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八节 云想衣裳花想容，兰州姑娘会打扮

　　兰州姑娘爱打扮、“会收拾”，缘于她们多数来自南国水乡、北国冰城，移居金城后适逢大上海美容美发的一些店铺迁来兰州，于是如鱼得水，年轻女子成了这些店铺的常客，而这些行业的服务高手就刻意为她们美容美发，用服饰展示她们的线条，用化妆品妆点她们的容颜……

　　“红花”原名叫“红花女子服饰店”，由原上海的红花女子服饰店、柏乐时装店、正星时装店、中心服装店、新丰服装店和永新服装店合并组成，其中尤以红花女子服饰店、柏乐时装店两家最负盛名，技术最强。6家商店迁兰后组建了“红花女子时装店”，由骆叁宝任经理。

　　20世纪50年代的兰州是一个百业待兴的城市。当时，援兰的外国专家的生活用品都由国家重点配给，但女专家和专家夫人的服装却成了一大难题，她们的服装有的要从本国带来，有的要到上海或到北京等地去订做。自“红花”迁兰后，很快便着手接待、加工她们的服装。为满足这些专家夫人的需要，“红花”抽调了12名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工人，由两位会讲外语、技艺高超的技术人员华生泉和王禄园负责，专门为她们做时装。

　　人民美发厅原名为“人民理发店”，其前身是“上海登记理发店”。1943年由徐登祥创建于上海市，故字号名称有“登记”二字。1956年，登记理发店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同年8月，徐登祥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委托公方代表李金发，率领职工奔赴兰州，并与周广明为老板的上海财通记理发店联合，仍以“登记理发店”为牌号，在兰州重新建店开张。当时有职工19人，设置铁盘椅18个，烘发机3台，锅炉2台。在兰州还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他们挑水为顾客洗头理发。1958年丁少泉任该店主任，1965年方忠才继任主任，随后改名为“人民理发店”。他们选取全国各类男女发型数十种，制成图，在橱窗张贴，任顾客挑选。烫洗梳理，锐意创新，在市内服务行业中独占鳌头。1990年以“愿金城人民更漂亮”为宗旨，由“人民理发店”更名为“人民美发厅”。

　　“意姆登”洗染店，也为美化兰州姑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兰州，人们只要一提起意姆登洗染店，无不交口称赞。然而，“意姆登”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却鲜为人知。“意姆登”是1936年由一位陈姓浙江人在上海创办的。之所以取这么个洋味十足的字号，是因为“意姆登”（Imagen）本系一艘美国商船的船号，而这船号又是取自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传奇剧《辛白林》中的女主人公Imagen，她是美丽、善良、可爱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意姆登”号商船常泊于上海外滩一带。当时，洗染店的创业者陈氏及其妻弟等人，为了生计，只得经常到“意姆登”号船上招揽生意，美国人格外挑剔，生意十分难做。为了扩大影响和吸引更多的顾客，陈氏苦心经营，对收来的衣物做到洗必净、熨必平、染必鲜。这个洗染店由于收费低，服务好，因此越来越受到船员和水手们的欢迎，生意也日益兴隆，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历经风雨春秋和动荡岁月，陈氏洗染店都得以保存下来，为了纪念那艰难的起步，陈氏干脆把洗染店取名为“意姆登”。建国初期，意姆登洗染店由陈氏的女婿戴瑜芳经营。1956年8月，在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滚滚浪潮推动下，“意姆登”毅然决然地举店迁移兰州。后来“意姆登”相继与由上海迁兰的“大兴”、“派拿巴”等洗染店合并，仍称意姆登洗染店。此后，“意姆登”又与本市的“美新”“永新”两个洗染店以及城关洗染厂合并，先后改名为“兰州市洗染一厂”“上海洗染厂”。1985年，“意姆登”的老字号重新恢复。

　　他们洗出的衣物，不但深色的洁净如新，浅色的同样清爽鲜亮，即使有污渍的也干干净净。在熨烫工艺上，“意姆登”全部采用蒸汽熨烫，这样既不损伤衣料，又使衣服平整、有型，给人以美的感受。尤其是烫出的裤中线，挺括笔直，不易变形，穿上近一月时间依然笔挺如新；烫出的舞台百折裙合而平整，开而洒脱，穿上飘逸自然，令客户赞不绝口。

　　云想衣裳花想容。兰州服装厂，给爱美的兰州姑娘帮了大忙。

　　1956年上海市第十八服装生产合作社的余荣方等39人，第三十六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蔡大有等3人，第三十八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陈若富等7人，第三十九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黄树敏等10人，第四十二服装生产合作社的吴盛林等14人，第四十三服装生产合作社的何金丰等3人，第四十六服装生产合作社的谢培坤等3人，第五十七服装生产合作社的严本朝等20人，还有赵美华、徐伟庭、陈长明、张子敏、蒋杏莲等104名服装工人毅然决定举家迁往兰州办新厂。

　　各种筹备工作就绪后，谢培坤先行半个月到兰州打前站，其余人员由余荣方、龚海根带队，于1956年7月22日到达兰州。途中，火车在榆中县桑园子发生故障，停开了几小时，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急不可耐，怀着初到异乡的激动心情，硬是步行20多公里，走进了兰州城。

　　此时的兰州，人口剧增，对服装的需求越来越大。加之兰州是省会所在地，又是西北的交通枢纽，服装业不仅要服务于全市广大群众，而且还担负新疆、青海等地以及各地建设单位的加工任务，服装供不应求，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上海迁兰服装厂对加强服装业的生产力量，缓和当时供求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厂子上马之初，车间是车马店改装的工棚，机器是陈旧落后的脚踏缝纫机，唯一的运输工具是一辆架子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开始了创业的历程。缝纫厂建起后，104名创业者一步跨入了大集体经济的行列。生产关系的改变，使这些过去经常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小生产者，变成了集体经济的主人，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厂子刚开工，就遇上了一个生产高峰。当时，市场活跃，手工业方面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景象。刚刚组织起来的服装工人在新的集体中，不断创造、刷新着日产记录。老技工姚俊发，过去在上海每天生产中山装最多不过3套，迁兰后每天都生产7套以上。服装厂开业近一年，产值逐月上升，劳动生产率逐日增长，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也满足了兰州姑娘爱美的心愿。

　　谈到服饰，说起着装，特别是女孩子们喜欢的时尚、新潮款式，就不能不提“培琪西服店”。

　　酒泉路是兰州市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街，被人们誉为兰州的“王府井”。在这条大街的中段，“培琪”西服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充满着一派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培琪”西服以其款式新颖，做工精细，端庄大方，美观雅致，别具风格，源源不断地销往西北各地，为人民生活增光添彩。

　　“培琪”西服店由王永康先生于1947年在上海南京西路创办，很快在上海小有名气，“培琪”的西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好评。当时的上海南京西路，著名的“培罗蒙”西服店与“培琪”西服店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因此，老一辈的上海人就有“南京西路的服装好于南京东路”的赞誉。1956年，王永康先生毫不迟疑地带领全店职工踏上丝绸之路，来到古城兰州，在当时的人民路（现酒泉路）打出了“培琪”西服店的牌子。迁兰后，西服店虽然继续采取“前店后厂”的传统经营方式，既承担西服的加工制作，也销售成品服装，但在裁缝技术上取各家之长，补自家之短，独辟蹊径，逐步形成了“培琪”的风格和特色。“培琪”的“海派”西服在兰州深深地扎下了根，名声与日俱增，销路越来越广，美誉很快传遍陇原大地。

　　每逢夏季，赤日炎炎，气温升高，此时的兰州仕女，特别垂青于衣料的薄、轻、柔，那些年，位于兰州市中心地带的“信大祥绸布店”就成了少女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信大祥是上海著名的三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之一。1956年6月19日，该店迁到兰州，7月10日，信大祥正式开门营业，当天就接待了近万名顾客和参观群众，营业额高达2.1万元，相当于上海每日营业额的三倍多。每天平均营业额比上海时多了一倍，可谓盛况空前。

　　兰州街头如花的姑娘，行云流水、婀娜多姿的女士，新婚伉俪的靓影，都渴望用现代化的摄影技术留住这美好的瞬间！迁兰的上海照相馆就担当起了这一重任。

　　上海照相馆迁兰后，迅速推动了兰州照相事业的发展，给兰州的照相事业带来了新的服务项目和良好的服务水平。首先，使兰州照相业上了档次。老人们都还记得，为了采光，那时兰州屈指可数的照相馆的天棚都是玻璃的，如果遇上阴天下雨，可就没办法了。上海照相馆采用电光技术，使之更加先进，造型新颖。在一两年内，兰州所有照相门店都竟相仿照、学习，加以采用和推广。其次是填补了服务项目的空白。“上海照相馆”一来兰就发挥自己的优势，推出了结婚照的服务项目，并配有结婚礼服，在兰州一时成为热门，吸引了不少顾客。第三，上海照相馆技术力量雄厚，不论在摄影、整修和着色等技术方面均属上乘，达到了美不失真，艳而不俗的艺术境界。从此，艺术化了的生活，温馨幸福的新人，靓丽的兰州姑娘，眉发可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兰州姑娘靓丽可人，兰州的小伙子同样长得精神、帅气，这是来到兰州的外地人共同的印象。兰州小伙堂堂的仪表，强健的体魄，无不因为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多民族、多地域交融的血液。兰州小伙既有江南人的清秀，也有山东人的高大；既有东北人的豪爽，也有上海人、河南人的聪明。兰州的街巷、酒店里，你尽可以看到他们大杯喝酒、高声划拳的身影……这样动人的场景和富有感染力的性格，在其他城市里是很难寻觅的……而这一切，都是兰州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