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孩子一生的42个探险故事

第9章 海底肉弹(1)

　　1994年5月，一艘名叫“黄蜂号”的美国核动力潜水艇在波罗的海执行巡逻任务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故障，失去控制的潜水艇急速下沉，艇内的23名船员被沉人海底43米处。由于海水压力过大，他们根本就不能出去，即使能出去，强大的压力会把人压成肉饼。可是如果困守在艇内，用不了多久，人人都会因缺氧而死。艇长米盖罗尼在启动通气盖时，被铁盖子猛地击中头部，立即倒在血泊中死去。在紧要关头时，失去了主帅，大家更是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感觉死神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忽然有人用高亢的嗓音说：“伙计们，大家不要乱，静下来动动脑筋，可能我们会在绝处逢生的！”众人的眼光集中盯在这个说话人的身上，才发觉讲话者是炮手贝利，尽管他只有28岁，可是在艇内已经工作了8年，是个老练而出色的炮手，他的特点就是头脑灵敏，临危不乱。“伙计们，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由我担任代理艇长大家都要听我的指挥！”贝利的果断和冷静，使大家镇静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纷纷点头，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大家一起开动脑筋，主意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来，但不是不切实际，就是不具备所需条件无法实现。贝利也渐渐焦急起来，他心神不宁地在舱内来回徘徊，上牙咬着下唇，双眉紧锁着，眼光突然停留在一箱鱼雷。蓦地，他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念头：鱼雷可以从炮口发射出去，能不能把人当作鱼雷从炮口发射出去呢？贝利把自己的设想说了出来，伙伴们听后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人当作“海底肉弹”从炮口发射出去，这在人类海军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贝利镇静地说：“人和鱼雷粗细差不多，所以肯定能从鱼雷发射管中发射出去，我可以把射程控制在43米左右，使人安全地到达海面。”“可是这样做安全吗？”一位名叫杰森的船员胆战心惊地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贝利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过杰森，语气坚决地说，“关键就要看我们的毅力和勇气了！胆小的在后面，胆大的在先上！”大家呆了几分钟后，不得不同意试试贝利的设想，因为舱内的氧气已用得差不多了，除了冒险执行这个方案外，没有别的选择了。接着，贝利简单地把要求说了一遍： “把活人当作鱼雷发射，每个人在被发射前，必须排清肺部的所有空气，再屏气半分钟，否则，活人就会因肺部扩张而爆炸，就像海底的鱼不小心窜到海面上内脏爆炸一样。”看到有些船员满脸惊恐的样子，贝利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去争取！开始准备，氧气已经不多了！”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潜水员罗伯逊。他在呼完肺部空气后，马上屏住了呼吸，不一会儿，他的脸开始变红，转而由红变白。他发现自己有点支持不住了，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屏住气。就在这一刹那间，贝利按动了鱼雷炮的开关，透过观察孔，贝利看到鱼雷炮的炮管以强大的气流排开了周围的一小片海水，紧接着，一个黑影从涂有塑料防水胶的发射管口冲出，一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罗伯逊被发射出去，不过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进行得很顺利，船员一个接一个地被鱼雷发射到海面上，连“胆小鬼”也被送了上去，最后只剩下贝利自己一人了。这时除了他自己外，潜艇内已别无他人，所以他只有靠自己来按动电钮了。此时舱内的氧气已消耗殆尽，如果他不能在5分钟内把自己发射出去，那他就要留在海底做“烈士”了。他长长地做了个深呼吸，然后慢慢地往外排气。他竭尽全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当肺部的空气被他一点一滴地挤完后，他马上开始凝神屏息地启动了开关，迅速钻入了炮膛。“轰”的一声，贝利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向上猛飞，他的耳朵有点痛就像是飞机迅速拉升时的感觉那样，一刹那，他的耳朵听到了的水声，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在水面上，真是不可思议！贝利看到水面上有好几个头在一上一下，他知道这是他的战友们，他高喊：“我也E来了！”……

　　高登义的科学探险故事

　　高登义，现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考察队队长。他长期从事高山、极地、海洋环境气象科学考察研究，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球三极(南北极地区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人。在这里我们节录两个高登义探险时遇到的惊险故事。

　　1．第一次经受风雨

　　1966年3月18日，经过三天的长途行军，中国登山队和科学考察队一行百余人来到了西藏定日县，住宿在定日兵站。

　　当夜，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平房内，10多名科考队员挤在一排通铺上，正准备睡觉。突然，门外传来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正要起来外出集合，登山队队长许竞跑来对我们说：“科考队员原地不动，现在有情况。”经打听，原来，定日县武装部传来情报，某处发现土匪活动，请登山队派人支援。

　　中国登山队第一分队是由日喀则军分区某连队挑选的藏族战士组成，遇到这种情况，立刻就拉出去了。我第一次参加珠峰考察，还没有到珠峰山脚下，就遇到这种“敌情”，真有点不知所措。顿时，儿时在家乡听到呼喊“土匪抢人”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那是在解放前，每当农历除夕临近时，夜晚，常有枪声伴着“土匪抢人”的求救声划破夜空的宁静，我和弟妹总是被吓得打哆嗦。今夜，我的心情非常相似，只是没有打哆嗦。我和队友们紧张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盼望着好的结局。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已是午夜过了，许竞队长才来向我们宣布：紧急警报解除，大家安心睡觉。

　　土匪逃跑了，我的心算安定了。第二天才知道，一分队队员追击土匪几小时，越追相距越远，只好返回了。还未真正踏上珠峰科考征途，就遇到了意外的“袭击”。

　　1966年3月30日，这是我们到达珠峰北坡大本营一绒布寺的第10天。我和气象组的燕子杰同志受组长之命，乘车下山去气象站抄资料，为登山天气预报提供依据。组长交代，四天后随原车返回。

　　4月6日中午，经过6天的紧张工作，所需资料全部抄完，‘日喀则返回的奥斯汀小车来到气象站接我们。午饭后，司机、刘光达医生等和我们一行五人随车向珠峰北坡大本营驶去。

　　从定日气象站至大本营约60公里，汽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道上曲曲折折地前进着。由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工兵连开辟出一条便道，把定日县和珠峰大本营连接起来。尽管便道相当不平坦，但毕竟能通行汽车，能运输队员及必要的物资和登山装备。司机是位老西藏，善于言谈。他冲着这条便道说：“自1960年登完山后，很少有车进山。现在好了，可以通车了。”我望着这条崎岖的山路，四周静静的，只有我们这一辆小车在孤独地爬行。我突然想起了3月18日晚上的情景，情不自禁地问司机：“现在还有土匪吗？”一句话，似乎触动了什么。司机突然自发地向两侧望望： “难说啊！我们还是加把油吧！”汽车加足了马力，加速向大本营方向奔去。

　　在冲过一条水沟的过程中，汽车熄火了。司机多次尝试，马达就是发动不起来。我们只好下车，群策群力，好不容易把车推过小沟。司机紧张地修车，我们在一旁等待。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天渐近黄昏，马达仍然不能发动。司机骂了一句后说：“看来要在这儿过夜了。”我们也只好听天由命，谁叫我们不会修车呢！？大家正在议论如何在这儿过夜时，一名藏族青年骑着一匹马跑来，围着我们的车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又离开了。他这一离开，我们马上紧张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他来这儿的目的，很自然的又和3月18日晚的事联系起来。我们五人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是队里发给每个队员自卫用的。五人会议决定，今夜全副武装，轮流值班，明天一早再派人到大本营报信。

　　夜很静，明月当空，满天繁星。这儿离绒布寺只有40公里，海拔4500米左右。如此明月晴空夜，应该说比北京的中秋月夜还要美丽，应该是赏月的最好时辰。然而，此时的我们却完全沉浸在紧张的气氛中。值班的和不值班的都没有睡，都在警觉地监视着四周，都在猜想着这位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藏族青年人来此的目的……

　　深夜一至两点，是我值班。我端着冲锋枪，围着小车不时地游动，俨然像一名哨兵。我受过民兵训练，会用常规枪支，但却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动过手，一想到可能会遇到土匪袭击，心中不觉一阵紧似一阵，情不自禁地背靠汽车，巡视前方。这样，仿佛有了靠山，壮了胆。山谷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嚎叫，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到底是怕狼还是怕土匪，真有些说不清。

　　当地时间5点，天微明。我们五人凑在一起，大家商议，

　　由我和刘光达医生先去大本营报信，请求派大车来支援。

　　刘光达医生是一名转业军人，年龄比我大几岁，1米78左右的个子，长得也壮实。我们两人各带一支冲锋枪上路了。山风拂面，寒气袭人。借着微弱的晨曦，我们沿着汽车的便道向大本营走去。刚走出不远，刘医生突然提议：“我们鸣枪向大本营报警，如何？”我略一思索后说：“不好！这儿离大本营还很远，报警不成，反会引来土匪。”刘医生不说话了，我们默默地快速前进。3月18日追土匪的印象太深了，我们怕招来土匪，集中精力悄悄地快速前进。

　　山路崎岖，山谷中异常寂静。就这样，我们默默地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一处比较宽阔的河谷中。谷底无水，但可见雨季时河水冲刷的痕迹。忽然，在前进方向左侧山坡上发现有座房舍，炊烟袅袅，显然有人家。可以想像这家人正在做早饭。想到人家做早饭，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了。从前一天午饭后，已整整过了20个小时，滴水未进，经过一个晚上的紧张后，现在骤感饥饿了。本想上山坡讨点水喝，顺便打听一下路，但一想到昨晚的情景，这种念头很快就打消了。

　　我们继续前进着，时而穿越山谷，时而翻过山脊，沿着简便的汽车道向前进。为了不走错路，我们基本上不离开这条汽车便道。所经之处，大多在海拔4500米左右。高山缺氧，加上又饥又渴，我们的步伐越来越慢了。下午两点多，又来到另一条更宽阔的河谷中，估计河底宽达一公里左右。一路走来，从未遇到过一个人，原来紧张的心情似乎随着步人宽阔的河谷放松了。我们走走停停，不时还坐在河滩的大石上休息。不知是心情稍轻松了一点，还是为了壮胆，我哼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歌曲来，刘医生也打起了精神，和我一起边走边哼。

　　下午3点多，在河谷的拐弯处，我们遇到了几位藏族同胞，正在河边生火做饭。他(她)们一见我们两人，便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原来，这些藏族同胞是刚为我们送柴火到大本营后返回来的。见我们身着登山服装，自然对我们格外亲热了。香喷喷的酥油茶又解渴又解饿，连喝了两大碗。临走时，我不知该如何感谢藏族同胞，从口袋里掏出唯的一一张一元钱，硬塞在一个小孩的手里。

　　我们不断回头向藏族同胞挥手致谢，直到拐弯处看不见了，我们才加速向大本营奔去。

　　大本营越来越近。下午6点钟，山谷中已逐渐转暗，我们来到绒布河的下游拐弯处，这里离大本营只有四公里左右了。经过一阵紧张的赶路后，刘医生实在走不动了，他在河边坐下来，对我说：“小高，你快点回大本营报告吧，我实在不行了。”我不放心他一人留在这儿，动员他和我一起走。他又说：“没事了。这儿离大本营很近，常有为登山队送物资的藏族老乡经过，你快走吧！”我一想也有道理，带着我的冲锋枪加速向大本营走去。

　　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赶路，心里确实紧张。之前我们两人一道奔走，虽然心里也不很踏实，但总还有个伴，有相互支撑的精神支柱。现在我和刘医生分手了，才感到“孤独”的滋味，真不好受。路不平，天又黑，心又急，越想赶路，越走不爽快，跌跌绊绊，汗都急出来了。心里觉着似乎有人在后面跟随，于是竟跑起来。在海拔近5000米的山路上跑，哪能坚持多久？！我累了，只得冷静下来：怕什么呢？前面是大本营，后面是刘医生，我带有一支冲锋枪，又不是烧火棍！我鼓励着自己：你还当过基干民兵连长呢，怎么这样没有用？我紧握冲锋枪，做好随时射击的准备。 “大不了一拼”，心里想开了，人就踏实多了，赶起路来也不跌跌绊绊了。

　　到了大本营，已近晚上8点。队员们正在吃饺子。我赶到队部向许竞队长汇报了情况，请求派车去支援。许队长当即做了安排，留我在队部吃饺子。我真想大吃一顿。但许队长对我说：“一天没吃饭了，先吃20来个，喝点汤，休息一会儿再吃”。这也许是经验吧。我虽然很饿，也只好遵命了。

　　队部派出两组人，一组先去接刘医生，一组驱车去救我们的小车了。

　　4月7日(星期四)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我和登山队老刘步行约50公里到大本营。真苦呀！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又饿又渴又累又怕。为了留在小车上的三位同志，我们几乎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路上走着。最后4公里，我只身一个人在黑暗的山谷中穿行，一步高来一步低地奔跑前进。说真的，我有些后怕。因为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次啊！”

　　2．南极历险

　　1989年1月14日，“极地号”在普里兹湾被浮冰阻挡了20天后，终于有了前进的希望。当天，晴空万里，气温回升，前进方向的浮冰纷纷破裂，机会来了。从指挥台的望远镜中可以看到南面有一条狭窄的水道，那正是极地号渴求的希望之道。

　　极地号发动了马达，队员们都登上了甲板，有人呐喊着助威，似乎要出力把船向前推。

　　下午5点多，船长亲自操舵，寻找着冰缝中的水道，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极地号绕道前进。每绕过一座冰山，每穿过一条狭窄的水道，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晚上7点多，眼看离岸边已不远了，但在极地号前进的方向上，有两座大冰山并排站立着，宛如列队“夹道欢迎”极地号似的，仅留出一条能勉强通过的狭窄水道。极地号缓缓地向这条狭窄的水道滑行过去，唯恐碰上冰山。也许是由于“狭管效应”的作用吧，当极地号刚刚挤过这条狭窄的通道后，其中一座冰山慢慢转动约90度，横亘在极地号的后面，堵住了刚通过的狭窄水道。当我回头看到这个情景时，我惊讶了。我想，我们的退路已被冰山堵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这就像古代“火牛阵”中牛尾巴上的火点着了一样，牛群只能向前冲锋了。

　　下午7点20分，极地号终于来到了离岸约400米处。全船上下热血沸腾，雀跃欢呼！有高呼“万岁”的，有喊“中山保佑”的。先期乘直升机到达岸上筹备建站的16名队员，来到岸边一个小山头上向我们振臂挥手，欢呼。岸上岸下一片欢腾！

　　我走到船头，像历次登山前建气象站一样，习惯地观察着周围环境，了解情况。当我往左前方观望时，看到那儿留有冰川运动的痕迹。我再反复观察，确认曾有过冰川运动的踪迹。这是我多年与冰川学家们合作考察学到的一点知识。“就像登山队不能在雪崩的通道上扎营一样，此处不宜抛锚”，我心里这样想，并将这个想法转告了大副。大副为难了，他想了一下，说：“要躲开这个地方，只能往右侧水域靠，但离岸太近，怕水的深度不够，船搁浅。”由于本船的声纳测深系统失灵，大副打算抛锚后放下小艇，用竿子测深，再决定可否往右靠。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安全稳妥的办法。

　　船抛锚了。大家忙碌着，热火朝天地准备卸货，人人都想把前面耽误的20天抢回。大副正指挥卸下小船，测量水的深度。其时，22点左右。

　　晚饭后，我和王君(海洋学家)来到船头，但见船头周围的冰山位置变化甚大，很奇怪！我们细细观察海水对一弧形冰山内曲处的冲击，我们有同感：似乎有海潮在急速进退。

　　我们正在纳闷中。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把我们惊呆了。在极地号左前方约l千米处，卷起的水柱和雪柱高百余丈，就像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我惊奇地望着，拍照着。尽管我曾多次在喜马拉雅山脉见过雪崩，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我猜，这可能是冰崩带来的结果。

　　翻滚着的冰山向极地号冲来，隐约可见冰山的颜色时蓝时白(后来知道，冰山在海水中漂移时，水上水下的重量比约为1：7，白色是冰山的顶部，蓝色是冰山的底部；冰山翻滚，才能呈现蓝色与白色交替出现的现象)，翻滚着向极地号冲来。我和王君、陆君等站在船头，拍照着，观察着。翻滚的冰山越靠近，我们的心情越紧张。

　　这突发的事件更令船员们心急如焚。本已受伤的极地号(在刚刚进入浮冰区时，极地号船头左侧吃水线以下就被浮冰撞破一个约150平方厘米的洞)不能再经受冰山的冲击了。必须赶快起锚，否则船身会被冰山挤破，至少会加大原已撞破的洞。大副下令，船员起锚；然而忙中有乱，一大块冰夹在锚链上，绞车拖不动锚，船员急得满头大汗。冰山翻滚着冲向极地号，非常危急。大副下令：“不行就砍断！”我们站在旁边干着急。船员急中生智，迅速正反方向转动绞车，迫使锚链几上几下，硬把这块冰挤碎。锚终于被启动了，我们和船员都松了一口气。

　　顷刻，船被浮冰挤向岸边。

　　冰崩不断发生，不时卷起高高的水柱，冰山不断翻滚着，咆哮着，向极地号冲过来。．大约23点钟，两座大冰山同时从船头左右两侧向船挤压过来。我感觉，双手只要一伸似乎就可碰到这两座冰山，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是紧张还是害怕，我的呼吸急促，两腿发抖……但我同三四位队友一直站在船头，伺机拍照，默默地等待着，听其自然发展。(事后才知道，当两座大冰山分左右两侧向极地号冲击时。岸边山头上的16名队友在远处看不清，认为极地号就要完了，他们有的泣不成声，有的跪在地上，默默祈求着极地号的安全。一位队友刚出船舱，见到两座冰山正在向船头挤压，扑通一声跌倒在甲板上起不来了；全船的年长者陈总指挥因此而心脏病突发，就地抢救。)

　　也许是中山先生英灵保佑吧，说来也巧，中山号像一条鳝鱼从一双巨掌中溜掉一样，船头从两座大冰山挤压中溜了出来(事后知道，那是船长亲自操舵，将船逃开的)。一会儿，两座大冰山搁浅了，宛如两座屏障，阻挡了从正面袭击我船的冰山，逼迫它们绕道而行，成了极地号的天然屏障。

　　极地号暂时脱险了。

　　探险英雄的故事

　　1．航行次数最多的宇航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