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留世清白惟于谦
个人档案
姓名：于谦
字：廷益
号：节庵
生卒：1398―1457
享年：60岁
谥号：肃愍、忠肃
著作：《于忠肃集》
名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像
于谦，明朝宣德、正统、景泰年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一首《石灰吟》为世人传颂。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先授御史，惩贪官，平冤狱，为民称颂；后任兵部右侍郎，兴改革，赈饥苦，深得民心。土木堡之变，力主抗敌，拒绝议和，保住了大明江山的一统。但这样一位功勋显赫之臣，却在后来的夺门之变中被复辟的英宗所杀。直至孝宗时，方洗清不白之冤。
大器早成少年才廉洁奉公革弊端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于谦出生在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太平里。于家祖籍河南，为官宦世家。高祖于夔，曾任元朝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官至杭州路总管；祖父于文，任明朝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没有什么显赫功名，是一位“隐君子”。
于谦少年时喜爱读书习史，极其敬佩那些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古人。他的祖父收藏着一幅南宋文天祥的画像，于谦自小就为文天祥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所深深感染。他把画像摆在自己的书房里，还在上面题了像赞：“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可以说，少年的于谦就树立了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志向。那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就是他这个时候的作品：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岁时，于谦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苛，学子们很是反感。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这位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一个个都吓跑了，只有于谦上前把他拉了上来。可这位佥事老眼昏花，头脑也不清醒，竟认为是于谦把他推下水的。他一把抓住于谦，大声斥骂道：“竖子无礼！老夫乃是你师，岂不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理？何故寻事与我争吵，又将老夫推入池中？岂不知此乃欺师之罪乎？”
于谦轻轻挣了一下，没有挣开。见围观之人越来越多，他便心平气和地对佥事说：“先生差矣！若我是先生所说之人，早已逃之夭夭，焉能救先生于水中？今先生不罪其人，乃先生大度；但反罪救先生之人，岂非以怨报德？先生代圣人授业，应知‘人而不仁，如礼何’之意罢！”
听毕，按察佥事不得不承认于谦之言无可反驳，只得放开了他。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正直博辩的声名便迅速传开了。
明代实行科举制，参加科举考试，是诸生走向上层社会和出任高级官吏的重要途径。于谦在23岁时即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曾有“六十少进士”之说，因此，于谦实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中进士之后，于谦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后，他公正清廉、断案神速，并昭雪冤囚数百人，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永乐二十一年(1423)，于谦奉命到湖广考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的瑶民和僮民。当时，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自由散漫，不愿服从朝廷的管束，朝廷原来派去的官员大多采取残暴滥杀的办法，结果使起义斗争愈演愈烈。
于谦到任之后，深入瑶人山寨调查情况。他从与瑶民的谈话中，得知官军滥杀无辜的事实。这时，川贵一带的总兵、都督等官员，纷纷给予遣送金银珠宝，企图拉拢于谦，掩饰自己滥杀冒功的罪行。于谦严词拒绝并当面指斥了他们的罪行。回京后，他立即奏劾那些贪功妄杀的官吏，并促使朝廷下令不许官军邀功妄为。
宣宗时，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汉王为人狡诈多智，早就想取代哥哥仁宗。他先被封云南，嫌远在万里不愿去；后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下罪行，仁宗强行让他居住在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终在宣德元年(1426)八月起兵造反。宣宗亲自领兵前往镇压，于谦护驾。这支大军浩浩荡荡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出，出城请降。宣宗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地历数了这位藩王犯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后，当即俯首在地，战栗不止，连连说：“臣罪该万死，万死!”事后，宣宗对于谦赏赐厚重。
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到任后，他不徇私情，严格依律规典章处理公事，有时还复审刑狱，平反冤假错案。
宣德三年（1428），于谦在江西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江西宁王府官员，素日恃势骄横，常借“和买”为名，掠夺商民的货品。经过私访，于谦查实了宁王府官员的罪行并予以惩处。宁王不服，上告宣宗。于谦便拿出人证、物证，上疏宣宗，最终惩治了这些污吏。于谦打击了权贵的凶焰，改革了许多弊政，深受江西百姓的爱戴，死后当地人民将他的牌位供奉在南昌府名贤祠里。
宣德四年（1429），于谦奉命率领锦衣卫官校巡查，搜捕长芦一带运河上官船走私贩盐者。食盐自古以来均为官方专卖，而一些不法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贩卖私盐，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于谦执法严办，不论贩盐者为谁，一律惩治。
宣德五年（1430），朝中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安抚百姓的兵部右侍郎空缺，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根据宣宗的提名，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年，于谦年仅33岁。
宣宗的厚爱使于谦感动不已，于是他更加勤奋努力，以期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在任时，他经常带着少量的随从人员走访辖区，访问当地父老，了解应兴革的各项事情，思考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在这一职位上，于谦为官近20年，他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做了大量的实事，深受人民的爱戴。
于谦制定了根据年成丰歉实行籴米的制度。丰年政府就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低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两便，尤其是解决了下层老百姓的难题。他还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20余万。于谦命令，饥民所到之处，各给田土，再给牛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进行纳税。这项措施即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
河南是黄河流经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便厚筑堤坝，加强防汛，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负责修补、巩固堤坝。又命人在官道种树凿井，以树阴遮蔽路人，使其免受风吹日晒之苦；井水也能解决行人口渴的问题。
当时，大同孤悬塞外，山西巡抚御史鞭长莫及，致使那里贪赃枉法的事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为此，于谦建议另设御史，连同上谷一起治理。他还把大同镇将役使士卒开垦的私田没收为官屯，使边用充足。
于谦对“吏术民事”无所不精，并能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纲纪上。当时，政府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手里，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于谦有所奏请，“三杨”朝至夕下，一一报可。
明朝中叶，政治上的腐败已经初露端倪，各级官员入京议事述职，无不金砖铺路，银锭敲门，拼命巴结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唯独于谦洁身自好，入京从不带任何东西。一次，于谦又奉旨进京，途中遇到同朝为官的好友，只见友人车拉马载，箱盈柜满，遂戏谑道：“你这是要搬家吗？”明英宗像好友摇头一笑：“如今出来为官，若无金银珠宝开路，何来立足之地？廷益此来，没带些应景之物吗？”于谦道：“我一不贪赃，二不受贿，何来此黄白之物？”“若无金银，便是乡土特产，也算得上是一点人情。”“乡土特产我亦没有，不过……”于谦道，“我拥有一样无价之宝。”“哦，何物？”“两袖清风无价！”于谦笑道。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宦官王振专权，由于于谦不肯向王振卑躬屈节，引起了王振的不满，便遭到弹压。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受王振指使，通政使李锡因无中生有地弹劾于谦因久不升级而心怀不满，擅自举人自代，为无人臣礼，应下法司论斩。王振借此把于谦关押了三个月。
此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最后，王振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立不住，便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方才获释，但却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
于谦刚刚出狱，便有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到皇宫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直至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
土木之变朝野耻保卫京都忠臣心
明朝中前期，蒙古的瓦剌部兴起，其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明边的广大地区。这个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2000人，诈称3000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便以此为借口，于七月十一日入寇明境，主力攻入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要塞大同多次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言不可，但最终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就出发了。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仓促应战。
英宗亲征之时，于谦奉命留京以兵部左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回銮，王振大怒，将其罚跪，同时下令大军急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又请留，王振更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这样，弄得人人危惧，无人敢谏。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以前线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才有了还意。三日，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守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英宗到他老家，以示炫耀，后他又怕大军所过，骚扰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东行，这样，便又多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的消息，迅速率军追来。谍报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即派后队阻止，但屡战屡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不让英宗知晓。
十四日明军至土木堡。尚未过午，离怀来只有20里，大军本可直驱入城，但王振辎重车辆未至，命停军等待。兵部尚书再请军急入关，遭王振痛骂。这时也先大兵奔驰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15里有河，却早被也先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答应明军可以取水。然而，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以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队伍大乱，蒙旗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毫无斗志，纷纷解甲投降。然而也先部队并未停手，仍然狂杀滥砍，明军死者蔽塞川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得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就地被俘。这就是“土木之变”。
此战，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罹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八月二十七日，噩耗传至北京。代理监国的?王朱祁钰闻知，与众臣抱头痛哭。
正在君臣徨无计之时，于谦大喝道：“事已至此，哭又何用？还是暂缓悲痛，献计献策，救国救君才是正理。”众人止住悲声，?王道：“此言有理，如今大敌当前，还望大家集思广益，群计献策。”
这时，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启奏道：“臣夜观天象，荧惑星侵入北斗，我朝气数将尽，势难挽回。依臣之策，只有迁都江南，方能免此亡国之祸。”此言一出，堂上立时人心浮动，君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年已78岁的礼部尚书胡?颤巍巍地说道：“成祖（永乐帝朱棣）建陵北京，意即不愿子孙南迁。先祖之言，存者敢违否？”
于谦身为兵部左侍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于是厉声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乃朝廷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殊不知宋朝南渡之祸？臣请立刻调动四方军队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提议得到多数大臣的赞同，他当即被晋升为兵部尚书。心中无主的?王和皇太后把守卫京师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于谦。
土木之变示意图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王，命调各地勤王军队火速入京，充任守卫。当时，通州官仓存粮数百万石，恐被敌军夺去。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可令驻京臣僚军队各自运进城内。于谦立刻奏请?王，宣布京城文武百官，可预支本年九月至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他又征用顺天府大车500辆，起运通州官粮进京，同时，号召百姓有车之家，能运粮20石纳京仓者，官府给脚银一两，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此外，于谦还请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两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内外官军每人布两匹。于谦如此布置守城，人心暂时安定下来。
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奇货可居”，想利用这个“大人物”要挟明朝。也先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但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遂退去。而后，他又挟持英宗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贿赂即放归英宗。但是在得到黄金两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的话并没有兑现。他把英宗带到了塞外。九月初一，也先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金银布帛。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于谦便拥护?王即帝位，是为代宗，次年改元景泰，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急不可耐，再次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侵。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其有备，不敢攻城。郭登用蜡书急将情况报明廷，京师立即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其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提出不出战，尽闭九门。于谦回答道：“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退守城内不是办法，会使也先更加轻视我们，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要在城外迎击敌人，挫败敌人的锐气。”于是，他命兵部侍郎吴宁留守城内，自己身披盔甲，跨上战马，在城外指挥，督战九门。每到一地，于谦便向将士们慷慨陈词：“京师，乃朝廷根本。身为大明臣民，理应誓死保卫京师，保卫朝廷！我们一定要打败俘虏英宗的瓦剌军，活捉也先，洗刷奇耻大辱，为圣上报仇雪恨!”一时军民振奋，群情激昂。于谦还下令：“士兵如有贪生怕死不出城者，一律处斩；战场上，将领不指挥军队杀敌而向后退却者，斩首示众。”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队兵压西直门。于谦一面命军队坚守，一面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部绕到瓦剌军后面杀敌。战鼓一响，人人奋勇冲杀。明军杀死瓦剌军数百名，军威大振。当晚，于谦又派薛斌率领勇士数百人偷袭敌营，打得正在酣睡的瓦剌军一片混乱，仓皇逃命。一连两个胜仗，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也先吃了败仗，改变策略，假意求和，表示愿意送还英宗。代宗信以为真，派两位官员出城迎接。于谦手迹也先狡辩说：此两人官位太小，不够谈判资格，须派于谦、石亨带重礼来才行。于谦立即看出是计，对代宗道：“陛下绝不可轻信也先。只有彻底打败瓦剌，才是唯的一出路。”
两天之后，也先集中了1万多兵力攻打德胜门，企图孤注一掷。于谦先派石亨领兵埋伏在道旁民房内，另派小队骑兵做先锋，攻打瓦剌军阵，接战后假装败退。也先立刻下令命精骑万余，直追明军。待敌军接近城门，于谦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的伏兵骤出，前后夹攻。也先军大乱，明军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瓦剌军大败于城下，死伤不计其数。
见德胜门攻不下，也先又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两军展开肉搏。孙镗力破敌军前锋，瓦剌军稍向北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援部队赶来，孙镗率军拼力血战，杀得难解难分。这时，高礼、毛福寿等率明兵从南面赶来助战，战斗更加激烈。高礼身中流弹，孙唐兵死伤渐多，遂被瓦剌军围攻，敌人渐渐逼近城门。危急时刻，城上守将程信急发箭炮助战。这时，石亨领兵又从北面杀来，瓦剌军三面被围攻，难以支撑，遂向西南方向退去。北京保卫战第一次大会战，给了嚣张的也先部队迎头痛击。
十四日，瓦剌军又攻打彰仪门（北京外门，又称广安门）土城。于谦亲临指挥。他先派毛福寿在京城外西南一带街巷要道埋伏下神机火铳队，又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敌。瓦剌多为骑兵，最怕火枪、火铳。于谦就派神机营在前，弓刀队在后，以火枪、火铳为掩护，弓刀队上前奋勇杀敌，两队配合默契，打得敌军无力抵挡，眼看就要溃逃而去。
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大败也先。图为北京德胜门正在这时，代宗派来的一个监军为争首功，贸然领数百名骑兵驰马抢先，阵式被冲乱了。也先见明军阵容动摇，心中大喜，马上下令反攻。明军措手不及，一直退到土城附近。幸好王殇、毛福寿和高礼及时率兵来援，瓦剌军难以抵挡，又仓皇退走了。这是北京保卫战的第二次大胜利。
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瓦剌军死伤严重，士气低落，处境十分狼狈。骄横的也先本来以为能轻而易举攻占北京，没想到，这次遇到的是兵部尚书于谦亲自指挥下的明朝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与三个月前王振率领的松散的明军截然不同。也先眼看士兵伤亡惨重，又听说各地明朝援军即将到京，不敢恋战，于十五日夜间，拔营逃跑。于谦立即命令石亨等领兵追击，又命城楼的火炮手对准敌营猛轰，瓦剌兵又死伤上万人，残军仓皇退却。
京师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二十二日，于谦派遣孙镗、范广等率兵两万，追剿瓦剌军残部。二十四日孙、范大军追击并打败敌军于固安。宣府守将杨洪率兵两万，击败瓦剌军于霸州，擒获敌军将官阿归等48人，夺回所掠人口、牲畜数以万计。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残部退出塞外，京师宣布解危。
夺门之变波澜起清白声名后人知
于谦督战九门，击退了瓦剌军大规模的侵略，粉碎了也先阴谋夺取北京的计划，扭转了明朝的危急形势。朝廷论功行赏，晋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
他又着手整顿军队的编制、布防，操练和调动兵力和部署营垒，着重加强保卫京城的力量。他首先抽调辽东、宣府的部分兵马来到京师，把镇守宣府多年的名将杨洪、镇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调到北京，命他们管理京营部队的操练。同时，调大同总兵郭登率部队到北京增援，北京的防务力量得到了加强。接着，于谦奏请代宗，派遣佥都御史肖?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各府，派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各卫所军政，并安置各处流民7万余户在凤阳等地，从事屯耕。然后，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要隘。他推荐左都督朱谦去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殇镇守居庸关。于谦周密的部署，使得朝廷的防务日臻牢固。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挟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发生内讧，便欲与明朝缓和关系，来信要求明朝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但代宗对此事并不积极。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批驳他道：“非我们不欲议和，实则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我们的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求和，显示怯懦，依法当诛。”大家知道代宗器重于谦，他这么一说，边将便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迎归太上皇，以免再起战端。
代宗心下不满。因为英宗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自己是临危受命，如果英宗真的返京，结果难以预料，他说：“朕非贪大位，只是当初你们推立我即位，而现在又这样纷争，究竟为何？”这句话问得众臣无法答对，于谦从容不迫地道：“大位已定，谁敢妄加评论！也先来使求和，实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代宗深为赞同。
然而，也先既然派人求和，英宗还在他们手里，不派人是不合适的。于是，一番争议后，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的使团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从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被安置于南宫。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政治上产生了一些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1451）正月初一令百官朝太上皇，代宗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忠实地拥戴代宗，而代宗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又使他感到愕然。事也有巧，代宗之子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一再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代宗不愿，一直以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为由一拖再拖。而此时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于是一场以石亨为首的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酝酿了。
景泰八年（1457）正月初，代宗一病不起。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之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不测。他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的事宜。他们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可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曾因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声誉扫地；石亨当初虽蒙于谦从诏狱中释放并委以重任，但后来又在守御等方面渐渐与于谦有了分歧。徐有贞煽动道：“太上皇过去北狩（隐指也先兵俘英宗北去），不是游畋，实为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今帝置之不理，另求他人即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指英宗）亦知否？”石亨等道：“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徐又道：“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
正月十六日晚，几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夕，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道：“要利用此机，以备非常为名，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徐有贞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名文武大臣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开长安门，放进1000多名士兵。宫内卫士听石亨讲士兵进宫是为了加强宫中守卫，就没再留意。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了宫内外的往来。20世纪60年代京剧《于谦》戏单
当时，石亨等怕政变破产。徐有贞道：“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人去南宫，但南宫的钥匙在代宗处，无法开启，叩之又不应。这时，他又听到远处隐隐有开门声，心中更是紧张，认为事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了，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用数十人举其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打开了宫门。石亨等入见英宗，徐有贞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然后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进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伙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了中央，并命人马上站班朝贺。英宗于是再次成为了皇帝。
十七日清晨，景泰朝的百官照常入宫等候皇帝视朝，一进去，就听到殿上钟鼓齐鸣。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百官不胜震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病中的代宗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何在？”当知道英宗已复位，他无奈地说：“好！好！”
次日，复辟的英宗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代宗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至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就欲立即杀死于谦。前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劾王文立藩之议，连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但是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是图。”王文无比愤怒，据理辩论。于谦冷笑道：“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
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之事一直犹豫，他对复辟的众臣道：“于谦过去还是有过功劳的。”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之变何以能说是师出有名？”至此，英宗意决，将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墓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这位保住了大明江山的赫赫功臣含冤而逝。被官抄家时，于谦的家中仅有书籍及御赐的蟒袍、剑器等物，竟无一分余财。后来西北有警，有人道：“若于谦尚在，必不致如此！”
直到弘治二年（1489），孝宗才为于谦雪冤，追封他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
于谦一生，无论文治武功，都卓有成就。特别是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更让他声名远扬。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他力排众议，只保社稷。但那场政治风波，却让他成为了冤魂。后人泣血，鬼神夜哭，怪只怪明英宗无能，徐有贞奸佞，让这一千古奇冤，在历史舞台上上演。虽说日后昭雪，也救不回那一颗忠心。但这正应了于谦那句千古名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姓名：于谦
字：廷益
号：节庵
生卒：1398―1457
享年：60岁
谥号：肃愍、忠肃
著作：《于忠肃集》
名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像
于谦，明朝宣德、正统、景泰年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一首《石灰吟》为世人传颂。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先授御史，惩贪官，平冤狱，为民称颂；后任兵部右侍郎，兴改革，赈饥苦，深得民心。土木堡之变，力主抗敌，拒绝议和，保住了大明江山的一统。但这样一位功勋显赫之臣，却在后来的夺门之变中被复辟的英宗所杀。直至孝宗时，方洗清不白之冤。
大器早成少年才廉洁奉公革弊端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于谦出生在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太平里。于家祖籍河南，为官宦世家。高祖于夔，曾任元朝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官至杭州路总管；祖父于文，任明朝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没有什么显赫功名，是一位“隐君子”。
于谦少年时喜爱读书习史，极其敬佩那些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古人。他的祖父收藏着一幅南宋文天祥的画像，于谦自小就为文天祥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所深深感染。他把画像摆在自己的书房里，还在上面题了像赞：“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可以说，少年的于谦就树立了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志向。那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就是他这个时候的作品：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岁时，于谦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苛，学子们很是反感。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这位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一个个都吓跑了，只有于谦上前把他拉了上来。可这位佥事老眼昏花，头脑也不清醒，竟认为是于谦把他推下水的。他一把抓住于谦，大声斥骂道：“竖子无礼！老夫乃是你师，岂不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理？何故寻事与我争吵，又将老夫推入池中？岂不知此乃欺师之罪乎？”
于谦轻轻挣了一下，没有挣开。见围观之人越来越多，他便心平气和地对佥事说：“先生差矣！若我是先生所说之人，早已逃之夭夭，焉能救先生于水中？今先生不罪其人，乃先生大度；但反罪救先生之人，岂非以怨报德？先生代圣人授业，应知‘人而不仁，如礼何’之意罢！”
听毕，按察佥事不得不承认于谦之言无可反驳，只得放开了他。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正直博辩的声名便迅速传开了。
明代实行科举制，参加科举考试，是诸生走向上层社会和出任高级官吏的重要途径。于谦在23岁时即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曾有“六十少进士”之说，因此，于谦实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中进士之后，于谦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后，他公正清廉、断案神速，并昭雪冤囚数百人，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永乐二十一年(1423)，于谦奉命到湖广考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的瑶民和僮民。当时，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自由散漫，不愿服从朝廷的管束，朝廷原来派去的官员大多采取残暴滥杀的办法，结果使起义斗争愈演愈烈。
于谦到任之后，深入瑶人山寨调查情况。他从与瑶民的谈话中，得知官军滥杀无辜的事实。这时，川贵一带的总兵、都督等官员，纷纷给予遣送金银珠宝，企图拉拢于谦，掩饰自己滥杀冒功的罪行。于谦严词拒绝并当面指斥了他们的罪行。回京后，他立即奏劾那些贪功妄杀的官吏，并促使朝廷下令不许官军邀功妄为。
宣宗时，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汉王为人狡诈多智，早就想取代哥哥仁宗。他先被封云南，嫌远在万里不愿去；后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下罪行，仁宗强行让他居住在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终在宣德元年(1426)八月起兵造反。宣宗亲自领兵前往镇压，于谦护驾。这支大军浩浩荡荡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出，出城请降。宣宗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地历数了这位藩王犯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后，当即俯首在地，战栗不止，连连说：“臣罪该万死，万死!”事后，宣宗对于谦赏赐厚重。
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到任后，他不徇私情，严格依律规典章处理公事，有时还复审刑狱，平反冤假错案。
宣德三年（1428），于谦在江西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江西宁王府官员，素日恃势骄横，常借“和买”为名，掠夺商民的货品。经过私访，于谦查实了宁王府官员的罪行并予以惩处。宁王不服，上告宣宗。于谦便拿出人证、物证，上疏宣宗，最终惩治了这些污吏。于谦打击了权贵的凶焰，改革了许多弊政，深受江西百姓的爱戴，死后当地人民将他的牌位供奉在南昌府名贤祠里。
宣德四年（1429），于谦奉命率领锦衣卫官校巡查，搜捕长芦一带运河上官船走私贩盐者。食盐自古以来均为官方专卖，而一些不法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贩卖私盐，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于谦执法严办，不论贩盐者为谁，一律惩治。
宣德五年（1430），朝中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安抚百姓的兵部右侍郎空缺，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根据宣宗的提名，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年，于谦年仅33岁。
宣宗的厚爱使于谦感动不已，于是他更加勤奋努力，以期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在任时，他经常带着少量的随从人员走访辖区，访问当地父老，了解应兴革的各项事情，思考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在这一职位上，于谦为官近20年，他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做了大量的实事，深受人民的爱戴。
于谦制定了根据年成丰歉实行籴米的制度。丰年政府就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低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两便，尤其是解决了下层老百姓的难题。他还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20余万。于谦命令，饥民所到之处，各给田土，再给牛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进行纳税。这项措施即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
河南是黄河流经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便厚筑堤坝，加强防汛，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负责修补、巩固堤坝。又命人在官道种树凿井，以树阴遮蔽路人，使其免受风吹日晒之苦；井水也能解决行人口渴的问题。
当时，大同孤悬塞外，山西巡抚御史鞭长莫及，致使那里贪赃枉法的事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为此，于谦建议另设御史，连同上谷一起治理。他还把大同镇将役使士卒开垦的私田没收为官屯，使边用充足。
于谦对“吏术民事”无所不精，并能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纲纪上。当时，政府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手里，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于谦有所奏请，“三杨”朝至夕下，一一报可。
明朝中叶，政治上的腐败已经初露端倪，各级官员入京议事述职，无不金砖铺路，银锭敲门，拼命巴结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唯独于谦洁身自好，入京从不带任何东西。一次，于谦又奉旨进京，途中遇到同朝为官的好友，只见友人车拉马载，箱盈柜满，遂戏谑道：“你这是要搬家吗？”明英宗像好友摇头一笑：“如今出来为官，若无金银珠宝开路，何来立足之地？廷益此来，没带些应景之物吗？”于谦道：“我一不贪赃，二不受贿，何来此黄白之物？”“若无金银，便是乡土特产，也算得上是一点人情。”“乡土特产我亦没有，不过……”于谦道，“我拥有一样无价之宝。”“哦，何物？”“两袖清风无价！”于谦笑道。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宦官王振专权，由于于谦不肯向王振卑躬屈节，引起了王振的不满，便遭到弹压。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受王振指使，通政使李锡因无中生有地弹劾于谦因久不升级而心怀不满，擅自举人自代，为无人臣礼，应下法司论斩。王振借此把于谦关押了三个月。
此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最后，王振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立不住，便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方才获释，但却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
于谦刚刚出狱，便有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到皇宫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直至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
土木之变朝野耻保卫京都忠臣心
明朝中前期，蒙古的瓦剌部兴起，其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明边的广大地区。这个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2000人，诈称3000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便以此为借口，于七月十一日入寇明境，主力攻入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要塞大同多次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言不可，但最终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就出发了。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仓促应战。
英宗亲征之时，于谦奉命留京以兵部左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回銮，王振大怒，将其罚跪，同时下令大军急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又请留，王振更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这样，弄得人人危惧，无人敢谏。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以前线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才有了还意。三日，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守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英宗到他老家，以示炫耀，后他又怕大军所过，骚扰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东行，这样，便又多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的消息，迅速率军追来。谍报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即派后队阻止，但屡战屡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不让英宗知晓。
十四日明军至土木堡。尚未过午，离怀来只有20里，大军本可直驱入城，但王振辎重车辆未至，命停军等待。兵部尚书再请军急入关，遭王振痛骂。这时也先大兵奔驰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15里有河，却早被也先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答应明军可以取水。然而，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以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队伍大乱，蒙旗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毫无斗志，纷纷解甲投降。然而也先部队并未停手，仍然狂杀滥砍，明军死者蔽塞川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得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就地被俘。这就是“土木之变”。
此战，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罹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八月二十七日，噩耗传至北京。代理监国的?王朱祁钰闻知，与众臣抱头痛哭。
正在君臣徨无计之时，于谦大喝道：“事已至此，哭又何用？还是暂缓悲痛，献计献策，救国救君才是正理。”众人止住悲声，?王道：“此言有理，如今大敌当前，还望大家集思广益，群计献策。”
这时，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启奏道：“臣夜观天象，荧惑星侵入北斗，我朝气数将尽，势难挽回。依臣之策，只有迁都江南，方能免此亡国之祸。”此言一出，堂上立时人心浮动，君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年已78岁的礼部尚书胡?颤巍巍地说道：“成祖（永乐帝朱棣）建陵北京，意即不愿子孙南迁。先祖之言，存者敢违否？”
于谦身为兵部左侍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于是厉声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乃朝廷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殊不知宋朝南渡之祸？臣请立刻调动四方军队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提议得到多数大臣的赞同，他当即被晋升为兵部尚书。心中无主的?王和皇太后把守卫京师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于谦。
土木之变示意图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王，命调各地勤王军队火速入京，充任守卫。当时，通州官仓存粮数百万石，恐被敌军夺去。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可令驻京臣僚军队各自运进城内。于谦立刻奏请?王，宣布京城文武百官，可预支本年九月至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他又征用顺天府大车500辆，起运通州官粮进京，同时，号召百姓有车之家，能运粮20石纳京仓者，官府给脚银一两，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此外，于谦还请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两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内外官军每人布两匹。于谦如此布置守城，人心暂时安定下来。
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奇货可居”，想利用这个“大人物”要挟明朝。也先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但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遂退去。而后，他又挟持英宗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贿赂即放归英宗。但是在得到黄金两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的话并没有兑现。他把英宗带到了塞外。九月初一，也先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金银布帛。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于谦便拥护?王即帝位，是为代宗，次年改元景泰，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急不可耐，再次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侵。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其有备，不敢攻城。郭登用蜡书急将情况报明廷，京师立即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其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提出不出战，尽闭九门。于谦回答道：“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退守城内不是办法，会使也先更加轻视我们，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要在城外迎击敌人，挫败敌人的锐气。”于是，他命兵部侍郎吴宁留守城内，自己身披盔甲，跨上战马，在城外指挥，督战九门。每到一地，于谦便向将士们慷慨陈词：“京师，乃朝廷根本。身为大明臣民，理应誓死保卫京师，保卫朝廷！我们一定要打败俘虏英宗的瓦剌军，活捉也先，洗刷奇耻大辱，为圣上报仇雪恨!”一时军民振奋，群情激昂。于谦还下令：“士兵如有贪生怕死不出城者，一律处斩；战场上，将领不指挥军队杀敌而向后退却者，斩首示众。”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队兵压西直门。于谦一面命军队坚守，一面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部绕到瓦剌军后面杀敌。战鼓一响，人人奋勇冲杀。明军杀死瓦剌军数百名，军威大振。当晚，于谦又派薛斌率领勇士数百人偷袭敌营，打得正在酣睡的瓦剌军一片混乱，仓皇逃命。一连两个胜仗，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也先吃了败仗，改变策略，假意求和，表示愿意送还英宗。代宗信以为真，派两位官员出城迎接。于谦手迹也先狡辩说：此两人官位太小，不够谈判资格，须派于谦、石亨带重礼来才行。于谦立即看出是计，对代宗道：“陛下绝不可轻信也先。只有彻底打败瓦剌，才是唯的一出路。”
两天之后，也先集中了1万多兵力攻打德胜门，企图孤注一掷。于谦先派石亨领兵埋伏在道旁民房内，另派小队骑兵做先锋，攻打瓦剌军阵，接战后假装败退。也先立刻下令命精骑万余，直追明军。待敌军接近城门，于谦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的伏兵骤出，前后夹攻。也先军大乱，明军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瓦剌军大败于城下，死伤不计其数。
见德胜门攻不下，也先又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两军展开肉搏。孙镗力破敌军前锋，瓦剌军稍向北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援部队赶来，孙镗率军拼力血战，杀得难解难分。这时，高礼、毛福寿等率明兵从南面赶来助战，战斗更加激烈。高礼身中流弹，孙唐兵死伤渐多，遂被瓦剌军围攻，敌人渐渐逼近城门。危急时刻，城上守将程信急发箭炮助战。这时，石亨领兵又从北面杀来，瓦剌军三面被围攻，难以支撑，遂向西南方向退去。北京保卫战第一次大会战，给了嚣张的也先部队迎头痛击。
十四日，瓦剌军又攻打彰仪门（北京外门，又称广安门）土城。于谦亲临指挥。他先派毛福寿在京城外西南一带街巷要道埋伏下神机火铳队，又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敌。瓦剌多为骑兵，最怕火枪、火铳。于谦就派神机营在前，弓刀队在后，以火枪、火铳为掩护，弓刀队上前奋勇杀敌，两队配合默契，打得敌军无力抵挡，眼看就要溃逃而去。
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大败也先。图为北京德胜门正在这时，代宗派来的一个监军为争首功，贸然领数百名骑兵驰马抢先，阵式被冲乱了。也先见明军阵容动摇，心中大喜，马上下令反攻。明军措手不及，一直退到土城附近。幸好王殇、毛福寿和高礼及时率兵来援，瓦剌军难以抵挡，又仓皇退走了。这是北京保卫战的第二次大胜利。
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瓦剌军死伤严重，士气低落，处境十分狼狈。骄横的也先本来以为能轻而易举攻占北京，没想到，这次遇到的是兵部尚书于谦亲自指挥下的明朝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与三个月前王振率领的松散的明军截然不同。也先眼看士兵伤亡惨重，又听说各地明朝援军即将到京，不敢恋战，于十五日夜间，拔营逃跑。于谦立即命令石亨等领兵追击，又命城楼的火炮手对准敌营猛轰，瓦剌兵又死伤上万人，残军仓皇退却。
京师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二十二日，于谦派遣孙镗、范广等率兵两万，追剿瓦剌军残部。二十四日孙、范大军追击并打败敌军于固安。宣府守将杨洪率兵两万，击败瓦剌军于霸州，擒获敌军将官阿归等48人，夺回所掠人口、牲畜数以万计。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残部退出塞外，京师宣布解危。
夺门之变波澜起清白声名后人知
于谦督战九门，击退了瓦剌军大规模的侵略，粉碎了也先阴谋夺取北京的计划，扭转了明朝的危急形势。朝廷论功行赏，晋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
他又着手整顿军队的编制、布防，操练和调动兵力和部署营垒，着重加强保卫京城的力量。他首先抽调辽东、宣府的部分兵马来到京师，把镇守宣府多年的名将杨洪、镇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调到北京，命他们管理京营部队的操练。同时，调大同总兵郭登率部队到北京增援，北京的防务力量得到了加强。接着，于谦奏请代宗，派遣佥都御史肖?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各府，派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各卫所军政，并安置各处流民7万余户在凤阳等地，从事屯耕。然后，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要隘。他推荐左都督朱谦去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殇镇守居庸关。于谦周密的部署，使得朝廷的防务日臻牢固。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挟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发生内讧，便欲与明朝缓和关系，来信要求明朝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但代宗对此事并不积极。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批驳他道：“非我们不欲议和，实则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我们的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求和，显示怯懦，依法当诛。”大家知道代宗器重于谦，他这么一说，边将便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迎归太上皇，以免再起战端。
代宗心下不满。因为英宗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自己是临危受命，如果英宗真的返京，结果难以预料，他说：“朕非贪大位，只是当初你们推立我即位，而现在又这样纷争，究竟为何？”这句话问得众臣无法答对，于谦从容不迫地道：“大位已定，谁敢妄加评论！也先来使求和，实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代宗深为赞同。
然而，也先既然派人求和，英宗还在他们手里，不派人是不合适的。于是，一番争议后，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的使团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从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被安置于南宫。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政治上产生了一些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1451）正月初一令百官朝太上皇，代宗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忠实地拥戴代宗，而代宗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又使他感到愕然。事也有巧，代宗之子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一再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代宗不愿，一直以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为由一拖再拖。而此时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于是一场以石亨为首的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酝酿了。
景泰八年（1457）正月初，代宗一病不起。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之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不测。他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的事宜。他们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可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曾因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声誉扫地；石亨当初虽蒙于谦从诏狱中释放并委以重任，但后来又在守御等方面渐渐与于谦有了分歧。徐有贞煽动道：“太上皇过去北狩（隐指也先兵俘英宗北去），不是游畋，实为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今帝置之不理，另求他人即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指英宗）亦知否？”石亨等道：“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徐又道：“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
正月十六日晚，几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夕，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道：“要利用此机，以备非常为名，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徐有贞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名文武大臣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开长安门，放进1000多名士兵。宫内卫士听石亨讲士兵进宫是为了加强宫中守卫，就没再留意。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了宫内外的往来。20世纪60年代京剧《于谦》戏单
当时，石亨等怕政变破产。徐有贞道：“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人去南宫，但南宫的钥匙在代宗处，无法开启，叩之又不应。这时，他又听到远处隐隐有开门声，心中更是紧张，认为事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了，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用数十人举其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打开了宫门。石亨等入见英宗，徐有贞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然后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进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伙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了中央，并命人马上站班朝贺。英宗于是再次成为了皇帝。
十七日清晨，景泰朝的百官照常入宫等候皇帝视朝，一进去，就听到殿上钟鼓齐鸣。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百官不胜震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病中的代宗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何在？”当知道英宗已复位，他无奈地说：“好！好！”
次日，复辟的英宗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代宗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至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就欲立即杀死于谦。前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劾王文立藩之议，连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但是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是图。”王文无比愤怒，据理辩论。于谦冷笑道：“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
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之事一直犹豫，他对复辟的众臣道：“于谦过去还是有过功劳的。”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之变何以能说是师出有名？”至此，英宗意决，将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墓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这位保住了大明江山的赫赫功臣含冤而逝。被官抄家时，于谦的家中仅有书籍及御赐的蟒袍、剑器等物，竟无一分余财。后来西北有警，有人道：“若于谦尚在，必不致如此！”
直到弘治二年（1489），孝宗才为于谦雪冤，追封他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
于谦一生，无论文治武功，都卓有成就。特别是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更让他声名远扬。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他力排众议，只保社稷。但那场政治风波，却让他成为了冤魂。后人泣血，鬼神夜哭，怪只怪明英宗无能，徐有贞奸佞，让这一千古奇冤，在历史舞台上上演。虽说日后昭雪，也救不回那一颗忠心。但这正应了于谦那句千古名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