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一节 民族的大融合与兰州地区文化的发展

　　民族融合与同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现象。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兰州地区与羌文化结合，形成著名的兰州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文化。秦王朝开拓疆土，将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入秦王朝版图后，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以黄河为边界，沿河设县筑城，作为边防要塞。筑于兰州黄河以南地区的榆中县，即是边防要塞之一。二是为巩固新拓疆土，迁发中原地区罪犯到新拓地区，以充实沿边诸县。同时还采取拜爵一级的奖励办法，鼓励平民向沿边诸县迁移。中原地区的秦人迁徙到兰州地区后，与兰州地区的土著羌戎错居杂处，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带入兰州地区。

　　汉代继续开拓疆土，在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中，置县、设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融。

　　西汉初期，匈奴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并占领古金城部分地区，与青海的羌人共同构成了对汉王朝西北地区强大包围的态势，并不断侵扰汉王朝边塞地区。汉武帝时，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斥逐匈奴，纳兰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汉王朝版图，将归降汉朝的4万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兰州在内的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时的兰州地区为汉王朝扼守河西、拱卫京城的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保卫和经济文化的开发，在兰州今永登地区修筑了长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筑了令居塞，驻重兵戍守。在加强边塞防守的同时，仿效秦代移民实边的政策，向边郡迁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实行亦兵亦农的屯田。作为边塞重镇的兰州地区，即是重点移民区域之一。为了保证移民活动的顺利进行，汉王朝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移民户的衣食全部由国家供给等，以保证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秦汉时期，“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和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汉王朝占领兰州地区后，设置榆中县、金城郡、金城县，移民实边，屯田戍边，造成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由于汉民族具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汉、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民不仅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传播到兰州地区，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的影响下，兰州地区的羌戎部族，逐渐融合于秦人之中，从而形成了兰州地区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时的兰州地区至少有汉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种。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于是在兰州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地区。

　　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今兰州地区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稳定了边塞，经过秦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兰州地区的经营，兰州已成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绝羌戎联络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重兵防守，为发展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创造了较好的政治军事环境。二是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红古一带的原河湟地区的羌人，本为游牧民族，西汉时，赵充国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胜缴获马牛羊10万多头，说明此时羌人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但自秦汉移民实边，采取屯田措施后，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传入，在长期的文化交汇中，羌人开始农牧兼营，一些部落已经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农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沟渠、引水灌溉的技术。

　　魏晋至元的1400多年间，是兰州地区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孕育时期。三国时期，兰州属曹魏统治区域。西晋十六国时期，古金城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西秦、后秦占据。东晋时又先后属北魏、西魏。由于古金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两晋时期一直是各政权争夺的重点对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短暂的隋代后，兰州进入相对安定的唐代，不到100年，兰州又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西夏占据。宋初，兰州被吐蕃、羌等占据，后被金国攻陷，兰州遂成为宋、西夏、金三政权的交汇区，一直到元代为蒙古人所占。频繁的各民族政权交替，加速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也初步形成了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

　　兰州地区处于西北长城带上，是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农耕与游牧，既在物质资料、生产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在古代政权并立的分裂条件下，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攻伐得到解决，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往往通过民族间的征服与掠夺得到体现，因而清代以前，战争常常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因此在兰州地区，自魏晋至元的1000多年间，攻伐不绝，战争不断。频繁的民族战争和不同民族政权的交替，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各民族的融合与同化。这期间，兰州地区先后由汉族和5个少数民族交替统治，其中汉族政权统治和部分统治了大约400年左右，其余大部分时间由鲜卑、羌、氐、匈奴、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一直在进行着，规模最大的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兰州地区又先后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局面，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从而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迁徙兰州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原有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中，相互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缩小了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一部分除民族称号上不同外，其他方面已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从而形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促进了兰州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兰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多民族的融合又为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至元末，兰州地区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兰州多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扩展。

　　隋唐政权是在经过300年的民族交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安史之乱前，唐代政治清明，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扩大。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经济上农耕畜牧并重，文化上无汉胡之防，并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縻府州制度，采取与农耕区不同政策，给予羁縻地区不纳赋税的优惠。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的阵营。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兰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了新的进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乘机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又不断侵扰、抢占唐帝国的疆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了今兰州地区。

　　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也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兰州地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也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比如曾占据过兰州地区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就是这样。吐谷浑原是辽东的慕容鲜卑，在西迁过程中，先后兼并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建立政权后，其统治下的鲜卑、氐、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等的民族融合仍继续进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

　　党项羌也是一个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族体。

　　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加之强制性民族融合，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因避难、经商等各种原因大量自发内迁，也是兰州成为多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源头。

　　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使之出现新的面貌，从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状况，登上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魏晋至元代，兰州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对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孕育了兰州地区多民族的地域文化，为明清时期最终形成具有兰州地方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致，各民族只有在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达到一致的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融合，如目前兰州地区居住的30多个民族中，绝大多数民族不论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俗等，都与汉民族没有什么差异。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基础是已经融合了各民族对汉文化的一致认同，它对文化的影响必然是至深至远的。

　　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西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占据兰州地区的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政权将“胡”文化带入兰州地区，既丰富了兰州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又促进了兰州地区的畜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吐蕃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陇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兰州等吐蕃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唐代《张司业集》中有一首《凉州词》，描写正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情况：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全唐诗》也收有一首王建的《凉州词》，是描写凉州陷于吐蕃后的情况：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和吐蕃杂居后，汉人学习吐蕃文化，著毡裘，学胡语，而吐蕃人也在学习汉民族的文化，“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即以前不从事农耕的吐蕃人，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耕作业。于是，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在与吐蕃的游牧文化的激荡交汇中，逐步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两首词虽然写的是凉州，但它却是整个吐蕃占领区的具体写照。兰州当时也在吐蕃统治之下，应当和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

　　兰州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汉以后，这一带的羌人仍然活动十分频繁。羌人有着非常发达的民族文化，曾经在包括今兰州在内的古金城范围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晋以后，居住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的羌人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西羌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魏晋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崀城以及枹罕飞桥、吐谷浑的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

　　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为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从枹罕飞桥到兰州握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握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他民族对氐族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直至元明清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在这统一和分裂的时期中，兰州地区的汉族传统文化不断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鲜卑等和西北氐、羌等族文化，以及中亚等外来文化的成分，从而巨大地影响了兰州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就总体而言，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