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探幽

第十六章 以碑石刻铭展示甘肃历史——读流萤著《塔影河声——兰州碑林记事》

　　碑石刻铭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几个最古老文明中心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出现碑石刻铭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碑刻形式之多样，数量之巨大，涉及内容之广泛堪称世界之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对碑石刻铭进行专门研究的国家，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曾对秦代刻石加以著录，在此基础上宋代产生了专门以碑石刻铭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到了近代，金石学又被考古学所取代。中国的古代碑刻不仅承载着大量的文字信息，还是独有的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因此，中国古代的碑刻历来深受世人瞩目，尤为专家学者所珍视。保存至今的古代碑文墓志具有与古代典籍同样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碑刻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倍加珍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国家文物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各地逐步设置了保护古代碑刻的碑林，其中最著名的有西安碑林、山东曲阜孔庙碑林等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了以碑石刻铭展示悠久的甘肃历史，兰州碑林也于2000年初步建成并开始接待国内外众多参观者。兰州碑林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白塔山西峰，在高低错落的庭院中坐落有以草圣张芝命名的草圣阁，四百米长的东西碑廊、碑亭等。登碑林最高点的草圣阁远眺，四周群山巍峨，黄河如带蜿蜒东去，金城景色尽收眼底，初次来到碑林，我为其选址的居高临下、建筑设计的古朴典雅、环境的清新幽静感叹不已！

　　后来，读到了兰州碑林的创建者流萤先生所著的《塔影河声——兰州碑林记事》一书，书的作者回顾了寻访与甘肃有关的碑石刻铭的过程，碑林筹建者们的足迹不仅踏遍了陇原大地，还数度南下北上访古觅踪，求教于知名的专家学者赵朴初、季羡林、启功等人，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指点下，筹建者们除了搜集了一批珍贵的甘肃古代碑刻外，还在全国各地翻刻、拓印了一大批和甘肃古代历史有关的碑额和书法真迹，这个过程既有喜悦，也不乏艰辛。读《塔影河声》，我为兰州碑林创建者们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兰州碑林能有今日之规模，怎能不和他们的一片痴心和奉献精神分得开呢？

　　我不是一个对碑石刻铭有深入研究的金石学家，也不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有素的书法家，我只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观察兰州碑林。我认为兰州碑林的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说是一部以碑石刻铭所浓缩的甘肃历史。勿庸讳言，现在许多外省人一提到甘肃，他们的直接印象就是边远、干旱、贫穷、落后。对甘肃曾经辉煌的古代历史，则不甚了了，补上这一课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责无旁贷。

　　纵观中国历史，可看出甘肃历史文化的积淀非常之深厚。这个区域是我国古代人类活动及文化频繁交流的孔道，从地下发掘的资料表明，自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远古文化，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当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古代的甘肃同样放射着文明的异彩。如陇东的庆阳地区，陇中的天水、秦安一带是周、秦先祖的发祥地。汉唐时代甘肃是横贯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在这片土地上东西方的经济、宗教、文化进行着频繁的交流、融合和渗透。由于甘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央王朝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历代的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经营，即使在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特别是河西一带）地区，仍然是一派兴旺的景象，到了宋、明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生态环境的恶化，甘肃经济才逐渐走向衰落……时至今日千方百计地振兴甘肃经济、文化，当然是我们的头等任务，每个人都应为此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认为，从兰州碑林的建立到流萤先生旨在介绍兰州碑林的专著——《塔影河声》一书的出版，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们对甘肃历史的无知和偏见，这的确是一件极具历史意义的事。

　　兰州碑林的历史内涵十分丰富，例如有广为人知、可作为甘肃文化标志、独具魅力的《敦煌写经》、《秦汉简牍》、《淳化阁帖肃王府本》等翻刻碑；还有闻名全国的《西狭颂碑》、《西夏碑》、标志着西藏作为中国版图一部分的古凉州（今武威）《白塔寺碑》；清朝乾隆年间鉴于甘肃及邻近陕北地区地瘠民贫，被乾隆皇帝恩准豁免粮税的《免粮恩碑》等翻刻碑；以及历史长河中的一些名人，如被誉为书法“草圣”张芝、书法“八分体”的创研者梁鹄，以及李世民、李白、怀素、王仁裕、范仲淹、胡缵宗、邹应龙、安维峻、牛树梅、左宗棠、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于右任、张大千等人的诗书碑。这些历史人物中有的人本身就是甘肃籍人士，例如张芝是东汉时代敦煌渊泉（今甘肃瓜州）人，梁鹄是东汉时代安定乌氏人（今甘肃平凉），唐太宗李世民则是甘肃陇西人士……有的人是来甘肃任官的，有的人是因为得罪了朝廷遭贬斥来到西部的甘肃，有的人是来甘肃寻亲访古……总之，他们都在陇原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和一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史事，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并不常见的诗词和书法佳作。从目前的情况看，兰州碑林中应该收集到的碑刻大体上也都有了，当然也还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兰州碑林可算是由碑石刻铭谱写的甘肃历史的若干篇章，碑林的建成既可以从另一种形式反映甘肃悠久的历史和曾经辉煌的文化，也可以对甘肃历史所知不多的参观者们补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塔影河声》一书的内涵十分丰富，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作者通过对一些碑刻、手札、匾额、楹联搜集过程的叙述，引出了甘肃历史上一些不为人们所熟知或即将被湮没的史事，娓娓道来颇能引人入胜，现仅举数例如下：

　　一、我国古代史上也曾涌现出一批陇籍文官武将，其中让我最敬仰的是一些正气凛然、两袖清风的清官廉吏和一些刚正不阿、不畏权暴、冒死弹劾权奸、上疏朝廷的著名人士，前者有东汉著名的廉吏李洵、盖勋，明代的黄谏，清代的牛树梅等人，后者首推明代继杨继盛（杨椒山）之后，百折不挠地弹劾权奸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兰州籍御使邹应龙和清光绪年间上疏六十多道、严正抨击慈禧太后、李鸿章等投降派，因而获罪的甘肃秦安籍御史，被誉为“陇上铁汉”的安维峻。兰州碑林中收集有他们并不常见的书画墨迹和奏疏草稿等，令人见其字如见其人，有肃然起敬之感，他们的事迹对当今的人们也不乏教育和启迪作用。另外，古代陇籍人士在外地做官影响较大，至今还留下许多题词匾额的首属明代的李梦阳和胡缵宗了，李梦阳是甘肃庆阳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在江西任职时不仅自己创办多家书院，还为宋代所创、被誉为“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题字，至今这一石匾仍完好地保存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旧址，是中华名匾之一。胡缵宗是甘肃秦安人，明代进士、文学家。他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先后担任过山东巡抚、苏州知府等，在这一地带留下不少他的笔迹，如山东曲阜至今留有他写的“金声玉振”四个字的牌坊，为济南著名的趵突泉题下“趵突泉”三个字的石碑，江苏镇江市焦山公园的定慧寺影壁上留有他写的“海不扬波”四个大字，苏州虎丘留有他题写的“千人作”石碑拓片……现在兰州碑林把收集到的这些拓片翻刻成碑展出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二、兰州碑林中展出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涉及甘肃的两幅墨宝：一幅是1922年为了稳定全国政局，给当时任陕西靖国军第六支队司令、著名的爱国将领邓宝珊先生的亲笔信，另一幅是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为甘肃临洮籍留日学生、中华革命党人黄文中（1890—1946）所翻译的日本植原悦二郎著作《日本民权发达史》一书的著名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这个题词流传甚广，甚至出现在当代一些影视作品中，竟将孙中山的这个题词错误地说成现代其他革命领导人的语录，而黄文中为何许人也，已鲜为人知。黄文中（字中天），毕业于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自费留学日本，曾获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学士。回国后任教于多个甘肃中等学校，他博学多艺，人称才子，在诗文、楹联、书法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曾因得罪甘肃当局多年流亡省外。20世纪30年代他滞留杭州期间曾为西湖撰书楹联多幅，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撰写的“西湖天下景”匾额和著名的叠字联：“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落款是“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临洮黄文中书于杭州西湖俞楼”。这副楹联享誉大江南北，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后，上海考区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就以此楹联命题，足见其影响之大。我感慨像黄文中这样的杰出的甘肃历史人物及其事迹随着岁月的推移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兰州碑林又将此楹联翻刻展出，颇具重现历史之功。

　　三、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1899—198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曾来过甘肃，他先后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处临摹壁画，并对其进行编号，曾在那里艰苦工作了两三年时间，为敦煌艺术品的保护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当一段时期来，甘肃省内报刊上讲到这段往事时只是讲甘肃靖远籍进士公、著名的书画家范振绪先生（1872—1960）和张大千的交往和支持，而对于同样和张大千交往颇深，并从物质财富上对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作出极大支持的国民党上将鲁大昌（？—1962）则很少提及，我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这段往事已鲜为人知，也可能是由于鲁大昌本人的一段历史背景的影响导致这件事也被有意隐晦。《塔影河声》一书在介绍这段历史时，不仅标题直书为“张大千和范振绪、鲁大昌的友谊”，还翔实地、以较大篇幅记载了作者在本书出版前曾在我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年近八十岁的鲁大昌长女鲁敬，鲁敬向本书作者详尽地追述了这一历史过程。鲁敬说：“1941年由于右任介绍来拜访鲁大昌后，两人就结下深厚的友谊。张大千来甘肃带的亲眷、随从很多，去敦煌往返均食宿于七里河吴家园（今陆军总院址）的鲁大昌公馆，鲁大昌为其去敦煌临摹壁画除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外，还给张大千介绍了鲁大昌的老友，敦煌本地大商人刘鼎臣就地给张以支持。”在这次拜访中，鲁敬向本书作者出示了她十七岁时张大千为她画的一幅素描画像，以及80年代在美国的张大千闻知鲁敬年老病弱、生活无着，让去美国探亲的儿子张枭给鲁敬带来了一幅张大千的画，是菊花，上边题写了一段话：“七十年辛酉七月十二日，小儿蘧蘧还金城，病中写此寄予鲁敬贤侄……愚叔八十三岁爰。”这段题词意境十分悲凉，原意是让鲁敬变卖此画，维持生计，但鲁敬将此画连同那幅写生画视作珍宝，一直收藏在身边直至2002年岁末她久病故世，现在这两幅画流落何处就不得而知了。

　　若干年来我在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深感历史学的可贵之处首先在其真实性，“不虚美”、“不掩恶”、“秉笔直书”都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毋庸讳言，这一传统现在也在逐渐淡化之中……。《塔影河声》一书中对若干历史的翔实记载体现出对这种史学优良传统的传承精神，实属难得。

　　（本文原载于《甘肃日报》2002年7月23日《文化时空》栏目，修改补充后发表于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甘肃文史》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