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五章 浅谈中外古史的综合研究——史学实现自身价值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史学面对时代的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市场经济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使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部门的史学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许多史学工作者就“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时代大潮前，史学必须“变法图存”，史学工作者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根据社会需求，重新审视史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要自觉更新史学观念，使史学从理论、表述手段到方法论都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中得到新的发展，使史学与剧变的历史阶段合拍，并实现其社会效能。

　　我们不能否认，在挑战面前，社会上又出现了新的“史学无用论”。一少部分史学工作者也产生了茫然甚至悲观情绪，有的人甚至认为“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可以改名了”，“可以不再设立了”。有的人认为中国史可以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中实现其社会功能，世界史中的近现代部分还可面对国际现实，在研究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问题中实现其社会功能。而世界古代史（包括中古史）的内容，既是古代，又是外国，距离今天的现实十分遥远，所以缺乏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这种看法，我不能苟同。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想根据我多年来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何使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其教育功能，实现其自身社会价值的问题，谈谈自己看法，并就教于同行们。

　　二、世界古代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价值不能低估

　　当今的世界，一个民族要走在人类前列，最根本的因素是民族的综合素质。因为一切工作与任务都需要通过人们的活动才能实现，人文科学虽然一般不能直接服务于生产建设事业，但是它们在提高民族综合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空前宏伟的系统工程中，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如果忽视提高民族综合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很难想象如何能从事物质文明建设。

　　历史学与精神文明有着密功的关系。世界古代史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的规律，以便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懂得如何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变革。

　　今天世界上许多社会现象都与世界古代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世界上的民族差别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世界上各种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对各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习惯都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地区，如中东地区、南亚次大陆地区经常动荡不安，其历史渊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东西方从古到今各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等等。所以，不学习世界古代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国家、今天的民族、今天的科学与文化。深入全面地了解世界情况，应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制定国策的主要依据。

　　当前，中华民族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使我们能自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就必须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历史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历史教学中，对一些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形象进行生动的讲述，最能使爱国主义和道德教育深入人心。这类题材不仅中国史中有，世界古代史中也有很多。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中的世界古代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或低估的。

　　三、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有机结合、综合研究是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史学自古就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司马迁的《史记》和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都被认为是当时的百科全书。正因为它们不仅包罗了史学家的祖国的方方面面，还远及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对西亚、北非的记载，都说明我国及西方史学奠基人开创了既研究本国史又研究外国史的优良史学传统。当前，史学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充分继承发扬这一学科的优良传统，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但现状是虽然在中学及高等院校开设“世界史”课程，但它和中国史是两门平行发展的对称课，讲的内容是除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只能算是外国史。

　　在历史教学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研究中国史的很少过问世界史。从事世界史的也很少较深入地涉及中国史，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存在分工过细、缺少全局性观点，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我认为，史学工作者无论从事中国史或外国史研究，或哪一断代、哪一专题的研究，都必须首先要对人类历史发展有个整体的认识。因为，世界是一个由所有民族和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支流汇合成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所以世界史也应体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对整体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应占有的地位。这就要求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应该首先具有世界史的训练和眼光。只有对全人类历史有整体、全面的认识，才可能对所研究的具体国家、具体专题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所居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和其它方面的联系有比较透彻的认识。

　　我们应该提倡史学工作者在教学与研究中要将中外历史有机结合，研究中国史的要多研究点外国史，研究外国史的也要多研究点中国史。这样才可以起到彼此借鉴、触类旁通、互相促进的作用。我认为提倡对中外历史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是史学面对时代的挑战、革故鼎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史学要求有新的发展，并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

　　四、从世界古代史看中国古代史

　　一个国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是对这个国家历史认识的一部分。不认识世界的整体情况，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体国家的国情。从世界史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史，我们会在历史发展中发现很多过去未曾注意到的史实，对于若干平常知道的史实也能发现其更加丰富、更加重大的意义，从而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增加新的认识。这部分内容是世界古代课程中进行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最好教材。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同志都应充分运用中外古史综合研究的方法，深入挖掘这部分内容，以实现世界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社会价值。

　　综观中外古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曾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很值得我们进行综合研究。根据我的理解，仅举数例如下：

　　1.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公元前3000年进入文明地区的只有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地中海中的克里特岛。迟至公元前2000年以后，爱琴海区域的希腊及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区才陆续登上了历史舞台。至于显赫一时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都是在公元前1000年才出现的。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的第一部《东方世界》第一篇《中国》中一开始就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文明还具有其它古国所没有的历史连续性和基本稳定的统一趋势特点。中国文明自夏商以来，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过，还有连续不断的编年记录，这在全世界古代文明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黑格尔又说：“‘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它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国家如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代印度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没有一个未经中断而延续到现在的，有些文明古国不仅早被灭亡，甚至有的古文字还无法释读（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字）。

　　从上古世界文化来看，欧洲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古希腊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这一时期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古希腊，这时出现了如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哲学、天文学、几何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也出现了“诸子纷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科学技术的高潮时期，产生了众多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中国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年）是同一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当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跏趺而坐，冥思苦想，寻找从人生苦难中解脱的方法时，孔夫子也可能正驾着牛车，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宣传其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古希腊主持学园四十年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上古中国在天文学、医学、冶铸技术、养蚕缫丝、水利灌溉等方面在世界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再从世界历史进入封建时代的情况看：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迟早相差很悬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亚洲的一些国家比欧洲的一些国家更早进入封建制时代。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进入古典时代，标志着西方奴隶制文明进入繁荣昌盛时期。同时期的中国，则已大踏步地跨入封建社会，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中国封建经济文化进入发展繁荣阶段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欧才迈着缓慢的脚步，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丧钟声中揭开了封建制时代的序幕，比中国晚了整整一千多年。

　　中古时代早期，上古文明诸如埃及、巴比伦、印度衰落不起，西欧由于被自由而野蛮的日耳曼人所征服，“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庙宇、宫殿、剧场被日耳曼人任意拆毁改修成作战防御工事。日耳曼人鄙视文明，王公大臣大部分是文盲，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公元768—814年）还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中年时期才学习希腊文和书写，据中世纪欧洲著名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记载说，由于查理曼学文化太晚，所以学习“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只能写自己的名字”。

　　中古时代早期的欧洲，由于摧残科学文化、推行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会的统治，西欧文化陷入“黑暗时期”。同一时期的中国则逐渐结束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开拓了隋唐时代的统一。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技文化极为兴盛，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才会认识到现在的中国文明，是上古世界诸文明中直接留传下来的仅有硕果。我们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深入挖掘这方面的内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取之不竭的源泉。

　　2.中国古代各民族的迁徙流动，促进了古代世界东西方经济文化接触、交流、渗透、融会。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国家，仅史籍所载，曾先后出现过至少160多个民族的名称。在古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变迁、各民族之间经济条件的差异，各民族总是不断扩展或更换自己的活动区域，进行或大或小规模的迁徙流动。在历史上这种民族的迁徙流动连绵不断，而且几度形成高潮，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大体呈现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趋势，特别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有几个民族甚至迁移到了中国境外的中亚地区，有的甚至由中亚地带西进欧洲，在世界史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类型的民族迁徙活动应该首推大月氏和北匈奴族。

　　公元1—5世纪，上古世界几大帝国由盛转衰，但从东太平洋向西横过亚欧大陆，几乎同时崛起了四大帝国：东汉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及罗马帝国。著名的丝绸之路把这四个大帝国连成一片，在历史上蔚为大观。其中，地处安息帝国和东汉帝国之旬的贵霜帝国，就是由我国境内敦煌一带古老的游牧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公元1世纪迄2、3世纪，贵霜帝国国势臻于极盛，其统治范围包括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及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贵霜帝国的建立对当时的中亚及四邻各地的影响极为深远，它的建立给西亚、南亚、中亚地区带去了中国经济、文化及政治组织的影响，还通过丝绸之路和各地区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贵霜帝国境内成为当时东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宗教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的大熔炉，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贵霜帝国时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最早来中国传播佛教的都是大月氏人，他们多以“支”字为姓，如支娄迦谶（东汉时代）、支曜、支谦（三国时代）等。佛教文化对语言文字、雕塑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敦煌千佛洞石窟艺术所表现的融合了希腊艺术的犍陀罗艺术风格等。

　　曾充当东西方使者的大月氏族虽然早被融合而不复存在，但他们在历史上对整体世界文明与进步所起过的推动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比较强大的游牧民族，秦汉以来就不断和中原政府发生战争。公元1世纪中期（公元48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南下归汉，北匈奴留居漠北，公元l世纪末期（公元89年，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北匈奴被东汉大将窦宪所破，西迁中亚细亚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几个世纪的生聚繁息，又强盛起来，至公元4世纪，匈奴人越过了伏尔加河侵入欧洲日耳曼人部落居住地，于是引起了欧洲历史上连锁反应式的大规模的“蛮族大迁移”的浪潮。日耳曼人诸部落为了躲避匈奴人锐利的兵锋，纷纷迁入西罗马帝国境内，衰败不堪的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的浪潮中覆没了。从以上史实看出，由于中国东汉政府的攻打匈奴，引起了匈奴西迁，匈奴西迁又引起了欧洲“蛮族大迁移”，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及欧洲奴隶制时代的结束，自此，欧洲进入了封建制的中古时期。

　　总之，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表现为何种形式（如和平迁移或武力征服），从整体和长远的影响看，它在打破民族地域界限，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的融合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都是主要的。在许多中国史的教材中对大月氏及匈奴的西迁活动，一般也只讲到被逐出中国，迁到中亚地区为止，至于他们在世界史总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则很少提及。对中国史上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用世界史的角度看，就会增加全新的认识。这部分内容都需史学工作者在教学与研究中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3.中国古代的大海权时代。

　　近代西方世界性的扩张，是从海权扩张开始的。在技术上主要信赖8、9世纪由阿拉伯商人传到欧洲的指南针和火药之助。但在欧洲人之前，中国曾有过一个辉煌的大海权时代。

　　我国从汉代开始就记载了从南海直到印度东海岸的航程。唐代贾耽，更记下了当时从广州直抵波斯湾头的详尽航程。中国的大海船运载着丝绸、瓷器远航到波斯湾，然后把商品转运至中亚、西亚、非洲一带。

　　从宋、元到明初更是中国的大海权时代，当时从南中国海至印度洋一带海面上只有中国船。1973年至1974年在福建泉州海港所发掘的一艘宋代海船，长八九丈，可乘载二三百人。据史籍记载，当时最大的中国海船可乘五六百至一千人。

　　中国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件是明初的郑和（1371年—1435年）远航活动。公元1405年—1433年（明成祖永乐三年至明宣宗宣德八年），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远洋船队，曾跨南海，渡印度洋，最远到达东非海岸的索马里，距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不过20纬度。郑和远航遍历印度支那半岛、印度、波斯、阿拉伯等30余国。在15世纪前半期，从日本到非洲东海岸辽阔的弧形海面都属于中国的海权范围。

　　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早74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航行至印度西海岸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若不是明朝政府中止了这项伟大的航海活动，中西海上交通的开拓者就是中国人了。

　　从规模上看，郑和首次远航，有大海船62艘，人员27000多人，其中最大的一个船长44丈，宽达18丈。而在1415年成功地绕过望角，在1498年抵达此地的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船队，仅有船4艘，船员100多人。哥伦布首航美洲的船队，仅有船3艘，船员80多人。

　　就15世纪东西方航海活动的客观作用看，它们都极大地扩大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但是，两者所带来的交往，在性质上却迥然不同。

　　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给亚非拉各族人民带来了整整持续300年的殖民主义暴力掠夺的时代，而他们远航本身，就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的开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同西方早期殖民者相反，郑和的远航活动，基本上是与亚非诸国进行和平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郑和为首的中国使团和船队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国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在历史上留下佳话。一边带来的是火和剑，一边送去是的是丝与瓷。这是西方殖民者与我国郑和远航的不同性质的鲜明对照。

　　郑和下西洋，前后近三十年，他和他所率领的数万名船员、外交使节，把自己的青春、精力，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浩瀚无际的海洋，献给了祖国的航海事业。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人类征服海洋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对15世纪东西方航海活动，进行对比研究，是我们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励年轻一代奋发进取的最好材料。

　　像以上这类历史事件还有许多，如张骞通西域、中国四大发明的传入欧洲，等等，不胜枚举，因限于篇幅，仅举以上数例，无非说明把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纳入世界通史的范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可引导青年一代增强对历史整体性的认识，也可使爱国主义教育借重历史，寓于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与感染力之中，而不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表面教育阶段。

　　运用中、外古代史综合研究的方法，从中外古史的结合部分挖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也是当前史学面临时代的挑战，进行自我完善并使自身的价值在发挥教育效能中被社会认同的有效途径。

　　（本文原载于由甘肃省历史学会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之《历史教学与研究论文集》，1993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