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记忆

第四章 敦煌的回忆——四十年代一个青年艺徒的探求

　　潘絜兹

　　潘絜兹（1915—）

　　浙江武义人，原名昌邦，1945年初到敦煌临摹壁画，1949年到上海军管会艺术处美术工场工作，1951年调北京参加筹备敦煌文物展览。事毕，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组长。论著有《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接受敦煌艺术遗产》、《敦煌的故事》、《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敦煌壁画服饰资料》等。

　　三十年代初，我来到北平，开始学画工笔人物，拜徐燕菘先生为师。那时学习方法是看和临，师徒建立感情，老师才尽心教，所以首先要“尊师”。在学校一般学不到什么，主要到老师家里去学，这叫“入室弟子”。但这也不容易，老师经常夜里作画，只好跟着上夜班。在这之前，我临过清代改七芗、费晓楼的仕女，风格柔靡。徐老师是学宋元的，要刚健得多，我很钦佩。同时又观赏故宫收藏的一些宋元真迹，便一面临老师的画，一面对照复制品临故宫收藏画。当时的眼界，宋元画是传统绘画的极限，根本不敢梦想能看到时代更早的作品。

　　年青人求知欲无穷无尽，渐渐我感到不满足了，便把目光转向东洋。三十年代正是日本美人画从浮世绘旧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溶合西洋画法大放异彩的时代，出现了镝木清方、上村松圆（女）、伊东神水等大家。我很喜欢他们富有韵律的线条和抒情的色彩，也偷偷临了一点，不敢拿给老师看。学日本画，这在当时倾向复古保守的北平画坛，被认为是没出息的。我那时还有个更没出息的念头呢，想到日本去学日本画。为这还学了几个月的日语。

　　我的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接着北平沦陷，我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也开始了流浪生活。抗战八年，我从前线到后方，当过兵，当过统计员、教员、小公务员、职业画家等等，贫困失业和我结了不解之缘。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艺术的信念。民族感情使我不再对日本画感兴趣了，我想的是曾经哺育滋养了日本的汉唐文化，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越是国家危难，越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唤起民族尊严感。中国人是有志气的，我坚信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

　　1942年，我在四川南充工作，听到发现敦煌壁画的消息，画家张大千正带着弟子和青海雇佣的藏族画工在那里临摹。又看到重庆《大公报》爱国学者向达教授以方回的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文章慷慨陈词，要国民党政府重视祖国文化遗产，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保护敦煌文物。文中有“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么？”这样的话，激起了我强烈共鸣。

　　我怦然心动了。自此敦煌壁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敦煌有六朝隋唐的画呀，那是中国人物画最灿烂辉煌的时代呀，是出现顾恺之、路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的时代呀。我下决心到敦煌去，哪怕看上一眼，死也瞑目。

　　年青人有个闯劲。那时我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从四川到敦煌去可不是件容易事，我却贸然挈带家小，溯嘉陵江北上，第一步到了广元，住了半个月，才找到不花钱的油罐车。到了兰州，不能再走了，投靠朋友，找了份工作又住了下来，这算第二步。

　　兰州和敦煌只隔一条河西走廊，照说爬着去也用不了两年，可是没有料到我却足足艰苦奋斗了两年才迈出第三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没有钱。

　　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学徒、穷青年画家，到了大西北，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要靠自己的艺术先立住脚，才能作第三步的打算。偏在这时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我又失业了。我只好借债卖画度日，而去敦煌的念头却愈加强烈，简直像一条蛇咬着我不放，使我心痛。

　　我不该有家，不该连着生两个孩子，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学画，不该有这个妄念。我简直恨我自己了。

　　可是为了艺术，我还要咬紧牙关奋斗，我必须筹措一笔安家费用，把家小安顿在兰州，使我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在敦煌学习一年半载。

　　于是我拼命画画，准备开画展。一百幅工笔画谈何容易！我几乎牺牲了一切休息和娱乐，埋头作画。爱人忙于家务，我经常要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拿笔。我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借贷。半年之后，我在兰州开了画展，评论不错，也卖了点钱，但还了债又所余无几了，还是走不成。

　　近在眼前的敦煌对我来说却是远在天边啊！

　　不过通过画展，我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对我帮助很大的是高一涵先生，他当时是甘青宁监察使，曾兼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主任（副主任是后来任所长的常书鸿先生）。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才勉强拨出一点经费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正是我初到兰州的时候。

　　一次画展不成，我并不气馁，又进行紧张的艺术劳动。到第二年春节，我带着作品到青海西宁去开画展，由于这次有了得力的介绍人，画展开得很成功，卖了不少钱。回到兰州，安顿了家小，我便开始了新的长征，这已经是我到兰州的两年之后了。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也是最困难艰苦的时刻。一向贫穷落后的大西北，困苦的情况更是难以想象。河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带，正是苦难深重的祖国的一幅缩影。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凛冽的寒风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就在这个最艰苦的岁月，最艰难的条件下像古代求法的僧侣，怀着虔诚，怀着希望，踏上这条玄奘所走过的道路的。

　　那时从兰州到敦煌，汽车要走六七天。一出嘉峪关，就是茫茫戈壁滩，几百里不见人烟，连飞鸟也没有。一种荒凉寂寞的感情紧压在我的心头。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又感到前途茫茫，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怀里揣着高一涵先生写给常书鸿所长的一封辞意恳挚的介绍信，和赠给我的一首长诗，它给了我温暖和希望；但是在兰州我已闻风敦煌艺术研究所要停办了。果真那样，我在敦煌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了。多年失业的痛苦经验，不能不使我考虑这个严酷的问题。

　　但是敦煌啊，我毕竟一步步走近你了，你好像是我热恋的但没有见过面的情人，你怎样来接待我呢？是收纳我，还是拒之门外呢？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我的心也七上八下，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心烦意乱地到了敦煌县城。这里离千佛洞还有四十里，只好住下。第二天一大早，我坐敦煌特有的高轮牛车去“朝圣”，我心急如火，牛车却慢腾腾的，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才到千佛洞。当我在漫漫平沙中发现千佛洞九层楼的屋顶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一个陡坡急转直下，千佛洞豁然展现在我面前了。啊，我第一眼所看到的千佛洞，竟然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一排排洞窟，有的已经坍塌，有的已被沙埋，正像一个美丽的少女，粗头乱发，衣不蔽体，受尽欺凌，被遗弃在这荒漠沙丘中。敦煌，祖国的掌上明珠，难道这就是你应得的命运么？说实在的，看到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千佛洞，我心头却夹着一丝心酸的味道，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挂有“皇庆寺”匾的一座小院内，我见到常书鸿所长，他亲切地接纳了我，从此，我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一个成员，名义是助理研究员。和我一样在研究所工作的画家董希文、张琳英夫妇，周绍淼、乌密风夫妇，李浴等，我们志同道合，更是一见如故。二十来人的研究所在这个荒凉寂寞的沙漠中是一个温暖友爱的集体，上寺就是我们的家。

　　那时我们这个家遭到两件大不幸。一件是刚成立不久的研究所被国民党政府借口经费困难下令停办，遣散工作人员。一件是常夫人的出走。关于后者，徐迟同志写的《祁连山下》基本情况都差不多，我不想多谈。因为在那个乱世、那个环境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年之后，我自己不也遭到类似的悲剧命运么？一个热爱艺术胜过一切的宗教徒式的艺术家，只配享终身孤独的命运。关于前者，研究所奉令停办却威胁着我们一伙人的生存，因为教育部本来就长期拖欠的经费干脆不给了，这比一个家庭的变故要严重得多。我们焦急，常先生更焦急。但是双重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个爱国的正直的有志气和抱负的老艺术家。他到城里借钱借米，让大家喝上稀粥苦度光阴，然后跑到陪都重庆去奔走呼号，终于使中央研究所把敦煌艺术研究所接受下来，算是又找到了个后娘，养活了我们这些沙漠孤儿。

　　我们的物质极端贫乏，生活极端困苦，可是精神却极端愉快。因为敦煌艺术把我们引导到另一个美好的世界。特别是我，在连天的炮火中丧失了一切，在流亡生活中吃尽了苦头，这沙漠里的小小绿洲、座座佛窟，便成了我的人间乐土。在我一生艺术生涯中，在敦煌的一年时间是最紧张、最充实、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我像一个饥儿贪婪地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从敦煌壁画里吸取营养，开始了画风的转变。

　　我们住的一排小土房，炕、桌、凳都是土坯砌的。喝的是含碱很重的咸水，吃的是粗菜淡饭。十天到城里采买一次生活必需品，路途往返要两天。想改善生活，只好去掏麻雀、打鸽子。听不到新闻广播，看兰州报纸要隔十多天，电影戏剧更和我们绝缘，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但并非桃园乐土。生活的困难我们全不在意，最困难的是要从这个现实环境中创造能够进行工作的条件。我们主要从事临摹壁画。纸，必须从四川来，而质地很坏，要自己加工裱褙。笔，都是本地造，简直无法用。颜料则更短缺了，不要说找不到石色，连硬化变质的马利广告颜料也成了宝贝。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学会了矾纸、托裱、修笔和发明就地取材，用红土、黄土、大白等当地颜料。每当一天工作完了之后，聚在一起谈天，大家都手捧一碗土颜料磨研，这几乎也成了一种生活乐趣。我们探讨艺术上的问题，交流工作中的经验。遇到蒙古人来拜佛，便请来当模特儿练习作画。有时也在沙丘中跑马。有了这些年轻人，千佛洞也显得有生气了。

　　洞窟大都很暗，有的伸手不见五指，不能不利用灯光。我们常常要一只手拿洋蜡烛或油灯，一只手作画。灯光照明面积很小，而有的洞窟很高大，要用梯子爬上去看一眼，再爬下来画几笔。有一回我临一个洞窟高处的壁画，梯子在地面够不着，就把它架到桌子上再爬上去，结果梯子在桌面上滑倒了，我从高处摔下来，梯子顶了我胸部，当场就昏厥了，过了许久，才苏醒过来，胸口隐隐作痛，我还是挣扎着画。回所里怕别人着急，也没有敢说，因为所里没有医疗条件，到城里看病又耽误时间。时间，对我来说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一直疼了二十多天才好。那真是豁出命工作的啊！画窟顶的藻井，仰头低头很快就颈部酸疼，就用镜子返照来临摹。画低处，要趴到地上。敦煌的气候冬天特别长，十月就结冰了，颜料凝结，手指僵硬，就更受罪了。为了防冻，董希文发明用烧酒调色。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1950年在北京首次展出的许多巨幅精美的敦煌壁画临本，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产生的，它沁透着我们的心血。通过临摹，我们也体会到古代艺术匠师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我在1953年创作的《石窟艺术创造者》（现归中国美术馆收藏），就是有了这种生活体验之后，经过长期酝酿才画出来的。我甚至想，如果我生活在唐代，很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艺术活动舞台，也可能是寺观石窟。我敬佩感谢这些画史上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这许多艺术财富，我们是他们的后代，也要学习前辈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离开敦煌十年之后，我创作了这幅作品，歌颂古代劳动人民艺术家，也作为对这段敦煌生活的回忆。

　　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烽火连天，哀鸿遍野，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民族牺牲，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在千佛洞消息闭塞，日本投降后十多天，才从参观者口中得知这个喜讯。我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跑到九层楼大殿前使劲撞钟。钟声震响长空，让天国的佛陀、菩萨、天王、罗汉、力士、夜叉、飞天、乐伎，一切亡灵都听到人间这个好消息吧！一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欢呼吧！祝福吧！赞颂吧！

　　可是我们的一颗心却再也安静不下来了。抗战八年，谁不怀念故土亲人呢？于是谈论的话题都转到怎样返回家园的打算上。

　　到了年底，终于一个个都告别了敦煌。对我来说，离开敦煌是依依难舍的，但是眼见同志们一个个离去，怎能无动于衷？我在兰州有个小家庭；在万里迢迢的浙江，还有个大家庭，八年离乱，音讯久绝，谁个不想见骨肉亲人呵，所以也决定作南归之计。我是和李浴同走的，归途中还特别冒着风雪去了一次安西万佛峡（榆林窟）。牛车在沙漠里过夜，大雪埋了我们半截身子。这艰苦的经历是我永志不忘的。常先生体贴理解大家的心情，他含泪送走了我们，自己却不曾走。为了敦煌的事业，他到四川去又招聘一些画家来继续工作。这些同志很多都坚持到现在。

　　我回到兰州，家庭起了变故，爱人离开了我。我真是欲哭无泪，只好带着孩子，收拾起敦煌画稿，心情沉重地踏上了南归之路。这就是我四十年代的一段经历。这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三十岁。

　　附：四十多年后潘絜兹重访敦煌诗作选

　　敦煌忆旧二首

　　再到莫高窟

　　四十年前此滞留，晋唐妙笔苦探求。

　　百般尘念都抛却，晨昏面壁一灯幽。

　　前度刘郎今重到，寻梦年年夙愿酬。

　　千佛有情应笑我，昔日少年今老叟。

　　告别莫高窟

　　相见时难别亦难，四十寒暑一指弹。

　　世尊金面惊变黑，菩萨笑口亦含酸。

　　佛国虚幻不可往，经藏杜撰信无端。

　　人间自有净土在，大同盛事拭目看。

　　原载《文汇增刊》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