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农耕桑田

第二节 农牧并重之地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这里四周群山环峙，沟壑纵横，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将兰州劈作南北狭窄而东西颀长呈带状的南北两半。这里也正好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汇点，地貌复杂多变。中间为广阔的黄土丘陵，黄河及其支流冲、洪形成的河谷川台，具有盆地特征。这里属于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旱少雨，自然灾害多，四季分明，自产地表水少，虽外来水入境多，但利用率较低。因而，整个兰州水资源匮乏，只有河谷盆地相对丰富，有利于发展灌溉农业。

　　据地质地理工作者考察论证，兰州在19.5亿年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马衔山、兴隆山沉积岩群就是当时留下的海相沉积的最好证据。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兰州的地壳随着青藏高原渐渐隆起，大地一寸寸露出水面，逐渐成为一片湖盆相连的地方。这时候的黄河像一匹脱缰之野马，咆哮东去。黄河两岸长满了茂盛的植物，一群群大象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永登中堡邢家湾一带山峦中发掘出大批古脊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化石，居然在约一千米长的地方多达二十多吨。1975年安宁大沙沟发现的古象骨骼、牙齿化石和1984年在榆中来紫堡桑家园子发现的古象门齿化石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由此可见，当时的兰州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密、动植物相互依存的好地方。

　　随着兰州地壳的不断抬升，地形地貌的不断变形，黄河开始肆意地向两岸侵蚀。当滔滔黄河水遭遇到坚硬岩石的抵抗时，便形成了金城关峡这样的峡谷；当流经松软脆弱的土层时，松软脆弱的土层立刻土崩瓦解，随着黄河水携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片片宽广的冲积扇和洪积扇，新城、西固、安宁、七里河、城关区等盆地就是这样形成的。到了新石器时代，栖居在兰州大地的原始人由狩猎阶段进入驯养家禽家畜，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由漂泊迁徙的流动状态过渡到定居生活，形成了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础的氏族部落。这时候，兰州的气候湿润温和，绿草如茵，南北两山的溪水潺潺不绝，流入黄河。黄河两岸避风向阳的台地上，密林中掩映着许多圆形、方形的房屋。氏族公社的成员们成群结队，领着小孩，手拿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辛勤地劳作。男社员则背着弓箭，手执石矛、石刀，集体围猎于南北两山的密林丛草中，有的背着野麻编成的鱼网，在小河里捕鱼。他们穿着野麻或兽皮做成的衣衫，吃着粟、禽肉、野果和植物的根茎，群居在雁儿湾、北道沟坪、花寨子等地。

　　西坡坬遗址坐落在黄峪沟陆家村南面约400米处，这里离水面和森林很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从这里发掘出土的遗存有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铲、石凿等，还有数量很多的牛、羊、猪、鸡、鹿等多种动物的骨骼化石。其实，这些马家窑文化遗存并不仅仅局限于七里河西坡坬，黄河两岸都发现了这种遗存。无论从黄河南岸的西柳沟大坪、牟家坪、晏家坪、崖头、青岗岔、曹家嘴、花寨子、满城、四墩坪、中山林、营盘岭、雁儿湾等，黄河北岸的沙井驿、十里店、王保保城、徐家山东大梁、白道沟坪等，还有榆中的分豁岔、湖滩、祁家山、魏家湾、白虎山，永登的大沙沟、杜家坪、团庄、蒋家坪，皋兰的蔡家河、糜地沟等地都发现了这类遗存。从这些出土的遗存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工具、谷物和动物化石。石斧呈长条形或长方形，横剖面呈椭圆状，形体比较规整；石铲呈扁平状，一面光滑，一面粗糙，柄部稍窄；石刀有两种，一种为长方形带孔的，一种为两侧有缺口的，通体均打磨光滑，刃部锋利。另外还发现石镰、石磨盘、陶刀和骨铲等农具，先民们拿着这些农具，用“刀耕火种”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些遗迹中还发现了加工木质器具的石器，主要为石锛和石凿。石锛多为扁平长方形，棱角制作很规整。石凿有单刃的，也有双刃的。单刃石凿刃部由宽面磨制而成，呈长条状。双刃石凿棱角分明，磨制精细。从这些精致的工具来看，使制作木制器具变为可能，只是所制木器时代久远，早已腐朽不复存在。从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糜子及秸秆，还有谷物的朽灰。同时还发现较多的骨镞、石镞和石弹丸等武器。这说明先民们在主要种植谷物、碾磨谷物用作主食的同时，也通过狩猎来补充食物。从蒋家坪马厂类型墓坑内发现的4具狗、猪骨，从雁儿湾的窑穴中出土过的羊骨和羊角来看，表明家畜饲养已经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么大规模的遗存遗址，说明兰州地区的先民们很早就从事原始农业，而且这种原始锄耕农业已经初具规模。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兰州锄耕农业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但齐家文化晚期以后，锄耕农业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半农半牧或畜牧的经济方式。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兰州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同时也开始了新冰期阶段，兰州地区的气候、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年平均气温下降了3～4℃，降水量大幅度减少，森林南移或抬升，土地大部被草原和荒漠占据，古土壤发育缺乏，风沙活动活跃，新沙丘分布广泛，山地、山谷、冰川向前推进。这种持续数百年的寒冷期气候环境对区域内人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粟类作物只能在河谷低地上维持小规模再生产，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人们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了新的经济方式——畜牧生产方式。

　　兰州的上古农耕文明是锄耕与畜牧相互交替或同时并存或畜牧为主，这与中原从锄耕向灌溉农业发展是不同的，而且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明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区域文化，这是人们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因此，地域和部族是不同生产形式的关键因素。

　　进入阶级社会后，朝代更替，沧桑变迁剧烈，兰州的农业生产或显或隐，兴衰交替。

　　商周时期，兰州地区为羌、戎地，先民主要从事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产活动。

　　秦是由畜牧业起家、以发达的农业富国强兵而兼并天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攻占“河南地”，“因河为塞”，筑44县，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南置榆中县（今东岗镇一带）“移民实边”，西迁的中原农民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传到兰州，极大地促进了兰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兰州是较早实行郡县制度的地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首置金城郡，辖13县，其中：金城、榆中、枝阳、令居、浩亹、允街6县在今兰州市境内。西汉实行“衣食皆仰给县官”的移民政策和军垦、民垦并举的“屯田”制度，使兰州地区的农业人口大增，耕地面积急速扩大。金城濒黄河两岸，北至北（白）塔山，南至五泉山，西扼金城关，东阻桑园峡，附近为一河谷平原，水土肥美。据说汉宣帝初年，金城的每斛谷价值仅8钱，这在当时的市场粮价之低，实属罕见。可见当时兰州地区的农业移民“屯田”发展之快，民间积蓄之殷实。

　　始于西汉且持续两千年的军垦是封建军事政治的重要经济支柱，也是兰州古代经济的一大特色，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所仅有。其最初创办的动机是抵御匈奴和羌族的侵扰。文帝从晁错之言，募民徙燕、代、上郡、陇西等地塞下，且耕且守，以御匈奴。将军赵充国屯田湟中，与羌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维持了河湟地区的稳定。后来历代均实行军屯，直到清末。历代政府的屯田对经营和开发西北、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苏则初任金城郡太守时，兰州满目荒凉，苏则采取“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的“恤民”政策，金城居民骤增至数千户。同时采取生产自救措施，发展农业，推广中原的农耕技术——代田法，“其岁大丰收”。

　　隋朝统一中国后，兰州地区的农业得以迅速恢复，金城以勤稼穑，多畜牧而闻名天下；唐朝是兰州农业较为辉煌的时期，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出使逻些（今拉萨），路过兰州时，看到兰州人开渠引水，种植水稻，栽培桃李。他们引城南五泉山、红泥沟的泉水，自流灌溉。这里种植水稻历史自唐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今五泉山下周家拐子长虹电焊条厂一带，小地名为稻园子，就是证据之一。唐代宗光德元年（763年）至北宋初，吐蕃占据兰州，部分农田变成牧地，自耕农变为牧民。元代到明初，兰州地区以畜牧业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与当时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本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当时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有关。

　　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再现统一的局面，但兰州地区的民族矛盾和斗争还相当尖锐复杂，经济开发仍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兰州经济开发的思路、措施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也格外显著。畜牧业逐渐向农耕业过渡，商贸经济开始兴起。元明清是兰州农业的重要发展时期，相继出台了鼓励农业的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令“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数乃取”。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因战乱遗弃之田土，谁开垦成熟者归谁所有，业主已把附近荒地交给官府的，如数退还，其余荒地允许百姓开垦为个人产业，免除三年公差劳役；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谕：各处荒闲田地准人民开垦，永为己业，一律免去各种差使劳役，三年后按农田征税；清初废除明代晚期征收的“剿饷”“练饷”和“荒粮”，蠲免“灾粮”，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年），清查无主荒地，由州、县官府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前六年不开征，不派遣徭役。从明末到清初，国家重新统一，游牧民定居下来，农业经济代替畜牧经济并逐渐居于中心地位。这种着意于屯田农业的发展而将国营畜牧业压缩到“足充边用”的农牧结构的调整策略，主要是从稳定局势、加强边防的整体需要考虑的。汉唐时期的兰州经济开发主要局限于屯田和国营马牧业，农、牧业投入都很大，其与边疆民族的马贸易并未抵减政府养马的数量。元、明、清三朝也通过养和买两条途径来补充军马，然而却明显地减少了养的部分，从而将土地、劳动力资源主要用于农业开发，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对比效益。元、明、清政府调整国营农牧业结构后，对民间牧畜业不作任何限制，因此，国家所需要的战马，还可以向民间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用赋税、交换等形式索取。清朝中前期，由于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对农业经济的重视，轻赋役，力屯垦，大兴水利，兰州农业经济发展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元明清不仅给予了很多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还兴修水利，利用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元朝政府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明人也深知“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早在洪武时（1368—1398年），明政府就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督促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景泰三年（1452年）闰九月，将地方官督修水利的成绩列入考功簿，作为“黜陟”官员的依据之一。清朝也出台了大兴水利的积极政策，这些政策诏令和措施，促进了兰州水利事业的发展。明初的阿干河灌溉工程（溥惠渠），将阿干河分东西二渠，浇灌兰州的北园、南园、东园（北南东园大致在今北园、上下沟、柏道路、正宁路、鼓楼巷、颜家沟一带）和西园（今上下西园一带），使四园“为圃者什九，为田者什一”，这九成的蔬菜瓜果和一成的五谷杂粮，用绿色的园艺带从东、南、西三面将兰州城环绕在黄河之滨。另有兰州水车、砂田保墒技术等，促进了园艺业的较快发展，还发明了许多生产瓜果的工具，诞生了许多园艺技术能手。如“天把式”、“瓜农”等“行业技术员”就是此时出现的。明清时期，兰州“瓜果城”的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

　　畜牧业和茶马贸易是兰州古代经济的又一特征。古代兰州地区宜牧草场丰富，这里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畜牧业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历代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处于军事上的需要，也世代在这里屯兵养马，经营官营畜牧业，并由此孕育出特殊的官营商业经济——茶马贸易。

　　先秦以前，生活在兰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先民就以畜牧为业，秦汉以后，在大多数汉族居民转向农耕为主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人经营畜牧业或兼营牧业。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畜牧，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马牛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建武十一年（25年），刘秀“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收其谷粮畜产而还。”当时的马援具有官僚、大牧主和地主三重身份。

　　魏晋到唐初，经过数百年的动乱，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畜牧业仍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末到宋元，吐蕃等少数民族占据陇右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社会经济中的少数民族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上升。明代政府重视畜牧业的发展，规定荒闲平野，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采取鼓励和保护少数民族畜牧经济的政策，如允许少数民族以马牛羊及畜产品代交赋税等，有利于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从清朝前期开始，兰州地区的农牧经济开始转变，由于社会趋向安定，移民垦荒和大规模屯田使很多草场垦为农田，很多牧民开始向农牧兼营转化。

　　马政是历代王朝重要的军事支柱，官营畜牧业在历代王朝的军事政治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秦先祖非子为周孝王主持养马创立最早的官营畜牧业以来，延续了两三千年之久。西汉对匈奴连年征战，军马的来源主要依靠官营畜牧业。魏晋隋唐时期，战乱频繁，畜牧业的规模也很大。隋唐还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马政。如隋代陇右牧监设有总监、副监等官，并设有多处规模很大的官营牧场。唐代三世典畜牧，恩信行陇右，在金城、陇西、平凉、河西都设有坊、监等管理机构。宋西夏金元时期，在兰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依然是农牧并重，官营马政。如宋设有群牧司、西夏设有农田司和群牧司等管理机构，由于这一时期战争不断，马政被各政权视为急政要务，因此，官营畜牧业始终保持较大规模。明清两代继续管理国营马政，但规模逐渐萎缩。甘肃的马场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兰州地区相对萧条。

　　兰州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地区。自汉朝开通丝绸之路后，络绎不绝的“商队”来往于甘肃大地上，也激活了茶马、绢马贸易的不断发展。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以剩余畜产品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现象，魏晋及南北朝出现了类似于“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等少数民族与官方的贸易活动。隋唐以后，以历代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开始形成制度和传统。甘肃的河、秦、甘、凉各州及金城等地都曾设过马市。

　　元明两代中央政府把茶马贸易作为重要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府严禁私茶与畜产品贸易，但民间的贸易活动却蓬勃发展。清代以前兰州的茶马交易属于庄浪司管辖，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庄浪、西宁、甘州三大茶马司被并入兰州道治理，兰州便成了重要的茶马集散地。清朝虽然以收买军马为主的茶马贸易规模不及宋明两代，但以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交换马、耕牛和畜产品的官方与民间的贸易活动却一直延续下来，农牧业之间的民间贸易活动也不断发展。

　　清末民初，兰州地区近代经济初露端倪，在新兴工商业的推动下，农业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兰州水烟等经济作物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当时市郊烟田种植面积达4万亩之多，年产量达到200万千克～400万千克。但好景不长，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直到解放前，兰州的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已濒临崩溃的绝境。新中国成立后，兰州的农业才重新获得新生，尤其改革开发的几十年，兰州市委市政府根据兰州的农业实际，及时调整思路，对症下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业战略，使古老的兰州农业如久旱遇甘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