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献

珍藏篇：天上图书补石渠

　　兰州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东部，位于东经102°36´，北纬35° 07´。因为是中国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被誉为“陆都心脏”。这里海洋暖湿气候不易到达，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时间较长，春夏界限不分明，夏季时间较短气温高，秋季降温较快。早晚气温差别较大，日照充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便于文献典籍的收藏和保存，加之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兰州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有的出土于兰州本地，有的来自甘肃省或西北地区，甚至全国各地。其中地下出土的简牍与敦煌文献光彩夺目，宋、金元、明、清版古书更是珍品迭出。

　　简牍

　　甘肃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文物大省，拥有众多呈现浓郁地域特色的珍贵文物，简牍就是其中历史价值较高并在世界文化史上闪耀着奇异光彩的珍品。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是书写在简牍和绢帛上的。绢帛因贵重，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使用的文献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不便书写，而且产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书写材料。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所取代。所谓“简”，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一般是每简写一行，偶有两行者。字数则因简的长度及字形大小而异，少者数字，多则数十字乃至百余字。若干简编联起来即成“册”（也写作“策”）。唐代学者孔颖达疏《左传》时说：“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甲骨文、金文中之“册”字为象形字，正是将许多简用细绳编联后卷起的样子。“典”字为双手捧册状，表示对书册的敬重。通常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存放时以末简为轴，字朝里卷起来。这是我国书籍的最早形态。所谓“牍”，实即长方形的薄木板。未书字者曰版，书写字者曰牍，又名为“方”。《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时写在牍上面；当书写内容较多时，超过百字时写于策上。此外，还有觚、签、封检、符传等多种形制。

　　甘肃的东部在战国时期是秦国腹地，西部在两汉时一直为边防要地。甘肃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长期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的作用。这是甘肃拥有大量古代简犊的历史背景。甘肃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长，又多沙石地层，故埋于遗址或墓葬中的木质品，虽年代久远而不朽腐。这是甘肃大量古代简牍得以保存至今的环境条件。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甘肃共有约65000枚简牍面世，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六分之五。它们大都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时代跨度自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类，屯成制度类，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类，日常公文类，名籍、饯粮，器物簿类，诉讼爰书类和杂记类等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简牍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日益深人，涌现出一批专业学者。形成一门国际性显学，甘肃省也因此而享有“简牍之乡”的美誉，其中大部分藏于坐落于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地。下面我们介绍其中的几种：

　　经籍写本《仪礼》简

　　武威城南约30华里处的新华乡汉墓群6号墓曾出土469枚简牍。这批简牍分木质和竹质两种，编为甲、乙、丙三册。简长约56厘米，相当汉制2尺4寸，宽度约在0.5至0.9厘米间。制作精细，正面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先编后写。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至 60余字不等。这组简牍的甲本共398枚简，是存世《仪礼》17篇中的7篇，即“士相见之礼”、“服传”、“特性”、“少牢”、“有司”、“燕礼”、“泰射”，并有经、记、传；乙本共有36枚简，仅存“服传”l篇，并有经、记、传；丙本共有34枚简，仅存“丧服”1篇，并有经、记，无传。可见，此非《仪礼》全本，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习诵的传抄本。

　　简牍医著《治百病方》

　　这批简牍，于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年墓中。共有78枚木简和14枚木牍。木简每简长23至23.4厘米，宽0.5厘米或约1厘米。每简有 35至 37字，三道编纶，先编后写。木牍，长22.7至23.9厘米，宽1.1至4厘米，无编痕，多两面书写，每面有字2至6行不等，每行最多33个字，大部分保存完好。编简尾题“右治百病方”五字。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基本领域，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疑难病症等诸多方面。收录各类方剂30多个，使用药物上百种。对病名、症状、应服药物组合、用量，药物炮制、剂型、服用方法以及针灸穴位、针刺深度、留针时间乃至生活禁忌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医资料。1975年，该简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名为《武威汉代医简》。

　　塞上烽火品约

　　以烽火传递军情的做法由来已早，只是它的具体方法属于军事秘密范畴，外界多不得知。而1973年甘肃居延汉简出土，其中有一部“塞上烽火品约”，为我们认识汉代烽火传递的方式和方法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该简用松木制成，长38.5厘米，宽1.5厘米。除简15、16 略被火残外，其余皆完整。从其用字判断应属东汉初年之物。“品约”是当时的规定和制度，属于部门法令和条例。此简具体地规定了匈奴人入侵扰边时应采取的相应对策。该册书以其内容的完整和重要，书法技艺的高超，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守御器簿

　　该册书1973年肩水金关北第一隧出土，每简长约23.1厘米左右，质地为胡杨木，共20枚木简，大体完整。此简名为“守御器簿”，共记载汉代一个隧在防御之时应准备的五十一种器物，有属于燃放烽火的器具，如大、小积薪、布蓬、布表、烽杆、小苣和钻木取火用的“出火燧”；有属于兵器的长、连梃、长斧、枪、羊头石、木椎；有属于为紧急时储备的干粮和粳米；还有用于值警的狗和狗笼等等。该册书基本上反映了汉塞最基本单位隧的物质装备情况，为今天我们研究汉塞的防御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劳边册

　　该册书1973年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由9枚称为“札”的木简组成，长22.9厘米，宽10.9厘米。此简是当时肩水侯官招待某一劳边使者的开支情况。册书中详列了招待所用的各种物品及其数量、价值。此类记录是我们考察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很好材料，同时也反映出汉代管理制度的严格和完善。

　　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或敦煌卷子。它是指敦煌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初的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和印本文献。这批包括宗教典籍、社会文书、四部典籍在内的古代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我国和中亚历史难得的珍贵资料。

　　敦煌藏经洞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发现，但由于官吏的昏庸无能和莫高窟管理者的愚昧无知，大批珍贵的敦煌文献被纷至沓来的盗宝者抢走陆续流失到英、法、俄、日等国。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清学部始令甘肃“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次年，解送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但在根据学部的命令解京的前后，管理者王道士为了结交官府随意送人，为官者也借机巧取豪夺，将一些写卷据为己有，致使不少写卷流入社会，特别是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皋兰一带。这些流散于民间的敦煌文献，一部分落入在甘肃为官的外省籍人士手中，当他们离去时将其一并携带出省，另一部分则落入了本省籍的官绅之手，留在了甘肃境内。这后部分敦煌文献，除少部分后又流往外省，建国前后，大部分相继成了甘肃省各级文博、图书部门的藏品。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全六卷），对甘肃省各级文博、图书部门藏有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调查统计。据统计，全省十一个文博、图书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和极少量的吐鲁番出土的非敦煌文献有696件。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2件，甘肃省图书馆32件，西北师范大学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9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3件，甘肃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l件。

　　可见，藏于兰州的敦煌文献主要分布在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永登县博物馆和甘肃中医学院等地。其中许多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特别是一些北朝写经、唐代宫廷写经、佚经和具有校勘价值的佛经写卷，以及一些四部书和社会文书，尤为珍贵。

　　北朝写经中之上品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绝大部分为唐代写经，北朝写经则很少。然而兰州所藏的敦煌文献中，则有相当数量的北朝写经。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法句经卷下》，卷尾两则题记是升平十二年和咸安三年沙弥净明的两次诵经记录。前凉张天锡割据河西，但不忘晋室，常遣使奉表，奉晋正朔。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所用晋室年号，常超过实用年数。卷尾所题升平十二年即为晋太和三年（368年），咸安三年即为晋宁康三年（373年）。所以，此卷应写于公元368年之前。就现在所知，应为国内外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写本之一。其书体仍保存有汉简文字沉雄朴茂的风格和信笔书写的汉晋余波。起笔处尖锋直入取代了隶体“蚕头”回笔的繁复；收笔处铺毫重按，具有较浓的隶捺余韵；转折处多不提笔转锋，以求疾劲；向左一撇继承了楷体滥满期的撇法；下面一钩，时而似隶，时而似楷，是隶楷的混合体。该卷的书体，充分显示了“简书”向“经书”过渡初期的字体特点，展现了“经书体”楷法初期的特有风姿。1997年，该卷被定为国宝。

　　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和《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五》，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等写卷，均属北凉时期的写经。其共同特点是：格式规范，庄重严整；纸质精良，肌理晶润；字呈方形，用笔劲健；寓锋芒于浑朴中；结构宽博，气宇轩昂，超凡脱俗。显然非一般书手所书。这些写卷的书体，隶意较浓，是隶书向楷体转化时期较早的一种书体，可以称作隶楷体。在敦煌、酒泉出土的北凉石塔铭文中可见其魂；在高昌故城出土的沮安周时期的造佛寺碑文中，也可窥其影。它们与北凉佛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显示出了独特的“北凉气质”。

　　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九陈如品第十三之一》、《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菩萨品第四》和《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现病品第六》等写卷，从纸张、规格、形制、字体方面看，当为北魏写经。这些写卷，经文书于既薄且细的白麻纸上，排列格式虽然很规范，但似有变体的趋势。在庄严的写经中，透露出自己独有的风姿。真乃灵山墨韵，寓锋于中；笔笔顾盼，字字呼应。横笔尖锋挺入，收笔或顿或按，力蓄其中，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些北朝写经，为我们研究北朝的佛教和文化，特别是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

　　唐代宫廷写经

　　唐代的君王、太子、后妃等多信仰佛教，他们往往令官府造经，藉以供养祈福。这些写经，就称之为宫廷写经。兰州现藏敦煌文献中属于宫廷写经的有：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无生品第二十五》，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狮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无生品第二十六》，西北师范大学所藏《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安乐行品第十四》等。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虽然没有一般唐代宫廷写经尾部的一长串题记，但从纸、墨、字体、形制等方面看，显然也是宫廷写经。从该卷“世”、“愍”字缺笔以避太宗讳可知，大约书写于唐太宗以后。其书写“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宜和书谱》语），端庄严谨，浑穆古峻；小中得以见大，字字珠玑。既展示了唐代楷书的严谨法度，又体现了唐代楷体的传承变化。其书写格式和字体的筋骨之韵，皆可堪称唐代宫廷写经中的典范。本卷卷首下部有“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月三十日，于右任敬观”款，并钤有“右任”朱文方印。1997年，此卷被定为国宝。

　　佚经和佛经写卷

　　佚经，是指历史上已经失传的佛经。兰州现藏敦煌文献中属于佚经的主要有：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说祝毒经》、《佛图堂所化经》和《佛说阿难律经》，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坛法仪则》和《楼炭经略》一卷等。

　　兰州现藏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佛经别译本和精抄本，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例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说八师经》，敦煌藏经洞仅出土这一件，将其与现刊本《大正藏》所收东吴时月支居士支谦译本相较，文字出入很大。此件当属支谦译本的别译本。再如西北师范大学所藏的《大方等陀罗尼经护戒分卷第四》，是早期的密教经典，北魏写本，敦煌藏经洞虽出土7件，但“卷第四”却仅此一件。与现刊本《大正藏》所载该经比较，72行字竟有38处互异，其校勘价值之大不言自明。

　　兰州所藏敦煌文献这些佚经、佛经的别译本和具有校勘价值的精抄本对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四部书和社会文书

　　四部书指《李翰自注〈蒙求〉》、《三国志·步骘传》、《说苑卷第二十反质》和《文选·运命论》，现今都藏于坐落于兰州的敦煌研究院中。《李翰自注〈蒙求〉》是儿童启蒙课本，采用韵语介绍历史和传说人物故事，又能识字又能学习典故知识，较此之前以认字为主的蒙书大大前进了一步；《三国志·步骘传》，北朝写本，是现存《三国志》最早的写本之一，全卷存440字，与现行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同的就有 41字；《说苑卷第二十反质》，汉刘向《说苑》原有二十篇，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只得五篇，北宋曾巩（1019—1083年）从士大夫间得十五篇，才为全本。敦煌研究院所藏的这件为隋至唐初写本，比曾巩取自士大夫的本子要早得多；《文选·运命论》，是隋代写本，早于广为流行的唐李善《文选》注本，内容更接近于原著。

　　此外，兰州所藏的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珍贵的社会文书。例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唐人奴婢买卖市券副本》、《腊八燃灯分配龛窟名数》、《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太平真君十一年至十二年历》、《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粮食入破历》、《北魏禁军军官籍簿》、《天安二年令孤归儿课》、《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愿文》等，都具有很高的校勘和史料价值。

　　珍善本书

　　宋版书

　　宋代刻书公私并举，非常兴盛，但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多方面的原因，宋版书现今极为罕见，据日本研究古典文献并且对宋版书很有研究的教授阿布隆一统计，宋版书在中国大陆有1500多部，台湾省有840部，日本有890部。其实《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有一些新的发现，而且世界其他各国也有少量的收藏。但日本学者阿布隆一的统计数据已是大多数，可见现今存世的宋版书确实不多。但地处西北的兰州就藏有10种左右，主要藏于坐落于兰州的甘肃省图书馆等处。下面我们精选几部介绍：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一卷》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宋衢州刻本。《三国志》原书六十五卷，现甘肃省图书馆仅存一卷，即《蜀志》第五卷。每页10行，每行19字，小字双行23字，花口，上镌大小字数，左右双边。该书记载了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现存一卷是记述蜀国诸葛亮事迹。《四库全书》收录此书。

　　《通鉴纪事本末》

　　宋代袁枢撰，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刊本。原书为四十二卷，现甘肃省图书馆仅存第二十六卷之第9页和第40页两页。每页11行，每行19字，花口，左右双边。该书记载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四库全书》所收即为这一版本。《天禄琳琅书目》、《平津馆鉴藏记》、《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记》、《楹书隅录》、《善本书室藏书志》、《皕宋楼藏书志》等均有著录。

　　《汉隽》

　　宋林越撰，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刻本。此书十卷，8册。每页9行，每行15字，小字双行30字，大黑口，左右双边。该书是一部字书，它取《汉书》中古雅之字，分类编纂50篇，每篇即以篇首二字为名，亦简附原注。《四库全书》收录此书。作者林越，字伯仁，龙泉（今浙江遂昌县属地）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61年）进士。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

　　周庄周撰，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宋刻本（具体年代不详）。此书十卷，8册。每页11行，每行12字，小字双行25字，黑口，左右双边，版心镌刻工姓名。《南华真经》，《庄子》别名，唐天宝二年（743年）二月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故以书名。此书33篇，为庄周的代表作。

　　《新刊唐陆宣公集》

　　唐陆贽撰，为陆贽别集，南宋孝宗时刻本。此书二十二卷，6册。每页10行，每行20字，大黑口，四周双边，前有唐权德舆《序》。该书收有制诰、奏草、奏议等，内容广泛涉及中唐的社会历史问题，对当时的财政、经济、军事情况、藩镇割据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切论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资治通鉴》就采用陆贽奏议达39篇之多。作者陆贽（754—805年），嘉兴（今属浙江）人，唐代著名的政论家，唐代宗大历年间进士，身任翰林学士，官至宰相，卒谥宣公。

　　元版书

　　元代刻书可与宋代媲美，所以言版本者，至今宋、元并举。据清代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统计，元代刻印流通的图书，经部为804种，史部为477种，子部为763种，集部为1098种，共3142种。但元刻本流传至今不多，而坐落于兰州的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元版书20余种。我们也精选几种介绍给大家：

　　《纂图互注荀子》

　　周荀况撰，唐杨倞注，元翻宋刻本。此书二十卷，10册。每页11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25字，黑口，四周双边。《荀子》，共32篇，记述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况的主要观点。作者荀况，即荀子，又名荀卿、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其学术思想源于儒学，但吸收了老子、宋钘尹文等学派自然天道观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人定胜天”的著名唯物主义观点，同时吸收孔子、墨子思想中重视人事经验的成分。

　　《范文正公集》

　　宋范仲淹撰，元刻本，前有苏轼元祐四年（1089年）序。此书二十卷，8册。每页12行，每行20字，左右双边。《范文正公集》收范仲淹所撰诗赋五卷，共计268首；杂文十五卷，共计165篇。作者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卒谥“文正”。

　　《郑所南先生太极祭炼内法》

　　宋郑思肖撰，元至大元年（1308年）刻本。此书一卷，2册。每页10行，每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作者郑思肖，字所南，连江（今属福建省）人。

　　《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

　　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元刻本，前有宋乾道三年（1167年）陆之渊音义序，唐刘禹锡序及编辑者姓氏。此书二十卷，12册。每页13行，每行26字，小字双行，大黑口，四周双边。该集收有柳宗元的诗文多篇。作者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曾参与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柳州刺史所以又称“柳柳州”。他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同列于唐宋八大家。

　　《新编方舆胜览》

　　宋祝穆编，元刻本。原书七十卷，现甘肃省图书馆仅存第四十九、五十卷一册。每页大字7行，每行14字，小字14行，每行23字，黑口，左右双边。《方舆胜览》为地理总志，博采经史子集、稗官小说、金石、郡志、图经，按南宋十七路行政区划，分记所辖府、州（军）建置、沿革、疆域等十二门，尤详于名胜古迹，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者祝穆，名丙，字和甫，建阳（今属福建）人，从师于朱熹，酷爱地理。

　　《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

　　宋范浚撰，高梅编，元至顺刊本。此书八卷，4册。每页12行，每行20字，大黑口，单边。《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收进策五卷，多评论当时时事，诗三卷，分古体、近体两种。作者范浚，字茂名，兰溪（今属浙江）人。

　　《大学衍义》

　　宋真德秀撰，元代翻宋本，每册首末页钤章“乾隆御览之宝”。原书四十三卷，2册，现甘肃省图书馆仅存第二十三卷至二十八卷。每页11行，每行21字，黑口，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不等。该书内容为格物、致和、诚意、正义、修身、齐家等。

　　《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

　　作者不明，只知为元刻本。原书卷数不清，现甘肃省图书馆仅存一卷，是国内仅有的孤本。每页10行，每行22字，黑口，单边。

　　明版书

　　明代官私刻书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宋、元。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著录明代官私刻书2500种。可见其数量之多。不仅如此，在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也都远胜前代。兰州所藏的明版书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中医学院等地，其中以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居多。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明版书数量可观，仅收录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就有640多种。这里收藏的明刻本版本较为齐全，基本包括明代的各种版本，年代跨度较大，除明初外，基本贯穿明朝各个时期，内容广泛，囊括经、史、子、集及丛书各部，其中珍品繁多。有许多孤本、足本（无缺卷，未删削）、抄本、活字本和名家精校、精注的精本，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例如《书经直解》十三卷、《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历代君鉴》五十卷、《群书考索·后集》六十五卷、毛晋汲古阁三十余种刻书、无锡华氏铜锡活字本数种和蓝格、红格、黑格抄本十余种等。其中佛国天书——《永乐南藏》更是珍品中的瑰宝。

　　《永乐南藏》

　　《永乐南藏》是一部佛教大型经典丛书，它经过了四百多年的风雨历程，迄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坐落于兰州的甘肃省图书馆。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我国的三大宗教之一。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和引进。在雕版印书之前，主要以写本形式流传，或刻于石上，被称为“石经”。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达，刻经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各代刻印的藏经主要有：北宋的《开宝藏》、《崇宁万寿大藏》，辽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赵城藏》，宋元间的《碛砂藏》，元代的《普宁藏》，明代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代的《龙藏》等十七个版本，其中七个为官刻本，十个为私刻本。

　　明代刻经事业非常发达，其第一部官刻大藏经是《洪武南藏》，但永乐六年（1408年）藏于南京天禧寺的刻板，被火烧毁，印本传世也极少。《永乐南藏》开雕于永乐十年（1412年）完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是《洪武南藏》的再刻本，但内容稍有改动。紧接着明代又刻了一部《永乐北藏》。

　　《永乐南藏》刻成后，经版藏于南京报恩寺内，由南京礼部祭祀请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永乐南藏》不是原印本藏经，而是明肃王朱绅尧及其母妃陈氏在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599—1600年）施资印造的。印刷完运到兰州后，分藏于五泉山藏经殿、嘉福寺（又名木塔寺）、普照寺（址今兰园）。但藏于五泉山藏经殿和嘉福寺的两部均被同治年间的战火所毁，普照寺所存的一部就是今天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这一部。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明朝还制定各坊请印的三种不同纸质和装帧等级：上等用连史纸，中等用公单纸，下等用打连纸。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永乐南藏》是用上等优质的连史纸印刷的，上下裱纸和经帙，全用花纹锦缎装裱。它的版式为经折装，板框为24厘米，每印板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每版开头与前一版的粘接处，刻有千字文编号和册数、版数、刻工姓名等。这部藏经以千字文编号，始“天”终“野”，共638函，1612种，6364册，一般每函十册，多者十三四册，少者六七册不等。经内几乎每版都钤有“金城普照寺印”记，从卷尾阅读者的题记看，不仅有兰州各大寺院的主持长老，还有来自本省县市和外省僧人阅读过。

　　据文献记载，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永乐南藏》，在四百年的历史岁月中，多次遭到劫难，但由于僧俗和各界人士的细心保护及时补抄，才得以流传至今。这部藏经共补抄过四次：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普照寺主持清锡、徒弟从澈、孙真涌补抄26册；第二次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嘉福寺东塔院检藏弟子普绂补抄2册；第三次在1920年，惠霖后裔本义补抄10册；第四次在1941年至1942年，间月庵长老将全部经卷从费家营请回城里，他向各方募捐，请人抄补，历时19个月，共补抄17函，88册，挖补357册，并更换了部分包经皮。其实在藏经的保护和修补中还有许多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以身殉职。这部《永乐南藏》正是在他们的呵护下完好的保存下来，成为一部研究我国佛教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清版书

　　清代刻印的图书称清刻本。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兰州所藏的清版书数量繁多，版本齐全，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中医学院等处。这里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略作介绍。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国外称“康熙百科全书”，居世界百科全书之冠。

　　此书原名《古今图书汇编》，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康熙中期陈梦雷等编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完成初稿，未刻，雍正时，又命蒋廷锡等重新增订，雍正三年（1725年）书成。

　　雍正四年（1726年），第一次以铜活字排印。其版式为；框高20.6厘米，广13.6厘米，每页9行，每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插图用版刻。全书一万零四十卷，装订5020册，分开化纸和太史纸两种印本。至雍正六年（1728年）仅印刷完64部，因印数少，流传不广。1934年，中华书局根据此本进行影印，这是目前人们常用的一种版本。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分“汇编”、“典”、“部”三个等级排列资料。总共六汇编：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三十二典：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坤舆、职方、山川、边裔、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艺术、神异、禽虫、草木、经籍、学行、文学、字学、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六千一百零九部，“部”是三级中最小的类目，“部”下又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编列资料。此书把中国几千年的史料和特殊人物，用简单的项目，都叙述其中。读者只要按目录依时代顺序查找，就可以查到所需的专门资料。由于它所辑录的各项内容，往往是将原书整部、整篇或整段地抄入，而且不加任何改动，因而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古籍。其中引证也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名、篇名和作者，为查考原书提供了丰富的线索。综上所述，该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分类细密，条目清晰，体例完善，用途广泛，远胜前代类书。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64部铜活字印本，在270余年中经历了频仍战火、水患虫蚀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和人为的损毁，如今中国大陆仅存6部，甘肃省图书馆就藏有一部。其余5部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此外，中国台湾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有收藏。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收书共3461种；存目6793种，中国古代重要典籍基本上都已包括在内，元以前的更为完备。

　　这部丛书是清乾隆敕编的。乾隆皇帝弘历即位后，很注意访求遗书，编纂典籍，曾经多次下诏求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十二月间，安徽学政朱筠，奏陈了开馆校书之议，奏章共计四项，其中第二项是请校《永乐大典》，择其稀见之本辑之，以备著录。在大臣争议之后，乾隆采纳了朱筠的建议，下诏设立专门机构承办征书、编书、辑校诸事。于是由辑校《永乐大典》遗书，一变而为着手《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馆遂开，并诏令纪昀和陆锡熊总其成，但陆锡熊入馆后不久就去世了，纪昀一直担任总纂官。

　　《四库全书》对古籍分类沿袭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但比过去更为详尽，经部又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共四十四类。凡所收的书，在书首都写提要一篇，将提要合起来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当时清统治者为了翻检之便，命纪昀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书二十卷，只载已经著录的书，不收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详一略，同时刊行。

　　《四库全书》究其版本来源，主要有敕编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进本、私家进献本、通行本六类。其中清代开国以来敕编诸书二百余种、内廷藏书即内府本三百余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选中刊刻的即大典本三百八十余种，其余均为各省采进本、私家进献本和通行本。

　　当《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之初，乾隆皇帝就命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样式，建阁储存，于是北京大内的文渊阁、奉天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建成并储存了四部。后来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因命再缮全书三部，分别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各阁所藏均为抄本，以上等开化榜纸抄写，封皮用江南织造局特制绢料制作，用绿、赤、青、褐四种颜色分别代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且以函为单位分置于楠木匣中，衬上夹板，束以丝带，整齐划一，古雅美观。原来的副本藏于京师翰林院，但后来毁于战火。这七部《四库全书》如今只剩下三部半。文源阁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全毁，文宗阁和文汇阁书均于太平天国时期在战火中焚毁，而文澜阁书在咸、同之际就已散佚，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建文澜阁时陆续进行了抄补。现存完整的三部为文津阁、文渊阁和文溯阁书。文津阁经纪昀三次复校，在目前应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民国四年（1915年）由当时北洋政府运到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即后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渊阁书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随古物南迁，运到上海，后来又迁到重庆，现存于台湾；文溯阁书民国三年（1914年）运存北京，民国十四年（1925年）运回沈阳，后来运抵兰州，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此书共6144函，36313册。经、史、子、集四部书衣也分别用春夏秋冬四季之色：绿、赤、青、褐装潢。用细腻、柔软、不易折毁可以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书页为红色双边栏、界格、半页八行。书口鱼尾处写“钦定四库全书”，下为书名及页码，每册页首盖“文溯阁宝室”朱印，尾页盖“乾隆御览之宝”。

　　碑刻书帖

　　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等处珍藏了许多碑刻书帖。以肃府本《淳化阁帖》、乾隆《御制诗》书帖为代表。

　　肃府本《淳化阁帖》

　　肃府本《淳化阁帖》的祖本是宋本《淳化阁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人搜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入自汉至唐19家帝王的亲笔书法，第二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入自东汉至唐代67家的书法作品；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收入自仓颉至张旭等17家的书法；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法；第九、第十卷为王献之书法。《淳化阁帖》卷帙内容浩繁，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扛鼎之作，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但刻成后不久即毁于火。原本《阁帖》在元代已不易见到全套。书法家赵孟頫记载他所得到的《阁帖》十本，已是几次拼凑而成的。到了明代，行草书非常流行，《阁帖》中绝大部分是古代名家的书札，行草字体为主要内容。所以习行草的书家没有不临习《阁帖》的。明中叶翻刻《阁帖》的，最著名的有四家，分别是袁褧、潘允亮、顾从义和甘肃蕃王府（俗称肃府）的翻刻本，其中明朝肃王府在兰州由宋刻本摹成的版本，是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而又保存较好的一部法帖原石。洪武初年，天下初定，明太祖朱元璋为“固边守防”之大计，命其第十四子肃庄王前往西北甘州领藩，并赐其一部宋刻《淳化阁帖》。肃王将其珍藏于肃王内府，秘不外传，代代交接。万历年间，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张鹤鸣得到其友人李子崇所藏的一些枣木板阁帖，前来拜谒肃宪王朱绅尧，并恳请将所带阁帖与肃府所藏两相比照勘校。肃王拿出所藏，李子崇与之相比，称其“大不类世所传本，如古法帖数段久已欠缺，兹本独全，的为宋拓无疑”。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王命姑苏人温如玉（字伯坚）、南康人张应昌（字用之）将阁帖摹刻上石，书碑未成，肃宪王朱绅尧薨。世子朱识继承乃父遗志，先后历时七年而成。肃府本《淳化碑帖》用一百四十四块富平石刻成，收藏于肃王府东书院遵训阁内，被视为珍宝。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部将贺锦攻克兰州，肃府本《淳化阁帖》数方碑石被毁，还有部分散落民间。到了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官陈倬到任之初，目睹阁帖残破之惨状，即组织人工财力将残损阁帖竭力补刻整齐，为阁帖的修葺完善书写了重重的一笔。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陕西提督王辅臣举兵叛清，十四年二月攻陷兰州，又将阁帖碑石作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三月，清军征伐叛军进攻兰州，叛军欲将阁帖碑刻当作炮架，移置城防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这时兰州知州徐某获悉，急忙赶到王府，冒死力救，叛军才未作军用，然而部分刻石仍难逃恶运而遭遇破坏。光绪末年，兰州籍翰林刘尔炘将王府阁帖移至兰州府文庙尊经阁（今兰州市第二中学内）保存，并新刻木板释文40块，以臻完备。抗日战争时期，兰州人为保护阁帖，又移碑帖藏于官园丰黎仓内的地窖之中。日本投降后移出，重新安置在文庙尊经阁内，此后受到甘肃教育家、留学美国并荣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的赵元贞的长期保护。直到1966年，碑帖原石被移至甘肃省博物馆珍藏。如今，历时三百八十余年、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密室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终于得以重刻面世，耸立于兰州碑林。今天我们看到立于兰州碑林中经历风雨不倒的肃府本《淳化阁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兰州文学源远流长、绵延不息的活力与生命力以及它身上所凝聚的无数兰州儿女的心血与梦想。

　　乾隆《御制诗》书帖

　　甘肃省图书馆有几件清代宫廷藏乾隆《御制诗》书法作品，它们是梁诗正书《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于敏中书《御制冰嬉联句》、蒋溥书《御制咏左传诗》与朱珪书《御制诗》（两册）。这些书法作品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与收藏价值，弥足珍贵。

　　梁诗正书《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

　　纸本，经折装，前后有木夹板。高24厘米，宽15厘米，共7页。四周单边，边高19.4厘米，宽24.2厘米，无竖栏。前夹板正中刻《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扉页上部正中钤“避暑山庄”方印，首页卷端题“立春后一日召大学士内廷翰林重华宫赐宴联句”，卷尾落款题“乾隆岁次乙丑春正月梁诗正奉敕敬书”，并钤连珠印“臣诗正”“敬书”。卷尾钤宫廷收藏印三枚：正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左中“宜子孙”方印和左下“三希堂精鉴玺”长方印。卷末副叶正中上部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方印。从所钤印鉴可知，《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曾藏于承德避暑山庄。

　　于敏中书《御制冰嬉联句》

　　纸本，经折装，前后有木夹板。高25.2厘米，宽15厘米，共12页。四周单边，边高19厘米，宽23.7厘米，无竖栏。前夹板正中刻《御制冰嬉联句》。扉页正中上部钤“避暑山庄”方印。首页卷端题“冰嬉联句”，卷末落款题“臣于敏中奉敕敬书”，钤连珠印“臣敏中”、“敬书”。该页还钤宫廷收藏印五枚：右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左上“古希天子”圆印、左中“宜子孙”方印、左中下“石渠继鉴”方印和左下“养心殿鉴藏宝”长方印。卷末副叶中上钤“太上皇帝之宝”方印。从所钤印鉴可知，《御制冰嬉联句》曾藏于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养心殿，并被收入宫廷书画目录《石渠宝笈》重编。

　　蒋溥书《御制咏左传诗》

　　《御制咏左传诗》上册，纸本，经折装，前后有夹板。高16.2厘米，宽11.8厘米，共12页。四周双边，有蓝色界栏，栏高13.8厘米，栏宽2.1厘米。前夹板正中刻《御制咏左传诗》。扉页正中上部钤满文方印。卷端题“《御制咏左传诗》上册 四十六首”，卷尾落款“臣蒋溥敬书”，并钤连珠印“臣”、“溥”。首页正中上部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末页钤宫廷收藏印三枚：正中上部‘古希天子”圆印、正中下部“石渠宝笈”长方印和右下“宝笈三编”方印。卷尾副叶钤满文方印，文字与扉页满文方印同，显系同一印鉴。卷端虽题“《御制咏左传诗》上册 四十六首”，但实为26首。从卷尾所钤印鉴可知，此件已被收入嘉庆二十年（1815年）英和、黄钺等人奉敕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中。

　　朱珪书《御制诗》二册

　　朱珪书《御制诗》共二册，一册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册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朱珪书《御制诗》（乾隆三十四年），纸本，经折装，前后有夹板。高18厘米，宽11厘米，共11页。四周双边，朱丝栏，栏高15.3厘米，栏宽1.8厘米。前夹板正中刻《御制诗》。扉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卷端直书诗题“题廓然大公八景”，卷末落款“臣朱珪敬书”，并钤连珠印“臣朱珪”、“敬书”。首页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古希天子”圆印、右下“石渠继鉴”方印和左下“宜子孙”方印。卷尾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右下“宝笈重编”方印和左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长方印。书末副叶钤“五福五代堂宝”方印。从印鉴可知，此件确系宫中之物，并被收入《石渠笈宝》重编。《御制诗》（乾隆三十四年）所收诗篇，见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至八十一。共计七言绝句21首，即《题廓然大公八景》8首、《题邹一桂写生小册》8首、《万松寺》3 首、《题唐寅品茶图》1首、《王蒙东山草堂图》1首、五言律诗《微雨》1首，七言律诗《咏柳絮》1首，总计23首。

　　朱书《御制诗》（乾隆三十六年），纸本，经折装，前后有夹板。高18 厘米，宽11厘米，共8页。四周双边，朱丝栏，栏高15.3厘米，栏宽1.8厘米。前夹板正中上部刻《御制诗》。扉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卷首直书诗题《峦影亭》，卷尾落款“臣朱珪敬书”，并钤连珠印“臣朱珪”、“敬书”。卷首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古希天子”圆印、右下“养心殿鉴藏宝”长方印和左下“石渠继鉴”方印。卷尾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右下“宜子孙”方印和左上“宝笈重编”方印。卷末副叶中有“德寿殿宝”方印。从印鉴可知，此件曾藏于故宫养心殿、德寿殿，并被收入《石渠宝笈》重编。《御制诗》（乾隆三十六年）所收诗篇，载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三。包括七言绝句6首，即《峦影亭》、《见春亭》、《画舫斋口号》、《题阅古楼》、《邻山书屋》、《古遗堂口号》；五言律诗14首，即《静憩轩》、《延佳精舍》与《题王翚摹古十二帧》，总计20首。