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考古断代研究：后秦开窟新证

第二章 从石窟文化共性上看麦积山石窟后秦开窟

　　龙门“宣武斩山”对麦积“姚兴凿山”位置的启示——今龙门奉先寺与代京灵岩寺石窟与云冈第3窟与麦积山74及78等窟

　　引言

　　对麦积山，宋人记载有“姚兴凿山而修”。[1]摩崖勒铭有“始于姚秦，成于元魏”。[2]但由于没有像炳灵寺169窟西秦建弘年号题记那样的有力证据，加之麦积山今“中区”有一部分山体曾出现大面积的坍塌，即使74、78等窟为“现存”早期较大规模的洞窟，也不能肯定为“姚秦”洞窟，并且74、78窟有北魏双窟迹象。[3]

　　因此，即使相信宋人“姚秦于麦积山开窟”的记载，也会出现一种推测：姚秦时较大规模早期洞窟的“位置”不在今74、78处，而在今麦积山坍塌的“中区”处，它们曾被古代地震破坏而在今中区崖面上无存了，而且还可能认为，只有地下的发掘才能正式确定这种推测，如发掘不能确定地下的文物有姚秦遗存的迹象，甚至宋人的记载也值得怀疑。

　　笔者按，如要证明宋人的记载的正确性，就必须确定首次于麦积山较大规模“凿山”所应有的“位置”，和此“位置”上的遗物早于北魏。

　　因此，对于麦积山第一次大规模在山体崖面上开凿“位置”的确定，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对龙门石窟宣武帝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开凿石窟“位置”的进一步考订，进而联系许多石窟普遍存在的“最早大规模始凿位置”的带有一般规律性的现象，对解决麦积山石窟“最早大规模开凿位置”问题，及其所承载的其他断代因素，从而对解决麦积山石窟是否“现存”姚秦洞窟的问题，很有帮助。

　　一、龙门石窟首次大规模开凿的位置

　　关于龙门石窟在北魏宣武帝时期首次大规模开凿的位置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宾阳洞上方[4]；一种认为在今奉先寺处[5]。

　　据《魏书·释老志》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以此推论：

　　1.“始出斩山”的位置同“后造三所”的位置不同

　　“下移就平”的意义是什么呢？“平”的意义当然是某种“平面”，那么“下移就平”当是整个窟下移到某种山体平整部分，因地治宜而节省工程。

　　因为，按文意，“斩山”，就是要在斜坡山体上“斩出”垂直平面和窟前广场水平平面及向山下延伸的窟前道路或台阶。既已“始出斩山二十三丈”，即水平斩山出23丈（因龙门西山高处坡缓，斩山在水平部分应较长而取较大数字），就已经有相当面积的窟前水平平面和悬崖垂直平面，如果“下移”指窟内“窟顶”在同一地点下移，就不能说“就平”，因窟内窟顶与任何窟外悬崖垂直平面和水平平面或斜平面实不能“就”在一起。因此文中“窟顶”当指窟外门面的顶部。但此窟顶如在同一地点沿原凿垂直面下移的话，也不必说“就平”，只需说下移足矣。

　　因此，下移指的是整个石窟从山体的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下移，原来斩山处同后来所开的“三所”石窟不是在同一地点，否则，窟顶在原凿垂直面下移到距地面100尺的地方，那么其上原人工应开凿的垂直崖面应高达210尺（窟顶去地310尺减窟顶去地100尺），即使古尺较短[6]，这似乎也是难以置信的，同时我们也并没有发现龙门石窟有哪个窟的窟顶上方遗留的人工悬崖面如此高。

　　“去地”的“地”当指的是山脚下河岸边的地平面，而不是窟内或窟外地面，因初建之始，是从窟外顶部开始，窟本身还没有窟内地面，何来窟顶距窟内地面310尺？文中也未有“事先‘设计’窟顶去窟内地面”之意，而是在陈述初建造时的“实际情况”。故斩山之始，即从窟外顶部开始，从山上垂直距离山脚下地平面310尺处，向下和向东的山脚处开掘。《洛阳伽蓝记中》所谓建筑物的高度之“去地”，也都是指建筑物外面顶部距离地平面的高度，并无它意[7]。

　　2.“始出斩山”的位置不在宾阳三洞的上方

　　目前，龙门宾阳三洞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上述于始“斩山”后重建的“凡为三所”石窟（参见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的研究》，1941.刘汝醴：《关于龙门三窟》，载于《文物》1959，12）。此窟外围，近在河水边平地，多天然较陡直平整岩面，故“下移就平”的“平”处，指的就是此处。此窟南北面阔30多米，窟顶垂直距离河边地面20 多米，基本符合“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的北魏施工记载。因“就平”，近河岸地面，并缩小了洞窟规模，解决了“费工”的问题。

　　今宾阳三洞的上方山体中似乎并未发现明显的，与“斩山”达23丈所遗留下来的大面积的水平平面和悬崖垂直平面相符合的地点。所谓宾阳洞上方有宣武“始出斩山”遗迹可寻（参见宫大中：《汉化新窟——宾阳洞》，载于《河南文博通讯》，1978，4；《龙门石窟艺术试探》，载于《文物》1980，1；《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似乎无法确认，并与记载的规模相差甚远。大桥一章《奉先寺诸像的建造与白凤、天平雕刻》注8（载于《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已对宫大中先生上述看法提出过质疑。宫大中先生将《魏书·释老志》中的“丈”改为“尺”，以求证宾阳洞上方可疑的不大遗迹为北魏宣武“始出斩山”遗迹，虽然有所创意，但综合地看，是可商榷的。

　　3.今奉先寺在规模上比较符合宣武斩山的情况

　　就规模来看，整个龙门石窟与“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规模相符合的地点只有今奉先寺处。北魏早中期的23丈约合今64米，大体符合今奉先寺前场地的延伸长度。可以肯定，此今奉先寺处大规模的斩山情况，在龙门石窟，唯一与《魏书·释老志》所描写的宣武景明时开始的大规模斩山情况相符。

　　唐代于此处凿大像龛，正如日本学者已经提出的那样（参见前注），乃利用了北魏所遗留的崖面。首先，唐代文献中并未提到于龙门大规模“斩山”之类的内容。其次，《大卢舍那佛像龛像记》只提到工期为3年零9个月，这确与斩山的大规模情况不符。再者，龛上部似遗留了“太多”的斩面，且斩面细如精心修饰的“墙面”，唐代大龛与“墙面”的接触显得非常截然，这种现象很像后代文化层打破前代文化层的情况。“墙面”似北魏时为了要造出窟外部墙壁的较精美面貌而精心所“斩”。如果唐代大龛进行整体设计，似不应如此。唐代在龛外不必留太多的墙面，甚至其龛外崖面的凿痕似应自然圆滑浑朴一些，不必做出细平且垂直的墙面。

　　4.今奉先寺处正是准照“代京灵岩寺石窟（云冈第3窟）”营“石窟二所”的地方

　　北魏宣武帝在龙门斩山之始的设计，乃是“准代京灵岩寺石窟”“营石窟二所”。“准”有比照、依据且较为“准确”的含义。说明“营石窟二所”开始是想较为严格地按照“代京灵岩寺石窟”的规格样式和尺寸的，即便不能太严格，也应在规模上与之基本相当。“灵岩寺石窟”应该是比较具体的，而不是笼统地指在北魏代京的“整个云冈石窟”，否则就是“参照”其某些方面而重新设计，而不是“准照”。

　　更何况，北魏当时对整个云冈石窟另有统一固定的称呼：“武州山石窟（佛）寺”。

　　如《魏书·显祖纪》：

　　“皇兴元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魏书·高祖纪》：

　　“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太和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者衣服。”

　　“太和七年夏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由此，推测北魏“石窟寺”这一名称，多指的是某处石窟群的“大概念”，或附属有很多寺院的“石窟群”，或附属有很多石窟的“寺院群”。“某某寺石窟”，当指“石窟寺”中的某处寺院所附属的石窟或洞窟。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记载武州山石窟寺的内容有：“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

　　显然，文中“灵岩”是整个武州山石窟寺东部的一部分，乃一带叫“灵岩”的石崖之意，连带了许多寺，故曰“烟寺相望”。因灵岩之名，所谓北魏“代京灵岩寺”当在此，但也应是众多寺院中东部的一个，也不包括西边的比丘尼窟室，因此不能作为“整个武州山石窟”的总称。

　　唐代，道宣忽然在《续高僧传·昙曜传》中曰：“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佛寺恒供千人。”文中，似乎将北魏灵岩寺名作为武州山石窟寺的总称，这显然是与《魏书·释老志》的称呼矛盾的。

　　但另一方面，唐代又给我们提供了不是云冈石窟总称的“灵岩寺”在今云冈石窟中的具体位置。

　　如《广弘明集》收《魏书·释老志》道宣对云冈石窟的注文：“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这里，谷深三十里中有北魏武州山石窟寺，唐代人道宣，似乎又曾将与“西头尼寺”相对应的“东端僧寺”区域称为具体的唐代灵岩寺，然后以此寺名“为主”在《续高僧传》中，误作为整个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总”名称。

　　因此，以上3种古文献中，我们可看到共同点。无论是北魏还是唐代，都从记载中显示：唐代灵岩寺乃至北魏的“代京灵岩寺石窟”，在云冈石窟的东部。

　　但，此北魏“代京灵岩寺石窟”还必须巨大，才能被“准”而与宣武斩山的规模（龙门奉先寺高20余米，宽约33至35米）相符合。今云冈石窟的众窟中，在规模上能与龙门石窟奉先寺处相比的，只有其最大的，斩山体为“龛”，“能容千人”的第3窟（今云冈第3窟高约25米，宽约46至48米），此第3窟也正在云冈石窟的东部，且比宣武斩山的时期要早。因此，云冈第3窟有可能就是所谓北魏“代京灵岩寺石窟”。其岩崖上有大型木结构建筑的痕迹，当为古代寺院或木构的痕迹。

　　第3窟开凿在云冈第2期，但没有完工，原是一座大型的塔庙窟，在有坡度的山崖上，同龙门奉先寺一样也是斩出如大型露天采矿式的规模，窟前有较大面积的广场和较大面积的窟前崖面，雄伟庄重。现有二窟门、二明窗，且后室平面较宽，故后室可能开“双窟”，这与其它的云冈第2期的洞窟布局也是一致的。同时也与龙门石窟宣武斩山欲开石窟二所（双窟）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如果云冈石窟第3窟为代京灵岩寺石窟的话，不但与云冈石窟中的“灵岩寺”和龙门石窟中“斩山”的有关“古文献”相合，而且与今奉先寺在斩山的大规模的情况上基本相合。

　　所以，宣武景明时，正是准照今云冈石窟第3窟，即北魏“武州山石窟寺”中的“代京灵岩寺石窟”，于今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处斩山的（今奉先寺之所以较云冈第3窟小一点，是因为停工未完成，或早就因费工而有所缩水）。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注13“灵岩问题”中也曾表示：“云冈第3窟可信为唐以来的灵岩寺石窟。”[8]

　　笔者按，因本文已推论，北魏“代京灵岩寺石窟”似非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总称，北魏武州山石窟寺包含的众多寺院中，有位于石窟寺东头的灵岩寺及其附属石窟（主要为今云冈石窟北魏第3窟），故宿先生的这种结论似也可扩展为：云冈第3窟可信为北魏代京灵岩寺石窟。而宣武于龙门奉先寺处的大规模斩山，正好为北魏“代京灵岩寺石窟”被确定为云冈最大规模的第3窟之结论作了注脚，两者互证。

　　宣武帝既然要隆重地，大规模地为其父母开双窟，就要“准照”以前最大的双窟，于是云冈第3窟就应被选上了。即使云冈第3窟未完成，其设计样式当是知道的。在龙门的欲继续完成，也是欲用原设计，以一种新的完整形象出现，并且也会被冠以新的龙门“灵岩寺”石窟之名[9]。

　　由于龙门山的石质太硬，且斩山处太高因而“费工”，才不得不“下移”到近地面处和天然陡岩平整处，才不得不大大缩小规模，如此，就不能再准照云冈第3窟了。于是，计划被改变而设计了较小的佛殿窟，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最后形成宾阳三洞的样式。北魏龙门石窟中的灵岩寺石窟之名最终也可能落到了此三洞上[10]。

　　不但龙门宾阳洞已因“费工”“下移”而缩小，不“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了，而且宾阳洞同云冈石窟中的任何大龛窟的不尽相同，也说明了此时的宾阳洞已不仅仅“参照”云冈石窟，而是一种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创新洞窟了。正是因为依照最大的云冈第3窟在今奉先寺处的受挫，才促使宾阳洞因地治宜地创新。

　　综上所述，从多个角度的证据看，龙门石窟首次之大规模开凿的位置，便确定在今龙门石窟奉先寺处。

　　笔者注意到，此位置的特点是在龙门西山的“最显赫”处，位于西山的心脏部位。

　　这是否乃许多石窟最早较大规模开凿位置的共同特点呢？

　　二、其他石窟最早较大规模开凿位置

　　龙门最早的大规模开凿，在山体之最显赫处，而其它石窟多也出现类似情况。试略举主要的几例如下：

　　1.云冈石窟最早大规模开凿的昙曜五窟，正被设计在武州川北岸最雄伟的一处上。从远处看，此处斩出的崖面也是最为显赫的中心部分。

　　2.炳灵寺石窟最早较大规模的兴造在169窟中，而古人的选择，也是因为169窟是最雄伟崖面上的最显赫的自然洞窟。

　　3.泾川王母宫石窟最早大规模开凿的洞窟为准照云冈第6窟所开凿的一中心柱窟，也是开凿在回中山面向东部的锥形山体中部偏下的最主要位置上。

　　4.泾川南石窟寺最早大规模开凿的第1窟，也是位于上部带有一自然洞穴的小山主体中部下方的主要位置处。

　　5.庆阳北石窟寺最早大规模开凿的第165窟，也开凿在覆钟山下一处最显赫的位置。

　　6.甘谷大象山石窟首次大规模开凿的大坐佛窟，也位于大像山最高大显赫悬崖的“大象心脏处”。

　　7.武山水帘洞石窟最早大规模开凿的摩崖坐佛，也开凿在正对谷口的一处最宽大平整显赫的崖面上。

　　8.天梯山石窟最早较大规模的第 1、4、17、18 等窟，也开凿在天梯山崖面当时最雄伟显赫如塔如天梯的区域。因历史上多次地震，特别是1927年大地震，此处最显赫的崖面已坍塌，现留有早期洞窟残迹。正因为险绝，才容易因中空而坍塌，说明其最早较大的主要洞窟，乃开凿在山边崖岸雄伟处的中间位置。

　　9.莫高窟最早稍有规模的第 268、272 等窟，也正是开凿在其主要区域（南区）崖面中部稍外凸的一部分上，也当为在显赫崖面的主要位置上。

　　10.北响堂山石窟最早有规模的北洞，虽然不在石窟组的中间，但在最高崖面下中间最显赫处。

　　11.南响堂山石窟最早有规模的第1、2等窟，也在山体上面对朝山者最主要部分上。

　　等等不一一尽述，多呈现上述相似的情况。

　　凡此种种，均说明了，同龙门石窟具有相似性，凡在一处相对集中的石窟群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开始较有规模的开凿时，古人极可能会将石窟的位置，选择开凿在山体或崖面上最显赫的中心处。基于这种情况，对我们判断某石窟群中洞窟的早晚会有帮助。

　　三、麦积山石窟姚兴凿山而修的位置

　　基于龙门等石窟最早较有规模洞窟开凿的情况，同样，麦积山最早较大规模洞窟在山体崖面的位置，也应在麦积崖最雄伟部分的中部那最显赫的地方。那么，古代麦积崖最雄伟最显赫处在什么地方呢？

　　笔者注意到，麦积山在隋唐大地震造成中区坍塌之前，不像现在主要有东、中、西3个崖面，那时的麦积崖主要存在东、西两个崖面。一个稍向外突出的交角或转角，分隔整个“隋唐以前麦积崖面”为东、西两块古崖面。古东部崖面为较为狭窄的三角形。而古西部崖面为饱满宽阔的长方形，远远望去，较为雄伟壮观。因此，在隋唐以前的麦积崖上，古人如要进行最早的较大规模的开凿，应选择在古西崖的中心显赫位置，此位置应该是位于古东、西崖间的转角和今西崖另一边之间的中轴处，即位于古西崖的中轴处。

　　笔者注意到，74窟正好大致位于此“中轴”之上。

　　这说明，以74、78窟为代表的周围几个同时代的窟，是最早较大规模开凿的窟。这些窟虽然受到地震的一些影响，但窟形仍现存基本完好。

　　这些洞窟之“最显赫位置”证明了，麦积山石窟“现存”着“最早”大规模开凿的几个洞窟。而文献记载表明，麦积山石窟“最早”的大规模开凿者是后秦（天王）皇帝姚兴，于是，麦积74、78等窟通过以上种种曲折，可以被启示为“后秦”时所开凿。

　　过去，由排比的推断，麦积74、78等窟当为“现存”早期大规模开凿窟，但，是否为“本来”早期大规模开凿窟，还是个问题。本文通过重点对龙门石窟早期大规模凿山位置的考证，得出石窟大规模始凿山位置的“一般情况”，从而在确认麦积“姚兴凿山”史迹方面，新增加了一个“开凿位置”上的证据。

　　由此，麦积74、78窟似不是北魏时的“双窟”，而是后秦时所开凿的同样规格的1组两个邻近窟，或后秦背景的另种意义之双窟。

　　结语

　　在一个集中的石窟开凿区域，洞窟的位置与其时代的早晚很有联系，尤其是首次大规模开凿的位置一般在此区域的显赫位置上。但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现状结果，即宾阳三洞却是个例外，偏于西山左下方的不太显赫处。故存在着谜团。

　　本文试证明出，龙门石窟最初大规模开凿的“斩山”营造，原在今奉先寺处，仍然符合始大规模凿山位置一般在较显赫处的“一般情况”，而且更具有典型性。龙门石窟最早大规模开凿的位置情况，不但没有成为我们从其他证据得出“麦积山现在存在着后秦窟”之认识的绊脚石，相反成为我们认识的重要典型证据，从而使我们更加相信，麦积山现存某些窟的位置为麦积山石窟最早大规模开凿的位置，因而这些窟的最早身份当为古文献记载的最早大规模开凿的洞窟，即所谓后秦“姚兴凿山”之洞窟。

　　麦积对莫高早期洞窟断代问题的启示——麦积、莫高均存在北魏时全面重修十六国洞窟的情况

　　前言

　　佛教石窟中，在北魏时期就对前代洞窟进行全面重修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故而特殊，但因为是全面重修而作全面覆盖，所以显露的重修痕迹较少，此种情况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笔者认为，特殊的情况应伴随着特殊的历史沿革过程，对它的研究有利于开拓早期洞窟断代方面的思路。对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存在北魏全面重修现象的认知，使我们对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断代方面的认识应有所启示。

　　另外，我们从莫高窟也存在北魏全面重修十六国洞窟所体现的“共性”中，更加深了对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断代的认识。

　　一、麦积山石窟现存早期洞窟中存在北魏文化层全面叠压十六国文化层的现象

　　本书前文已论述：麦积山石窟存在着“北魏时对洞窟进行全面重修”的情况，而且重修的对象是十六国时期的洞窟。为行文方便，需再简要重申：

　　在麦积山石窟现存最早开凿的洞窟中，笔者较普遍地看到了最底的被焚烧文化层，和其上的文化层。被焚烧木头上面的文化层位是以仇池镇供养人壁画为代表的北魏文化层。坛基上被焚烧的木头有大致一定的规整布局，说明它们是较有建筑框架意识的文化现象，应该代表1个文化层位，是在原规整布局的情况下被焚烧的。

　　木头被烧过，呈腐朽状态，不可能为开建洞窟时所设。开建洞窟中的木头应基本是完好的木头，且麦积山并不缺木材，不会在开建洞窟时“将就”着用一些被焚烧过的烂木头。洞窟中所保存的被焚烧的木头，只能是，因某种历史变故，初始洞窟中的好木头被焚烧后的遗留。后来重修时，这些被焚烧的木头因系佛教圣物而不能清除，故被保留在重修层之下的底层。因此，底层焚烧痕迹上的北魏文化层，实际上是对整个曾经被破坏和焚烧的洞窟的全面重修层。而且这种洞窟不止一个，而是一组，如74、78、90、165窟等。

　　在北魏重修时之前，洞窟集体被破坏和焚烧的情况只能联系到北魏的太武帝灭法，而在太武帝灭法之前，在麦积山开凿洞窟的所有证据，相对于北魏，相对于西秦，都更加指向十六国时期的后秦。

　　麦积山石窟这种在北魏时全面重修十六国洞窟的情况，应启示我们对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断代问题的思考。

　　于是我们看到，无独有偶：

　　二、莫高窟第268、272窟存在北魏层的塑像、壁画全面叠压下面更早文化层位的现象

　　莫高窟早期洞窟（268、272、275等）中，第268及其附属小窟室和第272窟存在着明显的北魏层全面覆盖更早层位的现象，而且在整个莫高窟只有这两窟有这种现象。其上层泥皮上有两层壁画，两层壁画中最底层壁画应是北魏时所绘。上层泥皮与塑像同为一体，在洞窟中呈全面覆盖的状态。

　　1.268窟及其附属禅窟曾在北魏时期被全面重修

　　其右壁前侧上方破损处，可见表层泥皮叠压下层泥皮的情况。下层泥皮不是上层泥皮的地仗层，因其表面较为细腻光滑，明显可看见细如粉状的抹灰层，并可明显地看到白灰的痕迹。因此，下层泥皮应明显地代表一个文化层。上述情况也不会是造窟时因临时修改，而全面又覆盖一层泥皮的情况，因为没必要，且洞窟本身就小，就更不应该再缩小其空间了。

　　窟前部两个附属禅室（267、270 窟）中亦有上层泥皮叠压较具有细腻表面的下层泥皮的情况，如：

　　左前禅室（270窟）左壁和前壁相交的下部破损处可见上述泥皮叠压情况。其门右侧框处泥皮破处亦出现上述泥皮叠压情况。

　　右前禅室（267窟）门左侧框处的裂隙中亦出现同样的现象。

　　并且，在此窟的顶部前侧的抹角藻井的梁架上，也有两处表层泥皮迭压底层泥皮的现象。这明显是后期对前期藻井梁架的包裹式重修。

　　如此，可看出，第268窟存在着郑重其事的重修现象。

　　而上层泥皮的时代，可根据其上的底层壁画作出判断。

　　上层泥皮上的壁画以颜色的叠压形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壁画分布在窟内左右壁和附属于左右壁的4个禅室中，内容均为千佛，其风格为隋代。

　　下层壁画分布于正壁、左右壁及顶部。其主要形象有供养人，飞天，小坐佛，和左右壁底部的护法等。

　　这些上层泥皮上的底层壁画形象公认早于西魏，虽然均有些古朴成分，但从新出现的因素来看，是绘制于文成复法之后的北魏，因为它们形象的新因素，不同于现存较早的北凉文物中的因素，而较接近于复法后开凿的云冈石窟中的因素。

　　首先，左右壁下侧护法的交腿而行舞的形象，同北凉石塔最晚期（沮渠安周时期，公元442至460年）的宋庆塔上1身基座像，在交腿而行舞的姿势方面相似。其它时期的北凉石塔上均无此交腿而行舞的形象。纵观北凉石塔，其基座像造型均较浑朴或僵硬一些，虽从早期到晚期有所改善，但莫高窟268窟的护法像，比起它们则大大地改善了，显得丰润、流畅、自然、活泼、生动了许多。另外凡立姿屈腿作势的北凉石塔基座像，从早期到晚期大体上有渐渐伏下身躯的趋势，莫高窟268窟的护法像比起它们，更加身躯下伏。这说明268窟的护法像要比现存最晚期的北凉石塔还要晚。而北凉石塔的最晚期，要延续到公元460年的北魏和平初年才结束，这时，正是复法后云冈石窟开始开凿的时候。无疑在这个复法后大气候的形势下，莫高窟开始重修前代洞窟是可能的。更何况，此窟中的护法形象同云冈第2期中护法力士甚至魔王的较丰润健壮的形象很相像，尤其是268窟中护法穿着的较规整的犊鼻短裤，在北凉石塔中不见，而在云冈石窟中有类似规整的短裤，如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南壁第3层东侧佛龛中，立佛右下立者所穿的犊鼻短裤，这些与此窟护法形象相关的资料，也旁证了此窟在北魏复法后重修的判断。

　　其次，正壁佛龛前下部的俗家供养人服饰，有别于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所表现的魏晋衣冠。从此窟供养人画下的暗红色起稿线看，其连接较为凝重，已非十六国壁画中，起稿线和定稿线线之较松散的圆弧状甩笔勾线，而更接近于北魏云冈第2期后段的汉式服饰的轮廓线[11]，因此上述供养人绘制在复法后北魏时期是可能的。但是，到迁洛后“较久”的北魏时期，敦煌供养人的服饰，较可能是更加宽松的褒衣博带式的了，应不同于此窟全面重修时所绘的这种供养人服饰，故，此窟全面重修时的下限应在稍前，可在迁洛后“不久”。

　　另外，正壁龛中交脚佛塑像也不同于北凉石塔中佛像的质朴，已显得较为挺拔和灵活了许多。其壁画飞天的形象也较北凉石塔中的飞天舒展、流畅。其壁画菩萨的形象也较北凉石塔、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中的十六国时期菩萨更富有灵活的身段，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更加练达，符合上述重修上下限时间的判断。故初步可认为第268窟的全面重修在北魏，相当于复法后到迁洛后不久的北魏阶段。

　　2.第272窟在北魏时曾被全面重修

　　其门道右壁左侧下方的破损处也显示两层泥皮的叠压关系。下层泥皮表面也较为细腻，原应抹有细灰泥，或较薄的淡色颜料。

　　右壁中部下方的一小块破损处似也存在着相同的叠压关系。

　　故此窟同样存在着重修，且是上层泥皮也遍布于整窟的全面的重修。

　　上层泥皮的最底层壁画公认早于西魏，同样也是北魏的，不会早到十六国时期。主要理由有两点：

　　首先，其左右壁千佛形象中出现了标准的双领下垂式袈裟，明显不同于北凉石塔等十六国时期的坐佛形象，十六国时期袈裟的双领均不是作较平行的垂下，因此即使双领下垂，也不是太标准。较为标准的双领下垂式袈裟通常被认为在中国北方流行于北魏太和年间之后。

　　其次，在正壁龛内的左右侧下部，上层泥皮的最底层壁画中，残存着3身风格一致的供养人画像，图4中，上部为左侧1身，下部为右侧2身，其上原有的墨线已基本脱变不清，现存的形象如同没骨画，其衣领和袖口均用鲜艳的石绿色抹出。左侧的供养人，隐约可见其头部有冠的痕迹。且三身供养人的衣领相交于胸前，说明此三身供养人当为俗家供养人，身着宽长袖的交领汉服形象，乃为北魏迁洛以后流行的褒衣博带形象。供养人均一手侧向上、向前伸出，捧于脸面之前作向佛供养状（似莫高窟263窟北魏供养人的动作）。供养人旁，有用墨线精心勾过的榜书框，虽其中的题记已不辨，但可以肯定，此供养人乃此窟全面重修时的功德主。

　　考虑到此窟重修的其他内容的古朴成分，其重修时间不会太靠后，可在北魏迁洛后不久。

　　268、272 窟并列相邻，且规模大小基本一致，两层泥皮的情况又基本一致，说明此二窟被后人在基本同一时代作了同样的重修之事，272窟通过其供养人形象等因素而较确定的北魏重修情况，也旁证了268窟的北魏重修情况。

　　以上说明，268、272 窟存在北魏时全面重修前代洞窟的情况。这与麦积山早期洞窟的层位叠压，表现为北魏时全面重修前代十六国时期洞窟的情况，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进一步可启示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始凿时代。

　　三、莫高窟268、272窟始凿时代

　　如上文所叙，第268、272窟通过自身的文化现象，已经基本认为有“北魏全面重修现象”，加之麦积山石窟也有这种特殊的“北魏全面重修”现象的旁证，就更可以确定其“北魏的全面重修”现象了。那么，此种北魏全面重修对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第268、272窟始开凿在什么时候之问题的解决有何帮助呢？

　　北魏全面重修，说明洞窟的开凿当在北魏及其以前。因此：

　　此二窟的始凿时代由近及远只能处于3种时间段：

　　1.复法后的北魏时期；

　　2.灭法前的北魏时期；

　　3.北魏统治之前到十六国时期。

　　首先看此二窟设定始凿于复法后之北魏时期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北魏时就对北魏复法后始凿洞窟进行重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在这一个较短的期间内，并没有再发生可使佛教遭到较大破坏的历史事件，洞窟不会被“人为”破坏严重，故不需要全面重修。同时，不久前开建的洞窟尚新，也应没有较重的“自然”陈旧，周边又有余地开建新窟，且在河床堆积沙砾岩崖上，重新凿出如同此二小窟的工程也并不太困难，不必非要利用以前的洞窟而有所作为不可，故仅为“作功德”而对以前完整的窟进行全面覆盖式重修也不太可能。另外，现二窟中的塑像乃重塑式重修像，亦不是对北魏始凿窟中应该有的，且不可能被破坏的北魏原塑像的包裹式重修。故设定的始凿时间与北魏全面覆盖式的重塑造式重修的情况矛盾。故洞窟不应为复法后所始凿。

　　在全国其他石窟中，北魏时对北魏复法后始凿的洞窟，进行覆盖式的全面重塑造式重修的情况也几乎难以认同一例，更旁证了第1种可能的不确定。其次看此二窟设定始凿在灭法前北魏统治时期的可能性。

　　在灭法之前北魏统治时期始凿的佛教石窟罕见[12]，即使有，但北魏实际占领敦煌的时间在公元 444 年，到太武帝灭法的公元 446年这两年期间内，设置军镇，准备战事[13]。即使在此阶段有佛事活动，但缺乏禅僧住锡修行的记载，尤其是缺乏关于这个时期在漠高山侧开窟的直接记载方面的证据。所以此二窟如果说开凿在北魏复法以前的北魏统治时期，依现有资料看，似很勉强，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故此二窟的开凿“至迟”能早到这个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看此二窟设定始凿在北魏统治之前到十六国时期的可能性。

　　1.对于十六国时期在莫高窟开窟的记载却很明确。武周时代的《李君碑》明

　　确记载，于十六国前凉，相当于前秦建元二年起，乐僔于半悬崖上开凿了1个窟，并且更可能直接与坐禅有关。次有法良禅师于其侧又开一窟[14]。

　　2.268、272窟也正好是开凿在半崖上的两个临近的窟，同记载的依次始凿在半崖上的两个临近窟的情况正好吻合，而且其中268窟中正好在底层泥皮时（即此窟始建时）就有直接供禅坐的小窟室[15]，说明了此窟与坐禅的关系密切，故与始凿记载的情况吻合，有可能为“乐僔窟”，272窟当为“法良窟”，这启示出：记载中最早开凿的二洞窟并没有消失，而是现实地存在着。[16]

　　3.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记载中始开的那两个洞窟被人为或自然力掩埋掉、破坏掉了。

　　记载中早期二窟开凿在半崖上，不可能被掩埋。窟前地面的清理发掘，目前也未确认有记载中早期二窟塌落的蛛丝马迹。

　　268、272、275窟左侧的崖面凹入虽较深，但其中没有任何十六国洞窟的遗迹可寻，不能说明十六国时曾在此处开凿洞窟并曾塌毁。至少能早到北魏的275窟的独特纵向开凿，也说明了因为其左侧崖面的凹陷塌毁而选择为纵向了，说明其窟左侧的凹处，可能很早以前就坍塌了，或在北魏及其以前就坍塌了。如果十六国人开凿洞窟时，此处还未坍塌，应当是近于坍塌的危岩了，且是较更容易坍塌的，较松散堆积的河床沙砾岩的危岩。十六国时古人选择窟址不会在较容易坍塌的危崖面上。即使此处是隋唐时代[17]才开始塌毁成凹陷状，在十六国时也当呈现着危岩状态，十六国人不会利用。同样，北魏人也不会利用，因为此处也未留下北魏开凿当时普遍流行的大窟所应留下的痕迹。

　　莫高窟也不会出现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大纵深的崖面坍塌事件，而危及记载中最早的2个窟，开凿在半崖上的北魏的洞窟到现在基本可保存完好就是旁证。北魏洞窟其窟门前，原前庭的开凿本来就不是太深（源于克孜尔石窟和云冈石窟），其现存的浅，有少量崖面残损所致的因素，并非崖面大纵深坍塌所造成。至于窟前地面的抬升，那是包括整个河床的普遍抬升，不可能是单纯的，对于整个河床来说是微薄的崖面坍塌所能造成的。窟前宕泉河千百年来的，由于山洪泥沙俱下的自然堆积力量，加上开窟出土逼迫河水远离悬崖，然后进行人工平整和从高处的河床取土逐渐巩固和扩大，应是窟前地面加高的主要力量和方式。

　　即使莫高窟历史上偶然出现了坍塌，但不一定就危及了最早的两个著名的窟，因莫高窟最早的窟，最有条件选择在较稳固，而且较突出的崖面中上方，以免塌毁和遭受3面风沙的侵扰、汇集和掩埋。（这正符合268、272窟的位置特点，且二窟不太大，不会因掏空悬崖而在大地震中造成坍塌。）

　　历史上的人为改建或重修也有可能损毁洞窟，但也不一定就危及了最早的两个著名的窟。客观上，如上文所述，这两个窟比较稳定而不会容易自然塌毁。主观上，古代的功德主们也会对此二窟（包括较完整的别的洞窟）尊重，而不会侵犯此二窟，或任意大幅度地、全面地扩大、缩小或者改变此二窟。（北魏之后的洞窟就避开268、272窟而向其两翼的崖面发展。）

　　即使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废佛事件，但也是不同程度地毁坏土木寺塔经卷佛像壁画之类，未闻有将石窟连根铲除的。目前已如上文认知，受最严厉的一次废佛事件即太武帝灭法破坏的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其窟形也完好保存。敦煌地处偏远，虽曾会受到灭法的影响，会对佛像壁画等进行破坏，但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将整个洞窟铲除。故记载中的莫高窟最早二洞窟，其基础部分应没有被人为损去，其洞窟基础形制在今崖体上应当尚存。

　　4.268、272窟正位于南区一带悬崖的正中位置，也正位于其两侧凹进（右侧凹进较浅一些）的中间突出而且平整坚固崖面的中部。这种比较好而且突出显赫的崖面位置，应是首次郑重在半崖开凿石窟的首选位置。因此，这两个窟在位置上也符合记载中最早的那两个窟最可能应占据的位置。

　　5.268、272窟在大小和形制上，明显不同于其周围较大的北魏“中心柱窟、

　　坡顶窟”，也不同于北魏以后各时代的洞窟，也不同于云冈第2、3期窟，颇符合北魏统治以前乃至十六国时期，洞窟形制较为特殊的情况。

　　272窟有长方形门道和前壁，平面接近于方形。中小型方形窟的形式，在北魏的云冈第3期较流行，但云冈此种类型窟在其它方面与272窟不同，如3壁3龛和平顶因素在272窟中无。272窟的抹角藻井加低穹隆顶和盝顶（莫高窟272窟穹隆顶部4角有圆折，与方形藻井结合似盝顶）因素的窟顶形式，在云冈第3期也不见。268窟左右壁下开禅室的形制也不见于云冈石窟。故268窟及其附属禅室的型制和272窟的形制，不一定是受云冈第2、3期的影响而来。

　　早在十六国时期，敦煌已应具备开凿此2窟（平面长方形和方形，左右壁开排列小室，抹角叠砌藻井顶、穹隆顶加盝顶为主要特征的）形制的条件：首先，北魏统治以前乃至十六国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具备开凿主室左右排列禅室洞窟的条件。

　　远远早于公元4世纪的印度巴雅石窟中的19号僧房窟，和阿旃陀石窟中的12、13号僧房窟，已具有在左右壁附设或开凿小窟室的形制[18]。可能开凿于4世纪的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石窟的1、2、3、5窟[19]，其狭长的纵长方形主室侧面开凿小室的形制，更具有与莫高窟268窟相似的因素。故在4世纪后期，这种侧面开凿排列小室的洞窟形制，通过新疆影响到河西地区的敦煌是有可能的。故莫高窟268窟开凿在十六国时期是可能的。

　　其次，北魏统治以前乃至十六国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具备建造前壁开门之方形窟，和抹角叠砌藻井顶和低平穹隆顶加盝顶的条件。

　　早在众多的汉代的墓室中，已出现了前壁开门的耳室和抹角叠砌藻井顶的形式，如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M6[20]等。上述印度和新疆诸窟附设的小窟室本身，就是类似前壁开门的方形窟。能早到十六国时期的嘉峪关新城公社 M1、M3 的墓室，均出现了盝顶和前壁开门的方形墓室。基本上处在十六国时期的克孜尔第二阶段中也出现了许多主室为前壁开门的方形窟（其中还有正壁开龛造像的，如第14 窟），其顶部有抹角叠砌、圆顶（穹隆顶）、平棋顶（莫高窟 268窟顶部有抹角藻井但总体类似平棋）和盝顶，故，无论来自东方或西方，甚至是河西本地的因素，都显示了莫高窟268、272窟开凿在北魏统治以前乃至十六国时期是可能的。

　　另外，在中亚和新疆早已出现了开窟造像情况下，莫高窟于北魏统治以前乃至十六国时期，出现“正壁开龛造像”的窟形也是有可能的。

　　6.麦积山石窟最早的十六国洞窟均非中心柱窟，有接近于方形的底平面，有较低平的穹隆顶（如麦积山74、78），有穹隆顶参以盝顶（如麦积山165窟）。

　　这同莫高窟第268窟的长方形底平面、平顶和272窟的接近了方形的底平面、大体较平的穹隆顶参以盝顶的型制有相通之处。这种佛殿窟的形式，符合乐僔、法良都从东方而来，有东方文化因素的情况。因秦汉魏晋至十六国，东方的殿堂、窑洞和墓葬等建筑中，有正壁坛、敞口龛和前壁开门等形式，但罕有类似中心柱佛窟的建筑形式。故作为佛殿窟的莫高窟268、272窟，早至北魏统治以前乃至十六国时期是合理的。

　　综合上述 3 个时间段的推论，268、272 窟始凿均应早于太武帝灭法，因此二窟中北魏重修的最大可能，是对太武帝灭法破坏的重修。另外，根据记载和此二窟的洞窟因素，它们均有可能早到十六国时期。268窟乃乐僔窟，当开凿在十六国前秦时期。而272窟乃法良窟，在乐僔窟之后开凿，但因无开凿年代的记载资料，可认为开凿在乐僔窟之后的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的时间段中。

　　因此，同麦积山石窟现存早期洞窟断代情况相似，无独有偶，对莫高窟268、272窟也应该辨证地看，即洞窟的开凿虽早至太武帝灭法之前乃至十六国时期，而洞窟中的主要内容却已经是北魏全面重修的了。

　　至于此早期洞窟内的原貌，只能通过层位感受到一鳞半爪，它们应当主体是佛殿窟，泥皮壁面较素，如有壁画，也是稀少和疏朗地设在窟中的主要位置。根据麦积山石窟的北魏全面重修，是对十六国洞窟在大的方面复原的情况看，莫高窟记载中的早期二窟窟形可能基本同现在的268、272窟一致。因乐僔、法良均是禅僧，基于禅观的需要，在中亚、新疆先前早已普遍有了开窟造像的氛围下，此二窟正壁可能也原各造有1身塑像。

　　四、补充讨论

　　1.268窟的北魏供养人

　　正壁佛龛下部绿衣俗家女供养人手侧举向前（或持物）供佛，其后还有一身袖手的女供养人。虽然都是上衣盖住下裙的形式，但其服饰同炳灵寺 169 窟西秦“袖手”的女供养人的服饰不太相同[21]。炳灵寺西秦俗家女供养人衣袖处衣褶较多，较松散地覆盖双手，而此窟女供养人服饰是半宽袖且袖口似较规整，基本不覆盖双手部分，后者形式在北魏较流行，如云冈第2期后段和麦积山石窟第76、93窟北魏俗家女供养人均多此种形式。

　　此窟俗家男供养人着长袍，袖半宽，且袖口部较规整和内收，在双手相聚于腹前时，袖口部并不不松散地连并在一起覆盖双手部分，区别于北凉石塔男供养人衣袖衣褶较多，松散地覆盖双手的“袖手”形象，较接近于云冈2期后段和麦积山76、93、80窟中北魏俗家男供养人服装。

　　此窟男女供养人袖口稍内收因素，在时间上可能稍早，但也会延续到北魏服饰改革初期，这种形式或许也有敦煌的某种地方特色的成分。

　　268窟正壁佛龛下的供养人，也不应被看成是五代或宋代的供养人，供养人叠压着的残迹可能不代表时代感很强的独立文化层[22]。因为：

　　首先，268窟正壁佛龛下的供养人同莫高窟中其他五代或宋代供养人形象均不一样。虽268窟主尊塑像头部为五代或宋人重修，没有发现268窟五代或宋代的供养人画像，但或许272窟五代或宋供养人在重修272窟主佛头部和甬道上方壁画时，顺便重修了268窟主佛头部，故268窟中无五代或宋供养人壁画，而统一将供养人画在272窟内，画在其四壁下缘次要的北魏三角垂帐纹饰之上了，毕竟268窟中，在五代或宋时仅仅重修了一个小的素面佛头，就不必在272窟已画了众多比较大的供养人的情况下，小题大做地再在 268 窟中画供养人了，况且268窟中也没有象272窟那样，在不掩盖前代人物形象壁画的情况下还有合适的地方供画。

　　其次，在268窟上层泥皮上，其正壁佛龛下供养人之下叠压的残迹较少，较零星，不成规模，且为较模糊的色痕，故不像是被覆盖的1组完整供养人壁画。即使此残迹是供养人形象，其不明显的特征也可能是因临时修改供养人画像而被废弃的部分，即此处的情况似：北魏重修时，对初稿经营的人物的大小和位置的痕迹，又进行了临时性（或时间不长后的）重新按排和修改，并采用了较鲜亮的大面积白色底子衬托，采用了石绿色衣服和石绿色领袖装饰。与此相应，此窟部分壁面上已开始尝试着用白色、石绿、赭红等较浓艳的色彩了。

　　而北魏时将供养人画在白色壁面中的形式，在272、263等窟中比比皆是，并非是宋代供养人壁画的特点。

　　2.272窟正壁龛内北魏供养人

　　此三身穿着宽长袖的典型汉式服装的供养人，被画在龛内左右侧下部白色壁面中，较小，约10厘米高，且部分色彩淡出，仅余石绿色“领袖”部分较明显，似抽象的，偶然被古代画工洒或抹在壁面上的两三条色痕，故以前对此窟的研究未曾注意引用。

　　此窟的最上层壁画和塑像头部的修补部分为五代或宋代的，其主要壁画位于窟门甬道的上方，在窟四壁下缘有五代或宋代供养人画像，较大。故正壁龛内的小供养人就不是五代或宋代供养人了，就只能是上层泥皮北魏的那层壁画和北魏的那层塑像的供养人，除此之外找不到与此供养人对应的洞窟内容，也不可能单独绘供养人，也不可能北魏层无供养人内容。五代或宋代供养人壁画叠压之下的四壁下缘处，也不是原北魏供养人的位置，因为此处上层五代或宋供养人壁画之下透出的是，北魏三角垂幔纹壁画。

　　此褒衣汉式服装供养人，为 272 窟全面重修时间提供了典型依据，又为268窟的重修时间提供了旁证，应是我们研讨莫高窟早期洞窟断代问题的又一重要证据。过去的断代研讨均未提及，是未发现呢？还是认为非北魏供养人？均未说明。本文认为应着重提出以供参考。

　　3.275窟的开凿时代

　　在275窟中未发现有明显代表2个文化层的，表示全面重修的层位关系。虽整个洞窟中泥皮有上层压下层的情况，但下层较粗糙，乃上层泥皮的地仗层。故此窟不存在泥皮整体覆盖式的全面重修的情况。因此275窟与268、272窟在层位状况上有所区别。此窟底层壁画公认早于西魏，虽然保存很多古朴成分，但左右壁上部的千佛出现了（太和年间在北方流行的）较典型的双领下垂式袈裟结合通肩袈裟所演变的形象，塑绘中建筑样式细部的复杂程度，与北魏迁洛以后的某些文物上的建筑纹样相似[23]。考虑到此窟内容风格还有许多古朴成分，所以此窟的开凿在迁洛后不久。

　　此窟的主尊交脚菩萨与开窟同时，其较成熟的形象风格也符合上述北魏断代推论。菩萨双足较伸展平直，这种形态多常见于云冈石窟、麦积山等石窟北魏流行的交脚菩萨形象中，而不见于北魏统治敦煌时期以前的，那部分河西地区的北凉石塔中的交脚菩萨中[24]。敦煌包括河西地区早于北魏统治时期的北凉石塔上的交脚菩萨，基本其双足跟朝向左右外面，脚的相交位置较高，明显不同于此窟中的交脚菩萨，旁证此窟较晚。

　　275 窟的体积也旁证了北魏断代推论。此窟明显大于 268、272窟，在高、宽、深方面形成很大反差，虽同是佛殿窟，但275窟大型纵向平头人字坡顶的窟形，似是莫高窟北魏大型窟中，中心柱前的横向平头人字坡顶主室（如257窟的主室）的“纵向类型”，应与莫高窟众多较大的北魏窟在大小和形状上更有亲缘关系。形成纵向，也有其左侧崖面凹入，横向崖面不够的因素。因凸出显赫的崖面已被268、272窟占据了中间位置，故如果要在这个主要的中心崖面上，再造北魏在莫高窟开始流行的稍大型窟的话，这275窟只能“将就”崖面边缘而不得不纵向了。

　　此窟北壁（左壁）下有所谓胡服供养人壁画。

　　表面上看，胡服供养人与此窟迁洛后不久时期（此时北魏的敦煌已推行了褒衣的汉式服装，272窟的北魏褒衣供养人就是证据，故胡服在当时，敦煌地区画当时供养人可能已不用了。）的开凿时代相矛盾。但笔者注意到，这些所谓的供养人，均无榜书题记（在拆除上面宋代叠压墙壁后的下面较新壁面上也未发现），其榜书框为虚设的，多为随便的一抹白粉，有的甚至没有这种虚设的榜书框。故他们作为此窟功德主的身份值得怀疑。

　　如果他们是此窟的供养人，那么按供养人对称分布的常规，其相对的南壁（右壁）面的一排壁画人物形象，也应是供养人，但却是供养菩萨，且与对面供养人无榜题的情况一样，都是不明具体名称的广泛意义上的供养菩萨。所以，北壁供养人作为此窟功德主的身份更值得怀疑。

　　此窟今存右前壁下部，有开窟时的底层壁画，绘有僧人坐于绳床上的画像，画像旁均有相应的榜书框，其中有可辨的多处“比丘像”的墨书题记，说明这些僧人有可能是此窟的供养人或供养人的一部分，如果还有其它类型的供养人，也很可能都被设置在前壁处。又因为，此窟主尊交脚菩萨塑像下无合适的地方供画供养人，此窟左右壁下部的供养者行列壁画的边栏与前壁供养人壁画的边栏并不吻合，不为一体，故性质不同，前壁才是此窟真正供养人画像处，且可能多为禅僧。

　　另外，北壁所谓供养人行列中，似杂有1僧人或其他特殊身份的人，并且行列前有吹奏乐器者，当为“僧界（或其他界人士）供养”和俗家“音乐供养”的表示，似乎也表明他们不是“此窟功德主”的角色，而是泛泛地表示“某种供养”角色，正如其对面的供养菩萨可能多被设置成泛泛的供养一样。在已有前壁本窟功德主“现在供养人”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被安排为“虚拟”（即使有真实的，也是个别）的“过去供养人”身份了。同时其合适的位置确实是被安排在“过去”的本生故事画下。因此，北壁供养人可能是洞窟禅观的某种需要，是“供养”理念的具体实践之一部分，代表“过去供养人”方面的礼拜、持香花和音乐等方面的供养，“过去”自然就可以用北魏过去所流行的胡服来表示了，其胡服，不与此窟“迁洛（或太和18年服饰改革）以后不久的”的断代相矛盾。

　　这也与莫高窟北魏窟中的说法图和故事画中的俗家人物，“极少”出现汉式服装的情况是一致的。

　　4.乐僔窟和法良窟

　　第268窟及其附属小龛明显为小殿堂窟加左右禅室的形式。莫高窟北区也出现了大量的禅窟，但与268窟形制不同，说明有时代不同的区别。南区崖面条件好，且268窟在南区中部，应该是比较早的，应比北区的禅窟要早。因坐禅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最早的南区应该是比较安静的，后来随着南区礼拜窟的增加和热闹，禅窟可能多就移向了北区了。因此，就禅窟而言，大体上南早北晚，记载中最早开凿的禅窟不可能在北区，故北区现在虽禅窟多，但不与南区 268、272窟，乃记载中最早开凿的，与坐禅和禅观有关的乐僔、法良二窟的判断相矛盾。

　　268窟北魏重修的壁画较疏朗，用较古朴的飞天、莲花和坐佛以及护法点缀，供养人似也带有古朴粗犷的风格成分，与莫高窟其他窟壁画的题材、技巧方面有较大的区别。主尊塑像交脚佛的交脚形式，也保留了早期北凉石塔中的交脚菩萨之脚心、脚跟向左右外面的交脚式样，正壁龛外壁画龛柱也画了从西方传来的希腊式柱头。虽然这种希腊式柱头在云冈石窟中也有（如第10窟前室北壁门左右上方），但在敦煌早期窟中只用在268窟中。除了当时敦煌的艺术比起中原要多西域古朴风格以外，可能是重修时着重追求西域或西方传来的古朴风貌的结果，也可能为了表示此窟始开凿的古老才故意这么作的。另外上文已论，268窟的北魏重修上限稍早，故重修风格稍古朴。以上现象均符合本文上文以268窟应为最早先开凿的乐僔窟，272窟应为继其后的法良窟的判断。

　　5.太武帝灭法

　　比照麦积山石窟北魏全面重修，在大布局上尽量保留和忠实原窟面貌的情况推测：

　　莫高窟268、272窟底层的泥皮上，可能如重修壁画一样同样是壁画稀疏。另外，洞窟始建时，原窟中可能有塑像，也可能分别为如现在题材一样的交脚和倚坐佛。这种交脚佛和倚坐佛出现在十六国时期的敦煌是可能的，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阶段（相当于十六国及其以前）绘塑中就流行倚坐佛像和交脚弥勒佛坐像[25]。并且，此二窟不是“才容膝头”的小龛，也不是僧房窟，都有供礼拜的佛殿，为禅观的需要，乐僔、法良很可能造了有关的塑像。如果这种推测不谬，原十六国塑像必曾被损毁。

　　因为，全面重修有3种情况：

　　1.在不破坏原较完整的塑像和泥皮的情况下，对原塑像和泥皮进行覆盖，在覆盖层上进行塑和绘。

　　2.在原塑像和泥皮有所破坏的情况下，新泥皮层覆盖原来的残迹进行重新塑像和绘制壁画。

　　3.新泥皮填充原泥皮、原塑像残掉的部分。

　　此2窟的重修属于第2种情况。

　　因从塑像看，其表面泥皮和颜料层位，与窟内上层泥皮及其底层壁画，为同一层位。且塑像不臃肿，不是在原塑像上重包一层泥皮的形象，也找不到北魏时在残破处修补较早塑像的迹象，现塑像应是北魏重新塑造的。原洞窟的塑像，应该是被基本破坏了。

　　那么是什么情况造成这种严重的破坏呢？只能联想到太武帝灭法。这在麦积山已有例子。虽然敦煌地处偏远，但历史上，凡属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的敦煌地方政府，都会认真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但麦积山早期洞窟经过了焚烧，并且底层泥皮基本被破坏。而敦煌早期洞窟未经焚烧，只破坏了塑像，因基本无壁画或壁画稀疏，泥皮基本被保留下来了。

　　6.反启示

　　麦积山石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开凿时代，目前也还存在着争论。本文由麦积求证莫高，但反过来看，莫高窟早期洞窟，自身应该存在着十六国开凿的洞窟被北魏全面重修的情况，也反证了麦积山石窟现存早期洞窟开凿于十六国，后被北魏人全面重修的结论。两者互证，都不孤立。

　　同时，其它石窟中的早期洞窟，如存在北魏时期和十六国时期开凿之争议时，似也可借鉴麦积、莫高早期洞窟的情况，结合文献和洞窟中的实际层位情况，看看是否能结合北魏重修的情况来考虑，看看是否能结合太武帝首次灭法的历史因素来考虑。如尚未发现新资料来符合此种考虑，就只能暂时以其表面特征所代表的时代为准了。

　　结语

　　结合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有“北魏时全面重修被太武帝灭法破坏的十六国洞窟”的迹象，笔者对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重点从层位关系”方面考察，认为与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在层位关系方面具有相似性，莫高窟早期洞窟也存在“北魏时全面重修可能被太武帝灭法破坏的十六国洞窟”的情况。

　　但早期3个窟的情况各不相同，即：

　　268窟在十六国时期开凿，为前凉（记载中相当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始建）乐僔窟，在复法后到迁洛后不久的北魏时期被全面重修。272窟为乐僔窟之后开凿的法良窟，开凿时间的下限在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在迁洛后不久的北魏时期被全面重修。曾与268、272窟同被认为开凿较早至北凉的 275 窟[26]，应为北魏窟[27]，在迁洛后不久开凿。

　　麦积、莫高现存早期洞窟（麦积 90、165、74、78 等窟，莫高268、272 窟）北魏时期被“全面重修”的文化共性，使各自乃十六国洞窟的“认识”不孤立了。总之，随着各自新证据的发现，麦积、莫高相互佐证，认识趋近于事实。

　　麦积“姚秦五龛”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启示——麦积山、炳灵寺早期大龛是昙曜五窟开创理念和形制的主要借鉴

　　前言

　　以前学术界曾主要从凉州、新疆和印度因素方面探讨云冈昙曜五窟的形成，也曾提到昙曜五窟受到麦积山早期大龛74、78窟的影响[28]。但这些观点均未提到“五窟三世连续理念”的具体石窟模式的来源。笔者认为，除凉州、新疆、印度石窟等地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外，麦积山、炳灵寺石窟的因素则更加直接和具体。

　　一、麦积崖存在姚秦五龛

　　对麦积山石窟人工开凿的90、165、74、78、51窟，根据考古学类型排比，属于麦积山石窟较早洞窟，又参照文献记载，学术界中已有些先生曾推测它们开凿于西秦或后秦[29]。本书前文已重点从早期焚烧文化层位于北魏重修文化层之下，属于太武帝灭法的余烬，洞窟应早于太武灭法的角度；从洞窟在古代麦积崖主要崖面中轴位置的角度；从后秦皇帝注重佛教“三世实有”理念的角度等，基本肯定了此组洞窟为姚秦皇室开凿窟。窟中内容虽经北魏重修[30]，基本上保留了后秦窟中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这组洞窟的开凿要早于云冈昙曜五窟，可称之为后秦皇家石窟中的“姚秦五龛”。

　　过去，在麦积山石窟是否存在姚秦洞窟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影响了对云冈昙曜五窟思路的开拓。

　　而目前，基于以往的推测和进一步的发现，可基本确定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的存在，就应对昙曜五窟的思考有所启示。

　　此姚秦五龛大约应在后秦帝姚兴412年至后秦帝姚泓417年所造（见本书前文中的断代论述。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因麦积崖体均为较粗的水成沉积沙砾岩，遇水会浸透而酥松，故在这段4～5年的时间内，工匠完全可以通过用水逐步浸湿岩体的工作方法，开凿成5个中型洞窟，甚至更多）。

　　显然，从时间的角度上看，“较早”的麦积“姚秦五龛”有条件对“后出”的云冈昙曜五窟的开凿产生影响。

　　二、麦积“姚秦五龛”有为5个帝王造佛龛的迹象

　　恰恰同云冈昙曜五窟一样，麦积姚秦五龛也为聚集在一起的一组洞窟。只不过，昙曜五窟是东西并列1组，姚秦五龛是上下相叠1组。

　　姚秦五龛中，其 90、165 窟左右相邻在上一层，74、78 左右相邻在中层，51窟在下面底层，故一组洞窟分为3层或3个阶段。

　　这种排列较为别致，故可能显示出更深的含义。

　　因为在姚秦历史上，作为一股连续的政治势力的连续统治者也正好是5位帝王，且在时间上可被划分为3个阶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九·后秦录·姚弋仲》载：“乃使使降晋。晋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时年七十三。子襄之入关也，为苻生所败，弋仲尸柩为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苌称尊号，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

　　……姚襄……弋仲薨，襄秘不发丧……与苻坚战于三原，襄败，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是岁晋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礼葬之。苌僭尊号，追谥魏武王。”《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后秦录二·姚苌》载：“兄襄为苻坚所杀，苌率诸弟降于苻生……苌惧，奔于渭北，遂如马牧……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改元，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太元十一年，苌僭继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为景元皇帝……以太元十八年死，时年六十四，在位八年，伪谥武昭皇帝，庙号太祖，墓称原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后秦录三、四、五、六·姚兴》载：“苌薨，秘不发丧……登奔雍，兴乃发丧行服，以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死时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伪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五、五十六·后秦录七、八·姚泓》载：“永和元年，兰既薨，秘不发丧……泓发丧，以义熙十二年，僭即帝位……九月，裕至长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之，时年三十，在位二年……自姚苌白雀元年，岁在甲申，至于是岁，岁在丙辰，凡三十有三岁。”

　　因此，姚秦五龛有可能乃为后秦 5 位帝王所造。即上层的 90、165窟乃为后秦建国称帝之前的两位追谥的帝王姚弋仲、姚襄所造，74、78窟乃为后秦开国和振兴的两位皇帝姚苌、姚兴所造，51窟乃为继承的末代皇帝姚泓所造。

　　而根据5个洞窟中的具体情况看也符合这种推理。5个窟中的主要内容为三世佛和菩萨的连续组合，构成“前后继承一统”的链接，其内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