领东宫僚属黄淮等人姗姗来迟。成祖命锦衣卫将黄淮等人全部下狱。
杨士奇最后一个前来迎驾，成祖对其比较宽容，未曾治罪。回朝后，又召他问太子事道：“朕北征期间，东宫在京师留守，饮食起居情况如何?”
“太子早起晚寝，御膳节俭，日勤不怠，孝敬如前。”
“可曾微服出访，胡作非为？”
“此事纯系子虚乌有，微臣可以用人头相保。”
“那么，朕北征回来，太子迎驾来迟是何道理？”
“此必臣等听错了皇上回到京师的时刻，皆为臣的罪过，与太子毫无关系。”
经过杨士奇的解释，成祖的怒气消解。但是宫中的大臣们认为辅佐太子者人数众多，只将黄淮等人下狱，单单宽免了杨士奇，有些不公平，纷纷上奏弹劾。成祖无法，亦将杨士奇下狱，数日后，与黄淮等人一起释放。
在永乐朝，虽然成祖多次北征，耗费巨资，但国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多亏几位大臣的忠心辅佐，如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此二人并称“蹇夏”；还有杨荣、杨溥，此二人与杨士奇并称为“三杨”，“三杨”都共事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且久任阁臣，其中杨士奇刚直敢言；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
其他“二杨”均是进士出身，唯有杨士奇出自寒门而被擢选，与他们同朝称相，可见杨士奇政治才能之一斑。
伴君伴臣善调羹为国为民步从容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
仁宗即位后，任命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从此，他在内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居高位而不骄，是杨士奇为人称道的作风。他接人待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偶有小过错，他常常为之掩盖。
早在永乐六年（1408），成祖派杨士奇作为钦差去广东视察。广东当时正与南洋等岛国通商，十分繁华。当地官吏见朝廷派来了钦差大臣，便百般逢迎，请客送礼，百般讨好。但杨士奇除了赠诗外，拒收一切礼物。
杨士奇回京后，广东布政使徐奇派人驾车拉着土特产馈赠廷臣，为了不致送错，徐奇写了一份名册，由使者按名册分送各位廷臣府第。待土特产送毕，使者却将名册丢失在应天府城中。有人拾到了写有朝廷主要大臣的名册，不知是何用意，便辗转交给了成祖。
成祖阅后，知道是地方官吏向朝廷主要大臣行贿的名单，但行贿者是何人，行贿物品为何，却不甚清楚。成祖立即让吏部调查。吏部尚书蹇义看到名册后，见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甚为悚惧，便请来名字也在其上的兵部尚书金忠、翰林院侍读黄淮等人，当场研讨，共同认定是广东布政使徐奇向廷臣馈赠土特产的名册。这些大臣们顿时惶恐起来。徐奇送的东西不多，但毕竟他们都接受了，行贿受贿，这在洪武年间是绝对禁止的，一旦查实，轻则罢官，重则杀头。
蹇义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即如实向成祖作了汇报。成祖见名册上有蹇义的名字，便对其汇报半信半疑，他仔细看了名册，发现上面竟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杨士奇此时已经官居侍讲，又是太子殿下的老师，地位十分显赫，况且不久前他还代表朝廷去广东巡察，馈赠廷臣没有他，成祖感到颇为奇怪，于是传来杨士奇，问道：“广东布政使徐奇向朝廷主要大臣送礼，爱卿可曾知晓?”
“微臣知晓。”
“朕这里有一份礼品名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是何缘故?”
“微臣去广东时，群官赠诗辞行，已经受之有愧。在他们研讨给谁送礼时，微臣恰巧有病没有与会，所以这次送礼独没有臣。现在尚不知道群臣是否接受了徐奇的礼品，况且礼物十分微薄，据微臣推测，应当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成祖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命太监将名册焚毁了事。
接受礼品的各位大臣，战战兢兢，过了数日，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诸臣奇怪，纷纷找到杨士奇，询问成祖传他问话的情况。杨士奇笑道：“诸位大臣请安心为朝廷效命，别无他事，详情无可奉告。”此后，大臣们都知道了杨士奇宽仁厚德的品性。
但这类事情在杨荣和杨溥看来却不值一提，他们认为杨士奇左右逢源，毫无立场且出身布衣，虽与其同朝为相，心下却对之颇为鄙视。
有一次，“三杨”相聚，以松、竹、梅为题各做一诗。杨荣、杨溥做好后，都故意在落款处写上“进士某某”几个字。杨士奇看了，知道他俩是在取笑自己不是进士出身，于是便奋笔写了首题梅诗：
竹君子，
松大夫，
梅花何独无称呼。
回头试问松与竹，
也有调羹手段无？
明仁宗像“二杨”读后，甚为尴尬，从此再也不敢小瞧这位调羹大师的手艺了。
杨士奇虽然宽厚，但也有刚直敢言的一面，朝廷之事，但有不妥之处，他亦会极力进谏。一天，藩司守令来朝，兵部尚书李庆建议拨军伍余马给藩司，由其每年上交繁殖的马驹以充税款。杨士奇道：“朝廷选贤授官，而让他们牧马，这是贵牲而贱士人，怎么能面对天下后世呢?”
仁宗觉得杨士奇说得有道理，准备由宫内出旨罢除。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此事仍无声息。杨士奇极力申述。过了些日子，仁宗到召见杨士奇，说道：“朕并非忘记了此事，而是听说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你，朕又念你孤立，恐为他们所伤，不愿因你所言即罢除，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依据了。”于是仁宗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说养马不便的奏疏，让他立即起草敕书罢除牧马。
又有一日，临近岁尾，按照惯例，群臣要练习正月初一朝拜仪礼，有人提出要用音乐伴奏。杨士奇和黄淮商议，认为此举耗费颇大，没有必要，便上疏请求制止。仁宗没有批复，杨士奇又奏，直到夜半时分仍等在廷中。仁宗反复考虑，终于批复同意不用音乐。过了一天，仁宗召杨士奇等说道：“错误的意见会误事，要不是你们进言，朕将悔之莫及矣。”
仁宗深感杨士奇勤忠为国，便降旨命其兼任兵部尚书，连前职共领取三个职位的俸禄。对于这样显赫的官职,杨士奇却固辞不受,他说:“少傅、大学士之职我已力不能任，尚书的职位更不敢当。”仁宗很严肃地对他说:“黄淮、金幼孜都任三职,只有你任二职,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推辞。”杨士奇只好答应任职,但提出不要尚书的俸禄。仁宗又说:“你为我辛劳20年,应该享有这样的俸禄,怎么还辞掉呢?”杨士奇回答道:“尚书月俸60石粮食,可养壮士60人,我得二俸已过分,怎么能再加一俸?”大臣蹇义提出折中方案,建议停发学士俸,发少傅、尚书俸。杨士奇不同意他的建议,道:“辞禄当辞厚（辞工资多的）,不能搞虚名。”在杨士奇的一再恳切要求下,仁宗才答应不给他增加尚书月俸。
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暴病而亡，在位仅十个月。临终前，特制“杨贞一印”赐予杨士奇，以表彰他的坚贞如一，没有二心，并希望他能与即将继承大统的太子朱瞻基互相勉励，“以成明君良臣之善”。杨士奇跪哭领旨。
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在杨士奇的建议下，宣宗亲自征讨，平息叛乱，处死汉王。
大军凯旋，驻扎在献县的单家桥，侍郎陈山拜见，说汉王和赵王是一条心，请求宣宗乘势袭击彰德，捉拿赵王。杨荣极力赞成。杨士奇却道：“这样的事情应当有证据，难道可以欺瞒天地鬼神吗？”
杨荣厉声道：“你想要阻挠这重大的谋划吗！现在叛党说赵王与汉王同谋，怎么说没有口供?”
“太宗皇帝（成祖朱棣死后，被尊为太宗）有三个儿子，现在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以赦免，而没有罪的应该宽厚对待，有怀疑的话可以防备，不发生意外就是了。为什么突然发兵攻打他，而伤害在天皇祖的感情呢?”
当时只有杨溥和杨士奇意见相同。他们打算到宣宗处去进谏。杨溥先进去，杨士奇随后来到，但没能进入。不久，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进去。他们俩把杨士奇的意见告诉了宣宗。宣宗本不欲惩治赵王，调动军队攻打彰德的事便得以停止。
回到京师以后，宣宗请教杨士奇：“现在人们纷纷议论赵王之事，怎么办?”
“赵王和陛下最亲，陛下应该保全他，不要被人们的话所迷惑。”
“朕想把群臣上的奏章封起来送给赵王看，让他自行处理，怎么样?”
“如能再有一封玺书就更好了。”
于是宣宗派使者捧玺书去赵王那里，赵王得到玺书非常高兴，哭泣着说：“我能活了。”随即上表谢恩，并且献出护卫部队，外面对他的议论才平息下来。从此宣宗对待赵王日益亲近，他对杨士奇道：“赵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靠了你的努力。”
杨士奇主持内阁期间，为了扩大宣宗的仁治，上了不少对朝廷对百姓有益的奏章，除减免赋税外，他还奏请安抚逃亡到各县的流民；举荐文博武勇之人，使受极刑之家的子孙都能得到进士的机会；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吏各举所知，推荐可以任郡守的人选等等，他的每项奏议都得到宣宗的批准。
再辅帝王挥余热养子不教抱憾终
宣德十年（1435）正月，年轻有为的宣宗正欲大展宏图之时，突患重病，不幸驾崩，年仅38岁。临终前，又将太子朱祁镇托付给了杨士奇。
同月，年仅九岁的朱祁镇即皇帝位，是为英宗，次年改元正统。
杨荣像在这时，内阁老臣只剩下“三杨”了。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1430）病逝，蹇义则在宣德十年（1435）追随宣宗而去，而杨士奇已年逾古稀，杨荣65岁，杨溥也早过了花甲之年。但朝中无人，三人也只好随同英国公张辅、尚书胡?一同发挥余热了。
当时兵部尚书由杨荣担任。杨士奇便与杨荣商议兵部训练士卒、严守边关、加强戒备等事宜。杨荣提出朝廷的御林军和地方卫所的军队要进行春、秋两次大训练的建议。杨士奇非常赞同，立刻从户部拨出银两，首先开始春季士卒训练。他还根据下属官吏的上疏，与四位大臣磋商，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以便加强管理南方有关兵部事宜。又分头派遣精选的文武大臣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罢去有名无实、危害朝廷官吏的侦事校尉之职。
正统初年，各地多次发生旱涝灾害，为了使英宗像他父亲宣宗一样关心百姓疾苦，杨士奇和四位大臣一起研讨，按各地受灾情况，减免租税。地方官吏纷纷上疏，对多次减免租税表示异议，认为粮食少了，国库空虚，官吏们发不了俸粮，此举是对朝政的威胁。而杨士奇却不这样看，他耐心地向各级地方官吏解释道：“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粮食必然要减产。农民没有收获粮食或少收了粮食，还要那么多租税，等于扎上农民的脖子，不让他活命。把农民逼死了，或逼得四处逃荒，还有谁来种庄稼、出粮食？所以，减免租税，使农民休养生息，是仁、宣之世十分成功的政策，这样做，能使受灾的农民安定下来，准备来年多种田，多打粮食。减免租税的结果，最终会使农民多交租税，因此，减免租税，实际等于将来多收租税，何乐而不为?”在杨士奇的主持下，虽然国库的粮食少了，但百姓却还能安居乐业，倒也不失太平盛世的景象。
杨士奇还命刑部审核悬案，将各府、县历年尚未了结的命案，派得力官吏重新调查结案，也使受害百姓感激不尽。同时他还命吏部严格考核文武百官，够晋升者，按时晋升官职；不合格者，及时罢黜。一时间，国内政通人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朝政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富裕，都是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等老臣辅佐的结果。正统三年(1438)，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宣宗实录》完稿，英宗晋升杨士奇少师称号。
正统四年(1439)，杨士奇已经75岁，他上疏英宗请求退休，太皇太后张氏和13岁的小皇帝英宗坚决不同意，只是恩准他回籍省墓，不久杨士奇又返还京师。
正统初年（1436），宦官王振欺负英宗幼小，逐渐干预朝廷政务，诱导英宗用严酷的手段统治臣子，一时之间，大臣们“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转眼间就身陷囹圄了。正统五年(1440)，靖江王佐敬私自赠杨荣金银。杨荣此时正回籍省墓。王振借这个机会上疏弹劾杨荣。杨士奇返京后，极力解救，才平息此事。杨荣气愤不已，不久罹病而亡。
这时，王振大力培植朋党，气焰日炙。而朝中的正直老臣如张辅、胡?等皆已病老乞休，难以临朝。只剩下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
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殡天，王振无人管束，权势更大，作威作福，更加肆无忌惮。百官对之小有抵触，就被拘捕下狱，廷臣人人自危。杨士奇也不能制止。
这一年，杨士奇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但还要每日坚持上朝，处理政务。一日，他翻阅各部大臣奏章，突然看到吏部一位大臣弹劾杨士奇之子杨稷杀人的奏议。杨士奇阅后立即晕倒过去，不省人事，宫人唤来御医，再三抢救方醒转过来。杨士奇早年为官，经常在外，只此一子，十分溺爱。母亲、祖母等家人皆难管束。自祖母去世后，杨稷之母多次劝其认真读书，勿打仗斗殴，行凶惹事。但他把母亲的劝告只当耳旁风，凭着杨尚书、杨阁老公子的身份横行霸道，为祸一方。杨士奇早知儿子的劣行，却因忙于政事，疏于教管。此时已至耄耋之年的杨士奇，听说独子杀人犯法的消息，登时受到打击，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
见到这般情形，朝廷计议，暂不立即把杨稷绳之以法，只把他作恶的情状送给杨士奇审阅。不久，又有人揭发杨稷数十件坏事，不得已，朝廷才将杨稷逮捕，下大理寺狱。杨士奇因为有病，正在告假期间，英宗恐伤害杨士奇，暂不处死其子，降诏慰勉。
正统九年(1444)三月，杨士奇在恨子不争、报国不能的忧愤中去世，享年80岁。待杨士奇死后，朝廷才将杨稷处以极刑。
杨士奇出身布衣，自学成才，身为五朝元老，显赫一时。他之所以被称为调羹巨擘，是因为在他的协调周旋之下，朝中重臣团结一心，共效皇命，为江山、为社稷，为君王、为黎民，都尽心竭力。而他的敢于上谏，心系百姓，关注帝王之仁，也为世人所称道；他顾国忘家，导致其子不仁，最后忧郁而终，也让世人叹惜。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三杨”，才使得仁宣之治的盛世出现，其功不可没。当他去世后，宦官王振专权，导致土木之变，明廷备受屈辱，当时有人就说，若是杨阁老尚在，这场耻辱必不会发生。
姓名：杨寓
字：士奇
号：东里
生卒：1365―1444
享年：80岁
谥号：文贞
著作：《东里文集》、《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
名言：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旱桥。杨士奇像
杨士奇，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入学，全凭自修成才。34岁时应召做编纂官，从此，青云直上，寒门拜相，官至兵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历事五朝五帝，辅佐君王40余年，一直为内阁重臣，参与咨询议事，制定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失误，为明朝出现仁宣之治的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治国能臣，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其子因杀人伏法，自己也抑郁而终。
家贫难挡少年志职轻依旧报君恩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杨寓出生在江西泰和县郊，祖父辈均以务农为生。几代人里，没出过一个可以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家境虽然比较贫寒，但日子还算过得去。杨寓六岁的时候，父亲患瘟疫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杨母昼夜纺纱织布，杨寓给财主放牛，母子艰难度日。杨寓自小天资聪慧，杨母略通些文字，从其五岁起便开始教其读书，到十四岁时，杨寓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
按理说，这时候的杨寓应该入吉安府的郡学去深造，但家中实在无力供给。杨母不忍心见杨寓这块璞玉就这样被埋没在山村野乡之中，遂狠狠心，改嫁了一个老实厚道的罗姓鳏夫，让他来供杨寓继续读书，杨寓也就此从改随继父的罗姓。
杨寓进入吉安府郡学之后，学习刻苦，广泛涉猎，他不但学习天文、地理、军事等知识，还深入研读《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并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此时的杨寓已经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气及高远的志向。一日大雪纷飞，他与好友陈孟洁一道去拜见当时的名士刘伯川。三人饮酒正到酣畅处，正巧雪停。刘要他俩赋诗言志，陈孟洁先吟道：
十年勤苦事击窗，有志青云白玉堂。
会侍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
杨寓则是即景赋诗，就眼前之景借题发挥，抒发情怀：
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
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旱桥。
刘伯川听罢，笑对陈孟洁道：“你十年勤苦，难道只是为了博得红楼一看吗？你日后只会是个风流进士。”接着又对杨寓道：“寒士，寒士，日后必为国家之栋梁。你要好好努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可惜我已年老，以后的事恐怕看不到了。”后来陈孟洁果然中了进士，但终身为庶吉士（明朝时在翰林院进修、没有官职的进士），而杨寓却一直做到内阁首辅。两人的结局皆被刘伯川言中。
洪武十八年（1385），杨寓的继父去世，郡学读书不得不中断。他又归宗杨姓，以教授学生为生。杨寓教书认真，因材施教，讲究方法，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一时间，泰和县境内都知道有一位年轻的私塾先生，书、经讲得都好，于是杨寓受到了争相聘用。他还常常在湖广等地游学，并在江夏设馆招集数百学生，亲自授课。杨寓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学识更加渊博，成为吉安府一带儒学之佼佼者。
建文元年（1399），朝廷于全国各地征召诸儒撰修《太祖实录》。吉安府向翰林院学士黄子澄推荐杨寓，黄子澄命其进京考核，再决定录用与否。在考核中，杨寓以惊人的才华与学识，令主考官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刮目相看，而他对于《史记》的熟知与领悟，更让王叔英钦佩不已。过了几天，考核结果张榜公布，敕修《太祖实录》者，以礼部侍郎董伦、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升、高孙志为副总裁官。征李贯、王绅、胡子昭、杨寓、罗恢、程本立等为纂修。其中只有杨寓以布衣身份被选征，授教授衔。
杨寓即将上任时，王叔英又把他举荐给惠帝，认为杨寓对秦、汉以来的历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位难得的史才，可入翰林院，充当编撰官。惠帝批准王叔英的奏疏，并降旨命侍讲学士方孝孺为《太祖实录》的总编辑，杨寓充当其助手。
杨寓参与编撰《太祖实录》，成绩显著，受到礼部侍郎董伦和侍讲学士方孝孺的表彰，他们都认为杨寓是编撰史书的奇才。
当时，朝廷采用方孝孺的建议，更定官制，命吏部考核翰林院诸儒，让每人写一篇策书，吏部尚书张看到杨寓的策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说道：“杨寓的策书，不是一般儒生的言论，没有高深的学识是写不出来的。”
方孝孺像张奏请惠帝以杨寓的策书为第一名，还特意接见了杨寓，亲切地对其说：“老夫为官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佳作，也算是一饱眼福了。老夫尚有一个建议，你的名为寓，字音并不响亮，送你一个表字‘士奇’如何？”
杨寓答道：“大人过誉了，晚生的文章毛病很多，尚需加倍努力。更感谢大人所赐之表字，‘士奇’二字甚合吾心。”
辅佐太子呕心力布衣寒士冠人臣
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篡位登基，次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即位后，命杨士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选入内阁，主管机务。杨士奇成为皇帝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数月后，又被晋升为侍讲，成为正三品的大臣。
永乐二年（1404），成祖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再三考察后，又命杨士奇为左中允，每日在东宫为太子讲学，并协助太子处理成祖交给的一些事务。
永乐五年（1407），杨士奇因在东宫辅佐太子工作出色，被晋升为左谕德。
永乐六年（1408），成祖率大臣及官兵数万人北巡，命杨士奇、蹇义（字宜之，巴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留下辅佐太子。这三人均是成祖的心腹，让他们来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成祖是比较放心的。
太子喜欢写诗，杨士奇便劝说道：“殿下应当留意《六经》，有空闲的时候则看看两汉的诏令。做诗是雕虫小技，不必专门学习。”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六经》，并将两汉的诏令反复阅读、研讨，对两汉朝廷的大事有了深入的了解，学识不断长进。
永乐九年（1411），成祖北巡回京，立刻召杨士奇问其太子的情况，杨士奇道：“太子殿下每天刻苦读书，对皇后十分孝敬。殿下的天资很高，有过必知，知则必改，绝不会辜负陛下的托付。”成祖听了很高兴，赞誉杨士奇三人辅佐太子有功。
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率兵北征，杨士奇仍然辅佐太子留守京师。
在“靖难之役”时，汉王朱高煦多次拼死作战，功勋显著，成祖答应成功后立其为太子。后来未能得到册立，他便心怀怨恨。成祖又特别宠爱幼小的赵王朱高燧，赵王恃宠而骄，也起了二心。因此两王联合起来离间太子。
成祖北征刚刚归来，就听说太子留守京师，好吃懒做，还微服去秦淮河妓院嫖娼等等。等他回到皇宫，文武百官前来迎接，唯独不见太子。成祖大怒，命太监立即去传太子。正在此时，太子率领东宫僚属黄淮等人姗姗来迟。成祖命锦衣卫将黄淮等人全部下狱。
杨士奇最后一个前来迎驾，成祖对其比较宽容，未曾治罪。回朝后，又召他问太子事道：“朕北征期间，东宫在京师留守，饮食起居情况如何?”
“太子早起晚寝，御膳节俭，日勤不怠，孝敬如前。”
“可曾微服出访，胡作非为？”
“此事纯系子虚乌有，微臣可以用人头相保。”
“那么，朕北征回来，太子迎驾来迟是何道理？”
“此必臣等听错了皇上回到京师的时刻，皆为臣的罪过，与太子毫无关系。”
经过杨士奇的解释，成祖的怒气消解。但是宫中的大臣们认为辅佐太子者人数众多，只将黄淮等人下狱，单单宽免了杨士奇，有些不公平，纷纷上奏弹劾。成祖无法，亦将杨士奇下狱，数日后，与黄淮等人一起释放。
在永乐朝，虽然成祖多次北征，耗费巨资，但国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多亏几位大臣的忠心辅佐，如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此二人并称“蹇夏”；还有杨荣、杨溥，此二人与杨士奇并称为“三杨”，“三杨”都共事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且久任阁臣，其中杨士奇刚直敢言；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
其他“二杨”均是进士出身，唯有杨士奇出自寒门而被擢选，与他们同朝称相，可见杨士奇政治才能之一斑。
伴君伴臣善调羹为国为民步从容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
仁宗即位后，任命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从此，他在内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居高位而不骄，是杨士奇为人称道的作风。他接人待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偶有小过错，他常常为之掩盖。
早在永乐六年（1408），成祖派杨士奇作为钦差去广东视察。广东当时正与南洋等岛国通商，十分繁华。当地官吏见朝廷派来了钦差大臣，便百般逢迎，请客送礼，百般讨好。但杨士奇除了赠诗外，拒收一切礼物。
杨士奇回京后，广东布政使徐奇派人驾车拉着土特产馈赠廷臣，为了不致送错，徐奇写了一份名册，由使者按名册分送各位廷臣府第。待土特产送毕，使者却将名册丢失在应天府城中。有人拾到了写有朝廷主要大臣的名册，不知是何用意，便辗转交给了成祖。
成祖阅后，知道是地方官吏向朝廷主要大臣行贿的名单，但行贿者是何人，行贿物品为何，却不甚清楚。成祖立即让吏部调查。吏部尚书蹇义看到名册后，见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甚为悚惧，便请来名字也在其上的兵部尚书金忠、翰林院侍读黄淮等人，当场研讨，共同认定是广东布政使徐奇向廷臣馈赠土特产的名册。这些大臣们顿时惶恐起来。徐奇送的东西不多，但毕竟他们都接受了，行贿受贿，这在洪武年间是绝对禁止的，一旦查实，轻则罢官，重则杀头。
蹇义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即如实向成祖作了汇报。成祖见名册上有蹇义的名字，便对其汇报半信半疑，他仔细看了名册，发现上面竟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杨士奇此时已经官居侍讲，又是太子殿下的老师，地位十分显赫，况且不久前他还代表朝廷去广东巡察，馈赠廷臣没有他，成祖感到颇为奇怪，于是传来杨士奇，问道：“广东布政使徐奇向朝廷主要大臣送礼，爱卿可曾知晓?”
“微臣知晓。”
“朕这里有一份礼品名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是何缘故?”
“微臣去广东时，群官赠诗辞行，已经受之有愧。在他们研讨给谁送礼时，微臣恰巧有病没有与会，所以这次送礼独没有臣。现在尚不知道群臣是否接受了徐奇的礼品，况且礼物十分微薄，据微臣推测，应当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成祖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命太监将名册焚毁了事。
接受礼品的各位大臣，战战兢兢，过了数日，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诸臣奇怪，纷纷找到杨士奇，询问成祖传他问话的情况。杨士奇笑道：“诸位大臣请安心为朝廷效命，别无他事，详情无可奉告。”此后，大臣们都知道了杨士奇宽仁厚德的品性。
但这类事情在杨荣和杨溥看来却不值一提，他们认为杨士奇左右逢源，毫无立场且出身布衣，虽与其同朝为相，心下却对之颇为鄙视。
有一次，“三杨”相聚，以松、竹、梅为题各做一诗。杨荣、杨溥做好后，都故意在落款处写上“进士某某”几个字。杨士奇看了，知道他俩是在取笑自己不是进士出身，于是便奋笔写了首题梅诗：
竹君子，
松大夫，
梅花何独无称呼。
回头试问松与竹，
也有调羹手段无？
明仁宗像“二杨”读后，甚为尴尬，从此再也不敢小瞧这位调羹大师的手艺了。
杨士奇虽然宽厚，但也有刚直敢言的一面，朝廷之事，但有不妥之处，他亦会极力进谏。一天，藩司守令来朝，兵部尚书李庆建议拨军伍余马给藩司，由其每年上交繁殖的马驹以充税款。杨士奇道：“朝廷选贤授官，而让他们牧马，这是贵牲而贱士人，怎么能面对天下后世呢?”
仁宗觉得杨士奇说得有道理，准备由宫内出旨罢除。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此事仍无声息。杨士奇极力申述。过了些日子，仁宗到召见杨士奇，说道：“朕并非忘记了此事，而是听说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你，朕又念你孤立，恐为他们所伤，不愿因你所言即罢除，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依据了。”于是仁宗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说养马不便的奏疏，让他立即起草敕书罢除牧马。
又有一日，临近岁尾，按照惯例，群臣要练习正月初一朝拜仪礼，有人提出要用音乐伴奏。杨士奇和黄淮商议，认为此举耗费颇大，没有必要，便上疏请求制止。仁宗没有批复，杨士奇又奏，直到夜半时分仍等在廷中。仁宗反复考虑，终于批复同意不用音乐。过了一天，仁宗召杨士奇等说道：“错误的意见会误事，要不是你们进言，朕将悔之莫及矣。”
仁宗深感杨士奇勤忠为国，便降旨命其兼任兵部尚书，连前职共领取三个职位的俸禄。对于这样显赫的官职,杨士奇却固辞不受,他说:“少傅、大学士之职我已力不能任，尚书的职位更不敢当。”仁宗很严肃地对他说:“黄淮、金幼孜都任三职,只有你任二职,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推辞。”杨士奇只好答应任职,但提出不要尚书的俸禄。仁宗又说:“你为我辛劳20年,应该享有这样的俸禄,怎么还辞掉呢?”杨士奇回答道:“尚书月俸60石粮食,可养壮士60人,我得二俸已过分,怎么能再加一俸?”大臣蹇义提出折中方案,建议停发学士俸,发少傅、尚书俸。杨士奇不同意他的建议,道:“辞禄当辞厚（辞工资多的）,不能搞虚名。”在杨士奇的一再恳切要求下,仁宗才答应不给他增加尚书月俸。
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暴病而亡，在位仅十个月。临终前，特制“杨贞一印”赐予杨士奇，以表彰他的坚贞如一，没有二心，并希望他能与即将继承大统的太子朱瞻基互相勉励，“以成明君良臣之善”。杨士奇跪哭领旨。
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在杨士奇的建议下，宣宗亲自征讨，平息叛乱，处死汉王。
大军凯旋，驻扎在献县的单家桥，侍郎陈山拜见，说汉王和赵王是一条心，请求宣宗乘势袭击彰德，捉拿赵王。杨荣极力赞成。杨士奇却道：“这样的事情应当有证据，难道可以欺瞒天地鬼神吗？”
杨荣厉声道：“你想要阻挠这重大的谋划吗！现在叛党说赵王与汉王同谋，怎么说没有口供?”
“太宗皇帝（成祖朱棣死后，被尊为太宗）有三个儿子，现在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以赦免，而没有罪的应该宽厚对待，有怀疑的话可以防备，不发生意外就是了。为什么突然发兵攻打他，而伤害在天皇祖的感情呢?”
当时只有杨溥和杨士奇意见相同。他们打算到宣宗处去进谏。杨溥先进去，杨士奇随后来到，但没能进入。不久，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进去。他们俩把杨士奇的意见告诉了宣宗。宣宗本不欲惩治赵王，调动军队攻打彰德的事便得以停止。
回到京师以后，宣宗请教杨士奇：“现在人们纷纷议论赵王之事，怎么办?”
“赵王和陛下最亲，陛下应该保全他，不要被人们的话所迷惑。”
“朕想把群臣上的奏章封起来送给赵王看，让他自行处理，怎么样?”
“如能再有一封玺书就更好了。”
于是宣宗派使者捧玺书去赵王那里，赵王得到玺书非常高兴，哭泣着说：“我能活了。”随即上表谢恩，并且献出护卫部队，外面对他的议论才平息下来。从此宣宗对待赵王日益亲近，他对杨士奇道：“赵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靠了你的努力。”
杨士奇主持内阁期间，为了扩大宣宗的仁治，上了不少对朝廷对百姓有益的奏章，除减免赋税外，他还奏请安抚逃亡到各县的流民；举荐文博武勇之人，使受极刑之家的子孙都能得到进士的机会；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吏各举所知，推荐可以任郡守的人选等等，他的每项奏议都得到宣宗的批准。
再辅帝王挥余热养子不教抱憾终
宣德十年（1435）正月，年轻有为的宣宗正欲大展宏图之时，突患重病，不幸驾崩，年仅38岁。临终前，又将太子朱祁镇托付给了杨士奇。
同月，年仅九岁的朱祁镇即皇帝位，是为英宗，次年改元正统。
杨荣像在这时，内阁老臣只剩下“三杨”了。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1430）病逝，蹇义则在宣德十年（1435）追随宣宗而去，而杨士奇已年逾古稀，杨荣65岁，杨溥也早过了花甲之年。但朝中无人，三人也只好随同英国公张辅、尚书胡?一同发挥余热了。
当时兵部尚书由杨荣担任。杨士奇便与杨荣商议兵部训练士卒、严守边关、加强戒备等事宜。杨荣提出朝廷的御林军和地方卫所的军队要进行春、秋两次大训练的建议。杨士奇非常赞同，立刻从户部拨出银两，首先开始春季士卒训练。他还根据下属官吏的上疏，与四位大臣磋商，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以便加强管理南方有关兵部事宜。又分头派遣精选的文武大臣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罢去有名无实、危害朝廷官吏的侦事校尉之职。
正统初年，各地多次发生旱涝灾害，为了使英宗像他父亲宣宗一样关心百姓疾苦，杨士奇和四位大臣一起研讨，按各地受灾情况，减免租税。地方官吏纷纷上疏，对多次减免租税表示异议，认为粮食少了，国库空虚，官吏们发不了俸粮，此举是对朝政的威胁。而杨士奇却不这样看，他耐心地向各级地方官吏解释道：“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粮食必然要减产。农民没有收获粮食或少收了粮食，还要那么多租税，等于扎上农民的脖子，不让他活命。把农民逼死了，或逼得四处逃荒，还有谁来种庄稼、出粮食？所以，减免租税，使农民休养生息，是仁、宣之世十分成功的政策，这样做，能使受灾的农民安定下来，准备来年多种田，多打粮食。减免租税的结果，最终会使农民多交租税，因此，减免租税，实际等于将来多收租税，何乐而不为?”在杨士奇的主持下，虽然国库的粮食少了，但百姓却还能安居乐业，倒也不失太平盛世的景象。
杨士奇还命刑部审核悬案，将各府、县历年尚未了结的命案，派得力官吏重新调查结案，也使受害百姓感激不尽。同时他还命吏部严格考核文武百官，够晋升者，按时晋升官职；不合格者，及时罢黜。一时间，国内政通人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朝政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富裕，都是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等老臣辅佐的结果。正统三年(1438)，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宣宗实录》完稿，英宗晋升杨士奇少师称号。
正统四年(1439)，杨士奇已经75岁，他上疏英宗请求退休，太皇太后张氏和13岁的小皇帝英宗坚决不同意，只是恩准他回籍省墓，不久杨士奇又返还京师。
正统初年（1436），宦官王振欺负英宗幼小，逐渐干预朝廷政务，诱导英宗用严酷的手段统治臣子，一时之间，大臣们“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转眼间就身陷囹圄了。正统五年(1440)，靖江王佐敬私自赠杨荣金银。杨荣此时正回籍省墓。王振借这个机会上疏弹劾杨荣。杨士奇返京后，极力解救，才平息此事。杨荣气愤不已，不久罹病而亡。
这时，王振大力培植朋党，气焰日炙。而朝中的正直老臣如张辅、胡?等皆已病老乞休，难以临朝。只剩下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
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殡天，王振无人管束，权势更大，作威作福，更加肆无忌惮。百官对之小有抵触，就被拘捕下狱，廷臣人人自危。杨士奇也不能制止。
这一年，杨士奇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但还要每日坚持上朝，处理政务。一日，他翻阅各部大臣奏章，突然看到吏部一位大臣弹劾杨士奇之子杨稷杀人的奏议。杨士奇阅后立即晕倒过去，不省人事，宫人唤来御医，再三抢救方醒转过来。杨士奇早年为官，经常在外，只此一子，十分溺爱。母亲、祖母等家人皆难管束。自祖母去世后，杨稷之母多次劝其认真读书，勿打仗斗殴，行凶惹事。但他把母亲的劝告只当耳旁风，凭着杨尚书、杨阁老公子的身份横行霸道，为祸一方。杨士奇早知儿子的劣行，却因忙于政事，疏于教管。此时已至耄耋之年的杨士奇，听说独子杀人犯法的消息，登时受到打击，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
见到这般情形，朝廷计议，暂不立即把杨稷绳之以法，只把他作恶的情状送给杨士奇审阅。不久，又有人揭发杨稷数十件坏事，不得已，朝廷才将杨稷逮捕，下大理寺狱。杨士奇因为有病，正在告假期间，英宗恐伤害杨士奇，暂不处死其子，降诏慰勉。
正统九年(1444)三月，杨士奇在恨子不争、报国不能的忧愤中去世，享年80岁。待杨士奇死后，朝廷才将杨稷处以极刑。
杨士奇出身布衣，自学成才，身为五朝元老，显赫一时。他之所以被称为调羹巨擘，是因为在他的协调周旋之下，朝中重臣团结一心，共效皇命，为江山、为社稷，为君王、为黎民，都尽心竭力。而他的敢于上谏，心系百姓，关注帝王之仁，也为世人所称道；他顾国忘家，导致其子不仁，最后忧郁而终，也让世人叹惜。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三杨”，才使得仁宣之治的盛世出现，其功不可没。当他去世后，宦官王振专权，导致土木之变，明廷备受屈辱，当时有人就说，若是杨阁老尚在，这场耻辱必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