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二节 色彩斑斓的兰州民族文化

　　发生在兰州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从远方迁徙来兰的千万移民，或征战、或军垦、或屯田、或经商、或建设开拓、或树立大业，在兰州的地域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气质、古文物上都留下多民族互相交流的深深印记，而移民千里迁徙，带家携口，顶风冒雨，万里奔波，其情其景，无不产生动人心魄的故事。

　　满汉习俗皆相同

　　满族发祥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带，历史悠久。其族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肃慎人，汉代以后史书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等，都是肃慎的后裔，满族的先民。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称，定族名为满族，第二年即帝位，号“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向全国许多地方派遣大批官兵驻守，建城筑堡，携家眷居住，名曰“满城”。永登的满族，就以这种屯军形式而来。其姓氏主要有戴、唐、伊、席、白、越、袁等。当时管理相当严格，规定满人不得在满城以外居住，不得同外族人通婚。后来，这一规定松弛，满族人逐渐同汉族人同婚杂居，各地大部分满城也慢慢废弃。但至今兰州仍保留着一座比较完整的，如永登的满城遗址即是。据永登方志记载：“清初于县治之南五里，筑一庄丽之满城，遣皇帝贵戚之满官满兵携眷居住其中，以资镇守要地。”那时，由于满族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受待遇比其他民族优厚，因而人口发展也比较迅速，高峰时全县有满族五百零六户、二千余口，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永登的满族后裔大都改而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也逐渐减少。新中国的建立，给永登满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加上全国各地前来支援兰州建设的满族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使兰州的满族人口又迅速增加，成为仅次于回族的第二个少数民族。

　　过去的满族人以北京土语为主。他们喜欢养花和培植草木。饮食上喜欢吃水晶包子、麻辣兔肉、羊肉面旗、辣花豆瓣、猪肝炒洋芋、豆腐脑儿等。但现在生活习俗、服装、语言均与汉族无异。

　　据兰州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吴继成先生介绍，今天居住在兰州地区的满族同胞约九千人，他们普遍文化层次较高，多从事行政、教育、卫生工作，是新兰州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清真寺里，贴着汉文化的对联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共有35个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其中尤以回族同胞为多，有1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所以，走近兰州，漫步兰州，现代化的都市里，随处可见阿拉伯式的拱顶清真寺。清真寺建筑一般由礼拜大殿，传授宗教知识的经堂和沐浴室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极有民族特点的礼拜堂、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和券门等。兰州历史上的清真寺，多采用中国古老宫殿的建筑形式，殿脊隆起，飞檐四出，雄伟古朴，庄严肃穆。现在新建的清真寺形式多样，既有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也有阿拉伯式建筑。如榆中县朱家沟的清真寺，其造型与结构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大殿形式。

　　然而，就在修建于兰州的清真寺里，竟也吸纳了汉族人贴对联的做法。

　　如兰州市绣河沿清真寺礼拜大殿的对联是：

　　此处即教门，明道修身，要晓得生于何来，死于何去；

　　而今循义路，归真复命，方知是共之不合，分之不离。

　　穆圣护温麦提；

　　真主惠赐众班德。

　　兰州桥门清真寺礼拜大殿联：

　　古兰载正道，护国民恩波远；

　　圣谕劝佳行，正己化人德泽长。

　　兰州西关清真寺礼拜大殿古联：

　　梵音默诵，每拜首而自修身，无事尘心入界；

　　鸟革翚舒，大观瞻以视圣寺，恍和瀛海归来。

　　横额：一心守正

　　兰州坊清真寺唤礼楼联：

　　寺台数级乃圣地；

　　一览无遗，独占地势，

　　五时常拜，道阐天方。

　　这些楹联含有教民劝善的蕴意，又透出汉字书法艺术的感染力和浓浓的文化氛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汉、回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神秘的薛家湾人

　　永登县薛家湾的神秘，大概可以追溯到清代。传说有一天，薛家湾村来了两个人，要村里的“高手”给他们算上一卦。一名中年“卦先生”来到了二人面前，他定眼稍稍端详了二人的脸，立刻说其中一人有当皇帝的命，一人有当丞相的命。二人大吃一惊，相互对视，并暗自叫绝：“好厉害的卜卦人！”其实，此二人就是微服私访的雍正皇帝和他的随行丞相。雍正皇帝接着问：“卦先生，你自己是什么命？”“卦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兵部侍郎命”。之后“卦先生”又说，他某月某日将要进京、某月某日见皇帝、某月某日会被封官等等。雍正心想：“你想得倒美，我偏不让你当官，看你算得准不准。”

　　雍正回京后，提前一个月发出圣旨，让那位能卜自己未来命运的“卦先生”进京。谁知，几十天的连绵阴雨，耽搁了赶路的时间，“卦先生”恰巧在他算定的时间到了京城，见到了雍正皇帝。雍正对此十分惊奇，就真的给他封了个兵部侍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薛家湾人救助落难皇姑的故事，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同治年间，兵荒马乱，皇帝的一个女儿落难失散，被薛家湾人收留。她在这个小村庄一住就是三年，后来又回到了宫廷。皇帝为了感谢这些算卦的人，要封官给他们，却被婉言谢绝了。皇帝说：“那就赏些钱给你们吧！”薛家湾人也没要。无可奈何，皇帝只好说：“干脆封你们走州吃州，走县吃县吧！”于是，这些人从此便游走天涯，帮人卜卦算命，不论到哪里，县衙都要好生款待，管吃管住。时间一长，许多衙门不干了，觉得不成体统，薛家湾人也觉得不自在，索性走到哪里有庙宇，就住了进去。从此，这些四处流浪的卜卦人晚上常常以破庙、麦场、沙窝、守瓜棚等处为栖身之地。

　　解放前，薛家湾的成年妇女留长发，挽起后在头顶盘成高髻，还要用黑头巾罩起来。她们年轻时也裹脚，不过是长方形的尖脚。薛家湾男人以前穿长袍，女人穿大襟袄。这样的服装，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消失了。

　　薛家湾人曾经使用过一种隐语，也称“密语”或“绍句”。他们把炕叫“文台”，把耳朵叫“听宫”，把眼睛叫“照宫”，把鸡叫“勾张”，把开水叫“滚轮子”，把房子叫“开瓜”，把丈夫叫“荷代”，把妻子叫“胭脂”，把吃饭叫“绕散长”，把父亲叫“根子”，把母亲叫“模子”，把小孩叫“阿燕子”等等。这些隐语实际是将汉语的一些关键词汇进行了加工改造，只有薛家湾人才知道其中含义。这种语言，薛家湾人平时并不使用，而是用当地的汉语互相交流。那么，这种隐语在什么场合才使用呢？据介绍，当有外人在场时，薛家湾人之间为了便于说话，又可保守秘密，或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人的不悦，才使用他们自己创造发明的“密语”。这种语言，不是一种民族语言，而是在他们独特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职业”语言，也可称为“行话”。

　　有专家通过对薛家湾人的调查研究，认为他们不是苗人，也不是人，更不是吉普赛人。他们最初可能是南方移民，在特殊的地理、经济等客观环境中，在人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有着显著特点的群体。薛家湾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特征已经出现了趋于消亡的迹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不同于周围村民的各种特点最终也将彻底消失。

　　也有专家认为：薛家湾人的族源、民俗传承及特点与汉族无大异，所使用的特殊语言“绍句”，也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隐语，而非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迁徙，最后因有共同的行为及习俗而集合于一处的特殊的民间职业集团。这种人文现象在中国极为罕见，不论从民俗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汉民的村落里，上演着蒙古人的舞蹈

　　在民俗文化方面，多民族的融合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如兰州近郊的榆中县，在元代，蒙古人曾统治达一百四十多年，至今这里留有鞑靼崾、巴什沟、达尔多（大耳朵）等地名。

　　该县苑川一带的村庄在农历七月有庙会，热闹异常，形同蒙古的那达慕，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的办会，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会上有“鞑靼神”的游艺节目，由一男巫师站在桌面上，戴假辫子，脸上搽粉，另一男巫师站在桌前地下，手执马鞭在桌面上一击，问：“你从哪里来呢呢？”桌上立者答：“我从西方来呢呢！”一问一答，互相考问，内容幽默，引得围观的众人乐不可支。另外还有“迎盘”节目。届时，在村巷中每隔一段摆一张条桌，上摆大馒头、果品，桌头绑插一面旗帜。这样的桌子共摆十几张，总长度达一百多米。节目开始，由八名男子手拿羊皮单面鼓，其中两人身穿无袖百纳衣，头上戴假辫子，由他俩领头，其余六人身穿长布衫，开场之后，他们按节拍击鼓，有假辫子的两人在前边带头走动，头上的辫子甩动起来如同今日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边甩边沿摆桌子的线路走动。紧随其后的六个人，踏着鼓点节拍，互相碰撞，作舞蹈状前进，并由一人领唱，其余的和声、尾声是无歌词的拖音“啊哈唉嗨”，反复多次，极富蒙古草原上的歌曲韵味。

　　当地汉民们在玩社火时，在很多固有的狮子、龙灯、竹马、七巧灯之外，还夹杂有“鞑靼摔跤”节目。此节目的扮演者仅一个人，此人先在背上绑束一块长条形木板，板上有木架做的两个半身人形状的木偶，其大小与真人一样，用棉花和布制头，上画眉眼，头顶有辫子。“两人”的布袖胳膊作互擒牵扯状。扮演者的两只脚腿及两个手臂均穿裤子及靴。上场时，表演者匍匐来到广场围观者中心，手、足作互踢状，口中“呃、呃”作声，背上的两个半身木偶人也晃动如同相朴、摔跤的样子，然后往左右跌倒，起来又跌倒。在社火灯笼的光亮下，宛如两个蒙古人在草原上摔跤似的。整个节目热闹欢快，是当地汉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显然，这个游戏是当年的统治者——蒙古人留下来的。

　　兰州晏公庙与江南移民

　　明肃王朱来兰时，大批的公侯大臣、护卫甲士、巫医乐师亦随之迁兰。这些早期的江南移民不仅将那里的饮食、服饰、称谓、种植方法、风俗习惯以及方言词汇带入新的环境，还将一些神话传说引入兰州，世代相传。在诸多民间传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晏公庙与晏公斩蛟”的故事了。

　　20世纪50年代前，兰州黄河铁桥东侧城墙下，有一座不大的晏公庙，门口设木栅栏，内塑怒目执剑戎装的晏公和手攥水蛇的副将（兰州歇后语，晏公爷的伙计——攥死蛇。即来源于此），还有晏公在惊涛骇浪中斩杀蛟龙的壁画。在兰州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晏公庙曾被改为茶园，1958年拓建滨河路时，庙被拆除。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晏公庙，在广源门外河滨，康熙三十五年重修。”但旧县志载称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晏公庙的修建，是和流传于江南晏公斩蛟的神话故事是连在一起的。

　　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兰州连降大雨，黄河水猛涨，人们惊慌失措，拖儿带女纷纷向南北两山的高地逃去。这时黄河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忽高忽低窜来窜去的蛟龙，在水中摇头摆尾推波助澜，蛟跃水涨，越涨越高的大水涌到城墙跟前，东川成了一片汪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水北门城头上闪出一个威风凛凛的人来，这人就是晏公。他虎背熊腰，膀宽力大，手提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见蛟龙兴风作浪，气得两眼冒火，厉声喝道：“不斩此蛟，兰州难保！”说完纵身跳入水中。

　　晏公与蛟龙大战了几十个回合，终将蛟龙杀死。顷刻之间，鲜血染红了黄河水，晏公一手举剑一手提蛟龙的头，浑身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在浪头上一显身，之后就渐渐消失在波涛浊浪之中。当天风浪平息，黄河水降，兰州城里和四乡的百姓得知晏公献身的消息，忍不住恸哭，杀猪宰羊在河边祭奠。后来老百姓为了表达对晏公的敬意和怀念，就在晏公投水斗蛟的地方修起一座晏公庙，塑上他的像，岁岁祭祀。

　　据查证，兰州晏公庙应建于明初，原因是肃王迁兰，南人扈从者甚多，鉴于兰州城濒临黄河，与南京在地形地貌上有相似之处，就将江南流传甚广的神灵晏公救驾明太祖、晏公降服猪婆龙（即鼍龙或称扬子鳄）的故事传引嫁接到兰州，并修庙立祠，移民们祈祷黄河永不泛滥，海晏河清百姓永享太平，过上美好的生活。

　　如今在南京秦淮河下游电视塔附近还存有晏公庙东、晏公庙西的地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金城处处闻吴语

　　肃王册封来甘后，沿袭九世11王，计284年。故大批江南（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之地的皇亲贵族、公侯大臣、军政护卫、商贾眷属以及百工之人也随着迁徙来兰，人口达数万人之多。据史料记载“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徙而来者十居八九”，这些人来兰后形成了新的移民群体，一度形成在兰州满城皆操吴音、服饰皆如江南的局面。这些早期的江南移民定居兰州后，将原籍的民俗风情带入新的环境。他们带来的南方手工业、语言、服饰、发型、饮食、建筑等文化，很快成为兰州人争相追逐的时尚文化，兰州人被南来的先进文化同化。明肃王府移师兰州后，为丰富和传播兰州语言打下了牢固基础。这些江南移民在与土著各民族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中，相互融合，不断地交流演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形成了移民城市新的习俗，沿袭数百年，至今那些独特的江南风情还在兰州保留着，并且还能从现在的兰州地名、沿袭、称谓、方言词汇、饮食、民间传说等方面依稀窥见到江南遗风的一些蛛丝马迹。

　　今天兰州的语言除保留了部分古汉语字词的发音和词义，音译或意译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常用语言的字词外，相当一部分与安徽凤阳、江苏南京的方言同根同祖，完全相同。要说有差异，也仅仅是在音色方面。如普通话中的蚯蚓、舅舅、姑母、姨妈、寿衣、很早、砚台、扁扁的、鞭炮等用语，在兰州、凤阳、南京的方言中都分别同称为曲蟮、阿舅、娘娘、姨娘、老衣、老早、砚瓦、扁塌塌的、炮仗子等。解放前，兰州人还把商铺里的小店员文雅地叫做“相公”。

　　从明代一些古文和兰州现存的一些明代碑刻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家乡的方言并未被广泛使用。但在明肃王长达284年的统治中，兰州人讲话时流行的无疑是源于朱元璋家乡的方言，而在作文章时用古汉语。

　　历史进程走到今天，普通话已经成为兰州的通用语。

　　外地人到兰州普遍的感觉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很方便，因为兰州人特别是中青年人都能自觉熟练地讲普通话。这也源于20世纪50年代，大批东北、山东、上海、中原的建设者汇集兰州，在语言语音方面互相影响，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兰州“京兰腔”。而这些移民的后代们，常常是和自己儿时的伙伴在一起时讲兰州话，在外应酬交往时说的又是普通话，对父辈老家的土话方言，则是能听懂而不会说了。

　　从兰州土话到京兰话直至普通话是兰州移民城市的一个最佳体现。

　　江南遗风今犹在

　　时至今天，兰州还存留着这样的一种乡俗：每到年三十晚上，家人都要到院门口烧化冥币，祭奠祖先，女人们也总要号哭一场，诉说心中的恓惶，非人不拉决不收场。这些习俗都是从明初遗留下来的。据编纂于清光绪十八年的《重修皋兰县志》载“……除夕，男祭于寝，妇人哭于大门之外，有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徙而来者十居七八，妇人除夕遥祭母家亲属，天涯望哭，遂以成俗。”

　　同时，江南出稻米，民以食米为主。江南移民到兰州后入乡随俗，主食变为地产的麦、糜、谷。不过聪明的江南移民因地制宜，将一些故乡的饮食烹饪方法加以改进，赋以新的内容。兰州人有一种糜面主食叫油馕疙瘩（猪板油、葱、花椒制馅）、黑油疙瘩（胡麻炒熟碾碎加调料盐制馅），是将黏黄米面烫好将馅包入，捏成柿饼形，下锅煮熟，连汤舀到碗里搛食，其味香甜软糯，其做法就出自元宵。

　　另外，每到春节，兰州的社火节目中最具江南特征的莫过于“河蚌姑娘”了。这是在形状如蚌壳的两爿竹架上糊以粉彩纸，化妆好的漂亮女孩钻入壳中操纵，随社火队前进时跟鼓点开闭蚌壳亮相，时闭时开，引人注目。兰州不产蚌，当然这种社火形式就是江南遗风的再现。同样，兰州没有船，也没有艄公，而社火中的旱船、艄公及文雅的“十道河”伴唱，明显是南方来的节目。江南“河蚌姑娘”、旱船融入了兰州的社火，使兰州社火的内容里添加了新的元素。

　　漫步兰州街头，我们今天看到的城郭是明洪武十年（1377年）修的内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修筑的外城。城中的道路均按江南习俗以大路为街，小道为巷的名称拟定（计有东大街、西大街、贡元巷、箭道巷、五福巷等百余处），有别于当时北方各城市街巷名称如里、道、弄、路、胡同等。如今兰州的一些移民后裔还能准确的讲出其先祖在原籍的街巷名称，如安宁廖家庄的廖姓称他们的先祖是从江南苏州府吴县铁瓶巷迁兰的。两地相隔万水千山，地名均以街巷之名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和印证。另外与江南移民遗风有关联的地名还有小西湖（原名莲荡池、明肃藩建）、桑园子（明肃王常怀故土之念，以记江南习俗植桑养蚕缫丝，故名）、鱼池子（明肃王养鱼池塘）、山字石（肃王花园，为游玩观赏之所，又名凝熙园）等。

　　兰州历史上多次的战事，古丝绸之路上热闹的商业贸易，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沟通以及异地人们的频繁交往、互相融合、彼此渗透，使得兰州社火里出现了江南旱船，市区里唱起了回族“花儿”；边塞诗人岑参在这里留下了苍凉的诗篇，左宗棠、张大千各自留下了墨迹。由此，在人们的精神素质、价值取向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内涵。

　　§§第三章 流亡的人们，带来了抗战时期兰州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