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海市陕西路的一家私人合股企业落成了,股东是茅曙生、胡士廉、钟惠通,资金1万元,茅曙生任经理。这家私人合股企业就是兰州文化用品厂的前身——上海利华文具工业社。1956年元月,利华文具工业社实行公私合营。8月,即迁入兰州。
胡士廉一家三代9口人随厂迁兰,13岁的儿子胡运江是第一次坐火车,他的感觉是那么新奇,坐在火车上可以听到蟋蟀、知了的叫声,沿途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江南风情。火车一路西行,车上一直播放着《花儿与少年》的民歌。胡运江说,这首歌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以后的岁月里生活虽然清苦,耳边却总是萦绕着这首歌。
胡运江他们姊妹6人都是在兰州长大,在兰州上学,又都在文化用品厂工作,他们一家人对兰州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见。
胡家几代人都在文化用品厂工作,因此,文化用品厂每天的发展变化都在牵动着全家人的心,他们为工厂的发展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胡运江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兰州人。现在,每当茶余饭后,他都会和高寿的父亲用浓厚的上海方言,谈论着如今上海和兰州在城市方面的种种变化。他们对兰州的未来充满着无限期望和憧憬。
上海佛慈制药厂在国内外名气很大,是当时全国唯一生产浓缩丸片剂型的中成药厂。“佛慈”被确定迁兰后,药厂职工思想波动很大。当时全厂共45名职工,60%是20岁上下的青年,女职工有20多人,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未出过远门。
为此,“佛慈”选派两名代表到兰州进行实地考察,与主管及相关对口部门商讨了资源、市场、价格、运输、协作和职工的住宿、家属就业等生活福利问题,考察代表回到上海不久,药厂的38名职工即拖家带口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
后来成为佛慈制药厂总经济师、副厂长的孔繁荣就是代表药厂到兰州进行考察的工作人员之一。他在亲眼目睹了兰州“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的状况后,为了坚定自己迁兰的决心,给职工带好头,硬是做通了79岁的奶奶、47岁的母亲的思想工作,和妻子带着分别4岁、2岁和刚出生2个月的3个孩子来到兰州。
后来,孔繁荣的奶奶、母亲分别在兰州去世,就连他在国外做翻译的父亲去世后,骨灰也被安葬在兰州。
刘龙根一家人也是“佛慈”创业的典型代表,刘龙根回忆,当时迁兰前,他和父亲刘裕生都是药厂的熟练工人,迁兰后在厂里工作了一辈子。自己1947年进入“佛慈”工作,1992年退休。如今他的两个女儿、儿子、儿媳都在佛慈上班。他坚信凭着全家三代人对“佛慈”的深厚感情,他们在佛慈的工作会越干越出色,佛慈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佛慈,已发展成为兰州佛慈中药企业集团,拥有十余家企业,并跻身于甘肃工业六十强。
时过境迁,说起“佛慈”在兰州的50年发展变化,这些老上海感到虽苦犹荣。他们都固执认为佛慈能够扎根西部,开花结果,扬名国内外,不仅意味着佛慈的成功,也意味着他们的成功。
恰如一位叫张新才的援兰志士所说:“我们到了兰州,兰州也哺育了我们。‘好青年志在四方,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我死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