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八章 从科举取士到现代教育的发展——甘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位处黄河上游的今日之甘肃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十多万年以前在这片土地上就有古人类在活动，文化教育的发生、发展也源远流长。

　　甘肃教育的发生、发展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生活于原始时代的甘肃先民们为了保证集体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教育后代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与此同时也开创了原始的教育活动，传说中的伏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这些都可视为原始社会从传授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活动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教育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氏族部落从游牧群体转向定居，在定居生活中形成聚落，秦安县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就可看做是氏族部落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遗迹。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至新中国建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甘肃教育的发展作为整个华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封建社会前期官学、私学的广泛设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前期，即从春秋战国、秦、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文化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官学、私学的广泛设立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甘肃东南部的天水、清水一带（属秦国）就出现了最早的私学，私学学生石作蜀等就曾跋涉千里到了鲁国投师孔子门下，学习“六艺”，名列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中。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当时京师及地方的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京师的学校（太学），由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称作博士弟子。汉成帝时（公元1世纪）太学博士弟子曾多至三千人。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令天下设立官学，郡国称“学”，县道邑侯国称“校”，乡学称“庠”。学、校均设经师1人，由精通儒学的官吏担任。朝廷任用官吏大都从京师的博士弟子及郡国推举的孝廉、茂才中选用。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汉代还实行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凡士人入太学读书，本人即可免役，这种政策对促进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各地也相应设置了官学，近年来武威磨嘴子西汉墓出土的《仪礼》469简，估计是汉成帝时期地方官学讲授《仪礼》的学官教本。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南阳人任延拜为武威郡太守，就任后举办郡国官学，采取免除徭役、学优而仕的政策，吸引当地中下级官吏子弟入学接受教育，使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武威郡也成为当时甘肃境内儒家文化的兴盛之地。

　　两汉时期，今甘肃境内的私学教师多为经学大儒，他们一面设帐授徒，一面著书立说。安定临泾（今镇原县）的李恂（约公元l世纪后期至2世纪前期）少年时研习《韩诗》，后设帐授徒，门徒多达数百人。东汉著名军事家皇甫规，安定朝那人（今平凉市西北），晚年托疾归故里，设立学馆十四年，以《诗》《易》教授门徒，门徒多达三百余人。东汉敦煌渊泉（今甘肃瓜州县东）人张奂（104—181年）少年时就学于三辅（长安京郊地区），跟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官拜议郎，后罢官归里，开办私学，讲诵儒经，著有《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弟子多达千人。

　　汉代私人开办的启蒙学校称为“书馆”，教师称为“书师”，课本用《仓颉篇》、《急就篇》等字书，教学童识字、写字。河西出土的汉简中多有字书，估计多为河西书馆遗物。

　　魏晋以来，尤其是十六国时期，中原长期混战，“五凉”政权（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割据于河西走廊，当时中原政治混乱，长期战争，河西走廊偏安一隅，致使中原人口大量流入河西地区，与此同时，中原许多儒家饱学之士也举家向西北转移，为了巩固其封建割据政权，“五凉”各主无不兴办官学、私学，聘请名儒教学，选拔世族豪门子弟入学接受儒家教育。例如：“前凉建立者张轨（公元225—314年）、西凉建立者李暠（公元351—417年）都出身于陇右汉族士族家庭，本人均精通儒学，李暠曾在敦煌修建学校，延请敦煌籍著名的经学大师刘眪（约公元370—440年）讲学，从其受业者多达五百余人。张轨建立前凉政权后，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晋书·张轨传》）。至于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后凉、南凉、北凉的建立者们，也都长期生活于汉族文化圈内，十分熟悉汉文化，他们为了稳定其统治秩序，均采取了推崇儒学、优待士人、振兴学校教育的政策。

　　十六国时期，甘肃境内私学也很发达，“五凉”占据的河西地区尤盛，名儒聚徒讲学，弟子常达数百人之多，敦煌的著名学者宋纤、郭瑀等人均精通经义、多才多艺、设帐讲学，授业弟子甚众。总之，“五凉”时期统治者尊师重教及实行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政策，对促进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兴盛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二、科举制度的兴起、发展与在甘肃境内的推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并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制度是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度创立于公元6世纪的隋朝，到唐朝时进一步趋于完善。宋、元、明、清四朝在广泛推行中，亦有新的发展。一直到清朝末年（1905年）废科举为止，独霸中国教育制度一千多年，其影响力之大不容低估。

　　科举取士制度产生的基础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就已把教育培养人才与由政府选拔任用人才融为一体。如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由他亲自命题，采用策问的方法进行考试，并亲自评阅试卷，选取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并委以高官，这种在汉代教育制度中就已经采用的通过考试选拔任用官吏的做法，为以后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中国自隋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所通用的设科考试、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制度，由分科取士而得名。科举制度形成于隋朝，完备和实施则在唐朝以后，隋统一全国后，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定制，每州每岁保荐文章华美的贡士三人，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公元599年隋文帝又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以前文章取士的惯例。公元607年隋炀帝又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这是科举制度中设进士科的开端，自此南北士人纷纷凭文才的秀美来竞争高低，魏、晋以来凭门阀高低做官的制度，从此为科举制度所代替，科举制度和封建学校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学校培养出来的“士”经过科举选拔入朝做官，科举所考的内容即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

　　唐代国力雄厚，科举取士制度大体在沿袭隋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士”的来源主要是从京师学校来的生徒和州、县学校来的乡贡（在家自学的士人）。唐高祖李渊即位初（公元618年）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代学校分为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太学收中级官员（文武五品以上）的子孙；四门学收低级官员（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孙和普通民家的聪颖子弟；另外又设律学、书学（写字）、算学名额各三十人，招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弟和普通民家子弟。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个为监长。显然，唐代的这些学校主要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

　　唐代科举考试始由吏部主持，唐玄宗时代（公元712—741年）改由礼部主持，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考儒学五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诗赋虽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容易表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文人多愿应考进士科，因此，唐朝的进士科特盛，进士及第人数是百里挑一，明经则是十里挑一，难易悬殊，唐代遂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唐代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

　　唐太宗以后，唐代科举考试方法有了一些修改，因为应试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刻。宋以后科举均用经文，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所以史称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为“八股取士”。

　　唐宋以后，科举取士制度在甘肃境内也广泛推行，唐朝一代，甘肃科举中中进士者有赵彦昭等17人；宋代甘肃中进士者有李仕衡等38人；元代不重科举，统治百年甘肃中进士者仅有10人而已。明朝科举制度更加完备、细密，科目只设进士一科，规定“三年大比”的会考制度。考试采用八股文体，答卷密封编号，考试分为“郡试”（考中者为秀才）、“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会试”（考中者参加殿试）、“殿试”（考中者为进士）。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开乡试科，规定陕西、甘肃“合闱”（合试贡院），贡院设在西安，甘肃诸生赴试因路途遥远，开销过大，有财力赴试者仅十之二三，但就在此条件下，明朝一代甘肃在科举中中进士者也有175人之多，中举人者多达1150人。

　　清朝二百年间科举制度在仿明制的基础上更趋周密，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又设“童试”、“岁试”、“科试”等一系列的考试选拔，选中者才可以参加乡试。清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督甘后，深感甘肃文风不昌，人才匮乏，遂在兴办学校教育的同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奏朝廷，请求在兰州创建贡院，奏疏获准，陕甘乡试分闱进行，在兰州城西北角创建甘肃贡院（今兰医二院址），贡院当年落成，并于八月在新落成的甘肃贡院中举行陕甘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应试者约三千人，比以前赴陕西参加乡试的人多出两三倍。在取中的30名举人中，名列榜首的就是备受左宗棠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才生安维峻，安维峻后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上奏章怒斥投降派的著名谏官，被誉为“陇上铁汉”。

　　左宗棠创建甘肃贡院的壮举，使甘肃文风日盛，人才日兴。清代甘肃士子在科举中中进士者有280人之多，中举人者有1680人之多，在科举取士制度下，形成了学校为科举而设，士子为考试而学的局面。但必须明确看到的是明、清两朝甘肃在科举考试中中举者逐年增多的数字，起码也可折射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甘肃境内的文化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缓慢、持续的发展这一历史事实。

　　三、甘肃境内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明、清两代，在甘肃教育发展史上，还应当值得重视的大事是书院的广泛设立。当然，书院的设立与教学也和科举考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院源于唐代官方藏书、售书的机构。宋代以后演变为儒师讲学、供祀、藏书、考课之地。书院全面普及于明清，全国曾多达7000多所。书院传播学术思想，普及礼乐教化，成为民间知识精英创新思想的集结地和文化思潮的引领力量。书院多选择建于名山秀水、风光幽雅的名胜之地，有的依山为居，有的靠古刹而存。两宋时国内已出现了白鹿洞、岳麓等著名书院。明清两代书院兴盛，并逐步官学化，成为所在地的最高学府和准备科举的场所。甘肃境内的书院始建于明代，明景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段坚（1419—1484）字容思，明甲戌科进士，他在家乡兰州东关段家台（今兰州东方红广场东口）创办了甘肃最早的书院——容思书院，聚徒授课，桃李盈门。明代大学问家黄宗羲在他所著的《明儒学案》中，对段坚推崇备至。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静宁州知州祝祥又建立了陇干书院后，甘肃各地也陆续建立书院，明代甘肃的书院在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以后逐渐趋于衰败，明代甘肃的书院从地理分布上看东南部书院较多，西北部较少。

　　清朝初年，清廷鉴于明末书院的结社讲学，非议朝政，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曾一度禁止开设书院，至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雍正又谕令各督抚在省会地方设立书院，其后府、州、县也相继建立书院，书院遂成为清廷“赖以造士”的主要场所。据《甘肃通志稿》记载，清代甘肃境内（不含分省前的青海、宁夏地区）先后设置书院多达66所，书院的分布也很不均衡，经济较发达地区多，偏远落后地区甚至一个书院也没有。

　　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很少，各书院必设山长一人，山长，即书院的主持人、院长。全面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工作，同时也是书院的主讲教授，山长均由地方主管官员聘请具有进士、翰林等身份的饱学巨儒担任。府、州、厅、县学官不得兼任山长，书院中另设监院、斋长等职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日常事务及督导诸生学业。

　　书院订有繁琐、严格的学规，规定诸生的修身、养性、治学处世等行为准则。书院的课程，一般设有经学、史学、诗词声韵学、书法等几门。诸生按山长规定的读书进度自学攻读，自学中的疑难问题，由山长予以解答。书院有比较严格的考试和奖惩制度，考试内容为《四书》文、八股文、试贴诗、经文、策论等。

　　清代甘肃境内最著名的书院大约有以下几所：

　　1.兰山书院

　　是清代甘肃最早也最大的省立书院，创立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以藏书丰富闻名全国，兰山书院原址在今秦安路的兰州三中。历任兰山书院著名山长有乾隆年间进士牛运震、乾隆年间翰林秦维岳、举人吴镇、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光绪年间进士张国常、翰林张美如等人，皆为一时硕学巨儒。

　　2.求古书院

　　亦为省立书院。原址在今张掖路贡院巷西侧，创立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由当时学政陆廷黻任主持。

　　3.五泉书院

　　清代兰州府立书院，原址在今兰州市五泉山上文昌宫，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4年）由皋兰籍翰林秦维岳等人创建。历任著名山长有翰林刘尔炘等人。

　　4.陇南书院

　　陇南设书院始于明洪武年间，在阶州设武都、兰皋书院（今康县大南峪）。这是陇南较早的书院。到清代陇南置书院达10多处。如建立在古岷州（今定西岷县）的文昌书院，其著名山长有光绪年间的任其昌及其子任承允，父子二人均为进士出身。

　　5.柳湖书院

　　为平凉府立书院。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创建，著名山长有皋兰籍举人李存中等。

　　6.天梯书院

　　又称凉州书院，为凉州（今武威市）府立书院，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创建。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武威进士刘作垣任该书院山长时，教学管理十分严格，史载他“严立课程，不予以暇，坐止语默，绳以礼法，稍有逾闲，呵责立至”，这种对书院的严格管理为清代武威地区的人才培养贡献很大。

　　7.甘泉书院

　　为甘州（今张掖市）府立书院，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都御史王诰初建，后废。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l759年）重建。担任过甘泉书院的著名山长有武威籍副贡生李铭汉等人。

　　在甘肃近代教育史上，还值得提出的是左宗棠任清代陕甘总督期间，除重视启蒙教育在全省范围内倡办“义学”和“私塾”外，还十分重视甘肃各地书院的修复工作，1873年至1880年期间，左宗棠倡导恢复、扩建和新办的书院遍及全省各地，仅在河西地区兴办的书院就有以下几所：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甘州新建南华书院；1875年在镇番（今民勤县）兴建文社书院；1880年（光绪六年）又修复了敦煌的鸣沙书院。左宗棠还移用军饷补充书院经费，亲自评阅科考试卷，在左宗棠的倡导和鼓励下，各地学者、生徒、士子纷纷进书院讲学、受业，学术风气空前热烈。左宗棠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能在经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甘肃重教兴学，推动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这在近代甘肃历史上不能不算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事。

　　在古代甘肃教育史上，从古代的“官学”、“私学”至明、清时代“书院”的广泛设立，我们既要看到它们虽然是为政府选拔官吏及科举取士服务，但也要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重教兴学的措施，为古代的甘肃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而促进了甘肃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四、科举制度的废除及近代学堂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传入，甘肃境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改良书院，传习科学的呼声日高。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甘肃学政蔡金台奏请清廷“变通”书院制度，开设“救时有用之学”。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甘肃总督陶谟提出“科举不能废，而无用之诗赋宜裁，科学纵不能精，而固有之算术宜习”的建议，决定在兰山、求古两书院增加算术课程，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府州县设立学堂，在省城的称为大学堂，在府地称为中学堂，在州县的为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内容分为《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等六个部分。同年，陕甘总督崧藩在兰州主持创办甘肃最早的高等学堂，时称文高等学堂（今兰州大学的前身）。与此同时各州县均将原有的书院相继改为中、小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通令停止科举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甘肃又设立了法政专门学堂。甘肃初步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的新式学堂制度。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甘肃共办起高等学堂2所，师范学堂2所，实业学堂2所，军事学堂2所，普通中学13所，高等和初等小学堂约992所，总计兴办各类学堂约1013所（含分省前的宁夏、青海地区的中小学堂数）。这些近代学堂大都是在原有书院基础上改设的，缺乏新式师资及教材、教学设备，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文化的教学还难以进行，但和原有的科举制度相比，毕竟是一次教育体制方面改革和进步，对甘肃地区来说标志着近代学校教育的开端。在甘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历史作用。

　　五、现代教育的初建与发展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宗旨和学制系统，甘肃省也全面贯彻民国学制，将学堂改为学校；承认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通令禁止读经、废除科举出身的奖励和称号；倡导国民义务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所以，从民国成立到20世纪初，真正意义的现代新学制在甘肃才算初步确立，学校教育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各级在校学生总数由民国元年的2.8万人增加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9.8万人。省、市先后设立教育厅、局，各县划分为学区，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也日趋完善。

　　从20世纪30年代到抗日战争期间，是现代甘肃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和提高的一个历史时期，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东北、东南一带大片国土沦丧，位处西北边陲的甘肃省成为大后方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物资都是通过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甘肃的河西走廊、经当时的黄河第一桥——兰州中山桥运到抗日前线的，当地的兰州市也成为全国抗日的空军基地，兰州上空多次发生过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轰炸兰州市，妄图摧毁中山铁桥的激烈空战，这一时期全省各族各界同仇敌忾，为振兴后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也大力兴办现代教育。

　　二是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及中原地区的一些著名院校内迁，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大量进入西北，为甘肃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高，提供了有利的人力资源。

　　三是这一时期甘肃主管教育的官员中，有的人本人就是曾长期担任过教师、校长出身的行家里手，对全国其它省区及欧美各国教育情况均有较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因此，对本省教育事业这一时期的管理与创新上所作出的突出成绩就不足为奇了。例如20世纪30年代曾较长时期担任甘肃省教育厅长的水梓先生（1884—1973年），他担任过甘肃省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兰州一中的教师、校长兼教导主任，他曾于1913年作为甘肃省的代表，出席由当时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议”，参与审定了6500个常用字的“标准国音”，为后来的“国语”、“普通话”、“汉字拼音字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6年（民国五年）他以甘肃省首届教育会会长身份，代表甘肃省出席了全国教育会成立大会，会后赴直、鲁、江、浙等省考察教育，1919年他又代表甘肃省参加教育部考察团与黄炎培、袁观阔、张彭春等人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此次考察他从欧美各国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1932年起他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对全省教育工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力图缩小甘肃省与沿海各省在学校体制及教学方法上的差距，推动了甘肃现代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甘肃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或修订各种教育法规、制度，使全省教育行政管理日趋完善与正规。

　　2.增设国立高等学校。

　　西北师范学院（前身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内迁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今兰大医学院二院）均为30年代新增设的高等学府。

　　3.将各级学校的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

　　4.改定中等学校校制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并遵照教育部命令以学校所在地名称统一改正校名。

　　5.通令各中小学实行教员专任制。

　　6.为整顿校风，提高教学质量，始办小学、中学、师范生的毕业会考制度。定期举办中小学生成绩展览会。

　　除上述各项外，这一时期还采取充实师范教育，为培养农村师资创建乡村师范学校，兴办了幼稚园（幼儿教育）和女子职业学校；普设了民众教育馆，创办了省立公共体育场（今兰州市红山根旧址），并每年定期举办全省性的运动会；促进了回、藏等少数民族教育；重视外文教育和艺术教育；开展古代文物调查和保护等；增加了甘肃省出国留学生名额，以及各项促进本省教育发展的措施，因此，这一时期是甘肃现代历史上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可以说达到了新中国建立前的最高水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中央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对全国范围内原有的各项教育事业进行了整顿和改造，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逐步得到确立，甘肃的教育事业也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肃教育逐步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教育教学质量逐步提高，现阶段应该算是新中国建立后教育事业的最兴旺的时期。

　　（《从科举取士到近代学堂的建立》一文曾于2001年2月14日发表于《甘肃日报》“西部开发史话”专栏，本文为修改补充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