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一节 问我祖先来何处

　　在兰州地区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和政权更迭，都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因经商等原因自动迁移而来，逐渐变成土著。此外中亚等地的外国贡使和商人，还有西方的传教僧侣，均在兰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土著人和外来人，汉族种田的农耕者和西北草原上的游牧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在兰州交往、相处、做生意、谈婚论嫁，宣告各民族的融合从此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首先寻觅一下羌人在兰州地区留下的历史轨迹。羌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属于藏缅族群，与华夏族乃同一祖先。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另一说为藏语支），没有文字，长期通用汉文。古羌族的一支党项羌曾创造使用过西夏文。保存下来的西夏文文献长期以来无人读懂，直到20世纪初才被少数学者解读。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大禹治理水患，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民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

　　古文的“羌”字，即是“羊”、“人”二字的组合。由此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羌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已经为世人所知，而且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民族。

　　对于羌人的来源，目前史学界说法还不完全一致。根据我国历史记载，羌为姜姓，是周人的始祖。姜字，从最早的甲骨文演变看，是女人牧羊图像的标志。传说羌人是神农氏的后裔。夏代及其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今兰州地区一直是羌人的“地盘”。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研究，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羌人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吐蕃、苏毗、氐、羊同、彝族和藏族及域内外诸羌等新的族群。《后汉书·西羌传》里的有关记述则告诉我们，由于黄河上游、湟水地区少五谷，多禽兽，因而这一地区的羌人以游牧狩猎为生，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将从秦人那里学来的农耕技术和饲养牲畜的方法教给羌人后，兰州地区逐渐由游牧文化发展成既有畜牧文化，也有农耕文化的地区。使兰州地区成为中国古羌族的发祥地之一。夏代及其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今兰州地区仍然是羌人活动的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羌人已由以农耕为主逐渐演变为以畜牧为主，“以射猎为事”了。统一的秦帝国建立之前，整个今兰州地区仍然是羌戎部族居住生活的地区，而且居住的主要是曾在秦国做过奴隶的爰剑的后裔。他们在兰州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黄河上游文明和闻名于世的马家窑彩陶文化。

　　兰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走来的黄河上游文化——羌文化，对兰州地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同时包容羌、氐、匈奴、鲜卑、回、蒙等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吐蕃本属西羌，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及兰州西部的河湟地区，远古时代就与华夏民族有来往。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西夏占据了今兰州地区黄河以北部分。宋高宗建炎五年（1130年），金又占领兰州黄河以南。黄河以北仍为西夏占据。兰州地区成为宋、西夏、金三国对峙、交界、争夺的地区。蒙古族政权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消灭西夏，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消灭金朝，占领了兰州地区，夏金蒙民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宋、西夏、金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元朝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西夏被蒙古成吉思汗所灭后，兰州地区的党项羌人逐渐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此后，兰州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基本上不再见羌人活动。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勃兴于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公元1115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势力迅速壮大。女真在占据兰州后，其族人逐渐与兰州各族人民交流、融合，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构成。

　　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兴起于漠北蒙古草原，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蒙古族的“西征”和南下，对中国包括兰州地区在内的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蒙古族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中亚和欧洲的过程中，使大批被称为“回回”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中亚及阿拉伯的士兵、工匠和被俘虏妇孺迁徙到中国西北及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蒙古族在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一些民族后，征调和俘获一部分人随军东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被蒙古族征调过来的“西域亲军”中的“回回军”。这些人随蒙古军从陆上经过新疆来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这些到西北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在兰州及整个西北地区最后因军屯、经商等原因，定居于今陕、甘、宁、青等地，经过与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特别是与汉族一百多年的融合演变，到明代时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民族，因“回回军”而得名回族。二是蒙古族灭西夏和统治了整个西北地区后，迁移大量蒙古军士及其家属到包括兰州在内的西夏故地，这些迁移来的蒙古军士及其家属，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一部分被赶回蒙古草原，但早已汉化的蒙古人大都留了下来，成了明王朝的臣民。以后大多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为新的西北民族，如今兰州及其周边的土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形成过程中，大都含有蒙古族的成分在内。因此这一时期，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民族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

　　粟特人的定居兰州，则是因为经商的原因。粟特是中亚的一个古老民族，本是伊朗（即波斯）人中的一个分支，有时也被称为“中亚伊朗人”，约在公元前16世纪，就已生活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汉时为康居、月氏属国，隋唐以后河中地区为昭武九姓所居。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粟特人到中国经商。斯坦因曾在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中，获得粟特文古信札八封，其中的二号信札是纳奈凡达克写给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尼司·巴尔的。纳奈凡达克是一个粟特人商团的首领。信中有关兰州的情况是这样写的：“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推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做难，这期间我们共卖掉了□十四件纺织品和毛毡。对我们来说，尊贵的老爷，我们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时期得到维持，否则我们寸步难行，以至坐以待毙。”据法国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记载：粟特“商人们的驿站或代理商行主要建立在阿富汗和北印度方向，尤其是在中国和从阿姆河到兰州一线”。“在600～650年之间，粟特人也在蒲昌海以南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最后，他们在兰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商人聚落。”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至迟到西晋时期，粟特商队已沿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并频繁地往来于敦煌至金城之间。至隋唐时，兰州已有大型的粟特商聚落。

　　戎、羌、氐、蒙、回……这些兰州历史上曾经的先民们，在古老金城的大地上进进出出、分分合合，创造和传播了兰州地区的古代文明！他们的经历无不是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回过头，我们再来考证一下如今兰州市所属皋兰县的魏、王、杨三大姓及其家族的历史渊源，弄清楚他们的原籍究竟在哪里，这对于了解兰州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和民族交融情况无疑是很有益处也是很有趣的。

　　魏姓人原为姬姓，系黄帝后裔，至春秋时期，其中有个人在晋国担任了军职，随晋献公于公元前661年攻灭了霍、耿、魏三个小国，晋献公论功行赏，即将魏（今山西芮城东北）封赐于他，从此他们就以自己的封地称谓为姓。繁衍至明代洪武年间，有一支魏姓人出外经商，先到南京，后到甘肃皋兰。这里是明朝和元朝残余势力对峙的边防要地，魏姓人便参与了卫国御敌的边防战事。在付出了牺牲的同时，他们也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其后代分布居住在魏家台、柏木沟、魏家小岔、官川、什川等处。时至今天，魏姓人在兰州市三县五区的居民约有四五万人，系皋兰县的第一大姓。

　　而皋兰县长川的王姓，则源自上古之贵姓，由“姬”改“王”。其先祖自宋末元初由常州府无锡县西迁金城后，后裔们便集居皋兰境内，从其家族宗谱上可以看到，王家的老祖宗王天禄在元朝时系常州府无锡县人，曾官居元朝的吏部侍郎，元亡以后，老人家耻食明禄，辞官归隐，于明洪武元年，自金陵（南京）长途跋涉，落户于金城沙井驿。七年（1374年）又出任明朝的指挥职，从戎戍边，奉令伐西羌于河西。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月十六日，王天禄任指挥使之职，镇守西北边陲，驻营沙井驿，他的后裔在明末移居皋兰，渐成皋兰县第二大姓。

　　在皋兰县人数众多称得上是大姓的还有杨姓人家，据杨氏家谱载：“大元御世三不花公之先。”意思是说，三不花公是金城杨氏之始祖。三不花是元晋王甘麻剌曾孙。甘麻剌系大元开国皇帝乃孛儿只斤氏忽必烈长孙。元世始祖年间改封梁王甘麻剌为晋王，镇守北边。顺帝至正年间，其裔有号飞也不花、楚也不花、库也不花，即三不花，原任大元觉罗并居台吉之职，协隶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麾下。“台吉”是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是汉语太子的意思。成吉思汗时，只用于皇子，后来渐成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通称。可见，金城杨氏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王保保在元灭明兴之际，率兵孤守兰州。三不花等三人，分守于桑园峡口。王保保与明将徐达在兰州血战数年而不降。王保保最终兵败，三不花面临灭族之祸，遂隐姓埋名，躲藏于庶民和老百姓中间，开始在这里种田。其中一部住出库虎喇（今青白石），一部住铁觉虎喇（后名为定火城、水阜河），一部住空虎喇（今石空寺），皆以农牧为生，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皋兰的老土著了。

　　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西移，来到庄浪河畔，来到兰州市的永登县时，则看到了这块土地上那更具多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

　　汉以前，今永登县是匈奴、羌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自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归为汉朝版图后至今两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政治、军事、自然等原因，周边居民迁进迁出，民族之间集散、融合，变化情况十分复杂。至今，全县有18个民族之多。

　　永登归汉之后，汉王朝除进驻兵卒之外，又不断从内地迁移人口戍边屯田。如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义渠安国以骑都尉率骑3000屯备浩（今永登河桥、连城一带）；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之子赵领兵至令居，留步兵一万多人，在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至浩一带垦殖羌人故田。王莽时，曾有万余罪犯迁徙甘青一带，至东汉时，继续在河湟一带屯田。这些从中原内地来的移民，大多定居下来，与当时定居的匈奴、羌人融合，成为当地居民。魏、晋时鲜卑、氐、羌族兴起，与当地居民杂居。唐时吐蕃割据，宋时党项建立西夏统治，元时被蒙古族统一。今天永登的“土著居民”，应指元及以前定居在永登的各族居民。他们中有外来者也有当地人，但外来者已不知其源，在长期与当地各族居民相处融合后，都自称“世居土著”。这些“世居土著”们，主要是汉、回、藏、蒙古族。

　　明、清时期随军来永登的官兵定居当地者很多，主要有随元室后裔脱欢来永登的。如把氏，原籍陕西，始祖帖木儿，元时袭指挥；苏氏，祖籍四川眉山县南拐村，出仕南京居处土巷，始祖苏龙，元末任把总。把、苏二姓始祖于元末明初随元宗室脱欢流落这里。明灭元后，脱欢投诚明朝，于洪武三年封为连城世袭土司，后赐姓鲁，其下属都定居当地。把姓洪武初定居今永登红城野泉，后裔徙居于永登县红城野狐城、树屏咸水河、民乐漫水滩及周边地区。苏氏洪武初定居今红古川，万历间迁居今永登七山、通远、河桥等地。乾隆初年，正白旗副都统色尔古楞率八旗骁骑一千四百余人驻永登满城，民国四年裁撤。民国八年仍有一百八十四余口人，被迁出满城到坪城种地，后陆续分居于全县各地。

　　明、清时期，因从政调迁为官或因为官遭贬而被谪迁来永登定居者也不少。如城关、古山史氏，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明时其先祖调任庄浪大松山同知，遂定居永登。红城吴氏，其祖先吴俊，于明嘉靖四十年调任庄浪红城堡百户职，遂居家。苦水张氏，其先祖自明天启年间居大靖土门墩（今古浪县），品列总戎，后解职，移居苦水萱帽山王家庄。火氏，本为元室之后，先祖脱赤，明灭元不降，以死尽忠。其子火石报父仇，后被明所擒方降。开始住在南京南桥石梯，至洪武十三年谪迁庄浪红城堡。陈氏，原籍南京苏州府常熟县，先祖官至鸿胪寺少卿。后因直谏犯主，谪迁庄浪定居。还有永登的回民，最初是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西征时遣发来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兰州东部榆中县的居民来源，也同永登的情况差不多。

　　明朝的迁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开发边疆，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迁民基本奠定了榆中人口的分布格局。

　　榆中地处少数民族聚居边缘区，是古代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厮杀的战场。由于战争的原因，加上秦、明两个朝代多次宿卫、戍边、屯田，迁移了较多的内地移民或谪民充边，两千多年来，羌、戎、氐、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党项、吐蕃、蒙古、满、回等十多个民族在这里聚居过。民族之间的争战与共处，形成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局面。在民族历史演化中，徙来的内地移民带动了榆中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部分游牧的少数民族得以定居，各民族的大杂居和小杂居加速了零散民族的汉化。到了今天，在榆中定居的主要为汉、回两个民族。

　　肃庄王朱移肃王府于兰州后，将榆中马衔山、官滩沟辟为肃王府牧场，并将王圹（墓地）选在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后的平顶峰。于是牧马人和修墓的工匠、卫士以及家属就定居下来，如今来紫堡乡的谈、施二姓就是其后裔。

　　榆中夏官营苑川河中上游，有一处叫裴家窑的地方，这里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恶劣。明朝初年，榆中裴氏先祖从山西迁来之后，凿窑而居，遂有裴家窑之称。裴氏来自中国山西著名的宰相村——裴柏村，唐代名相裴度就是他们的远祖，在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相当辉煌。

　　据说，其先祖居住的裴柏村是一块风水宝地，那里群岭拥抱，涑水环绕，松柏叠翠，自裴氏家族迁到裴柏村之后，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在正史立传者六百多人，名垂后世者三千余人，仅宰相就先后出过59位，所以裴柏村是闻名全国的宰相村。裴度、裴寂、裴耀卿、裴炎均为唐朝著名宰相。文武双全的裴度曾是四朝重臣，被封为晋国公。裴氏家族自古就是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门巨族。如今榆中为数不多的裴姓人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皋兰县的西岔、黄茨滩、秦王川、柴家庄以及红古区的海石湾、柳家河湾、张家祠，还有七里河区的柴家河和城关区的东焦家湾、桃村坪等地居住着不少柴姓人家，他们常常会津津有味地追述历史上的“陈桥兵变”，描述戏剧中的柴荣（世宗）皇帝以及北宋初年的柴郡主，梁山好汉柴大官人，元末官拜都堂首领之职的柴波罗章等。在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由郭威建立，称周太祖，河北邢州尧山人，娶妻柴氏，公元954年卒，其义子柴荣（也称郭荣）即位，称周世宗。柴荣是河北邢州龙岗人（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系柴氏族谱所记载的“后周世宗柴皇帝”。元末，柴皇帝后裔柴波罗章在元军中任职，镇守兰州金城关。元亡明兴，柴波罗章携族人和一些解散未归的老残兵卒，逃至今柴家台西坪对格台（应是对角台。隔河与扎马台、祁家坪形成对角相望，古代是军事隘道石津渡口），筑城聚落，并在城旁修建佛寺，后迁柴家台村东，即幸福寺，也称柴家寺。从筑城、建寺规模之宏大，不难想见柴族当时人力、财力、物力之雄厚。

　　洪武之后，局势转得太平，柴族人家陆续迁往山下黄河岸边，依山傍水，开发生息，从此有了柴家川、柴家台地名。若干年后，因川、台两地土地有限，难以维持生计，不少族人自谋生路，散居附近各地。

　　西固区柳泉乡原叫西柳沟，西柳沟在明清时期属于皋兰西川，是当时西川最大的村子。柳泉乡目前有史可考的姓氏有二十来个，竟有一半姓氏的先祖都是随明肃王移藩来兰的，且大都是明肃王的护卫随从和文官武将。据《柳泉乡志》载：钱姓，原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其金城祖先钱宁于洪武五年（1375年），随永嘉侯从军，调戍庄浪卫，后改甘州左卫校尉，随肃王定居兰州，四世钱顺为肃藩王典膳，仪卫司校尉，伺奉五十余年。嘉靖二十七年立碑记。杨姓，原籍江苏常州府无锡县，金城先祖杨成弟于明初以贸易随肃王来兰，住西门瓮城。嘉靖二十七年移居西柳沟。吴姓，原籍浙江处州府丽水县，有名吴庸者随肃王来兰，明永乐年间为公部郎中，其父为洪武年间翰林。金姓，原籍南京上元县，明初有兄弟二人随肃王来兰，居西园，城内有金姓二支。钟姓，原籍江南苏州府坞县，元朝初移苏州府崇明县。明洪武年间，奋威将军钟智勇随肃王进驻甘州，明建文元年（1399年）随肃王迁兰，明末清初迁钟家河定居，20世纪50年代初迁来西柳沟落户至今。

　　今兰州红古区八宝川里的鲁、石、韩、何几个大姓的族人，据记载均来自南京朱石巷，是名门贵族的后人。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留下任何痕迹一样，在经历了数千里的迁徙，数百年的岁月之后，这些南京人后裔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中，江南水乡的独特风俗民情也荡然无存。从明朝洪武初年到如今，悠悠已是500年，第21代人了，其后人们的脸上已看不出江南俊子的风貌，有的只是典型而普通的西北汉子的模样。只有在连城那一片翠竹中，我们或许可以依稀看到江南的影子。

　　这些从江南迁徙来的人们，为八宝川带来了繁荣。江南来的能工巧匠的出现，使八宝川的制陶业、采煤业翻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兰州先祖走过的迁徙之路告诉我们，兰州地区古代战乱频繁，大量移民迁入，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诸多民族在这里争战交融。到了明代兰州成为西北边防要地，肃王府由甘州（今张掖市）迁到兰州后，扩建城郭，修建府第，并将兰州由县的建置复升为州，兰州人口也随之增加到6342人。今天的兰州城区就是从明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清代是兰州发展最快的时期，康熙年间陕甘两省分治，甘肃行省由巩昌（今陇西）迁到兰州。乾隆三年（1738年）又将兰州提升为府，与皋兰县同治（今城关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由陕西移驻兰州，兰州的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据清《皋兰县志》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册报兰州府有60276户，400546人。”《兰州府志》载：“道光十年（1830年）册报，兰州府有73170户，467816人，金县（今榆中）有38654户，320986人。”《保甲局册》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兰州府有汉民87266户，478294人，回民4876户，2486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